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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第1集

 廿氏春秋 2022-06-16 发表于四川

公元前403年 戊寅

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

【原文】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白话】(周威烈王)首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姚注】晋国始封于周成王时期,首任国君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姬虞,国名最初是“唐”,其子姬燮继位后改国名为“晋”。在长年的权力争夺和分裂内乱中,晋国公族宗室日渐凋零,政权和土地逐步被诸卿大夫所攫取。至春秋中期,晋国政局由十余家卿大夫所控制。经过更加激烈的兼并,至春秋晚期就只剩下赵、魏、韩、智、范、中行氏六家,即所谓“六卿”。公元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赵、魏、韩四家共同瓜分了范氏和中行氏的领地。前453年(晋哀公四年),赵、魏、韩三家联手灭智。此后,晋国领土中仅剩绛和曲沃两座城邑由国君控制,其余皆为赵、魏、韩三家所有。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赵、魏、韩三家为诸侯国君,史称“三家分晋”。司马光认为这是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资治通鉴》即是由此年开始写起。为此,他还特别撰写了长达一千多字的评论。

【原文】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白话】臣司马光认为:我听说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等级,等级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礼教就是纲纪。什么是等级?等级就是君臣上下有别。什么是名分?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这些官爵身份的高低。

【原文】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白话】以四海之幅员辽阔,万民之人数众多,却都不得不受制于某一位统治者。即便是才能出众、智慧超群之人,也终究不敢不为统治者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因为有礼教作为纲纪吗?所以,天子统领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人百姓。高贵者支配低贱者,而低贱者接受高贵者的支配。在上者驱使在下者,就好像是人的心腹运用手足;在下者侍奉在上者,就好像是人的手足保卫心腹,树的枝叶保护本根。这样,才能上下互相保护配合,使得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在天子的职责中没有比维护礼教更重要的了。

【原文】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①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②;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③。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白话】周文王在推演《易经》的排序时,以乾、坤两卦为首位。对此,孔子解释道:“天在上为尊,地在下为卑,由此确定乾坤的位置。天地的尊卑确定后,人事的贵贱也就明确了。”这就是在说,君臣之间的上下就像天地一样不能互换更改。《春秋》这本书在记载史料时,刻意贬抑制诸侯国君,尊崇周王室。但凡是周王室的人,即便其身份地位不高,也要在排序时将其置于诸侯国君之上,足见圣人(孔子)对于君臣分际的特别重视。如果不是因为这边碰到夏桀、商纣这样的昏庸暴君,那边又遇上商汤、周武那样的仁德明主,使得人民归附而上天保佑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就应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竭力维持。因此,如果微子代纣王而担任商王,那么由成汤创立的商王朝基业就可以永配上天;如果季札担任吴国的国君,那么开国祖先吴太伯的祭祀也不会中断。然而,这两位宁可国家灭亡也不担任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大节绝不可遭到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等级。

【姚注】

惓惓,音quán,恳切、忠谨的样子。

②微子,商王帝乙的长子,商纣王的庶兄。商纣王继位后,微子因多次劝谏不从而逃离。

③季札,吴王梦寿之第四子。梦寿有四子,长子名诸樊,次子名馀祭,三子名馀昧,四子名季札。梦寿生前曾有意立季札为君,因季札坚辞不受而改立长子诸樊。梦寿死后,诸樊继位,在丧期满后有意将王位让给季札,季札再次坚辞不受。彼时,吴国人皆有意立季札,于是季札离开王室,像普通百姓一样耕作,吴人这才作罢。前548年,吴王诸樊去世,临终前留下遗言将王位传给二弟馀祭,且此后要一直这样兄终弟及传下去,直至王位传到季札手中,以实现父王梦寿之生前夙愿。前531年,吴王馀祭去世,临终前依诸樊之言将王位传给三弟馀昧。前527年,吴王馀樊去世,临终前依言将王位传给四弟季札,这次季札再次拒绝并逃离。吴人无奈之下,只好将立馀昧之子僚为吴王。

【姚论】司马光上一段先阐述礼教的重要,紧接着这一段阐述等级的重要,因为礼教进一步落实就是等级。然而,司马光的这段论述不管是在论据上,还是在论证上,都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司马光说,除非遇到了桀纣之暴,汤武之仁”,否则都应该去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这句话乍看起来颇有道理,可事实上,由于它给出的标准太过极端而又模糊,以至于在政治实践中必定会引起混乱。举例来说,如果君虽然是暴君,但却没有暴到桀纣那种程度,那还要不要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如果臣虽然仁德,却也没有仁德到汤武那种程度,那还要不要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如果君是桀纣,而臣却非汤武,那还要不要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如果君非桀纣,而臣是汤武,又要不要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再说了,桀纣真如传说中那般昏庸暴虐吗?汤武真如传说中那般英明仁德吗?恐怕未必,就连孔子的学生子贡也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意思是说:商纣王并不如传说中的那么坏,所以君子千万不能沦落到失败低下的位置,一旦如此,那天下的坏事就都要归到他头上了。甚至,我们应该反过来说,就是因为有太多人不守君臣之分,帮助汤武打败了桀纣,汤武才变成了英明仁德之君,而桀纣也才成了昏庸暴虐之君。至于司马光用来作为论据的两个道德楷模,更是经不起推敲。

先说微子,他虽是纣王的长兄,但他是庶子,因母亲身份低贱而根本不具有继承王位的资格(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商纣王虽然是弟弟,但他的母亲是正宫王后,他自己是嫡子,继承王位是理所当然的(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史记·殷本纪》)。因此,司马光所谓的“微子代纣”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微子根本就不具备此项资格,也根本没有人会支持他这么做。不仅如此,微子的道德水准也非常值得怀疑。周武王灭商后,微子持殷商的祭器来到周武王的军门前,脱衣露肉,双手反绑,左边的随从牵着羊,右边的随从拿着茅,自己则用膝盖爬行以恳求周武王的宽恕。于是,周武王释放了微子,恢复了他原先的爵位。(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史记·宋微子世家》)史书上说微子贤能,但除了曾经劝谏过商纣王,劝谏不从就逃跑外,还真看不出有什么贤能之处。当时,远居在孤竹国(今河北秦皇岛一带)、与商王朝关系疏远、原本准备投奔周文王的伯夷叔齐,在途中遇到周武王伐纣大军时,曾极力叩马劝谏他不要“以臣弑君”,更不应该在父亲新丧之际就大动干戈。在得知周武王灭商成功的消息后,二人发誓不食周粟,宁肯饿死在首阳山上。相比之下,作为正宗的殷商王室,纣王的亲哥哥微子,在劝谏不从后逃跑避祸也就罢了,却居然还在武王灭商成功之际,持殷商的祭器来到武王的军门之前,肉袒面缚,膝行求饶,其道德品格实在令人难以恭维。殷商固然是亡在纣王手中,但司马光说如果微子能够代纣为商王,则殷商的王业就能永配上天,恐怕也很难说得过去。

再说季札。司马光认为季札不肯担任吴王是为了维护礼教,而礼教最重要的就是等级,就是臣要听君的话,子要听父的话,弟要听兄的话。可是,季札的君让他继位而他就是不听,这岂非不忠?季札的父让他继位而他就是不听,这岂非不孝?季札的兄让他继位而他就是不听,这岂非是不悌?全国百姓都让他继位而他就是不听,这岂非不仁?司马光说他是维护礼教等级,我真搞不懂他究竟维护在哪了?或许季札最初还能以“弟弟在排序上不能逾越哥哥”为借口而不继任吴王,结果诸樊兄弟还特意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下来,为的就是排名第四的季札能够名正言顺的继位。可是,季札仍然在三哥馀昧死后拒绝继位,你这又是什么道理?如果说季札认为按照礼教必须父死子继而不能兄终弟及的话,那他当初就必须坚决反对三位兄长之间的继承关系,否则就是眼睁睁看着三位兄长破坏礼教。如果说季札认为兄终弟及没有错的话,那他又有什么理由违背父兄之命而拒绝继位呢?他已经是当仁不让,无可逃避了啊!所以,按照司马光的逻辑,季札不但不是什么礼教的坚定维护者,恰恰相反,他是个礼教的彻底破坏者,因为无论是为臣、为子、还是为弟,他都没有做到伏死守节,而显然他的父兄都“非有桀纣之暴”。

季札破坏礼教的结果,是导致吴国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宫廷政变、骨肉相残。在季札拒绝继任吴王之后,吴人立老三馀昧之子僚为吴王,因为僚是现任吴王之子(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馀昧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馀昧之子僚为王——《史记·吴太伯世家》)。可是这样一来,吴国的公子光不干了。公子光是老大诸樊之子,他认为,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老三馀昧死后应该由老四季札继位。现在既然季札不肯继位,兄终弟及的路线走不下去,还得回到父死子继的话,那当然得是由老大诸樊的儿子继位了,怎么能轮到老三馀昧的儿子继位呢?(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史记·吴太伯世家》)

于是,公子光暗中招贤纳士,意图刺杀吴王僚,并最终通过专诸刺杀成功,夺得了王位,是为吴王阖闾。可以说,这场宫廷悲剧完全是由季札破坏礼教所导致的,司马光却说“如果季札继任吴王,那么开国祖先吴太伯的祭祀就不会中断。可是季札为了维护礼教大节不遭破坏,宁可国家灭亡也在所不惜”,这当真是匪夷所思,莫名其妙。更何况,吴王阖闾是吴王梦寿的长子长孙,他当吴王怎么就让吴太伯的祭祀因此中断了吗?此外,吴王阖闾也并非昏君,相反他还是位雄才大略之主。短短几年时间,吴王阖闾就做到了国富民强,兵精粮足,之后重用伍子胥和孙武等不世出的奇才,攻破楚国都城,称霸中原。吴国日后灭亡,是在阖闾之子夫差继位后因志得意满而放松警惕,最终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偷袭得手,但这无论如何怪不到当初的季札不肯继位头上吧?怎么能说是季札为了维护礼教而宁可亡国呢?

由此观之,司马光这段论述貌似言之凿凿,实则漏洞百出,令人难以恭维。

【原文】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白话】所谓礼教的精义,就在于能分辨贵贱,排列亲疏,裁决是非,处理事务。没有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不同的名位来分别称呼,用不同的器物来分别标记,然后才能够上下分明,井然有序,这也正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和器物都不要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够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曾经为卫国立有大功,但在论功行赏之时,他却谢绝赏赐的封地,而却请求允许使用象征贵族身份的繁缨。对此,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因为封地多给点少给点没关系,但唯独名位和器物是不能随便乱给的,那是君权的象征。如果不坚持政治原则,那么国家就会跟着灭亡。卫国的国君期待孔子能为他处理政事,但孔子却认为首要之事在于正名,因为名位不正就会使得老百姓手足无措。繁缨,这只是个小玩意,但孔子却对其倍加珍惜。正名,这只是个细节,孔子却将其置于优先。这实在是因为一旦名位和器物混乱,那么上下关系就无法维持了。任何事物,没有不是产生于细微之处而逐渐发展变大的。圣人在思考问题时眼光长远,所以能够谨慎地处理细节问题,从而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好。普通人则由于见识短浅,所以每次都要等问题严重后再来处理。处治细节上的问题,用力小而成效大;挽救已经显著的弊端,则竭尽全力也未必能够成功。《易经》上说:“当你发现脚上踩着霜时,就应该知道结冰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了。”《尚书》上说:“每天都要处理成千上万的日常琐事”,谈的都是这类问题。所以说:维护等级最重要的就是匡正名位。

【姚注】

仲叔于奚,复姓仲叔,名于奚。公元前589年,卫国与齐国在新筑交战,结果卫军大败。幸好在新筑平民仲叔于奚的领兵救援下,卫军统帅孙良夫才得以逃脱危难,将军队带回国。为此,卫穆侯本拟赏赐他一处封邑,但仲叔于奚谢绝了,他想要的是卫穆侯准许他使用贵族才能使用的繁缨,而卫穆侯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

繁缨:指古代天子、诸侯所用辂马的带饰,是贵族身份的象征。繁,音pán,是马颈上的饰物;缨,是马胸前的饰物。

【姚论】司马光在上一段阐述了等级的重要后,这一段紧接着阐述名位的重要,因为礼教进一步落实就是名位和器物。司马光以仲叔于奚和孔子的故事为案例,指出正名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它不能因军功大小而改变混乱。可我们也知道,后世商鞅变法的核心之一就是奖励军功(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重出身,还是重军功,这是儒法之争的主要分歧之一,今后我们还会多次谈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家思想更能顺应潮流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孔子和司马光都是有差错的。

【原文】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①,请隧于襄王②,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③,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

【白话】呜呼!自从周幽王、周厉王失德以来,周朝的运道日益衰退,政治纲纪散乱崩坏,处下位的反过来欺凌处上位的,处上位的权威被取代。诸侯国君不经周天子同意就恣意征讨他国,卿大夫则擅自干预国内的朝政。从大体来看,礼教十成中已有七八成遭到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基业之所以还能够延绵不绝,正是因为周朝的后裔仍然能够坚守名分的缘故。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曾对周王室建有大功,为此他请求周襄王准许他死后使用天子才可以用的“隧葬”的礼仪。对此,周襄王没有同意,回复他说:“这是天子的礼仪。既然没有改朝换代,就不可以允许有两个天子。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叔父您也是会极力反对的。否则的话,叔父您有的是土地,大可以自行举办隧葬之礼,又何必来请示我呢?”于是晋文公因畏惧而终究没有敢违反礼教。

【姚注】

①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前637年,周襄王为笼络翟人而立翟国女子为后。前636年,周襄王又废黜翟后,引来翟人兴师问罪。同时,周襄王的继母惠后想立自己的儿子叔带为王,遂派党羽作为翟人内应,引导翟人攻入都城。周襄王仓皇逃往郑国,被安排居住在泛邑。前635年,晋文公出兵护送周襄王回京重夺王位,杀死了叔带。

②请隧:请求死后可以通过隧道下葬。按照礼制,只有天子死后下葬时才能先凿个隧道,通过隧道将棺材抬至墓穴。诸侯国君死后下葬,只能是将棺材是从地面用绳直接缒下至墓穴。

③叔父:晋文公和周天子都是姬姓,古时天子称同姓诸侯为叔父或伯父。

【姚论】周襄王对晋文公的答复,前半段出自《左传》,后半段节选自《国语》,司马光把这两段拼在一起,给读者的感觉是襄王义正言辞地拒绝,文公因畏惧而不敢有违。可事实却并不完全如此,《左传》的部分(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是全文摘录,而《国语》的部分(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只是摘取了襄王长篇大论中的最后一句。倘若读到《国语》中的答复全文,读者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现全文摘录如下:

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弗许,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馀,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先王岂有赖焉?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足以供给神祇而已,岂敢厌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临长百姓而轻重布之,王何异之有?

今天降祸灾於周室,余一人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其叔父实应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岂敢有爱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创制天下,自显庸也,而缩取备物,以镇抚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辞之有与?若犹是姬姓也,尚将列为公侯,以复先王之职,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

我们看周襄王的答复全文,他首先花了大量的篇幅阐述礼仪制度的重要性,如果不能坚守住这些礼仪制度,那天子就完全没有权威了。这话自然是没有错,但问题在于晋文公难道不知道这些吗?晋文公当然知道,周襄王也知道晋文公知道。可周襄王明知道晋文公知道,却为何还要花大量篇幅来阐述呢?因为周襄王没有实力,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否则真要以天子的权威,周襄王只要如《左传》中的一句“王章也”就足以把晋文公打发了,何至于喋喋不休地扯出那么长一大串?

紧接着,周襄王再次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感谢了晋文公的恩德,但其它感谢方式可以有,天子礼仪是真不能同意。因为这样一来,自己这个天子就根本不像天子,其它诸侯也不会拿他当天子看了。所以接下来,周襄王用半哀求半悲愤的口吻说:“如果叔父您能将德政发扬光大,统一天下而后改朝换代,那么您就是名正言顺的新天子,自然就可以使用天子的服饰礼仪,而我也许已经被您流放边疆,那又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如果叔父您仍然保持姬姓,还是只位列公侯的话,那就不要使用天子的礼仪了。我觉得叔父您还是应该努力弘扬德政,那么您想要的东西,该来自然都会来的。您现在让我为了答谢您的恩德而改变天子礼仪,那让我如何向祖先交待,又如何向百姓交待,又如何能再推行政令。要不然的话,叔父您有的是土地,以后自己挖隧道举行葬礼就是了,我又怎么样呢?”

由此可见,周襄王完全没有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所表现的那样义正言辞的权威。事实上,他已经彻底被晋文公逼到无路可走的境地,就像汉献帝被曹操逼到无路可走一样。周襄王的态度非常明显:要么就你来当这个天子,那样你自己想怎样就是怎样。既然你还愿意让我当这个天子,就拜托你给我最基本的尊严。其实你想干什么,我哪里还敢管得了你?你自己去做就是了,何必还要逼着我同意,我还能有点面子吗?

如果晋文公心里真的尊重周天子,就根本不会提出这样非分的请求。就算他因为内心实在想要而终于忍不住提出非分之请,那也不会听完周襄王如此哀怨的长篇大论,而是应该在周襄王刚开口拒绝就立刻请罪认错。显然,《国语》说文公“遂不敢请”是比较贴切的,《资治通鉴》说文公“惧而不能违”则言过其实。如果非要说晋文公有什么好畏惧的,那也是自己的实力还不够强大,所以他非常务实地放弃了“请隧”的虚名,而选择接受周襄王赐予的大量土地,以扩充自己的势力。

632年,即文公请隧后又过了三年,晋文公在温邑会见诸侯,想由自己率领诸侯来朝见周天子。可是,晋文公又担心自己的势力不够大,怕有诸侯会背叛自己,遂派人去通知周襄王到河阳来。孔子在读史书看到关于晋文公的这段记载后说:“诸侯是不能召见天子的,所以我在作《春秋》时将这件事写成“周天子在河阳打猎”,就是要对其用一种隐讳的说法。”(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史记·晋世家》)

正是在这次会盟上,正式奠定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而周天子这次也不得不亲自出面配合晋文公演出。由此可见,畏惧礼教的从来就不是晋文公这样的雄主,而只是孔子和司马光这样的儒家学者。只有他们,才会整天在礼教没有被破坏时声嘶力竭要维护礼教,在礼教破坏后又拿不出什么解决方案,只能是千方百计打圆场,甚至不惜为此删减文字、篡改用辞。

【原文】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白话】因此,当周王室的土地已不比曹国和滕国更大,周王室管辖的人口已不比邾国和莒国多时,却仍然能在这数百年来充当天下共主,即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不敢有所欺凌,这是为什么呢?只不过是因为周天子还保有天子名分的缘故罢了。至于鲁国的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以他们自身的权势,已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之所以终究不敢这样做,难道是因为力量不够或心中不忍吗?不是的,那只不过是因为恐惧僭犯名分而招致天下人的一致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将晋国瓜分了,周天子不但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擢升加封,使他们得以位于诸侯国君之列,这就使得周王朝最后仅存的一点天子名分都无法守住而彻底放弃了。那么,先王流传下来的礼教到此就算是丧失干净了!

【姚论】司马光为了论证礼教名分有震慑权臣不敢“逐君而自为”的功效,列举了季氏、田常、白公、智伯四人为案例。遗憾的是,他这次又犯了严重的举证错误。其中错得最离谱的是“白公之于楚”。

481年,白公在朝堂上袭击并杀死了楚国重臣令尹子西、子綦,又劫持了楚惠王,将他软禁起来后也准备杀死,只是由于楚惠王的随从背着他逃走了才作罢。于是,白公自立为楚王。一个多月后,楚惠王的属下和前来援救的叶公联合进攻并杀死了白公,楚惠王由此复位。可见,在这个案例中,白公既驱逐国君,又自立为王,完全不存在司马光所谓不敢“逐君而自为”的问题。

接着说田常。田常,即陈恒。田氏本陈国公族之后,汉代为避文帝刘恒的名讳,宋代为避真宗赵恒的名讳,是以后世史书多称其为田常。齐简公在位时,田常与监止担任左右丞相。田常内心非常忌恨监止,而监止的族人子我也正想方设法除掉田常。齐简公内心偏向监止和子我一方,却又迟迟不能处理田常。最终,双方交战的结果是田常获得胜利,子我与监止败亡。齐简公也只能跟着逃走,在逃亡途中被田常的属下抓住并杀死,田常拥立简公的弟弟为国君,是为齐平公。可见,田常何曾如司马光所说的不敢“逐君”?他都已经弑君了。当然,田常确实还没有自立为君,但他已经完全掌控朝政,国君只是他手中的傀儡。约一百年后,田常的曾孙田和废齐康公而自立为国君,并且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史称“田氏代齐”。显然,田常没有自立为君,并非全因对礼教有太多畏惧,只是觉得眼下的时机尚不成熟。就如同曹操没有以魏代汉,司马昭没有以晋代魏,只是想把这事交给儿子来办而已。

再说季氏。鲁桓公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庆父、同、牙、友。桓公死后,嫡长子同继承了君位,是为鲁庄公。其余三子就是后来的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大家族的始祖,因其皆出自于鲁桓公之后,所以又被称为“三桓”。自宣公时代起,鲁国公室日益衰落,国政逐渐被三桓所操纵。三桓之中,又以季孙氏的势力最为强大,季平子驱逐过鲁昭公,季康子又驱逐过鲁哀公。因此司马光所谓的不敢逐君,在季氏这里同样是不成立的。至于季氏之所以没有自立为君,主要是因为他势力还不够大。虽说是三桓中实力最强的,但还远没有强到可以无视孟孙氏和叔孙氏的程度。事实上,季孙氏是需要通过与孟孙、叔孙两家的紧密合作,才能一起对抗鲁君、掌控朝政的,又怎么可能自立为君呢?

最后说智伯。智伯的情况与季氏非常接近,他虽然也是晋国大夫中实力最强的,曾经驱逐过晋出公,但赵、魏、韩三家的实力同样不弱,并且最终就是赵、魏、韩三家联手灭了智伯,那么智伯又怎么可能自立为君呢?

综上所述,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司马光的“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这句话时,就会发现里面漏洞百出。首先,这四家权臣都曾经驱逐过自己的国君,根本不存在什么“不敢逐君”的问题。至于“自为”,白公是自己就做了的,田常是留给后代做的,季氏和智伯是因为实力不够而没法做的,但他们都只是自认为时机成熟时就做,时机不成熟时就不做,都根本不存在什么因为畏惧礼教的问题。

【原文】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白话】也许有人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周王室已经非常衰弱,而三晋的势力则非常强盛,就算周王室想不承认三晋,那又有什么用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三晋的势力虽强,可他们如果胆敢不顾天下人讨伐而违背道义、侵犯礼教的话,就不必来请求周天子批准,自立为诸侯国君就是了。如果没有向周天子请求批准就自立为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诸侯国君,就必定会尊奉礼义而去征讨。现在三晋已经向天子请封,而天子又批准了,那就是奉天子之命而成为诸侯国君的,谁还能去征讨他?所以,三晋被列于诸侯,不是三晋破坏礼教,而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礼教。

【姚论】司马光认为只要周天子坚持原则,就一定能够守住礼教名分,但他的论证同样是漏洞百出。

首先,司马光说,“虽然三晋实力很强,但如果他们真敢侵犯礼教的话,那就不必请示周天子,自立为诸侯国君就可以了。他们之所以还要请示周天子,就足以表明他们不敢侵犯礼教。”这个推断显然是有逻辑问题的,对于三晋来说,当然是先请示周天子,周天子不同意再采取其它强硬手段。就好比某人要进入房门的话必定是先拿钥匙开锁,如果开不了锁就会想办法把锁撬了,如果锁撬不开才会考虑破门而入,哪有一个人不先尝试简单便捷手段就直接使用复杂暴力手段的?因此,司马光以三晋请示周天子为由就断定其不敢自立为君,就相当于看到某人用钥匙开锁进门就断言它不敢破门而入一样可笑。

其次,司马光说,“如果三晋不经请示而自立,就属于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诸侯国君,就会尊奉礼仪而征讨。”显然,司马光的说法是一种假设,假设天下有齐桓公、晋文公就如何如何。可问题来了,当时的天下有齐桓公、晋文公吗?答案是没有,按照司马光的逻辑,天下不就是因为没有齐桓公、晋文公才搞到礼教崩坏的吗?天下如果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早就该出面维护,还轮到现在吗?周天子封三晋为诸侯是在公元前403年,而自从前434年晋幽公继位以来,晋国公室出于畏惧心理,竟然主动去赵、魏、韩三家君主处主动朝拜。这难道还不够礼教崩坏的吗?可三十多年就是这么礼教崩坏过来的,也没见有哪个“桓文之君奉礼义征之”。现在赵、魏、韩三家的势力日益强大,而周天子和晋公室的势力日益凋零。晋国公室都可以自降两级,反过来主动朝拜三家大夫,那你让周天子又能怎样?他不过是把三家大夫提升一级,到与诸侯平起平坐的级别,又有什么无法接受的呢?司马光对周天子痛心疾首,却怎么不见他对晋公室痛心疾首呢?怎么不见他对当时没有桓文之君而痛心疾首呢?

再次,即便天下有桓文之君,可他是否真的会如司马光所说的必奉礼义而征之”呢?齐桓公对周天子表面上还算客气,周襄王在赏赐祭肉给齐桓公时曾特别指出齐桓公不必下拜,但齐桓公却以维护天子威严为由而坚持下拜了。可晋文公对周天子是什么态度,我们前文已有详细叙述。齐桓公下拜受胙是在前651年,他在对待周天子的态度上还是能谨守本分的。晋文公请隧是在前635年,他就已经开始谋求在地位上与周天子平等了。到了前606年,楚庄王竟然主动问起周朝九鼎的大小轻重,这就是有取周天子而代之的念头。从齐桓公到晋文公,再到楚庄王,他们对周天子的态度越来越恶劣,这或许并不只是由于道德问题,原因更多在于周天子的实力越来越弱,而霸主的实力越来越强,所以他们也越来越有资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短短四十余年,霸主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更何况在三家分晋的前403年,周天子的实力权威又衰弱了两百年。此时别说已没有桓文之君,就算真有桓文之君,你觉得他们还会尊重周天子吗?司马光还盼着“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真可谓是痴人说梦。

【原文】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白话】呜呼!君臣之间的礼教既然已经崩坏,于是天下人便开始以智谋和武力争雄,这就导致当年受周朝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的后裔,江山社稷相继沦亡,百姓也遭到涂炭而几乎灭绝,这岂不是太令人哀痛了?

【姚论】司马光将三家分晋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性事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我们说“战国七雄”,如果不是晋国分成韩、赵、魏三国,又怎么会有“七雄”之数呢?可是,司马光非要把它往礼教上扯,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在三家分晋以前,天下就不是以智力相雄长的了?更可笑的,司马光竟然把国家灭亡、社稷沦丧、生民涂炭之事全部怪在三家分晋所导致的礼教崩坏上。我们要反问的是,诚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既然这些层出不穷的弑君亡国之事皆发生在春秋时代,那么司马光又怎么能把所有的帐都算在三家分晋头上呢?所以司马迁接下来说:“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礼教的维护,是必须要有实力做后盾的。随着周天子的实力日益衰退,礼教崩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三家分晋之后的礼教确实比之前更加糟糕,但那是因为三家分晋之后的周天子实力比之前更弱,它本身就处在一个不断下跌的趋势之中。司马光过于强调三家分晋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只要周天子不承认三家分晋,礼教就不会更加崩坏,国家就不会被灭亡,生民就不会遭涂炭,这也实在太过书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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