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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03年 戊寅 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 【原文】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白话】（周威烈王）首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姚注】晋国始封于周成王时期，首任国君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姬虞，国名最初是“唐”，其子姬燮继位后改国名为“晋”。在长年的权力争夺和分裂内乱中，晋国公族宗室日渐凋零，政权和土地逐步被诸卿大夫所攫取。至春秋中期，晋国政局由十余家卿大夫所控制。经过更加激烈的兼并，至春秋晚期就只剩下赵、魏、韩、智、范、中行氏六家，即所谓“六卿”。公元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赵、魏、韩四家共同瓜分了范氏和中行氏的领地。前453年（晋哀公四年），赵、魏、韩三家联手灭智。此后，晋国领土中仅剩绛和曲沃两座城邑由国君控制，其余皆为赵、魏、韩三家所有。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赵、魏、韩三家为诸侯国君，史称“三家分晋”。司马光认为这是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资治通鉴》即是由此年开始写起。为此，他还特别撰写了长达一千多字的评论。 【原文】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白话】臣司马光认为：我听说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等级，等级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礼教就是纲纪。什么是等级？等级就是君臣上下有别。什么是名分？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这些官爵身份的高低。 【原文】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白话】以四海之幅员辽阔，万民之人数众多，却都不得不受制于某一位统治者。即便是才能出众、智慧超群之人，也终究不敢不为统治者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因为有礼教作为纲纪吗？所以，天子统领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人百姓。高贵者支配低贱者，而低贱者接受高贵者的支配。在上者驱使在下者，就好像是人的心腹运用手足；在下者侍奉在上者，就好像是人的手足保卫心腹，树的枝叶保护本根。这样，才能上下互相保护配合，使得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在天子的职责中没有比维护礼教更重要的了。 【原文】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①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②；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③。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白话】周文王在推演《易经》的排序时，以乾、坤两卦为首位。对此，孔子解释道：“天在上为尊，地在下为卑，由此确定乾坤的位置。天地的尊卑确定后，人事的贵贱也就明确了。”这就是在说，君臣之间的上下就像天地一样不能互换更改。《春秋》这本书在记载史料时，刻意贬抑制诸侯国君，尊崇周王室。但凡是周王室的人，即便其身份地位不高，也要在排序时将其置于诸侯国君之上，足见圣人（孔子）对于君臣分际的特别重视。如果不是因为这边碰到夏桀、商纣这样的昏庸暴君，那边又遇上商汤、周武那样的仁德明主，使得人民归附而上天保佑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就应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竭力维持。因此，如果微子代纣王而担任商王，那么由成汤创立的商王朝基业就可以永配上天；如果季札担任吴国的国君，那么开国祖先吴太伯的祭祀也不会中断。然而，这两位宁可国家灭亡也不担任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大节绝不可遭到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等级。 【姚注】 ①惓惓，音quán，恳切、忠谨的样子。 ②微子，商王帝乙的长子，商纣王的庶兄。商纣王继位后，微子因多次劝谏不从而逃离。 ③季札，吴王梦寿之第四子。梦寿有四子，长子名诸樊，次子名馀祭，三子名馀昧，四子名季札。梦寿生前曾有意立季札为君，因季札坚辞不受而改立长子诸樊。梦寿死后，诸樊继位，在丧期满后有意将王位让给季札，季札再次坚辞不受。彼时，吴国人皆有意立季札，于是季札离开王室，像普通百姓一样耕作，吴人这才作罢。前548年，吴王诸樊去世，临终前留下遗言将王位传给二弟馀祭，且此后要一直这样兄终弟及传下去，直至王位传到季札手中，以实现父王梦寿之生前夙愿。前531年，吴王馀祭去世，临终前依诸樊之言将王位传给三弟馀昧。前527年，吴王馀樊去世，临终前依言将王位传给四弟季札，这次季札再次拒绝并逃离。吴人无奈之下，只好将立馀昧之子僚为吴王。 【姚论】司马光上一段先阐述礼教的重要，紧接着这一段阐述等级的重要，因为礼教进一步落实就是等级。然而，司马光的这段论述不管是在论据上，还是在论证上，都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司马光说，除非遇到了“桀纣之暴，汤武之仁”，否则都应该去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这句话乍看起来颇有道理，可事实上，由于它给出的标准太过极端而又模糊，以至于在政治实践中必定会引起混乱。举例来说，如果君虽然是暴君，但却没有暴到桀纣那种程度，那还要不要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如果臣虽然仁德，却也没有仁德到汤武那种程度，那还要不要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如果君是桀纣，而臣却非汤武，那还要不要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如果君非桀纣，而臣是汤武，又要不要用生命捍卫君臣之分？再说了，桀纣真如传说中那般昏庸暴虐吗？汤武真如传说中那般英明仁德吗？恐怕未必，就连孔子的学生子贡也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意思是说：商纣王并不如传说中的那么坏，所以君子千万不能沦落到失败低下的位置，一旦如此，那天下的坏事就都要归到他头上了。甚至，我们应该反过来说，就是因为有太多人不守君臣之分，帮助汤武打败了桀纣，汤武才变成了英明仁德之君，而桀纣也才成了昏庸暴虐之君。至于司马光用来作为论据的两个道德楷模，更是经不起推敲。 先说微子，他虽是纣王的长兄，但他是庶子，因母亲身份低贱而根本不具有继承王位的资格（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商纣王虽然是弟弟，但他的母亲是正宫王后，他自己是嫡子，继承王位是理所当然的（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史记·殷本纪》）。因此，司马光所谓的“微子代纣”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微子根本就不具备此项资格，也根本没有人会支持他这么做。不仅如此，微子的道德水准也非常值得怀疑。周武王灭商后，微子持殷商的祭器来到周武王的军门前，脱衣露肉，双手反绑，左边的随从牵着羊，右边的随从拿着茅，自己则用膝盖爬行以恳求周武王的宽恕。于是，周武王释放了微子，恢复了他原先的爵位。（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史记·宋微子世家》）史书上说微子贤能，但除了曾经劝谏过商纣王，劝谏不从就逃跑外，还真看不出有什么贤能之处。当时，远居在孤竹国（今河北秦皇岛一带）、与商王朝关系疏远、原本准备投奔周文王的伯夷叔齐，在途中遇到周武王伐纣大军时，曾极力叩马劝谏他不要“以臣弑君”，更不应该在父亲新丧之际就大动干戈。在得知周武王灭商成功的消息后，二人发誓不食周粟，宁肯饿死在首阳山上。相比之下，作为正宗的殷商王室，纣王的亲哥哥微子，在劝谏不从后逃跑避祸也就罢了，却居然还在武王灭商成功之际，持殷商的祭器来到武王的军门之前，肉袒面缚，膝行求饶，其道德品格实在令人难以恭维。殷商固然是亡在纣王手中，但司马光说如果微子能够代纣为商王，则殷商的王业就能永配上天，恐怕也很难说得过去。 再说季札。司马光认为季札不肯担任吴王是为了维护礼教，而礼教最重要的就是等级，就是臣要听君的话，子要听父的话，弟要听兄的话。可是，季札的君让他继位而他就是不听，这岂非不忠？季札的父让他继位而他就是不听，这岂非不孝？季札的兄让他继位而他就是不听，这岂非是不悌？全国百姓都让他继位而他就是不听，这岂非不仁？司马光说他是维护礼教等级，我真搞不懂他究竟维护在哪了？或许季札最初还能以“弟弟在排序上不能逾越哥哥”为借口而不继任吴王，结果诸樊兄弟还特意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下来，为的就是排名第四的季札能够名正言顺的继位。可是，季札仍然在三哥馀昧死后拒绝继位，你这又是什么道理？如果说季札认为按照礼教必须父死子继而不能兄终弟及的话，那他当初就必须坚决反对三位兄长之间的继承关系，否则就是眼睁睁看着三位兄长破坏礼教。如果说季札认为兄终弟及没有错的话，那他又有什么理由违背父兄之命而拒绝继位呢？他已经是当仁不让，无可逃避了啊！所以，按照司马光的逻辑，季札不但不是什么礼教的坚定维护者，恰恰相反，他是个礼教的彻底破坏者，因为无论是为臣、为子、还是为弟，他都没有做到伏死守节，而显然他的父兄都“非有桀纣之暴”。 季札破坏礼教的结果，是导致吴国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宫廷政变、骨肉相残。在季札拒绝继任吴王之后，吴人立老三馀昧之子僚为吴王，因为僚是现任吴王之子（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馀昧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馀昧之子僚为王——《史记·吴太伯世家》）。可是这样一来，吴国的公子光不干了。公子光是老大诸樊之子，他认为，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老三馀昧死后应该由老四季札继位。现在既然季札不肯继位，兄终弟及的路线走不下去，还得回到父死子继的话，那当然得是由老大诸樊的儿子继位了，怎么能轮到老三馀昧的儿子继位呢？（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史记·吴太伯世家》） 于是，公子光暗中招贤纳士，意图刺杀吴王僚，并最终通过专诸刺杀成功，夺得了王位，是为吴王阖闾。可以说，这场宫廷悲剧完全是由季札破坏礼教所导致的，司马光却说“如果季札继任吴王，那么开国祖先吴太伯的祭祀就不会中断。可是季札为了维护礼教大节不遭破坏，宁可国家灭亡也在所不惜”，这当真是匪夷所思，莫名其妙。更何况，吴王阖闾是吴王梦寿的长子长孙，他当吴王怎么就让吴太伯的祭祀因此中断了吗？此外，吴王阖闾也并非昏君，相反他还是位雄才大略之主。短短几年时间，吴王阖闾就做到了国富民强，兵精粮足，之后重用伍子胥和孙武等不世出的奇才，攻破楚国都城，称霸中原。吴国日后灭亡，是在阖闾之子夫差继位后因志得意满而放松警惕，最终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偷袭得手，但这无论如何怪不到当初的季札不肯继位头上吧？怎么能说是季札为了维护礼教而宁可亡国呢？ 由此观之，司马光这段论述貌似言之凿凿，实则漏洞百出，令人难以恭维。 【原文】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①，辞邑而请繁缨②，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白话】所谓礼教的精义，就在于能分辨贵贱，排列亲疏，裁决是非，处理事务。没有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不同的名位来分别称呼，用不同的器物来分别标记，然后才能够上下分明，井然有序，这也正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和器物都不要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够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曾经为卫国立有大功，但在论功行赏之时，他却谢绝赏赐的封地，而却请求允许使用象征贵族身份的繁缨。对此，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因为封地多给点少给点没关系，但唯独名位和器物是不能随便乱给的，那是君权的象征。如果不坚持政治原则，那么国家就会跟着灭亡。卫国的国君期待孔子能为他处理政事，但孔子却认为首要之事在于正名，因为名位不正就会使得老百姓手足无措。繁缨，这只是个小玩意，但孔子却对其倍加珍惜。正名，这只是个细节，孔子却将其置于优先。这实在是因为一旦名位和器物混乱，那么上下关系就无法维持了。任何事物，没有不是产生于细微之处而逐渐发展变大的。圣人在思考问题时眼光长远，所以能够谨慎地处理细节问题，从而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好。普通人则由于见识短浅，所以每次都要等问题严重后再来处理。处治细节上的问题，用力小而成效大；挽救已经显著的弊端，则竭尽全力也未必能够成功。《易经》上说：“当你发现脚上踩着霜时，就应该知道结冰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了。”《尚书》上说：“每天都要处理成千上万的日常琐事”，谈的都是这类问题。所以说：维护等级最重要的就是匡正名位。 【姚注】 ①仲叔于奚，复姓仲叔，名于奚。公元前589年，卫国与齐国在新筑交战，结果卫军大败。幸好在新筑平民仲叔于奚的领兵救援下，卫军统帅孙良夫才得以逃脱危难，将军队带回国。为此，卫穆侯本拟赏赐他一处封邑，但仲叔于奚谢绝了，他想要的是卫穆侯准许他使用贵族才能使用的繁缨，而卫穆侯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 ②繁缨：指古代天子、诸侯所用辂马的带饰，是贵族身份的象征。繁，音pán，是马颈上的饰物；缨，是马胸前的饰物。 【姚论】司马光在上一段阐述了等级的重要后，这一段紧接着阐述名位的重要，因为礼教进一步落实就是名位和器物。司马光以仲叔于奚和孔子的故事为案例，指出正名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它不能因军功大小而改变混乱。可我们也知道，后世商鞅变法的核心之一就是奖励军功（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重出身，还是重军功，这是儒法之争的主要分歧之一，今后我们还会多次谈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家思想更能顺应潮流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孔子和司马光都是有差错的。 【原文】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①，请隧于襄王②，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③，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 【白话】呜呼！自从周幽王、周厉王失德以来，周朝的运道日益衰退，政治纲纪散乱崩坏，处下位的反过来欺凌处上位的，处上位的权威被取代。诸侯国君不经周天子同意就恣意征讨他国，卿大夫则擅自干预国内的朝政。从大体来看，礼教十成中已有七八成遭到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基业之所以还能够延绵不绝，正是因为周朝的后裔仍然能够坚守名分的缘故。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曾对周王室建有大功，为此他请求周襄王准许他死后使用天子才可以用的“隧葬”的礼仪。对此，周襄王没有同意，回复他说：“这是天子的礼仪。既然没有改朝换代，就不可以允许有两个天子。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叔父您也是会极力反对的。否则的话，叔父您有的是土地，大可以自行举办隧葬之礼，又何必来请示我呢？”于是晋文公因畏惧而终究没有敢违反礼教。 【姚注】 ①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前637年，周襄王为笼络翟人而立翟国女子为后。前636年，周襄王又废黜翟后，引来翟人兴师问罪。同时，周襄王的继母惠后想立自己的儿子叔带为王，遂派党羽作为翟人内应，引导翟人攻入都城。周襄王仓皇逃往郑国，被安排居住在泛邑。前635年，晋文公出兵护送周襄王回京重夺王位，杀死了叔带。 ②请隧：请求死后可以通过隧道下葬。按照礼制，只有天子死后下葬时才能先凿个隧道，通过隧道将棺材抬至墓穴。诸侯国君死后下葬，只能是将棺材是从地面用绳直接缒下至墓穴。 ③叔父：晋文公和周天子都是姬姓，古时天子称同姓诸侯为叔父或伯父。 【姚论】周襄王对晋文公的答复，前半段出自《左传》，后半段节选自《国语》，司马光把这两段拼在一起，给读者的感觉是襄王义正言辞地拒绝，文公因畏惧而不敢有违。可事实却并不完全如此，《左传》的部分（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是全文摘录，而《国语》的部分（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只是摘取了襄王长篇大论中的最后一句。倘若读到《国语》中的答复全文，读者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现全文摘录如下： 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弗许，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馀，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先王岂有赖焉？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足以供给神祇而已，岂敢厌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临长百姓而轻重布之，王何异之有？ 今天降祸灾於周室，余一人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其叔父实应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岂敢有爱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创制天下，自显庸也，而缩取备物，以镇抚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辞之有与？若犹是姬姓也，尚将列为公侯，以复先王之职，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 我们看周襄王的答复全文，他首先花了大量的篇幅阐述礼仪制度的重要性，如果不能坚守住这些礼仪制度，那天子就完全没有权威了。这话自然是没有错，但问题在于晋文公难道不知道这些吗？晋文公当然知道，周襄王也知道晋文公知道。可周襄王明知道晋文公知道，却为何还要花大量篇幅来阐述呢？因为周襄王没有实力，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否则真要以天子的权威，周襄王只要如《左传》中的一句“王章也”就足以把晋文公打发了，何至于喋喋不休地扯出那么长一大串？ 紧接着，周襄王再次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感谢了晋文公的恩德，但其它感谢方式可以有，天子礼仪是真不能同意。因为这样一来，自己这个天子就根本不像天子，其它诸侯也不会拿他当天子看了。所以接下来，周襄王用半哀求半悲愤的口吻说：“如果叔父您能将德政发扬光大，统一天下而后改朝换代，那么您就是名正言顺的新天子，自然就可以使用天子的服饰礼仪，而我也许已经被您流放边疆，那又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如果叔父您仍然保持姬姓，还是只位列公侯的话，那就不要使用天子的礼仪了。我觉得叔父您还是应该努力弘扬德政，那么您想要的东西，该来自然都会来的。您现在让我为了答谢您的恩德而改变天子礼仪，那让我如何向祖先交待，又如何向百姓交待，又如何能再推行政令。要不然的话，叔父您有的是土地，以后自己挖隧道举行葬礼就是了，我又怎么样呢？” 由此可见，周襄王完全没有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所表现的那样义正言辞的权威。事实上，他已经彻底被晋文公逼到无路可走的境地，就像汉献帝被曹操逼到无路可走一样。周襄王的态度非常明显：要么就你来当这个天子，那样你自己想怎样就是怎样。既然你还愿意让我当这个天子，就拜托你给我最基本的尊严。其实你想干什么，我哪里还敢管得了你？你自己去做就是了，何必还要逼着我同意，我还能有点面子吗？ 如果晋文公心里真的尊重周天子，就根本不会提出这样非分的请求。就算他因为内心实在想要而终于忍不住提出非分之请，那也不会听完周襄王如此哀怨的长篇大论，而是应该在周襄王刚开口拒绝就立刻请罪认错。显然，《国语》说文公“遂不敢请”是比较贴切的，《资治通鉴》说文公“惧而不能违”则言过其实。如果非要说晋文公有什么好畏惧的，那也是自己的实力还不够强大，所以他非常务实地放弃了“请隧”的虚名，而选择接受周襄王赐予的大量土地，以扩充自己的势力。 前632年，即文公请隧后又过了三年，晋文公在温邑会见诸侯，想由自己率领诸侯来朝见周天子。可是，晋文公又担心自己的势力不够大，怕有诸侯会背叛自己，遂派人去通知周襄王到河阳来。孔子在读史书看到关于晋文公的这段记载后说：“诸侯是不能召见天子的，所以我在作《春秋》时将这件事写成“周天子在河阳打猎”，就是要对其用一种隐讳的说法。”（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史记·晋世家》） 正是在这次会盟上，正式奠定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而周天子这次也不得不亲自出面配合晋文公演出。由此可见，畏惧礼教的从来就不是晋文公这样的雄主，而只是孔子和司马光这样的儒家学者。只有他们，才会整天在礼教没有被破坏时声嘶力竭要维护礼教，在礼教破坏后又拿不出什么解决方案，只能是千方百计打圆场，甚至不惜为此删减文字、篡改用辞。 【原文】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白话】因此，当周王室的土地已不比曹国和滕国更大，周王室管辖的人口已不比邾国和莒国多时，却仍然能在这数百年来充当天下共主，即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不敢有所欺凌，这是为什么呢？只不过是因为周天子还保有天子名分的缘故罢了。至于鲁国的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以他们自身的权势，已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之所以终究不敢这样做，难道是因为力量不够或心中不忍吗？不是的，那只不过是因为恐惧僭犯名分而招致天下人的一致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将晋国瓜分了，周天子不但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擢升加封，使他们得以位于诸侯国君之列，这就使得周王朝最后仅存的一点天子名分都无法守住而彻底放弃了。那么，先王流传下来的礼教到此就算是丧失干净了！ 【姚论】司马光为了论证礼教名分有震慑权臣不敢“逐君而自为”的功效，列举了季氏、田常、白公、智伯四人为案例。遗憾的是，他这次又犯了严重的举证错误。其中错得最离谱的是“白公之于楚”。 前481年，白公在朝堂上袭击并杀死了楚国重臣令尹子西、子綦，又劫持了楚惠王，将他软禁起来后也准备杀死，只是由于楚惠王的随从背着他逃走了才作罢。于是，白公自立为楚王。一个多月后，楚惠王的属下和前来援救的叶公联合进攻并杀死了白公，楚惠王由此复位。可见，在这个案例中，白公既驱逐国君，又自立为王，完全不存在司马光所谓不敢“逐君而自为”的问题。 接着说田常。田常，即陈恒。田氏本陈国公族之后，汉代为避文帝刘恒的名讳，宋代为避真宗赵恒的名讳，是以后世史书多称其为田常。齐简公在位时，田常与监止担任左右丞相。田常内心非常忌恨监止，而监止的族人子我也正想方设法除掉田常。齐简公内心偏向监止和子我一方，却又迟迟不能处理田常。最终，双方交战的结果是田常获得胜利，子我与监止败亡。齐简公也只能跟着逃走，在逃亡途中被田常的属下抓住并杀死，田常拥立简公的弟弟为国君，是为齐平公。可见，田常何曾如司马光所说的不敢“逐君”？他都已经弑君了。当然，田常确实还没有自立为君，但他已经完全掌控朝政，国君只是他手中的傀儡。约一百年后，田常的曾孙田和废齐康公而自立为国君，并且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史称“田氏代齐”。显然，田常没有自立为君，并非全因对礼教有太多畏惧，只是觉得眼下的时机尚不成熟。就如同曹操没有以魏代汉，司马昭没有以晋代魏，只是想把这事交给儿子来办而已。 再说季氏。鲁桓公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庆父、同、牙、友。桓公死后，嫡长子同继承了君位，是为鲁庄公。其余三子就是后来的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大家族的始祖，因其皆出自于鲁桓公之后，所以又被称为“三桓”。自宣公时代起，鲁国公室日益衰落，国政逐渐被三桓所操纵。三桓之中，又以季孙氏的势力最为强大，季平子驱逐过鲁昭公，季康子又驱逐过鲁哀公。因此司马光所谓的不敢逐君，在季氏这里同样是不成立的。至于季氏之所以没有自立为君，主要是因为他势力还不够大。虽说是三桓中实力最强的，但还远没有强到可以无视孟孙氏和叔孙氏的程度。事实上，季孙氏是需要通过与孟孙、叔孙两家的紧密合作，才能一起对抗鲁君、掌控朝政的，又怎么可能自立为君呢？ 最后说智伯。智伯的情况与季氏非常接近，他虽然也是晋国大夫中实力最强的，曾经驱逐过晋出公，但赵、魏、韩三家的实力同样不弱，并且最终就是赵、魏、韩三家联手灭了智伯，那么智伯又怎么可能自立为君呢？ 综上所述，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司马光的“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这句话时，就会发现里面漏洞百出。首先，这四家权臣都曾经驱逐过自己的国君，根本不存在什么“不敢逐君”的问题。至于“自为”，白公是自己就做了的，田常是留给后代做的，季氏和智伯是因为实力不够而没法做的，但他们都只是自认为时机成熟时就做，时机不成熟时就不做，都根本不存在什么因为畏惧礼教的问题。 【原文】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白话】也许有人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周王室已经非常衰弱，而三晋的势力则非常强盛，就算周王室想不承认三晋，那又有什么用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三晋的势力虽强，可他们如果胆敢不顾天下人讨伐而违背道义、侵犯礼教的话，就不必来请求周天子批准，自立为诸侯国君就是了。如果没有向周天子请求批准就自立为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诸侯国君，就必定会尊奉礼义而去征讨。现在三晋已经向天子请封，而天子又批准了，那就是奉天子之命而成为诸侯国君的，谁还能去征讨他？所以，三晋被列于诸侯，不是三晋破坏礼教，而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礼教。 【姚论】司马光认为只要周天子坚持原则，就一定能够守住礼教名分，但他的论证同样是漏洞百出。 首先，司马光说，“虽然三晋实力很强，但如果他们真敢侵犯礼教的话，那就不必请示周天子，自立为诸侯国君就可以了。他们之所以还要请示周天子，就足以表明他们不敢侵犯礼教。”这个推断显然是有逻辑问题的，对于三晋来说，当然是先请示周天子，周天子不同意再采取其它强硬手段。就好比某人要进入房门的话必定是先拿钥匙开锁，如果开不了锁就会想办法把锁撬了，如果锁撬不开才会考虑破门而入，哪有一个人不先尝试简单便捷手段就直接使用复杂暴力手段的？因此，司马光以三晋请示周天子为由就断定其不敢自立为君，就相当于看到某人用钥匙开锁进门就断言它不敢破门而入一样可笑。 其次，司马光说，“如果三晋不经请示而自立，就属于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诸侯国君，就会尊奉礼仪而征讨。”显然，司马光的说法是一种假设，假设天下有齐桓公、晋文公就如何如何。可问题来了，当时的天下有齐桓公、晋文公吗？答案是没有，按照司马光的逻辑，天下不就是因为没有齐桓公、晋文公才搞到礼教崩坏的吗？天下如果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早就该出面维护，还轮到现在吗？周天子封三晋为诸侯是在公元前403年，而自从前434年晋幽公继位以来，晋国公室出于畏惧心理，竟然主动去赵、魏、韩三家君主处主动朝拜。这难道还不够礼教崩坏的吗？可三十多年就是这么礼教崩坏过来的，也没见有哪个“桓文之君奉礼义征之”。现在赵、魏、韩三家的势力日益强大，而周天子和晋公室的势力日益凋零。晋国公室都可以自降两级，反过来主动朝拜三家大夫，那你让周天子又能怎样？他不过是把三家大夫提升一级，到与诸侯平起平坐的级别，又有什么无法接受的呢？司马光对周天子痛心疾首，却怎么不见他对晋公室痛心疾首呢？怎么不见他对当时没有桓文之君而痛心疾首呢？ 再次，即便天下有桓文之君，可他是否真的会如司马光所说的“必奉礼义而征之”呢？齐桓公对周天子表面上还算客气，周襄王在赏赐祭肉给齐桓公时曾特别指出齐桓公不必下拜，但齐桓公却以维护天子威严为由而坚持下拜了。可晋文公对周天子是什么态度，我们前文已有详细叙述。齐桓公下拜受胙是在前651年，他在对待周天子的态度上还是能谨守本分的。晋文公请隧是在前635年，他就已经开始谋求在地位上与周天子平等了。到了前606年，楚庄王竟然主动问起周朝九鼎的大小轻重，这就是有取周天子而代之的念头。从齐桓公到晋文公，再到楚庄王，他们对周天子的态度越来越恶劣，这或许并不只是由于道德问题，原因更多在于周天子的实力越来越弱，而霸主的实力越来越强，所以他们也越来越有资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短短四十余年，霸主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更何况在三家分晋的前403年，周天子的实力权威又衰弱了两百年。此时别说已没有桓文之君，就算真有桓文之君，你觉得他们还会尊重周天子吗？司马光还盼着“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真可谓是痴人说梦。 【原文】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白话】呜呼！君臣之间的礼教既然已经崩坏，于是天下人便开始以智谋和武力争雄，这就导致当年受周朝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的后裔，江山社稷相继沦亡，百姓也遭到涂炭而几乎灭绝，这岂不是太令人哀痛了？ 【姚论】司马光将三家分晋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性事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我们说“战国七雄”，如果不是晋国分成韩、赵、魏三国，又怎么会有“七雄”之数呢？可是，司马光非要把它往礼教上扯，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在三家分晋以前，天下就不是以智力相雄长的了？更可笑的，司马光竟然把国家灭亡、社稷沦丧、生民涂炭之事全部怪在三家分晋所导致的礼教崩坏上。我们要反问的是，诚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既然这些层出不穷的弑君亡国之事皆发生在春秋时代，那么司马光又怎么能把所有的帐都算在三家分晋头上呢？所以司马迁接下来说：“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礼教的维护，是必须要有实力做后盾的。随着周天子的实力日益衰退，礼教崩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三家分晋之后的礼教确实比之前更加糟糕，但那是因为三家分晋之后的周天子实力比之前更弱，它本身就处在一个不断下跌的趋势之中。司马光过于强调三家分晋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只要周天子不承认三家分晋，礼教就不会更加崩坏，国家就不会被灭亡，生民就不会遭涂炭，这也实在太过书生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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