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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夏季，我从抚顺市东洲区（原露天区）平山小学毕业，考上了抚顺市第20中学。 20中学坐落于东洲区老虎台东部，是一座三层楼房，坐北朝南。它的对面是老虎台煤矿的独身职工宿舍。两者之间有一个诺大的操场，是我们上体育课、打篮球、踢足球、开运动会，冬季滑冰的主要场所。东面是一座山，过了这座山就是青草沟。西面也有一座山岗，从山下到山上不规则的排列着许多的平房，在此居住的也大部分是老虎台煤矿的职工。 当升中学考完试以后，我觉得自己的成绩不太理想，以为考不上了，为此，我还曾偷偷的哭了一场。当发榜时，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才放下心来。还别说，真的就有一些同学，因考试成绩不理想而名落孙山。 那时，已经有了公办中学和民办中学之分。如果考不上公办中学，只好去念民办中学。当时，两所中学给我的感觉和区别在于，公办中学是楼房，而民办中学是平房。平房就得生炉子。据说，学生还得自己往学校拿劈柴和煤。而且，民办中学的学费，也比公办中学高很多。这样，无疑会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关键的问题是，没考上公办中学，觉得没脸面，感到辜负了父母对自己的期望。 上中学时，从我家到学校，大约要走15分钟的路程。学校有一个供应开水的水房，除了供应开水，主要负责为带午饭的同学馏饭盒。中午取饭盒时乱哄哄的很拥挤，因此，有把饭盒掉地上，饭菜撒一地的，有拿错饭盒的，还有偷别人饭盒的。看到这种情况，我中午就不带午饭了，干脆和别的同学一起走着回家吃。 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校长叫于龙，党支部书记叫刘长泰。
刚上中学时，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人，大部分都到了上中学的年龄。那时候，人们的计划生育观念还十分淡泊。所以，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这拨人上中学时，我们这个年级有6个班，每个班都有50多个同学。我们的下一拨，竟然有13个班。记得给我们当班主任的有李旭升、李宝茹老师。还有一个姓齐的女老师，很遗憾，我已经记不得她的名字了。最后一届的班主任叫刘递连，也是他把我们送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他也是我们从农村回城后，联系比较多的一位老师。直到现在，很多同学仍然和他保持着联系。 20中学的生源，主要来自抚顺矿务局十一厂小学、华丰化工厂小学、平山小学、老虎台第一小学和老虎台第二小学。当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学校基本处于停课状态。后来，又搞“复课闹革命”，折腾了近两年的时间。因此，我在这所中学顶多也就两年的时间。属于“老三届”中初二的学生。1968年秋季，无论公办还是民办的学生，也无论是中学还是高中的学生一律下乡。后来，知青返城时，已经不分彼此，待遇是一样的了。下乡两年多之后，我走进了军营，在部队呆了5年。1976年，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此时，距离我离开我的母校，已经过去了将近8年之久。 我的母校，在我的心里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我毕竟在它的怀抱里生活了近两年的时间。那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葱岁月。也是我学习到的知识最扎实的两年，为我后来走向社会，走向新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回城后，到母校补办过一次中学毕业证之外，几乎再没有去过这所学校，更不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模样。很想再去看一看它现在的尊荣。但后来听有的同学说，这所学校已经扒掉了。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因为没有学苗？还是地皮被征用？反正它已经从人们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十分怀念我就读了近两年的母校，怀念那些朝夕相处同学，还有教给我们文化知识的那些老师，怀念我无忧无虑的中学时代。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到母校当年的那个位置去看一看，探访一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再去寻觅我梦中的那座心灵的圣殿。 作者简介：雷庆林， 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 、抚顺市作家协会会员 男 1950年生于抚顺 爱好读书与写作 曾在企业任宣传干事、宣传教育主任 区文明办主任 乡镇党委副书记 区委党校副校长 有多篇小说、散文、诗歌、随笔、杂文、游记等发表于中央、省、市、区级报刊、杂志。2020年10月出版18万字《我的知青岁月》纪实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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