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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赞助与版本之谜： 从来治国学者，惟考核之业，少招浮议，至于义理之言，不遭覆瓿，即是非纷至。
（熊十力先生） 导 言 “树暝栖翼喧，萤飞夜堂静。……安得驾云鸿，高飞越南景。”[1]此诗为阳明贬谪至贵州，苦索人生时期的作品。彼时，正是他在探求人生真理的关键时刻，面对着林莽秋风，静夜琼月，他想到的是如何让自己的一生更有意义，或者说是如何才能完成一生的梦想。在他看来，无论如何，我们的一生都将过去，但梦想不能没有，因为失去了梦想，也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对人生而言，梦想自然是内驱之力；对历史而言，想象也必然是创造之力。当阳明及其思想成为遥远的故事之后，我们要感受他的人生，除了看他的文字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依据，那就是年谱。一部好的年谱，就是一个人一生的缩影，能给人以精神的激励，同时也能带来学术的启迪。 阳明年谱和其他传记作品一样，都是历史编纂的重要作品。这类作品不仅要对逝者一生进行回顾和总结，更希望藉此表达某种社会的期待。[2]鉴于阳明年谱对于阳明学的重要价值，我曾根据可见的资料写过一篇《阳明年谱与阳明学》的小文章。[3]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作者的差异和读者的不同，思想的演变，时代的变迁，是使得阳明年谱呈现出多彩样貌的多重因素。至于是否其中也充满了权力的考量，也未可知。”当时并没有看到藏于日本的另一嘉靖末年刊本，无法围绕三种版本的年谱展开细密的考察。在做出这样的判断时，我只是根据严绍璗和永富青地二位先进的介绍，知晓经钱德洪之手编定的《阳明先生年谱》单刻本，除了国内较为常见的国家图书馆藏嘉靖本（以下简称“国图本”）[4]之外，尚有一日本蓬左文库藏嘉靖本（以下简称“文库本”）。文库本到底是什么样貌，并不清楚。据相关书目文献信息可知，文库本有作于嘉靖癸亥（四十二年，1563）的胡松（1503-1566）、钱德洪（1496-1574）序言，被学者视为初刻；国图本有作于嘉靖甲子（四十三年，1564）的周相序言，学者以此为再刻。这两个本子与《王文成公全书》（以下称“全书本”）的年谱关系密切，可以说这三个不同版本的年谱，为我们理解阳明学的学术展开提供了历史的线索，如果我们能以这三部书做对勘，不仅能看到阳明门人弟子是如何努力去传播师门宗旨的学术活动，还能从书籍史和思想史的视域对阳明学展开新的讨论。 由于文库本秘藏东瀛名古屋，至今不为国内学者所熟知。我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很多事情总会在不经意间实现，前段时间，经友人协助，我看到了文库本的全书。尚此书不知何时能以数字版本，或者影印出版的方式回归，为国内阳明学研究增加一部新的老资料，也为国内的古籍回归书写一段新故事。本文将初步揭示这一稀见年谱的主要版本特征，然后再以此为契机展开明代出版事业赞助人制度的考察，希望通过作为阳明学关键文本的阳明年谱之刊行检讨版本学何为这一课题。 文库本长期不为中外学者所知。首先披露天真书院本《阳明先生年谱》存世的学者是阳明学研究者钱明，[5]其后则有版本目录学家严绍璗[6]、阳明学者永富青地[7]和余樟华[8]在各自著述中有论及。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认为阳明年谱出刊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刊本，这是阳明年谱最早的刊本，即现藏于日本蓬左文库的天真书院本。钱明推测，钱德洪等人编纂的年谱，先于嘉靖四十二年由胡松、王健等刊于杭州天真书院，这一版本在浙江图书馆和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有藏。其后，钱德洪又于隆庆二年对该书进行了增订，即后来的全书本。而且，此全书本在内容上与文库本基本一致，只有繁简的区别。他认为删去的部分多因全书本在其他处有了全文，故不用再录云云。 对此，永富青地提出了质疑。在其《王守仁著作的文献学研究》书中以“钱德洪撰、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为题介绍了国图本和书院本。他认为钱明所谓全书本是在文库本的基础上删订的说法并不妥当。浙江图书馆藏本和蓬左文库藏本并非同一个版本，前者与国图本一致，已有影印版本，较为学界熟知，后者是孤本。永富氏认为，《王文成公全书》文库本和国图本与全书本在内容上有一致之处，也有相异之处，差异处很多。故而永富氏推测，在文库本与国图本之外，应当另有一本，或许就是钱明所谓隆庆三年增订本亦为可知，这一未知的年谱才是全书本的真正来源。只不过这一年谱是否存世，并不可预料了。[9] 比勘国图本、文库本和全书本的内容可知，全书本未必就仅仅是对文库本的删繁就简那么简单。而且，文库本的刊刻时间晚于国图本，即年谱的初刊非出于天真书院，而是出于毛汝麒等人。或许是因为未见文库本的真面目，所以学者保持着全书本与文库本“在内容上基本一致”的想象，对这部年谱的关切度极低。否则，在举国古籍工作者都在朝向世界寻求新资料，实现古籍回归的大潮中，文库本怎么可能还没有人去关心呢，没有将其引入阳明学的讨论呢。 实际上，不仅是国图本在阳明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文库本同样具有相当关键的文献意义。 文库本全书七卷，装订为2册。四周单边，白口。半叶六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胡松《刻阳明先生年谱序》（1563）、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1563）。正文七卷，分别是：卷一，成化八年至正德十年；卷二，正德十一年至十三年；卷三，正德十四年至十五年七月；卷四，正德十五年八月至嘉靖二年；卷五，嘉靖三年至五年；卷六，嘉靖六年之七年六月；卷七，嘉靖七年七月至嘉靖八年。 版心：上黑鱼尾，上题“阳明先生年谱”，下题“卷之几”；下线鱼尾，上标页码，下空白。无刻工姓氏。字体是典型的版刻“宋体”。钱德洪序为手写上板，类馆阁体。卷四有手书“阳明先生年谱卷之四”。字体与卷首钱序一致，或许两者同出一手，是否为钱德洪手迹则有待进一步考证。 卷端：大字题“阳明先生年谱卷之几”。卷一下小字注：“天真书院版”。全书仅此一处标示该书版属天真书院。 卷数之后小字七行，为编纂刊刻人署名：门人余姚钱德洪编述、（门人）山阴王畿补辑，后学吉水罗洪先删正，（后学）滁上胡松、江陵陈大宾、揭阳黄国卿校正，（后学）漳浦王健校刻。 各卷正文紧跟一行书名和七行署名之后。故各卷卷端有大字三栏，小字七栏。余下正文页面皆大字六栏。据严绍璗的书录著录信息，此为日人于晚明崇祯二年（1629）时从中国购归的书籍，尾张藩主旧藏，后归蓬左文库。[10] 版刻的其他形制方面与国图本类似，皆将某年岁顶格，其他内容均低两格、小字。有黑框（黑底白字）标出本年最关键的事项，如“是年先生有志圣学”“是年先生为宋儒格物之学”等。与国图本不同的是，该本的小字内容直接跟在大字后面，不另起一行书写。如果不看内容，只看排版样式的话，全书本采取了国图本的办法，即大字之后保留空白，小字部分另起一行且低两格书写。但全书本在关键事项的格式上却与文库本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能全然认定全书本一定就是根据某本而来，毕竟全书本亦未对此予以明确的说明。全书本与两种单行本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不能做出绝对的判断。 在文字内容方面，文库本、国图本和全书本有着较大的差异。文库本和国图本都收录了已经列入全书中的诸多文本，但全书本并非仅仅对文库本或国图本进行删定那么简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全书本是经过编者的重新编辑工作而成的一部新书。同样的，文库本、国图本也各自经过了编辑者的处理，并非是年谱编定者钱德洪的原稿直接刻板刷印。如果我们希望通过校订三部书得到一个最终的定本，或者说希望通过校勘三部书得到一个更加符合作者原意的本子，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比如，关于知行合一说。文库本正德四年（1509）注明“是年，先生有知行合一之说”，国图本说的是“是年，先生始悟知行合一”，而全书本则标目为“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虽然只有说、悟、论的一字之差，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意思的变化，但对于考据学者来说，这样的变化令人迷惑。阳明的贵州时期到底是他知行合一学说的创立期、阐发期，还是完善期呢？在国图本和全书本中都加上阳明与徐爱论知行合一的故事，虽然两本之间有文字的异同，但毫无例外是为了让读者更加明了知行合一的主旨为何，但是文库本中没有这样的故事，却有一段编者说明： “先生以”至“决裂之病”一段在国图本、全书本中均无。类似这样的段落在文库本中比比皆是。文库本的出现为我们进一步讨论阳明年谱的形成及其社会思想价值提供了新的史料。[11]如果对文库本进行全书的校理，将其整理出来，定能为阳明学研究提供一相当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由于文库本、国图本的题名一致，同时也与全书本有着密切关系，这就让人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同一个人（钱德洪）为何会写出三部内容差异如此之大的书呢？如果我们认为年谱的编纂者就是钱德洪，并进而认为编纂者不仅能把控编纂过程，还能对书籍的刊刻进行有效的干预，一定会有这样的困惑。但是，如果我们跳出编纂者本人，从书籍刊刻的过程来思考的话，或许提出的问题就截然不同了。 对于版本学来说，判定一部书的基本要件是：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如果能够对这四项进行著录，也就基本上达成了书目的基本要求。不管是前代的书目，还是当代的书目，从繁到简，这四个项目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这些项目是我们了解一部书的最基本的信息，也是最重要的信息，只要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了解我们所需要的其他书本信息。显然，这样的书目信息只能针对所谓的品种来说，而对于有着很多不同版本的同名或者异名书籍而来就需要进一步去说明了。因此，对《阳明先生年谱》之类的著述加以细致的考察，不管是版本目录，还是文献，抑或者是历史哲学，都将有其积极的意义。 首先，我们认为，从赞助人的角度理解一部书的制造过程，是相当有必要的。[12]晚明时期，阳明学著作著述大都是在官方赞助人的支持下得以问世的。据国家图书馆编纂的《王阳明著述序跋辑录》《王阳明著述提要》可知： 《阳明先生则言》二卷，明嘉靖十六年刻本。赞助人是浙江周文规。应良说：“文江周子按浙，任道担当，以作人为最先事。且属临海令岷川刘子曰：子其志夫子之志，广《则言》之传于人，人良也。”[13]（应良《则言叙》）薛侃说：“或质诸周子文规，曰：然。遂命锓之。”[14]（薛侃《阳明先生则言序》）也就是说，该书是阳明门人薛侃求助当时浙江主官周文规，周氏让临海县负责具体刊行事务的。
《传习录》三卷《续录》二卷。此续录本《传习录》的第一任赞助人是绍兴府主官南大吉。他于嘉靖三年（1524）“命逢吉弟校，续而重刻之，以传诸天下。”[15]（南大吉《刻传习录序》）这一版本流行十几年之后，书版开始模糊，于是王畿、钱德洪等先后寻求新的赞助人刊行。嘉靖二十九年（1550），王畿说南大吉刊本行世二十余年，“传且久，漶阙至不可读，学者病之。畿乃谋诸郡倅萧子奇士，命江生涌检勒，得其漶且阙者若干篇，付工补刻，而二册复完。”[16]（王畿《重刻传习录序》）萧奇士（萧彦）是这一刊本的赞助人。萧彦《重刻传习录后跋》说：“阳明先生之学，一贯之学也。先生以明睿智资，豪杰之才，凡先圣之微辞奥旨，超然默契于数千载之下。今其见诸阐明者，其或与文公朱子有异，要之，各就其所见而期以继往开来者耳。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学者果于是而潜心焉，其从违制辨，亦当有以自得之矣。故谓文公为支离者，非也；谓先生为求异于文公者，亦非也。是义也，传习之录，其要也。是录之刻，迄于今，廿有七年矣。彦备员兹郡，访之龙溪王先生，欲求数十部以遗同志，而旧梓之漫毁而缺失者几半矣。谨捐俸鸠工而补刻之，庶先生开示来学之意为不泯也。时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岁仲秋月吉日判绍兴郡事吉水东治萧彦书于府署之观我亭。”可知，绍兴府刊刻的《传习录》自南大吉为赞助人之后，尚有萧彦氏。萧彦当时是绍兴府通判，他在此任职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明]萧良榦《[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十七） 过了三年，阳明学人又求得赞助人，刊行了一本。这次是由刘起宗请求宁国府泾县知县丘时庸赞助刊行的。钱德洪说：“去年（1553）秋，会同志于南畿。吉阳何子迁、初泉刘子起宗，相与尚订旧学。谓师门之教，使学者趋专归一，莫善于《传习录》。于是，刘子归宁国，谋诸泾尹丘时庸，相与捐俸，刻诸水西精舍。”[17]（钱德洪《续刻传习录序》）钱德洪寻找到泾县县令漳浦丘时庸，丘氏赞助刊行之。也就是说，赞助刊行的地方政府主官，至少是一县令。当时泾县有一书院名为水西精舍，该刊本也在此完工。[18] 至于流传广泛的《阳明先生文录》，也离不开官方赞助。嘉靖三年（1524）阳明门人邹守益因参与大礼仪事件被贬谪到安徽广德州任州判职，即当地政府主官的二把手。在广德期间，邹守益除外协助主官的工作之外，还主导建立了复初书院，或许即以此为基础刊行阳明及其他相关著作，比如《谕俗礼要》《训蒙诗要》和《阳明先生文录》等。而且，嘉靖六年（1527）邹守益也因为在广德期间有政绩，升迁为南京礼部主客司郎中。刊行阳明及其他人的著述或许也是他政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钱德洪说：“嘉靖丁亥（1527）四月，时邹谦之（邹守益）谪广德，以所录先生文稿请刻。先生止之，……谦之复请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标揭年月，命德洪编次。……德洪复请不已，乃许数篇，次为附录，以遗谦之。今之广德板是也。”（钱德洪《刻文录叙说》）[19]显然，先有嘉靖三年苏州府知府南大吉赞助刊行《传习录》，后有嘉靖六年左右广德州赞助刊行《阳明先生文录》。邹守益任广德州通判，与前述萧彦的职位类似。 阳明门人中，薛侃、钱德洪等是其著作的编辑者，而邹守益等则是主要的刊刻赞助人。钱德洪等人编好书稿后，即寻求赞助人以能将书稿变成刊本。黄绾说：“洪甫（钱德洪）携之（《阳明先生存稿》）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曰《文录》，曰《别录》。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刻梓以行。”（黄绾《阳明先生文录序》）[20]闻人诠当时是浙江提学，可以做刻书赞助人，刻印了《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虽然被定为嘉靖十四年刊本，但有阳明门人邹守益写于嘉靖十五年的一篇序。我们知道，邹守益不仅赞助刊刻了第一部《阳明先生文录》，也是此后阳明年谱的总裁，他长期在政府教育文化部门任职，曾出任南京国子监和南京翰林院主官等职，他作为赞助人出现在诸刊本阳明文献中都是可以想见的。 这是应邀成为赞助人的，也有主动成为赞助人的。比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宋仪望出任河东主官，他就刊行了一部《文录》。宋仪望说：“阳明先生文集始刻于姑苏，盖先生门人钱洪甫氏诠次之云。自后或刻于闽、于越、于闽中，其书始渐播于四方学者。嘉靖癸丑春，予出按河东。河东为尧舜禹相授受故地也，而先王之学则故由孔孟以沂尧舜。于是间以窃闻先生绪言语诸人，士而若有兴者。未几，得关中所寄先生全录，遂檄而刻之。”[21]在宋仪望之前，范庆也做过类似的工作，他说：“阳明先生遗集，传于世者，有《存稿》《居夷集》《文录》《传习录》。门人绪山钱子乃并之曰《文录》；复取先生之奏疏、公移，厘为《别录》，合刻于吴郡。惟《传习录》别存焉。未几，厄于回禄，版遂残缺。嘉靖甲辰（1544），庆来守兹郡，亟求焉，仅得《文录》版什之二三，然鲁鱼亥豕犹未免也。《别录》盖荡然无存矣。爰重加校茸，而补其奏疏二十三篇，汇为《文录》，以《传习录》附于卷后，别为《语录》，凡为卷二十。庶几可以见先生之全书云。……庆不敏，生也晚，不获从先生之门，犹幸诵其遗训，愧未之能学也。梓成，敢僭识于简末。”[22]范庆在任苏州知府，也即吴郡郡守时，主动充当了编辑刊刻阳明著述的赞助人。按照范庆的说法，在苏州府原有钱德洪等人编辑的阳明著述的版片，因为遭遇水火灾害，这些版片只有极少留存了。等他上任时，他以知府的名义让下属吴县儒学校谕许赞与长州县儒学训导华和张良才具体办理重新刊行的相关事宜。另外，还有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闾东也充当过赞助人，他说：“东按西秦，历关陇，见西土人士俊髦群然，皆忠信之质也。因相与论良知之学，尽取先生《文录》，附以《传习录》并《则言》共若干卷刻之。”[23]临漳县令赵友琴说：“友琴生也晚，款启寡闻。夫也不知文，不知先生之文，而窃有志于先生良知之学脉也。谬刻而序之，以公诸同志。”[24]（赵友琴《阳明先生文选序》）由此可见，阳明著述的编纂者是一个群体，而刊行者则主要是自省级的总督巡抚、府州的长官佐贰，到县级的县令教谕等，他们在政策许可的情况下，将阳明著述的刊刻纳入到政府文教事业之中，让阳明的著述得以问世、传世。 从地方的官刻本的制造过程来说，赞助人或者应邀，或者主动，先将某书的刊刻纳入到政府经费的支出项目，为刻书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同时，还要根据当地的文教现状选择负责刊行事宜的项目负责人，以便确保所刻之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和当时士人对于书籍的一般期望。当然，他们也要考虑到刊本的其他问题，比如收支平衡等等，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利用书院等教育机构来办理，或许这样就能在完成板刻之后刷印给当地的士子了。 有些赞助人还善于做一些宣传的工作，比如通过请求上级主官或者较有声望的学者撰写序言等等。我们看到嘉兴郡守赞助刊行的《阳明先生文录文录续编》就请求徐阶撰写了一篇序文。在该文中，徐阶说：“余姚钱子洪甫既刻《阳明先生文录》以传，又求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学或问》《五经臆说》、序、记、书、疏等若干卷，题曰《文录续编》，而属嘉兴守刘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谋于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张编、海宁诸生董启予问序于阶。……徐侯方从事于政，独能聚诸生以讲先生之学，汲汲焉刻是编以诏之，其异于世之为者欤。使凡领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学明，而洪甫之忧可释也。”[25]（徐阶《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序》）徐阶希望嘉兴府学的士子们购买此书，也是极为直白的宣传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地方官僚充当赞助人刊行学者的著作，多是以传承学术文化的这样的理念下展开的，这也推动了晚明学术的繁荣。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赞助制度，我们可能就难以找寻当时的学术文化样态了。 这种赞助出版的故事，一直延续到了明末清初。清顺治三年（1646）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王应昌曾赞助刊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论》三卷《附集》一卷。他有序一篇，题为《传习录总论》，其中说：“隆庆壬申年，新建谢君来按浙，为王文成公搜全书，梓之。谢君所按者全浙，又时当全盛，故其刻全书也易。余今所按止杭、嘉、湖三郡，又兵燹未已，故殚力尽能，以塞吾愿。虽《传习》一录，犹岋岋乎难之。”[26]具体操办者则是浙江提学佥事李际期，他说：“岁乙酉河南夫子王公持斧而至，入其邦，发其书。……谓先生之教，莫《传习》一录急，而丹之，而节之，而诠之，于是乎论，于是乎梓。”[27]像晚明时期这样以地方政府主官身份赞助学术著作的出版，在后来的历史似乎不再成为理所当然之事，至少他们对于刊行阳明学的著述并没有那么热衷，这也是学术风气转向的一个例证。 我们以《王阳明著述提要》《王阳明著述序跋辑录》所收集的资料为基础，将现存阳明著述的明代刊本做一梳理如下表：
加上两种嘉靖本的年谱，则上述二十种晚明时代的阳明学著述中，除了少数尚不清晰的，大部分是能够确定其刊行赞助人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明代的地方官刻本从嘉靖以来，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赞助人制度，阳明学著作的刊行也得益于这一制度。当然，在古籍的著录中按照通常的规则并不会去著录赞助人，所以我们也就很少从这个方面去思考相关的问题。
那么，明代官方赞助出版的程序如何呢？我们可以万历年间的一部阳明著述见其一斑。这部书题为《阳明先生文选》，是时任江西巡抚吴达可作为赞助人主持刊行的。此书现藏国家图书馆，著录为：《文成先生文要》五卷，明万历三十一年陆典等刻本。[28]吴达可（1541-1621），字叔行，号安节，江苏宜兴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曾任江西巡按，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吴达可在江西主官任上资助出版阳明著述的程序是这样的：首先，赞助人因某种机缘将某书列入了赞助计划。吴达可说，他的老师是周讷溪（周怡），而周的老师是邹守益。也就是说，吴达可为阳明后学。他出面资助刊行阳明学著述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次，赞助人或者直接用现成的著作进行刊刻工作，主要资助前人的著作刊刻，或者资助尚未刊行的的著作；或者根据既有的书籍进行编辑的工作，他们会重新刻上一套书版，而少有把其他地方的旧版片采购回来予以修版的，除非是版片就存在于其任职的地方，这样就会出现一部书的新品种。事实上，大多的赞助人都会采取后一种赞助的方法。 第三，刊刻工作的流程包括，赞助人指派下级官僚具体负责，同时也会聘请学者协助。吴达可在江西任职期间，指令下属赣县和瑞金县二位县令陆典和堵元列就既有的阳明全集编辑一部选本。陆氏说：“直指吴公渊源远绍，以其事属小子及堵元列氏。中丞李公谓虔刻未详，复以刻于浙者，俾得遍搜，于是剪其烦文，存其切要，厘为五卷。”也就是说，他们先试图以江西刻本来做编辑工作，但随后依据李某的建议找到了浙江刊本，或许就是谢廷傑的全集本，并在这一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文本的删订和编辑。陆、堵等完成编辑工作后，吴达可又请学者王时槐校订一过。王时槐说：“直指安节吴公按莅虔州，追念先生，以其学特倡，而尽洩以开群蒙。与其平寇讨逆之功皆在江省，当使后学闻之，以信吾圣学之有裨益于世，而非托诸空言也。爰命赣令陆君典偕瑞金令堵君奎临即先生《全集》摘录之，题曰《文选》，以便观省，将授诸士卒业焉。复嘱时槐覆校之。”[29]（王时槐《阳明先生文选序》）也就是说，赞助人对所刊的书籍组成了一个刊书课题组，分工合作，完成了文本的编辑。 最后，官方赞助的刊本在刊工经费、版刻形制、校勘程序方面都有规可循。其中刊工多以匠户为之，他们需要将本人姓氏刻在版片上，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刻工。此本的刻工有：科、思、三、曾坛、曾时等三十余人。[30]检查其他阳明著述的明代官方赞助刻本，亦多有刻工姓氏。[31] 阳明年谱经钱德洪编纂成书，经历了漫长的编纂过程，然后才进入刊刻的流程。永富氏在其著作附录二《王守仁著作出版年表》中给出了年谱编纂刊刻信息。我们据《王文成公全书》[32]《阳明先生祠志》等加以补充，有下面的年谱编纂、刊刻时间线： 阳明去世后不久，薛侃等人即倡议编纂年谱，薛侃与欧阳德、钱德洪等为编纂成员，分头分年分地蒐集成稿，议定邹守益为总裁。 嘉靖二十七年（1548）戊申，青原会议时，各自撰写的年谱资料蒐集或已完成，诸人分撰稿未毕。 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钱德洪完成年谱的一部分。 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邹守益编《王阳明先生图谱》刊行。 嘉靖三十九年（1560）庚申，钱德洪又完成年谱的一部分稿件。 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邹守益去世，钱德洪统稿年谱，罗洪先参与删订工作。 嘉靖四十二年（1563）癸亥，《阳明先生年谱》合订稿于四月完成。是年夏天某日，滁州胡松完成年谱序；八月，钱德洪写就年谱序。永富氏以为，年谱初刊于本年，即在浙江杭州天真书院刊刻的本子，是为文库本。 嘉靖四十三年（1564）甲子，《阳明先生年谱》在江西赣州刊行，即国图本。[33] 书籍版刻的之所以成为一门学问，其原因就在于除了简单判定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历史和事实有待考察。就文库本而言，由两篇跋文推断刊刻的具体时间就会出现一定的误差。 首先，按照判定版本的办法，我们可以通过序跋寻找线索，由于文库本的序文只有两则，我们需要找更多的证据，全书本中的记录自然是比较可靠的。在全书本中有罗洪先的一篇序，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编刊年谱的情况。他说，钱德洪等门人弟子在青原之会以后花了很长时间蒐集资料，但十余年后完成年谱的编纂，鉴于阳明门人如薛侃等人先后过世，让他有了加快编纂进度的想法。于是，他停下其他的事务，专注于年谱：“明年（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年谱编次成书，求践约，会滁阳。胡汝茂（胡松）巡抚江右，擢少司马（南京兵部尚书），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毕事。已而即工稍缓，复留月余。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数十条。”[34]（罗洪先《阳明先生年谱考订序》）胡松是年谱的赞助人，他的职位变动让年谱刊行遇到了一些麻烦。 其次，全书本的年谱附录还有相关的记载，留下了可供参考的线索。在嘉靖四十二年的纪事中，作者说：“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师年谱成。”“洪先开关有悟，读《年谱》若有先得者，乃大悦，遂相与考订。促洪登怀玉，越四月而谱成。”[35]也就是说，在全书本中，钱德洪只是说罗洪先读了他的年谱稿件之后有不少体会，他们一起在怀玉书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年谱的定稿工作。这里所谓的“谱成”只是完成了书稿，并不是刊刻。而且，在这一年的纪事中也没有关于年谱刻成的记录。很显然，嘉靖四十二年的确有年谱刊行的动议，并且已经开始相关工作了，但是并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库本不是嘉靖四十二年刻本。 那么，它是什么时候的刻本呢？如果一定要对该书的刊刻时间进行更精确的判断，我们就需要将该刊本的主要赞助人即胡松的履历加以研判，大概就能确定刊书的时间段了。 据王世贞（1526-1590）《弇山堂别集》[36]和张廷玉《明史》[37]的记载，嘉靖时期有两位进士出身的胡松[38]，均为直隶人，一为绩溪胡松（1490-1572），正德九年（1514）进士，曾任工部尚书、刑部尚书；一位是滁州胡松（1503-1566），嘉靖八年（1529）进士，曾任南京兵部尚书、吏部尚书。赞助阳明学人的，是滁州胡松。滁州胡松资助了很多书籍的刊刻，除了《阳明先生年谱》之外，还有《滁州志》、《孝肃包公奏议集》十卷[39]、《广舆图》二卷[40]、《唐宋元名表》四卷[41]、《范忠宣公奏议》二卷[42]、《安边疏要》一卷[43]、《续文章正宗》二十卷[44]等。作为赞助人，为刊刻书籍作序，这是明代官刻书的通例，所以我们在明代的官僚文集中多见书序。 滁州胡松，字汝茂，谥庄肃。[45]他成进士后，从东平洲主官开始从政生涯，升南京礼部郎中、山西提学副使、山西参政。以言事指斥权贵得罪，家居者十余年。其后因有人推荐而复官，任陕西参政，转任江西左布政使、右副都御使，嘉靖四十二年（1563）任兵部左侍郎，升南京兵部尚书，嘉靖四十四年（1565）任吏部左侍郎，嘉靖四十五年（1566）卒于吏部尚书任上。其个人著述有《督抚江西奏议》《督抚江南奏议》《胡庄肃公奏议》《胡庄肃公遗稿》《胡庄肃公文集》等。《明史》称滁州胡松“洁己好修，富经术，郁然有声望。”[46]胡松与罗洪先是进士同年，在他被罢职居家时，罗洪先、唐顺之等也有同样遭遇，曾共同研讨过学术，“时公同年友罗君洪先、唐君顺之，亦以言事废。二公并有志学古者，与入宜兴山中，盘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脱然超上乘矣。”[47]（李春芳《贻安堂集卷七·吏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庄肃胡公墓志铭》）正因为如此，钱德洪才在其书信中请求罗洪先给胡松写信，让胡松充当刊刻年谱的赞助人。 为了让阳明年谱得到官方的认可，钱氏等人请滁州胡松担任该书的第一赞助人。胡松同意了这一请求，钱德洪给罗洪先的信中说：“柏泉公（胡松）读兄《年谱》，深喜。经手自别，决无可疑。促完其后。昨乞作序冠首，兄有书达，幸督成之。”[48]由于罗洪先和胡松有同年的关系，且早就相熟，所以阳明门人对他寄予厚望。收到钱氏书信后，罗洪先回复说：“柏泉公为之序，极善。俟人至，当促之。”[49]在胡松的支持下，该书的刊行列入政府项目，开始执行。按照当时官刻本的流程，先要对书稿进行校订，胡松让罗洪先来办理这项工作。“柏泉公七月发《年谱》来，日夕相对，得尽寸长。平生未尝细览《文集》，今一一详究，始知先生此学进为始末之序。因之颇有警悟。故于《年谱》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于兄原本，似失初制，诚为僭妄。……不及请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50]胡松收到钱德洪发出的年谱稿件，然后交给罗洪先准备刊行。罗氏花了很大的精力去重新校订，删改、增补。当然也耗费了不少时间。 由于胡松升迁，这位赞助人的预期目标或许难以达成，所以他们希望加快刊刻进度，最好能在胡松离开前完工。罗氏在当年八月将校订稿发给了胡松的下属，也就是滁州毛汝麒。但是，赶工刊刻或许并不合适，所以罗洪先做了两手准备：第一，寻求新的赞助人，比较合适的人选就是陆稳；第二，趁机对年谱做更进一步的修订，他花了个把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 仅从赞助人这一项，我们可以初步认为将天真书院定为嘉靖四十二年刻本尚有可进一步考察的必要。就我们的观察而言，文库本的刊行时间要晚于国图本，即在嘉靖四十三年以后。比较明显的证据是，钱德洪的序已经标明时间是嘉靖四十二年八月。是否年谱四月完成之后就进入刊刻尚不明了。而胡松的序文中关于年谱的卷数标以墨钉。这说明此年该年谱内容虽然已确定，但刊定时的卷数并没有编定。 明代刻书自有其独特之处。据古籍版本调查，阳明学著述和其他古籍一样佚而不存者颇多，而存世阳明学著作的版刻品种数以百计，而版本情况就更加复杂了。[51]这自是明代出版业兴盛的一个缩影。相较于宋代，明代是雕版刻书的“又大盛”期。[52]“明清两朝各地刻印的书籍，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比前代，不知超越了多少倍。”[53]明代的出版事业，更是可以用“蒸蒸日上和空前发达”[54]来形容。像阳明学人一样努力著述，并将前贤作品予以刊行，在明朝人看来再正常不过，这也造就了明代出版的兴盛。 究其原因，繁荣的书业与官方成熟的赞助人制度密切相关。这种赞助制度，对于后世人来说颇为陌生，前人是很熟悉的，如清初王士禛（1634-1711）《居易录》卷七说：“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时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又如御史、巡盐茶、学政、部郎、权关等差，率出俸钱刊书，今亦罕见。宋王琪守苏州，假库钱数千缗，大修设厅。既成，漕司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库镂板，印万本，每部直千钱，士人争买之。既偿省库羡余以给公厨，此又大裨帑费，不但文雅也。”[55]这就是为什么明朝虽然没有现代的缴送制度，但是中央及地方能够保存庞大数字书籍的原因。 在王士禛看来，这种赞助出版制度宋代已经有了先例，但未必就是如宋人故事，因为明代官僚作为赞助人参与刻书活动，不止刊刻藏家善本，也直接资助当代书籍的出版，也正因为如此明代的文艺才能如此之繁盛。当然，如果我们仅仅从历代正史的《艺文志》著录来看，尚无法发现明代的出版繁荣情况。
（注：本表据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及相关史籍记载制成） 从上表可见，《明史艺文志》著录的书籍量相较于前代的要少，要是我们由此得出明代文教出版事业不如前代，或许就是想当然了。而事实是《千顷堂书目》著录书籍17828部，明史馆臣编订的《明史艺文志稿》尚保留有13000余部。清人编纂前代史书时，在著作出版方面依据的是《千顷堂书目》，最后定稿的主事人执行了“卷数莫考”“疑信未定”两条限制性标准，以“宁阙而不详”为标榜，所以明人著述数量看起来与雕版时代之前的写本时代相差无几。当然，清人之所以能厘定出书籍作者的姓氏、籍贯、书籍的卷数等等，就是因为有比较准确的记载。若以此标准去删订前代史志目录，或许所剩无几。明代人的著作之所以至少有三分之一左右能做出较为准确的判定，若没有彼时官方书籍赞助人制度的完备和成熟，是绝无可能的。后世版本学家如叶德辉等人，或者只看到了当时官僚呈缴书籍的表象，并没有再进一步去思考如何理解表象之下的本质问题。所以，叶德辉在《书林清话》这部版本学名著中，仅以“好事之习”[56]四字来解释明人著述大量版行的原因，而且认为这种喜好承自宋人。这种理解并不足以说明书籍文化的内在价值，更不足为训。 从某种意义来说，搞出版的人定然是好事之徒，但出版业的繁荣绝对是好事而非坏事。一个社会没有重视出版的风气，何谈文化自信？又何谈继承发展呢？事实上，明代的出版在整个出版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当时上自中央政府各部，下至地方诸府县，均有赞助出版的制度规范。就地方而言，各地方的督抚、学政等，往往是赞助出版的第一责任人。从明初开始，曾主持《永乐大典》的解缙就曾上疏朱元璋《太平十策》，其一就是资助出版：“宜令天下投进诗书著作，官为刊行。令福建及各处书坊今国学见在书板，文渊阁见在书籍，参考有无，尽行刊完。于京城及大城港等处，官开书局。就于局前立碑刻详书目，及纸墨二本，令民买贩，关津免税。每水陆通会州县，立书坊一所，制度如前。”[57]（《解文毅公集》卷一）
解缙对于资助出版的具体办法有四：官方资助私人著述；中央政府收藏书籍予以刊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设立官办书籍经营，并且给予免税政策优惠；支持地方设立书局书坊，促进本地文化繁荣。总之，在解缙看来，政府资助出版是礼兴乐备、文化繁盛、教育昌明、天下太平的重要举措。 我们无法获知解缙的这一奏疏是否奏效，但明代的官僚们喜欢充当出版赞助人却是人尽皆知的。胡应麟《经籍会通》卷四说：“今宦涂率以书为贽，惟上之人好焉。由诸经、史、类书，卷帙丛重者，不逾时集矣。朝贵达官，多有数万以上者。”[58]官僚支持出版，并以书籍的收藏作为标榜，家藏万部书也并非奇谈。在官方赞助制度的推动下，书业发达了。藏书也就不再成为少数人的事业。故而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收录五代到清末藏书家1175人，明代将近一半，有427人之多。没有大量的版刻书籍，藏书是不可能的。
大量版刻书籍生产并流通，十万卷楼、万卷楼等才可能在全国遍地开花。私人藏书成为风尚，政府部门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当时的行人司规定“其以事奉差复命者，纳书数部于库。秘阁而外，差可读者，此耳。”后来有人专门为行人司的藏书编写了目录，著录数千种之多。[59]私人藏书之家编有目录的也不在少数，据范凤书在上个世纪末所做的文献调查，可考的明代藏书目录有167种，存世的近50种。[60]要有书，才有藏书；要有大量的书，才有大藏书家。这似乎不必解释。必须明确的是，明代的藏书家收藏的书，大多是刊刻的印本书，抄本写本已失去了它的历史地位。王应麟说： 诚如胡应麟所说的明代人所出版的诸多书籍的确是校勘精良的，唯其有成熟的赞助人制度，才能够形成如此局面。但是，晚清以来的学者们多沿袭旧闻，以王应麟的不得其善的十之三四来断定整体，以至于有所谓的叶德辉“明人刻书而书亡”的经典论断。即便叶德辉《书林清话》声称“明人不知刻书”，[62]也不得不承认“明时法制之严，刻书之慎”[63]，不得不感叹“明人刻书，亦有极其慎重，必书刻并工者”，其结果是清代的藏书家或鉴赏家把这类刻本误以为是元代版刻或者更早，邺架珍藏。[64]对于以收藏和鉴赏为第一要务的版本家而言，或许这并非“好事”，因为它不具备“稀奇古怪”的善本性质，甚至还为版本的鉴定带来了无穷的麻烦。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却是一件幸事。 如今，我们要想了解阳明的历史世界，只能通过阳明年谱之类的著作，可以说正是这些版本繁多的著作构成了我们理解历史的最佳入口，从此进入，既能有知识上的收获，也会得到智识上的考验。 阳明年谱在明清的诸多年谱中具有标杆的意义。文献学家郑鹤生（1901-1989）曾说：“年谱之作，盖始于宋元丰间吕大防撰之《韩文》及《杜诗年谱》。元明以还，其数渐增。然大抵出于后学者之手，不若出于自撰，或亲故者之精审也。自撰年谱，以清初孙奇逢为首创。出于亲故者，莫善于《王阳明年谱》。王谱材料，由其门生分年搜集，经钱德洪加以编纂，最为精审。至于材料之运用，或仅采学术，或兼顾时事，要视谱主本身之行状而异，不可以一格论。”（卢前《霜崖先生年谱》，民国《南北词简谱》本）也就是说，阳明年谱无论在撰写者的水平，材料的完备程度和书写的精细度等各方面都是足可称道的，也是学者们所认可的可做作为范本的著作。之所以如此，自然与阳明学人的努力有着之间的关系。 试想，如果没有阳明学人不断地寻求赞助人刊行其学派的著述，没有海内外的大量留存的阳明学文本，仅仅有几种所谓的珍本、善本，它绝无可能成为世人皆知的常识，更没有可能造成长久且深远的历史影响。[65]阳明学研究者张艺曦说，阳明学著作的刊行，打开了其学术传播的范围，破除了因人因地的限制，[66]由此，阳明学人用学术著作的编纂、刊行和阅读、传播构成了一个阳明学的学术思想的书籍循环： 学术传播→书籍阅读→书籍流传→再版改编→学术传播 在这个循环中，是没有书籍制造人的故事的。所谓的书籍制造人，不仅仅是书籍的作者、编者，还包括赞助者，阐释者和传播者。这是这些人共同构成了书籍的循环。比如，人人皆知《传习录》是阳明门人徐爱、薛侃、陆澄、陈九川等人蒐集整理的，但要是没有钱德洪的编集，是没有南大吉、丘时庸、王应昌等上至总督巡抚抚，下至县令教谕等地方官员的赞助支持，其书不可能在数百年间反复刊行，读者也就不可能最便利的获取阳明学的文本，也就无法通过书籍来感受阳明学的精神世界了。而且，从赞助人的角度来看阳明学的传播，我们还能得到另外一个与阳明学研究的常识不太一样的认识。 余氏论述的矛盾地方在于，他认为阳明及其弟子希望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一定是要和现实的社会全然不同的，现实的政治秩序中的各色人物和种种制度设计也让这一理想事实上没有达成的可能，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只有发动群众，通过个体意识的觉醒，最终才有希望来一个彻底的改变。但是，只要我们细致考察阳明及其门弟子的行事、著述，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理想决不是要革命式的终结旧世界，更不是要通过个性解放实现私的激荡扩充，从而实现道的天下大化，恰恰相反，阳明学首先是一种政治哲学，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理想问题，而是生命的安顿，学术的明悟，以及社会秩序的重整和调适。所以，他们要建立事功，要编集著述，要寻求赞助，要反复讲述、传播良知之学。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传统的中国一直具有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即便经过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仍旧存在着，这也就是为什么良知之学能够在数百年之后再次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的一个缘由。 从阳明年谱而言，钱德洪等人完成年谱撰写工作之后，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谋求赞助人刊行，一方面是将稿件的誊录本交由罗洪先校订。这中间经历了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钱德洪说：“去年归自怀玉，黄沧溪读《谱》草，与见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谋梓行。未几，沧溪物故，见吾闽去，刻将半矣。六卷已后，尚得证兄考订。然前刻已定，不得尽如所拟。俟番刻，当以兄考订本为正也。中间增采《文录》《外集》《传习续录》数十条，弟前不及录者，是有说，愿兄详之。”[69]也就是说，钱德洪曾试图寻求赞助人刊刻他本人编集的《年谱》，但是因为赞助人的去世和转任，并未完成，只能停工。在此期间，罗洪先完成了《年谱》的删订工作，钱德洪自然是非常乐见其成的。但他觉得还有些地方需要继续增删，如此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 据现有资料，可以确认的是，嘉靖四十二年，钱德洪校定年谱的成稿完成，胡松的序文也写就。钱氏将年谱稿本连同胡松的序文抄录了好几份副本，分送阳明学人和赞助人，包括王畿、罗洪先和胡松等。赞助人胡松将刊刻事委托给赣州主官毛汝麒。胡松当是通过政府的公文形式发出指令给毛汝麒的。毛氏在得到任务指令后，随即展开工作，包括组织校勘学者，招募写刻工匠，准备刊刻所需梨木板材，提供刊书场地，预备刊书日常用度等等。这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毛氏还专门从江西省城聘请了写工邓班将书稿誊写成用于雕版的稿件。徐昇等一众刊书工匠也很快进入工作状态。然而，在毛氏没有预料到其后因胡松的升迁让此书的刊刻出现了较为棘手的问题。 如果按照胡松的序，他是在嘉靖四十二年五六月间得到书稿，并且按当时的赞助人通例写了序言。但是在毛氏尚未完工时，胡松就调离现职了，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就地等待工作的交接。按照明代官刻本的惯例，该书的完成尚需一位新的赞助人，当然最好是胡松的继任者。但是，阳明的门人弟子们对于刊行该年谱很迫切，钱德洪曾说：“先师千百年精神，同门逡巡数十年，且日凋落，不肖学非夙悟，安敢辄承。非兄极力主裁，慨然举笔，许与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柏泉公极力主裁，名山胜地，深居廪食，不能完也。岂先师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时有所待耶？”[70]由此可见，当年胡松作为年谱的赞助人，为阳明学人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不管是为了完成师门事业，还是要完成赞助人的意图，都有必要继续推进。其中罗洪先立即行动，在这一年的八九月间找到了陆稳（1517-1581）作为赞助人。陆稳的地位合适，而且他本人也很乐意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很快写了一篇序跋。陆氏的跋文题写的时间是嘉靖四十二年九月。 这就是说，胡松升迁之后，阳明门人弟子为了确保该书的刊行完成，立即采取了补救措施，以确保年谱的顺利完成，毕竟这是当时阳明学人的头等大事。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前一赞助人胡松对年谱刊刻事宜非常上心，他与周相完成常规工作交接后，还把刊书事做了交接。因此，周相也成了年谱的赞助人了。 这样一来，这部书出现了三位赞助人，分别是前任胡松、现任周相和陆稳。这中间如何进行工作的安排，可能令具体操办人毛汝麒相当难办。极有可能毛汝麒报送的时间是比较晚，这从周相的序文题写时间就能看出来。其序落款时间为嘉靖四十三年首夏九日，即该年四月。也就是说，从前一年九月到次年四月，毛氏有了足够的时间完成刊刻、刷印和装订等各项工作。或许，当该书全部书版雕镌完成之后，他们才将此事报告周相，并且请他做赞助人。其实，周相已经得到了前任的委托。这就令周相相当恼火。阳明门人弟子没有第一时间请他当这个赞助人，而是找了另外一人。这就是为什么周相会在他的赞助序言中抱怨说，他没有在年谱中看到阳明给他的一通书信的原因所在。 按常理，赞助人应该审阅手稿之后才开始刊刻。由于年谱的前任赞助人胡松是升迁前布置的任务，而且阳明门人又做了一些工作，等于是绕开了应该是事实上的第一赞助人的周相。这样，周相做了一次与当时的书籍刊刻第一赞助人身份略有不同的事情。当然，他赞助的这一刊本留下了很多比较有趣的故事，为后来人考订阳明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提供了不少史料。这一刊本曾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所以现存的毛氏刊本有国家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馆和浙江图书馆等多家藏本。 但是，毛汝麒的这一刊本完成后没有得到皆大欢喜的结局。周相的不满已经在序文中有所表达了。钱德洪等阳明门人弟子的反应如何呢？ 罗洪先自然不能不满意。因为他请出陆稳做赞助人，让年谱得以变成刊本。他说：“得吴尧山公书，知《年谱》已刻成。承陆北川公（陆稳）分惠，可以达鄙意矣。绵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龙溪兄（王畿）十部。伏惟鉴入。……弟去岁至今，皆在病中，无能复旧。然为学之意，日夕恳恳，始知垂老惟有此事紧要。”[71]胡松离任后，罗洪先请托陆稳为第一赞助人。在陆稳的协助下，这部书总算是刻成了。对此，罗洪先是比较欣慰的。他告诉钱德洪，他本人在校订完成年谱之后生病一场，感觉身体大不如前。能见到年谱的刊定，自然是相当高兴。另外，或许他自己出资从毛氏那里领取了五十部绵竹纸的成品，其中十部赠予王畿，另外一部分给钱德洪。 作为阳明著述的最主要的编集者，钱德洪的看法最值得我们注意。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的态度是颇为吊诡的。一方面，他的确是请罗洪先对年谱进行校订，或许也允诺可以让他尽情删订；一方面，他作为阳明的忠实门徒，既然已经终身以传扬阳明学为己任，对于毛氏刊行的年谱中出现的某些话语，或许他是很不满意的。比如说国图本正德十四年六月记录朱宸濠造反有“孝宗为李广所误，抱养民间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于兹矣”[72]、“是时武宗初生，李广用事，外间不察，妄为飞语”[73]之类的话。阳明学人在嘉靖时期的的处境艰难，正在积极争取士大夫官僚的支持，这类政治不正确的话语出现在年谱之中，是甚无谓的。诸如此类的在国图本中尚有不少。阳明年谱旨在阐扬师说，彰示阳明事功，不宜有此，钱德洪当然不可能满意。所以我们看到，文库本和全书本皆没有这些无谓的话语。 这里所谓的“飞语”就是民间传闻，即所谓谣言满天飞。在阳明的年谱中出现这种话语，更加可以确认这应该不是钱德洪的手笔。所谓“飞语”云云往往是一种托辞，定会遭到学者质疑，以敬慎出名的钱德洪，或不至于做此等文章。当然，在明代中晚期以“飞语”来写作的不仅此例。很多人撰写年谱、行状之类的文字时往往有之。如王世贞记载说：“盛荣简端明墓表，欧阳文庄撰，出故人吴明卿手，甚雅健有法，且不为浮誉，第少有抵牾。……云'召拜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读，充经筵讲官。己丑，公复坐飞语，调南符卿。’按公以经筵疾咳，失仪见纠，上不悦，改补南尚宝。今云中飞语，则似以人言调，非因公误也。”[74]（《弇山堂别集》卷三十）显然，飞语是当世传闻，多为讳语，既非可靠消息，也非实际发生，在年谱中用这类的民间传闻，是不符合阳明年谱编者的传播阳明学问事功的意图。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国图本或者自于罗洪先之手，或者出于校勘该本的毛汝麒等人之手。这些文字不会是钱德洪的手笔，所以当钱德洪见到由周相作为第一赞助人的年谱时，并不是很满意。甚至于对于年谱当如何才能成为一部阐扬师说的著作，他和阳明其他门人之间的意见也并不能统一。故而我们看到谢廷傑所主持的全书本中对于其他部分都标明了著作者，而《年谱》部分却根本没有署名，其原因或许就在于年谱的编纂、修订和刊刻经历了很多难以为外人所知的故事。[75]当然，全书本的年谱附录部分也为后人的考察提供了线索。其一，《年谱附录》只收录了钱德洪和邹守益、罗洪先的《论年谱书》。邹守益是年谱的第一任总裁官，钱德洪是第二任总裁，罗洪先则是成稿后的删订者，他们对于年谱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其二，《年谱附录》收录了钱德洪、罗洪先、王畿、胡松、王宗沐等人的序跋，没有周相和陆稳的序跋。也就是说，钱德洪等人对这一刊本是相当不满意的。 当然，钱德洪也并没有因为前一刊本的出现而放弃了他的努力，实际上他很快就寻求了新的赞助者，并且成功的将书版放在了阳明学大本营天真书院，这一重新制造的刊本曾在阳明学人群体中流传，并且其中有些进入了市场流通，最终有一部东渡日本，保存至今，成了我们了解这一段历史的唯一见证。 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八十四载，晚明时期，阳明后学因活动需要，曾在浙江杭州钱塘县正阳门外的玉龙山设立过一个集会据点。传说这里原本是南齐的天真禅院旧址，所以他们将新建的这个地方命名为天真精舍，也就是天真书院。万历年间，因为禁毁书院的缘故，这个书院也被迫改名，在当地巡抚主官的奉请之下，得到了皇帝批准，并赐名为勋贤祠，这个名称也就一直保留下来，整个清代都存在。 按理说，天真书院作为阳明学人的大本营，在此刻书并不需要其他的赞助人，也就没有必要保留胡松的跋文了，但是现在看到的这一刊本有胡松的序，同时还有钱德洪的序。这说明，此一刊本是钱德洪为了对此前刊本的采取的补救措施。而且该刊本除了胡松和钱氏的两篇序文之外，没有其他人的序跋文字，这在钱德洪等人刊刻的著述中也是相当少见的。当然，我们并不知晓传承至今的文库本，是否就是当年天真书院藏板的原貌，是否还有其他的序跋发生了丢失等等，故而对其刊刻的相关情形不能做过多的推论。 值得注意的是，文库本中“天真书院版”，未必就意味着是天真书院刻，它只能说明这部书的书版在天真书院。由于年谱中没有相关的信息，我们无法考察其中刊刻详情，但我们从另一所谓天真书院刻本《阳明先生文录》中，多少能看出一些端倪来。学界多以为《阳明先生文录》有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天真书院刻本，并且认为这是钱德洪、王畿和胡宗宪（1512-1565）的一个刊本。[76]这样说是将阳明著作的编撰者和赞助者混同的结果，而且也没有注意到古代刻书的一些细节问题。事实上，赞助人胡宗宪在他的序文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他说： 据胡序可知，钱德洪、王畿请求时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直浙总督的胡宗宪充当《阳明先生文录》的赞助人。极有可能当时杭州还没有阳明文录的刻板，所以他们提出的这个请求也是比较合理的。在苏州、福建，甚至连关东都有了阳明的文录，而阳明曾经主政过的杭州地区却没有刻本；钱德洪还说，他们这个新的本子还会在苏州版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并不是纯粹的翻板，于是胡宗宪就同意了。按照赞助人制度，他点头之后，需要下级官员负责。胡氏令时任杭州府同知唐尧臣负责此事。钱德洪按照当时赞助人制度的惯例请“有言”。后来，胡松也的序言也同样如此制度之下的产物。杭州府的同知是当地政府的二把手，他来负责刊刻事宜，按理不会把这部书放在天真书院来进行刊刻，但按照钱德洪与赞助人胡宗宪的约定，刻书完成之后，书版放在天真书院，可以为四方来学之士提供刷印服务。既然是版片放在天真书院，书院人士在版片上加雕“天真书院版”五个字也是合理的。 综上，通过我们考察，可以确认文库本的刊定时间晚于国图本。由此我们还能进一步去理解明代的书籍刊行的某些制度，比如赞助人制度；和某些与学术传播相关的故事，比如后世学者，包括未见到文库本之前的笔者本人，都试图从国图本中推论阳明的学术思想以及阳明门人弟子的思想世界，应该说与历史的真相是存在着一定距离的。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见到文库本的话，我们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中间的复杂故事。这样，学者认为全书本的年谱从文库本而来的设想，虽然从文本内容而言并不准确，但是从当时的年谱制造过程来说，却是相当准确的。 我们知道，版本学的一项任务在于书籍相关信息的披露。如果能通过我们的调查，揭示某一书籍的不同版本情况，并且提供某种比较可靠的信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自有其价值。但是，如果信息是不准确的话，故事就可能完全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了。阳明年谱的信息即是其中一例。 《阳明先生年谱》的两种嘉靖末年刊刻，虽然都是阳明门人所作，经过了钱德洪、罗洪先和王畿等人之手，但刊行的机构性质的截然不同。文库本是杭州天真书院以藏板来刷印的，而国图本是赣州府刊行。天真书院此时还属于阳明学人的私组织，他们把所藏书版进行刷印，用于市场流通的可能性很大。后者则明确属于官刻本，因为它的所有经费都来自地方政府部门，刊书的全部事宜皆有府县主官负责组织协调。虽然我们没有看到阳明年谱中记录官方如何资助该本刊行，但从该书的赞助人之一巡抚胡松所支持的另一刻本能窥见晚明时期地方官刻本的一般情形。 王应电的《周礼传》一书完成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由于没有经费，大概以抄本传于学者之间。他的这部书得到了吉安府两任主官的支持。先有何迁，认为该书有价值，值得刊行，就让吉安府下属永丰县办理。不过，刊刻工作尚未完成（抑或仅有刊行意图，而尚未正式启动），何迁就转任升迁了。这件事情就按下了暂停键。一年后，新任主官胡松热衷此事，王氏著述得以由手稿变成刻本。当时，永丰县知县为吴凤瑞，专为刊刻此书发了文书，并将它放在了该书的前面，即《永丰县奉都察院行文》，该文称：
从这一公文可知，当时府县刻书，首先需主官同意批准后方可实施，其中府院以现金的形式资助，并且需要最后的成果，即十数本刷印装订好的成书。其次是县政府有关部分出配套资金，不够的部分需要当地政府自筹经费，他们需要完成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文稿的校订、刻工的招募、食宿的安排以及项目进度的管理等。或许由于时间紧的缘故，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周礼传》全书含附录不到十卷装订成书为十册，延请的刻工将近四十人，而《阳明先生年谱》三卷三册的刻工则只有五人左右。所有刻工必须具名，也是为了经费结算的便利。第三，府县刻书采取的是县令负责制，他们拥有在书本之后的署名权，即专写一后序，即作为他们工作成绩的一种，也可以作为考核的一个依据。第四，州府的主官是地方官刻本得以成为可能的关键，因此他们的序跋多在书前位置。他们会将各县呈送的书籍作为礼物馈赠其上级和同僚。而且，地方政府官僚在全国范围内升迁流动，各地学者的书籍也会经由他们之手传播到他们所经行之地。如果某些人觉得有必要扩大读者群体，他们又会在其主政之地重新刊行，在一般情况下会直接用他们的藏本作为底本付梓。 如此一来，增加了某一书籍读者数量，扩大了作品的影响，同时也增加了后世考订家们的判断难度。这种原样覆刻的本子，很难断定其刊行时间和地点，除非有较为明确的说明，或者刊刻风格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事实上，明代人刻书覆刻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雕版印刷的技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从明中期以来，创造性的制造出仿宋体的雕版字体，对刻工技艺的要求降低，覆刻也就更加容易了。这样一来，书籍越来越缺乏鉴赏家所期待的趣味，也就有了“嘉靖以前，风尚近古，时有佳本；万历以后，风气渐变，流弊极于晚季”[79]之类的说法流行于版本鉴赏群中。时至今日，它还是我们判定善本佳刻的一个先见。 有意思的是该嘉靖本《周礼传》与国图本《阳明先生年谱》的开本大小几乎一致。前者书高30.0厘米，宽17.0厘米，版框高19.9厘米，宽13.8厘米。后者与前者只有毫厘的差异。或许这一时期的书籍，一般都是此种大小。不止如此，两本都注明了刻工，其中“月”“昌”“禾”等三名刻工同见于二书。[80]若仅一人互见，或可认为是偶合，三人互见或许说明当时有一批江西刻工在各府县流动工作，他们中的某些人承揽了政府的业务，然后召集大家集体开工。由于刊刻一部书往往需要耗时数月之久，所以比较紧急的时候，也会从其他府县赶来帮工。抑或者当时刊书的地点并不在各县城，而是府城，如此一来刻工就只需要在各府城之间流动即可。 天真书院版又是何种情形呢？天真书院最开始作为阳明学人的聚集地，后来改成祭祀阳明之地。再后来，它改成了不专祭祀阳明的勋贤祠。当然，不管是晚明以后延续了数百年的勋贤祠，还是曾经聚徒讲学的天真书院，都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消失了。作为实物的那些建筑，作为故事的那些讲说，大多不可考证。但正如很多历史故事一样，总有一些意外，天真书院曾经或者刊刻过不少学者用书，抑或者保存了不少他处刊刻书籍的版片，以方便前来学习的阳明学人。据《西湖游览志馀》载，天真书院除了祠堂之外，还有“文明阁、藏书室、传注楼”等。[81]也就是说，这一书院具有典型的传统书院运作模式，保存书籍，包括保存书版，是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职能。 版本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代才形成的。它是以书籍的不同版本样式为研究对象，在实践操作层面强调科学调查和文献搜集，在学术贡献层面尚追求价值判定和信息共享，在人员组成上多以图书馆和高校及科研院所文献研究者为主体。有学者甚至以为，所谓的版本学是只管“版本”（即确认某种书是某时某地某人写、刊、刻、印）而不管其内容的，版本叫做调查，内容叫做整理；版本叫做鉴赏，内容叫做研究；调查为整理服务，鉴赏为研究之余。比如黄永年等老一辈学者就坚持这样的观点。[82]如此，版本学就是通过某些特征来确认版本，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鉴赏，也就成为某种雅好之学，并限于特定的人群。大多数人看书并不关心版本的形式问题（行款、字数、板框、装帧、刻工等，最多还包括序跋、藏印等），所以这些被研究者所弃之不顾的东西才是版本学所要观察、关心和著录的。这种版本学的思考样式，是清代以来的通识。版本鉴定和书籍目录也就成了版本学的最主要内容。至于如何做此种版本学，谢国桢在为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所作序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 谢国桢本人对于版本目录的做法，也有两点认识。第一，记录书籍体制的内容，主要是篇目的次序问题；第二，书籍刊刻的形式，比如行款、书口、扉页、鱼尾、书牌等。将大量书籍的体制和形式进行综合整理，就成了版本目录。[84]此种目录，收书范围是限定的，收书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谢国桢曾著《晚明史籍考》，其中有年谱一类，限于该书收书体例，就没有收录晚明时期学者为阳明所作的任何一种年谱。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谢国桢转述赵万里关于版本学价值的说法，提出了“版本学要对书籍的源流予以表现”这一当代版本学任务的主张。这已经溢出了传统目录之学的范围，成了一种新的版本学，不仅仅是书皮，还保留了更加深层的思考。换句话说，当代的版本学家对于版本学的认识不仅要把前人关于书籍的有关信息予以揭示，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细致的考察去表现书籍的源流变化，因为透过这种源流变化的过程，能够让我们注意到古籍所蕴涵的古代历史文化的价值，甚至能够从中得到某些于浅见途说不同的理解，如此一来书皮之学也就有了它的学术意义了。 谈论版本的前提是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以诸样式的存在。作为调查和鉴赏的版本学是知识，是书皮之学；作为一种关于书籍知识的智慧则起源甚早。鉴于一切版本的知识都是以版本的存在为其先决条件，早期的版本学家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版本是否以及为何存在、是否以及为何应当存在。所以，书籍存在的诸样式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是他们讨论的起点。也即，他们并不关心版本的概念本身，而是要处理诸样式之间的差异问题，以及某一具体样式内部的问题。如果质疑某种版本样式存在的，或者是否有必要，通常意味着他们对某种知识有了判断，也就不再需要某一特定的存在了。换言之，版本的诸样式所承载的知识是问题的关键，其他的问题并不成为古典版本学家关心的课题，甚至他们根本不会意识到它还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古典版本学的第一要务在于知识本身，而非样式。它所关注的自然是某一样式所呈现的内部文字和故事等是否足以传递某种价值或知识，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因为价值和知识的追求，导致了版本的多样性的问题，而不是相反。如此，我们进入一个书籍的某一个版本样式，也就意味着我们要从它内部开始进行理解。事实上，对于非藏书家的普通读者来说，任何一个版本在其知识的价值意义上来说是等值的，造成其价值的高下的原因是其内容本身。当然，从清代以来，这种古典的版本学被另外一种价值追求所掩盖，版本学也就成了所谓的门径或者钥匙，人们也不再关心以某种版本样式存在的知识的关键意义了。 对阳明研究者来说，但凡一个阳明学著述的版本，无论是确定无疑的，还是印信参半的，都是我们蒐集遗闻，找寻思想线索的重要依据。辑佚的工作在阳明学研究中已经开展了数十年，不管是《遗言录》《稽山承语》《传习录栏外书》，还是国图本《阳明先生年谱》，其中的阳明话语都被先后整理出来，附录到了《王阳明全集》之后，为阳明学研究增添了不少新的资料。而文库本《年谱》长期以来没有被学者细致比勘，因此其中有大量资料属于佚文性质，若能系统加以整理，当为今后研究提供不少第一手的史料。我们且以有疑似钱德洪题签的卷四为例，略作说明： 文库本卷四起正德十五年八月咨部院伸冀元亨冤状，迄嘉靖二年十一月都御史林俊会先生于萧山。全卷共24个雕版页面，约八千余字。其中标目有正德十六年的“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本年五月的“是月与岭南同志书”，六月的“按乞便道归省书”“与陆澄论养生之说”，今皇帝嘉靖元年七月的“按门人陆澄辩忠谗以定国是疏”，嘉靖二年的“二月南宫策士”等六处。国图本有“是年先生始言致良知”“归兴”“别谦之”等三处，全书本仅保留“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一处。 这一时期是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主张的时期。这一时间段，国图本在上中下三卷之卷中部分，全书本排在卷三十三和卷三十四（改卷自嘉靖元年起）。 正德十六年第一条标目“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全书本同，国图本题为“是年先生始言致良知”。文库本全文为： 全书本的同一处的文字为： 显然，仅从这一条来说，全书本是对文库本进行了删改和增补而来的，删6处，增2处。增加的这两处，在国图本的原文中均有。另，格式调整1处，即全书本不再区分大小字号，而是通过分段的方式来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国图本此一条的内容尚有阳明语录1条及钱德洪按语1条，但正文部分与其他两种差异较大，其第一段为： 国图本的这一段中没有文库本“忧心明武宗”之说。如果我们以有此语的版本来论证阳明思想变化，岂不是仍能要得君行道？显然，当时的情况没有得君与觉民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相反，对于阳明学人来说，重要的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实现现实秩序的改善和世道人心的维系。所以，我们看到阳明学人对于年谱的编纂有着极为慎重的考量，不单单将其视为一部普通的书，而是希望通过这部严谨的作品来激励读者去实践良知之学。所以，钱德洪说：“师殁后，吾党之教日多歧矣。……刻《传习续录》于水西，实以破传者之疑，非好为多述，以耸学者之听也。故《谱》中俱不采入。而兄今节取而增述焉。然删刻苦心，亦不敢不谓兄一论破也，愿更详之。”[85]钱德洪对罗洪先的删订年谱是有其保留意见的。这些地方在文库本还有保留。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库本要晚于国图本。 至于全书本到底出自国图本，还是文库本，其实全书本中已经有编刊者的答案。《王文成公全书》（国家图书馆藏隆庆六年原版）卷三十二至三十六为附录一至五，即年谱附录一至五，卷三十七至八为附录六至七，即世德纪和世德纪附录一。其中，年谱附录五前有编刊者的说明： 启原是秀水沈启原，是校阅《文录》者之一。这里，他称阳明为师，应该是阳明门人弟子。据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记载，可知： 沈启原（1525-1591），字道初，别号霓川，一号存石，秀水（今属浙江嘉兴）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举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曾任南京工部郎中、四川参议、山东参议。沈氏“所笃好惟图籍。上自金匮石室之藏，以至古今集，悉购无遗。或少缺略，借之储书家，务缮写完好乃已。平居不耐酬应，或谭经史，评法书，而阍人持刺以进，盖未启缄，眉为之攒矣。即当路诸公，多门生故吏，启原绝迹不入城，不投谒。然当路推毂人才，必引以为重，启原视之泊如也。”（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五，明天启刻本）沈氏热衷藏书，且学术水平不错，并且他恰好是浙江杭州府左近的嘉兴府人，曾有一段时间任职于南京。那么，他究竟是在何时参与刊定所谓的《增订年谱》呢？据过庭训的记载，沈氏于嘉靖“癸亥（1563），转本司郎中。寻调南仪制司。丙寅（1566）迁四川参议。己巳（1569），以内艰归。服阕，补山东参议。其分道在济南。”从此记录而言，他参与全书本年谱的校勘事宜，可能的时间有二：其一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到四十五年（1566）间，其二是隆庆三年（1569）之后的三年居丧期间。由于目前所知的全书本是浙江巡抚谢廷傑于隆庆六年（1572）[[87]]刊行，所以我们可以推定沈启原是在后一时间段应谢廷傑之请参与此事的。这一时期，他丁内艰在家，刚好有时间从事年谱的校勘事。 从前述赞助人的考察中，我们知道书籍编纂者对书籍的刊定未必就有指挥的权力，编纂者将书稿交给赞助人所指派的刊刻书籍负责人之后，他们的工作任务就暂告一个段落了。只有等到刻印完成，拿到了刷印的书籍之后，他们才会以读者的身份再次与他们的著作相遇。 阳明及其后学从正德年间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造成了一个奇特的思想史奇观，学者得出结论：“明儒之学，一阳明学而已。”[88]他们的理由是，宋元的那些儒学家们，主要的学术关注点在于经典阐释，很少以某一两个口号为作为宗旨来作为讲学号召的；而明代的儒者则基本上每个重要的学者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口号，其中口号最为响亮，旗帜最为鲜明的当属阳明，“阳明所标者为独宏远”，“蔚然为有明唯一大儒。”[89]阳明及其门人的追随者极多，晚明时期，阳明学人四处聚徒，设立书院，传闻中“阳明书院之在宇内者，七十二，而浙中居其六。”（邵廷采《姚江书院记》）[90]这些书院吸引了不少人来了解阳明其人其学，自然也就传播了阳明的学术思想。这些书院中人，除了讲学之外，也要读书，阳明年谱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选项。问题是，我们并不清楚当年那些人读的是何种版本的年谱，大约只能根据后世所见来建立一种历史的想象。因所见之书本的限制，容易对书籍的传承产生误判，比如梁启超曾于1923年时就阳明年谱说过这样的话： 梁启超说，他考察的结果是大部分清代人看到的阳明年谱，都与明末李卓吾的作品相关。那是因为李氏的作品，反复刊行，广为流传。对当代学者来说，全书本则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书籍，所以有学者就据此认定，所有关于阳明的事迹，多从全书本而来。比如杨正显说，清代官方修撰的各种地方志，只要是提到阳明的传记，都是沿袭了全书本的说法，后世对于阳明的理解都出于全书本的想象。[92]这样的说法，大概都是据所见所闻而提出的观点。由此可见，阳明年谱的早期版本，在后世的流传是相当稀见的，至于文库本则更是孤罕的珍籍，能在今天读到这部年谱，自然是相当幸运的事情了。 查考前人目录，我们的看法或许略有不同，如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明史艺文志》著录的是“《阳明先生年谱》十卷”，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卷二著录的是“《阳明先生年谱》三卷”，朱睦㮮《万卷堂书目》卷二著录的是“《阳明年谱》三卷”，十卷本的阳明年谱不知道是何种书，但天一阁所藏因有存世，可知与国图本为同一版本。看起来似乎此七卷的文库本的确是少为人知。 雕版时代，知识的传播逐渐摆脱了口口相传和传抄摹写的时空限制，依靠不断翻刻覆刻的诸多书籍，人类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接着读书而拓展。然而，刻印书籍的传播总有其天然的限制，前代之书，往往不为人知，读未见书也就成了藏书之家的噱头。就阳明年谱而言，时至今日，早期的几种刊本均未有单行的整理本，需要读它就得去故纸堆中找寻，或者去拍卖市场碰运气。随着电子版本时代的到来，今天的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方便获取相关数据资料，能够较为便利的从各种全书和丛刊中调阅所需的部分，未见书越来越不再成为问题。可是，我们的前代人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对他们来说能够看到一部单行的年谱都是一件相当幸运的事情。 众所周知，关于阳明的年谱，学界已经有了多篇考订论文，也有不少新的谱著，几乎将阳明及其学说的各种问题都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如果我们想要通过一个孤本秘籍来推翻这些论述，是不可想象的，也毫无意义。因此，新发现的善本，其价值并不在于将过去的研究予以反证式的终结，恰恰相反，它为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之上，推进我们的认识起到某种的促动的作用，从而为我们更好的理解阳明学本身起到一点学术的价值，大概也就是它的意义所在了。毕竟，至少四百年没有与读者互动过的书籍，根本没有发挥其作为书本身的价值，只能且必定是一过去式的文物。但是，当它重新出现时，我们见到了，并且阅读了，就可能从此开启了书籍的阅读之旅，也就重新回到了书籍循环。这或许是我们阅读它、推介它、阐释它的价值所以。由此出发，考察其书曾经的历史，揭示其制造的过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进我们对于书籍的一般认识，则这一版本具有的历史意义得到了新的阐发。 阳明学术在清代并不为学者所重视是不争的事实。相较于明代的地方政府官僚一再资助阳明著作的情形，清朝的官僚们已经很少将眼光聚焦在这上面了。阳明学看起来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成为真正的历史故事。不过，作为历史人物的阳明并没有全然地隐没。我们看到，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南巡，为阳明祠题写了“名世真才”的匾额。后来，祠宇主事者还将这一片额刻石为碑，以为永久之计。[93]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祠记》说：“御书'名世真才’四大字，在府城内王文成公祠前河干，本乾隆十六年南巡时所赐祠额也。王氏后裔恭摹，勒石建亭覆之，碑阴刻左副都御史胡宝泉谕祭文，使往来之人咸瞻仰云。”[94]
道光庚子年（1840）四月，郑光祖到杭州，乘船过钱塘：“从西兴镇，（有驿丞），雇乌棚船。（行家最多欺弊，以下略同。另有白棚船，较大，价较贵。）行内河。（不通外江。）路向东南，而东两岸多巨樟。十里。陡见高山一座，萧山也。县城建于山下。舟进西门，两岸墅㕓密比，有王文成公祠。（明王守仁，余姚人，卒谥文成。）祠前有大碑，刊御书曰：'名世真才’。三里。出东门，夜行八十里至绍兴府。”（[清]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三》，清道光《舟车所至》丛书本）也就是说，至少在鸦片战争时期，位于杭州的勋贤祠还是保存完好的。 阳明其人其学，或许因为乾隆皇帝的这一举动，在朱子学的鼎盛时期得到了延续护身符。故清人朱培行说：“窃以有真学者始有真才，学之不真，才即可议。天语煌煌，一字褒贬，荣于华衮；爝火之光，瓦釜之鸣，可以无庸矣。”[95]《四库全书》中也收录了《王文成公全书》。对于这部书，四库馆臣有这样的说法：“隆庆壬申，御史新建谢廷傑巡按浙江，始合梓以传，仿《朱子全书》之例以名之。盖当时以学术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此书明末板佚，多有选辑别本以行者。”[96]不独全书的书板不复存在，年谱的书板也早就不知去向，嘉靖年间的两种年谱也就成了珍稀孤罕的珍本，成了藏书之家的什袭之珍，少有读者能见到了。直到上个世纪末，阳明学才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人民的视野，阳明的著作也逐渐开始成为普通读者所能获取的读本。或许，阳明门人钱德洪等人编辑整理的，经当时政府资助刊行的两种不同版本的《阳明先生年谱》也能在未来某一天，经当代人的整理，重新被读者摆上书架，对此我们都很期待。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的结论： 首先，从文库本出发，我们考察了阳明学著作的刊刻情况。明代的书籍刊刻自有其严格且成熟的制度化操作流程，官方的赞助人制度是其中之一。举凡地方官刻本，皆经主官批准之后，由专官负责校勘，包括对文稿的处理，协调经费使用，联系专家学者校勘，以及组织匠户刻工执行，还包括对刷印成品的部分处置等。赞助人对刊本负有特定的责任，也享有在该刊本上留下序跋的权利。明代官僚热衷于教育文化事业，喜好收藏各类书籍，也乐意赞助各类学术书籍的出版，形成了一个官方刊行与学者编集的良性出版互动关系，对于明代学术的发展有着导向性的作用。 第二，阳明学的著述大多以地方政府赞助的方式刊行，是阳明学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他们不限于一时、不限于一地、不限于一人的寻求赞助，反复刊刻以阳明著述为中心的各种作品，为阳明学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起到了学术出版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效果，也进而推动了阳明学人群体的形成。就阳明年谱而言，经过数十年的准备之后，钱德洪完成了书稿的纂集工作，然后开始了寻求官方赞助出版的过程。在江西、浙江两地的地方行政长官赞助了年谱的出版，但是人事的变动会造成这种官方赞助出版的问题，嘉靖末年出现两部《阳明先生年谱》的刊本就是这一赞助人人事变动的结果。 第三，赞助人不仅负责刊刻的资金投入，享有写序的权利，同时也需要对书籍的刊刻质量予以把关，因此官刻本的质量往往是可以保障的，通过层层把关和严格的审核，可以确保该刻本能够作为礼物呈缴上官，甚至是报送至朝廷。更为关键的是，赞助人及其下属官僚甚至还能够对书稿进行实质性的修订、删改和调整，也就是说书稿的作者在交出书稿之后，就不再享有对书籍刊刻的直接处置权了。虽然如此，作者仍旧可以用同一部书稿寻求新的赞助人进行再次出版，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著作会在官方的资助下反复刊行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同一书稿会存在内容差异的一个原因。学术出版的官方赞助制度是较为成熟的文化教育出版制度，其延续的时间较长，所涉及到的书籍类型也相当多样，对这一制度的相关研究尚有更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第四，所谓的天真书院刻本，并不准确。“天真书院版”只能说明该书版片曾藏于此，并不意味着它必为该书院刊刻。由天真书院藏板刷印的这一阳明年谱，其刊刻时间不早于另一已知的嘉靖本年谱。这两部年谱和全书本的年谱之间各有异同，并不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该刊本保留了大量阳明学的佚文，特别是钱德洪的批注，是研究阳明学的一个重要版本。 最后，文化的繁荣，离不开著作和出版；出版的繁荣，离不开政治和学术。这不仅是古代王朝的历史故事，也是当代的现实。阳明崛起于有明正德嘉靖时，袭平草寇山贼，戡定藩王作乱，有旷世之功，复以致良知教，讲学江南，弟子三传不竭，成世传之学。推重他的人将他视为有明第一人，而忌惮者亦苦心积虑予以贬斥。事功无可置喙，则以学术罪之，故以心学与朱子学相悖为最大号召，鼓动士林；明廷倾覆，复以心学煽动罪之，[97]其事功亦为前朝幻影。不仅如此，其书也多佚失不存，他也就成了一个传说的人物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通过古籍的调查和保护，阳明相关的文献不断被揭示出来，就连隐藏于东瀛的阳明年谱，也在好事者的努力下让我们得以睹见其真面目。此是书籍循环的新故事。 [1]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76页。此诗中间八句即本篇标题所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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