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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共同回忆常州教育史上的一段历史与佳话，讲一讲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常州贫儿院的故事。  贫儿院长冯嘉锡 常州贫儿院是由本邑热心教育人士冯嘉锡（字晓青）、伍玑（字琢初）两人倡议，并首先慷慨解囊，于1922年开始筹备。同时邀请地方士绅、工商巨擘三十余人为院董，成立院董会。由院董会推选冯晓青任院长，伍琢初任副院长。选定城内椿桂坊灵观庙宇为院舍。收养的大多是失去亲人的难童与贫童，旨在抚育这些孤儿，使他们将来有机会报效社会。1923年8月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教育厅、民政厅备案，于9月13日开始收容贫儿，16日举行开学典礼，此后就以9月16日为院庆日。 贫儿院是慈善性质的教育机构，除免费教育外，还供衣食。创立时收容贫童、孤儿六十名，教养兼施，所有衣着、被褥、伙食、学习用品，全部由院方供给。 贫儿院后勤工作甚多，有些不是教师和学生所能胜任，不得不雇用工人代劳，但所雇院工必须具有一技之长的，如瓦工、木匠、裁缝、电工等。如贫儿院设置理发室，雇理发师一人，并兼任门卫，课余时间指导部分学生学习理发技术。贫儿院也设有浴室，学生沐浴次数是冬天每周一次，春秋每周二次，夏日每日一次。年龄较大的学生由院发给肥皂，自己洗涤衣服，年幼的学生由工友代洗。贫儿患病，由院医负责医治，住疗养室调养。如病情过重就送武进医院（今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并通知家属。邑中名医如周光泽、奚鸿博、钱同高、朱履安、段荫琦、丁克曾、王谷临等都曾担任过贫儿院院医。贫儿院的学生中孤儿居多，大多数终年留院。因而教师不但要教好书，还要兼任家长。贫儿院的假期很短，暑假二周，寒假一周。星期日上午要辅导学生自修，下午才能自由外出。 武进医院 摄于1930年代 贫儿院设置小学、职业两部。小学部遵照新学制义务教育办理，职业部在教授高小课程文化知识的同时还教授各项工艺，使贫儿学会一门手艺，以后能自谋生路。许多贫儿的家长，也迫切希望十多岁的孩子能早日参加工作，挣一些钱减轻家庭负担。于是贫儿院添设工场，聘请技师，教授贫儿生产技能。还添设了女子部，并继承了五四时期的“工读主义”传统，设妇女工艺厂，内设织布、印染、缝纫、刺绣、摇袜、织毛巾等工场，共收纳贫女、贫妇二百余名，雇专职技师传授实用工艺。妇女在工艺厂读书与工艺并重，既是一种职业教育，也解决了贫儿院的部分经费。 贫儿院设立分院之后，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建立推行了“小先生制”，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陶行知先生为了普及义务教育在晓庄师范所提倡的一种教育制度。中心院在五、六年级，分院在四年级学生中选择成绩优秀的学生担任小先生，也从中挑选培训艺友，协助教师担任教学工作。由于贫儿本身求知欲望很强，小先生、艺友教贫儿时，教者真诚热心，学者感恩专心，教学效果胜于一般学校。 贫儿院院董大多数是工商巨子，他们深知贫儿院学生受过严格训练，勤勉刻苦，能写能算，因此需要学徒、练习生时，都到贫儿院挑选。院方对离院就业的贫儿，仍每月寄一封信，教导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挤出时间进行自学提高。因此，贫儿院在社会上的信誉颇佳，毕业生供不应求。有些贫儿高小尚未毕业，家长便急于要求就业，因此年龄较大的贫儿有很多是提前离院的。所以年级越高，反而人数越少。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好现象，因为贫儿已能自谋生路了。贫儿院也由于办学的实绩多次受到当局及有关人士的嘉奖称许。 贫儿院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增收贫儿，又接办东横街平民工场（原武进县城乡积谷仓），设皮鞋、抛铜、电镀、油漆、制篮、西式木器、打铜作、织布等部。正当贫儿院稳步发展，准备改办职业中学的时候，日寇进犯，各分院房屋、工场、设备全部被毁。中心院图书、仪器、教具荡然无存，院舍被伪军占据，学校被迫停办。1939年，仅借民房两间，招收附近儿童数十名，教授识字书写，形同私塾。 在如此困境坚持了三年之后，1942年院董会决议正式复校。这时南洋捐款已经中断，政府补助难以为继，农村田租又不易收到，所以学校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向工商界劝募，如此固定收入就很难保障了。因此贫儿院只能免费读书，无力供应膳宿，除个别孤儿以外，五百余名学生全部走读。城内各分院由于日寇侵略片瓦无存，无法恢复。鉴于贫儿院尚有九百多亩土地分布在武进西南乡，为了照顾佃农子女入学，故而在夏溪、成章设立两个分院。开办所需经费，以田租抵充。因贫儿院的工场设备同样荡然无存，贫儿高小毕业，难以升学又难于就业。院董会遂变更学制，延长两年，改为八年制。 捉襟见肘的经费维系着贫儿院直到解放前夕，彼时工商业不景气，依赖募款办学再也不能维持了。1949年常州解放后，遵常州专署令，贫儿院初中部改为私立育群中学，小学部改为私立育群小学。1952年，私立育群中学更名为常州市第二初级中学。次年，育群小学并入东门小学，原椿桂坊校址让于常州市第一中学。就此，常州贫儿院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古城常州留下了一段教育佳话。 贫儿院故事到此，我们不得不怀念当时一批心怀社会责任感的地方士绅、工商巨擘吴镜渊、钱琳叔、庄中希、屠公覆、费左荃、赵叔雍、谈恂之、伍渭英、许顺康、沈祉臻、刘尧性、郭次汾、李复稔、胡勤生、沈颐朵、林俊保、庄得之、诸广成、王健常、钱俊逵、胡啸云、马润生、庄仲咸、庄金生、金荫怀、朱仲超、唐子权、恽季申、唐企林等，其中很多是负有盛名的慈善家，提倡慈善教育事业，共同建造了贫儿院。创建之初，冯晓青、伍琢初两人首先慷慨解囊，冯晓青捐献三千元，伍琢初捐献二千五百元，其他名士也各尽所能捐资捐物支撑贫儿院的运行。当时的主任院董是中华书局的董事长吴镜渊，所以学校所需的课本、练习本、纸张、笔、墨、砚台等学习用品，都由上海中华书局供应；食堂食油由协丰、溥利两油厂供应，两厂主人谢子佳，潘景让都是院董，贫儿院凭证无偿领取；院董刘国钧、江上达、何乃扬、冯敬恒等人从大成、民丰等企业捐献布匹，制成校服（童子军装）五百余套。学生外出活动，一律穿着校服，以期扩大影响，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还有一位金启生女士，为了募集常州贫儿院的办学经费，毅然辞去在印尼华侨学校的高薪职务，数年间奔走于南洋群岛等地向侨胞劝募，陆续募款共计10余万元，贫儿院因此大有进展。还把自己在太湖马迹山的数百亩农田也捐给了贫儿院作为办学经费，她为常州贫儿院的开办长年奔波劳累，终于积劳成疾，不幸因病逝世，年仅42岁。为了表彰金启生的赤诚慈惠之心，1931年常州社会各界特在椿桂坊灵官庙贫儿院天井内建立石质“金启生女士纪念塔”，表示不忘她对常州教育事业的贡献。现在，金启生女士纪念塔仍然矗立在常州市第一中学校园内，供后人凭吊。 金启生女士（1897—1930） 常州贫儿院的建立让当时众多贫难学童学到普通文化知识与生存职业技能，其间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管理于今天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可谓是常州教育史上的一段重要历史与佳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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