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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6夜 1 继续补上一次的坑。 上回书说到了八十年代前期的《文汇月刊》对大众文化的态度，这种态度在1985年后发生了一些改变。最近找到一段材料，是《文汇月刊》的创办人马达的回忆文章，里面提到一个细节：“《文汇月刊》创刊后的五六年基本上是亏损的，第六、七、八年刚好持平，到第九、第十年以后才赚了一点小钱。”尽管许多人回忆《文汇月刊》首次发行便“销量惊人”，每一期上市都有好多读者趋之若鹜，但即使销量最高之一的1983年第6期（因为这一期刊载了刘晓庆的《我的路》），也不过三十万册，就这还被马达紧急叫停，不许再次加印——而此时同在上海的《故事会》销量却已不声不响地达到了几百万册，仍不断加印疯狂输出。
马达 今天看来你可能会对《文汇月刊》编辑部吐出一句“格局小了”，但此时他们在追求的无疑是另一种格局。还是援引马达的话： 风物长宜放眼量，前提得是有“靠山”。有了这段材料你就可以明白为何《文汇月刊》编辑部能够贯彻他们的精英文艺理念，严格把关刊物文章的质量和水准，且广告那样少。作为文汇报的副刊，《文汇月刊》总让我想起那些家境优渥的艺术生——你尽管追求理想，往大艺术家那儿使劲，吃饭有我们。若是《故事会》之类的通俗刊物，或许未等眼量放开便倒地而亡。  对销量虽然没有紧迫的追求，但也不等于说完全可以不考虑销量——不然也不会发生上面所说的争论。对于市场，《文汇月刊》采取的是一种谨慎、有选择的态度，这种态度便影响到它对西方大众文化的介绍与建构——话题回来。 2 1985年第5期开始，《文汇月刊》的封底便由以往的绘画变为了国外文化人物肖像，如之前说的，既包括帕瓦罗蒂、卡拉扬这样的“高雅”文化人物，也包括电影明星、歌唱明星等大众文化人物，现在主要关注后者。 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文汇月刊》对于中外同一类型人物的不同命名。例如同为“电影演员”“歌唱演员”，《文汇月刊》对于国外之人便常以“明星”“×星”称之，如“苏联流行歌星布加乔娃”“好莱坞新星辛西娅·吉布”，但对于国内之人便一律以职业称之，即使是当时大红大紫的刘晓庆，《文汇月刊》也只是将其称为“电影演员刘晓庆”，而此时绯闻、片酬、粉丝等类大众文化因素其实已然成为国内文化界一个重要现象。对国内此类人物的处理建构有机会再谈，今天只谈国外。
虽然如同今天一样称呼他们为明星，但是对于此类人物的“表征”却大不相同。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吃瓜和追星，我们关注明星的方式是对其身体、工作、生活等等进行“娱乐化”与“信仰化”的交织凝视——某明星做了新发型，某明星出门逛街打哈欠被拍到（啊啊啊真可爱），乃至某明星出轨劈腿（最能体现这一交织凝视的便是“塌房”）等等。这种凝视与当今媒体之间是一种互动联系，媒体既反映了当代人的此类欲望，同时又建构、助长了这种需求，其背后自然也有经纪公司的参与，于是明星的所谓正面、负面新闻相互交织，两种新闻，同样精彩。 从这一角度出发，明星之所以称为明星，或是因为背后存在有组织计划、有资本支撑的“造星”公司机构，来向市场大众创造一个罗兰巴特概念下的“神话”。八十年代虽然存在形式上的类大众文化因素，但还没有生成专业化、系统化的此类机构机制——这要等到九十年代以后。我们或许还记得赵丽蓉老师的两个著名小品《追星族》（1993年）与《如此包装》（1995年）所反映的问题。因此，《文汇月刊》编辑部的这种分类指称是准确的，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3 在这种语境下当《文汇月刊》编者们遇到国外成熟的大众文化后，必然会发生一个重新选择、重新构建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努力将这类明星纳入文化精英行列中的尝试，所谓纳入，就是通过有选择、有修正的表征让明星适合、符合文化精英的期待，达到文化精英心目中的“高标”。八十年代文化精英们的高标是什么？这是个大问题，其设立也有其时代语境，在此不展开，姑且列上我通过阅读《文汇月刊》其他文章总结出的关键词：敬业、奋斗、理想主义（轻视物质利益，追求远大事业）、爱国、质朴、艺术信仰等等。 在这些高标的框定下，作家笔下的明星们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风貌，如介绍“美国青春影星”黛安莱恩： 再如描写美国电影明星梅丽尔·斯特里普: 这种描写在《文汇月刊》封底人物文章中比比皆是，在这种建构下你总能体会到这些明星似乎对自己成为明星非常无奈，似乎一直在否定自身所含的大众文化人物身份。她们重视的、追求的是自己的艺术事业，文章的大量笔墨是放在电影明星们如何沉浸在自己塑造的人物中、演技如何高超，相关素养如何深厚之上。  即使遇到绕不开的高标之外的因素，作家也用巧妙的笔法加以压盖与转换。今天被人们普遍认为绯闻缠身的伊丽莎白·泰勒，1987年《文汇月刊》对她的介绍也相当有意味： 注意这里的话语。首先，今天会被说成“劈腿多位男明星”的现象，在文章中被表征为“同很多潇洒倜傥的风流小生发生过恋情”，连用两个极具古典文学色彩的成语，将这一现象雅化，使读者仿佛突然代入牡丹亭、西厢记之中（反观今天常用的“劈腿”二字，则有明显的身体意味）；其次，作家又紧接着补充一句关键解释“但真正理解她和挚爱她的人并不多”，一句话便在读者心中塑造出一个孤独的、寻找真爱的理想主义形象，而后面的举例又印证了这一点，“爱情与事业俱来”这一八十年代文化精英的一大理想——如果去读《《文汇月刊》》封面人物文章，你会发现有若干事例在写夫妻二人在一起天天讨论艺术事业，仿佛恋爱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在这里掩盖了前面的风流。  同样的例子还有美国青春影星菲比·凯茨约拍电影的情形： 姑且不提羞涩内向之类的话语再次出现，比基尼泳衣——下水——拍电影这样带有身体性想象和诱导的场景，在作家笔下又出现了转折，置于身体话语之上的是菲比的敬业、“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也是《文汇月刊》在介绍每位公共人物时最常突出的单元，是她们被作为文化精英、作为模范学习和肯定的一个重要特质。自然，今天我们也会经常听到“我家哥哥高烧却坚持排练”“你们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努力”之类的话，但你可能得承认你喜欢你家哥哥不是主要因为他努力——若是别人在努力，你可能只会说一句“卷不死你”。 通过类似的种种方式，《文汇月刊》世纪对西方大众文化明星进行了一次清洗和修正，它有意或无意的淡化了其背后的娱乐体制、市场机制，而将其建立在一个“模范话语”“时代精英语境”之下——和封面人物的建构如出一辙，这种话语与二十七年时期的“劳模”形象话语有所承接，也有所不同，这一点我还需要对比研究。我需要说我一点也没有指责编辑部“歪曲事实、弄虚作假”之类的意思，我关注的只是一种文化现象。
图片扫描自早老师所藏《文汇月刊》1990年第6期 对比当下的杂志，《文汇月刊》封底的明星照片显得十分“纯净”，从姿态到表情或是端庄典雅，或是青春活泼，少有身体和性的凝视因素——这种因素一般出现在之前说过的芭蕾舞演员中，这同样是一个艺术话语对身体话语进行掩盖的视觉文化案例。不过比较例外的是《文汇月刊》的终刊号。这一期的封底是身着紧身衣，冲着镜头微笑的美国影星梅丽莎·吉尔伯特，而封面则是坐在落满秋叶的道路尽头的老作家柯灵，满头白发，带着落寞、沉重的神情——他也曾是《文汇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两相对照，你从中或可看出对一个时代之精神、理想永远地告别，和对一个新时代精神无所谓欢喜或不欢喜的迎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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