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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原政权与匈奴贵族的战争，中原政权完胜的次数寥寥无几，其原因除了一些中原政权无能外，与匈奴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其决定的生活方式有重要关系。  匈奴属游牧民族，有好战的基因、好战的习俗和好战的条件。匈奴，逐水草而迁徙，随畜牧而转移。儿能骑马，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挽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尚力尚勇尚骑射，是游牧民族的传统，匈奴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素养优势。 同时，在骑兵为王的时代，谁拥有精锐骑兵，谁就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骑兵需要马匹，优秀的骑兵需要优质马匹，中国有两个地方盛产马匹：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东北在蓟北之野，西北在甘凉河套一带。养好马尤其是优质军马，需要成群结队养，需要高寒地带，需要长山大谷，并有丰美水草和旷野。游牧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决定了匈奴具有汉民族不可比拟的骑兵优势。这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交战，以少胜多，甚至独霸中原、主宰华夏的重要原因。游牧民族之间交战，也以马力衡量战斗力。金国的末代皇帝金哀宗曾说：“北兵（蒙古）所以常取胜金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火器火药）耳。” 北宋、南宋的灭亡也与缺少强大的骑兵军团有关。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是他留给子孙的一大隐忧。赵匡胤黄袍加身时，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国。赵匡胤若想统一天下，巩固国防，必图燕云十六州。因为，燕云十六州地处关塞要地，是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的天然防御线，中原失去燕云十六州，就等于门户洞开，草原铁骑随时都可长驱直入，严重威胁大宋的安全。燕云十六州掌握在异族手中，使得北宋的北部边界既无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和坚固的防卫线，又无发展马政可依托的天然优质牧场，仅仅依靠茶马互市和国内零星的牧马场，组织不起强大的骑兵军团，成为后来北宋、南宋灭亡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原政权发展骑兵也很拖累国家。大宋特设机构和官员，从边远地区购买并向内陆运送马匹，岁逾万匹，沿途耗资巨大，而中原因气候、环境等原因，很多地方不适于放牧和训练骑兵，盖与游牧民族相比，中原幼马存活率和成马体质都有不小差距，养军马成本高，亦造成很大损失。后唐明宗李嗣源曾询问枢密使范延光全国的马匹数目，范延光回答说：“全国共有三万五千匹。”唐明宗很感慨，说“太祖在太原时，骑兵只有七千人。先皇自始至终也仅有一万匹马。现在有这么多军马，还不能一统天下，这是我养兵练将无方啊。”范延光随即上奏说：“国家养的马匹太多了，一个骑兵的开销，可以养五个步兵，三万五千名骑兵的费用可以抵得上十五万步兵的开支，这么多奇兵既不能发挥作用，又白白消耗国家财力。”唐明宗说：“诚如卿言。肥马贫瘠吾民，民何负哉？”  但这并不表明，中原政权没有取胜的可能，事实也是如此，一个杰出的帝王和他麾下的威武之师，打败强悍的异族并不是神话。 战国以来，匈奴和东胡趁内陆不断纷争之际，经常侵扰边境，秦的北方河套地区被匈奴占领，对秦的后方造成了极大威胁。以秦始皇的性格、能力和气魄，决不允许异族欺凌中国，决不允许自己的边境子民因匈奴的骚扰和掠夺而生活在悲伤、恐惧与不安之中。秦并天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秦始皇日理万机，还没有精力讨伐匈奴，但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寻找时机驱逐匈奴，划定秦帝国与匈奴的边界线。秦始皇前三次巡游着重解决内政问题，在国家大政方针已定，各项工作进入正轨后，秦始皇第四次巡游，视察了秦王朝北部边境，其目的是为讨伐匈奴做准备。打，就要打出声威；打，就要打得敌人闻风丧胆；打，就要打出长治久安的和平局面。秦始皇考察北方边境回来后，立即派将军蒙恬率兵三十万伐匈奴，夺回河套以南地区，接着又夺回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设置了三十四个县，重新设置九原郡，并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自此有秦一代边境安宁，人民安居乐业。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秦始皇是有勇有谋的民族硬汉，敢打必胜，威名远播。梁启超认为，自商、周以来4000多年的历史，炎黄子孙的生存世世代代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而中原历朝历代与北方少数民族交锋的历史，历来是胜少败多。这其中能够为炎黄子孙争口气的，也就是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以及被誉为“南朝第一帝”的宋武帝刘裕。 秦汉时期，北狄分化为匈奴和东胡两大部落，东北则形成了独立的肃慎部族。匈奴纵横漠北500年，秦汉之后没落西遁，东胡（突厥部落）趁机崛起，继承了匈奴的遗产。东胡系统又分化为契丹（大辽）和蒙古（元朝），肃慎进化为女真（大清、金），这些游牧民族都曾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甚至几度凌驾于汉民族之上而成为统治者。回溯汉族与异族军事较量的漫长历史，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中国人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和平，更着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大兵与秀才比武而不比文章，那有什么办法。 其实，中国人也并非在杀戮方面低能，只是某个朝代的皇帝和一些权臣在精神上缺钙，患上了软骨病，又治国治军无能，才使他们及其子民被人宰割。尽管如此，汉民族仍是一个不可轻易征服的民族。比如，蒙古灭金用了22年，灭西夏用了21年，毁灭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伊尔汗国用了8年，征服俄罗斯建立金帐汗国用了15年，征服基辅诸公国仅用了5年，而蒙古在花了40多年的时间并付出惨重代价后，才征服了偏居一隅的南宋。 中国人不畏强敌、顽强抗争、舍生取义的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体现的尤为突出。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张海鹏先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那么落后都没有投降，而法国是当时欧洲的强国，它的军队实际比德国还强，可是六个星期就投降了，被德国人占领。中国那么落后，与欧洲相比落后了很多，在亚洲与日本相比也落后了很多，但是中国抵抗侵略者始终没有投降，这是为什么？肯定有文化的因素。”这种文化就是包括民族信仰、民族气节、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在内的以国家统一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而秦始皇在国家统一文化的形成与传承过程中，是有比较大的历史贡献的。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时期，自秦以来大约占2/3；分裂的状态，比如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间都比较短，即使在这一时期，每个国家、王朝内部也是高度统一的，而且中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如百川曲折盘桓终归大海。这是统一文化使然。  如今追溯中原王朝被野蛮民族侵略、施虐的血泪史、伤心史、屈辱史，更让人钦佩秦始皇威武不屈、气吞山河、敢打必胜的强健精神和豪迈斗志。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国家经济总量达到全世界的一半以上，世界上仅有的五个人口超百万的城市（汴京、临安、长安、洛阳、南京）都在中国。北宋年度国家财政收入曾高达1.62亿两白银，南宋尽管偏居一隅，但年度国家财政收入也曾高达1.2亿两白银，是世界首富。 宋代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手工业从农业分离蓬勃发展，煤炭采掘业和冶铁铸造业发达，凿井技术、造船技术先进，陶瓷业和纺织业繁荣，军事工业冠于全球，对人类发展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在宋代出现或在实际中广泛应用，雇佣劳动、集资合伙、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等新生事物均已端倪可见，规范商业行为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市场管理部门如“和剂局”“惠民局”应运而生，维护商品经济秩序的相关法律体系逐步健全，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劳资矛盾显现，市民阶层兴起，海内外市场日趋扩大，非农税收成为国家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一派青葱。 宋代城市经济蓬勃发展，以国家财政收入估计，北宋的经济中工商业与农业各占一半，至北宋后期，即1077年，在以钱银计算的岁入7070万贯中，工商税占了七成。由于商业税和专营税大部分来自城市，因此，北宋经济可称为“新经济”及“货币经济”。有不少历史学家因而称北宋为“商贸国家”。有学者估算北宋在1000年的GDP为265.5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2.7%，人均GDP为2280美元，而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1800年人均GDP只有1250美元，约是八百年前北宋经济水平的一半。 北宋餐饮业发达，从酒税一项可窥斑见豹。北宋初，酒税达185万贯，占全国货币税收10%。神宗时（1077年）酒税升至1310万贯，占货币税收25.9%，占全国总税收的18%左右。在汴京，同年的酒税达40万贯，约等于京城商业税的收入。 史料记载：当时繁华的东京城，五星级大酒店（正店）就有七十二座之多，每家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商人计算利益的算盘劈啪作响，不舍昼夜，店小二戥金称银，焚膏继晷；州桥夜市人山人海，“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以勾栏瓦肆为核心，周边布满众多的小商小贩、占卜、医疗服务摊档，以及街头戏曲或杂技、酒楼、茶馆、食肆和妓院等；专业街和大型综合性娱乐场所满布全城，其分布形式竟与今天的世界大城市纽约、伦敦、香港和东京等一致。 宋代通过绿色革命，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为1:100，欧洲则为1:10或1:15，粮食产量是欧洲的10-12倍。粮食充盈，使“一日三餐”十分普遍，美食花样繁多，特色精致烹调兴起，饭馆和小吃摊点比比皆是。1998年，美国生活杂志曾评选出一千年来影响人类生活最深远的一百件大事，宋朝的饭馆和小吃入选第56位。衣冠之制，上下混一，罗毂、绮绔、织文、絺绣，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更有奇巾异服，不体旧规。北宋一位大臣曾抱怨说：现在农夫走卒也居然穿上丝制的鞋子了。 宋朝依靠强大的海上力量和先进的航海技术，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保持贸易往来。南宋每年的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期的总和，中国商人基本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主要港口。作为海关机构的市舶司每年创造的关岁竟达岁入的20%，成为南宋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世界知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统计图表显示，中国人均GDP水平在战国到唐朝几乎没有明显上升，反而是北宋、南宋的三百年间有较明显的上升，大约从元初以后一直到19世纪初500多年间处于停滞状态，此后就大幅度下降。  然而，经济处于中高速发展的宋朝却是一个军事弱国，连西夏、吐蕃、契丹都打不过，与金人交手更是一败涂地，被迫割地、赔款、纳贡、称臣，甚至宋徽宗、宋钦宗还被金人俘虏至五国城坐井观天，宋朝君臣、百姓受尽了屈辱，宋朝最终被元朝灭亡 其实，北宋后期和南宋军事之弱，只是弱在皇帝这个统帅身上，统帅无能，且在军民抗击金人时常常作梗，仰金人鼻息，残害忠良，希图苟且偷安，终致国家灭亡。宋朝不缺良将和义士，武器装备也优于金国。《宋史》记载：“工署南北作坊及弓弩院，每年造铁甲三万二千，弓一千六百五十万，各州造弓弩六百二十万。其中床子弓弩射七百步。”金国大将完颜兀术多次败于岳家军手下，他就说：“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但皇帝或曰统帅无能，一切都无从谈起。假设秦始皇穿越到宋朝做皇帝，中原军队打击金人一样是蒙恬军大败匈奴的翻版——“蒙公为秦击匈奴，奴鸷走雀耳！”如此论说，有意淫之嫌，还是回到不堪回首的宋朝。 公元1127年，汴京城破，徽钦二帝为金人所掳，与后妃、皇室、贵戚、臣工等一起，共约一万四千多人，分七个批次，被押解北上。此前，金人强索金银帛锦无数；尽索司天宫、内侍、僧道、秀才、监吏、裁缝、染木、银铁各工、阴阳、技术、影戏、傀儡、小唱诸色人等及家属；掳走帝姬、宗姬、族姬、宫女、女乐、妓女和普通妇女几千人，仅选收处女就达三千人，包括金人刻意搜罗的13岁以下的少女；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冠服、祭器、八宝、九鼎、圭壁、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皆被掳掠，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宋史》卷二十三）  被押北去的人们，跋涉数千里，历时近两年，沿途瘐毙的、杀戮的、冻馁而死的、失足跌崖的、涉水没顶的、忍受不了被金朝官吏和押解兵逐日逐夜奸污而无颜存世的，到终点，死者人数过半；苟活的为奴仆、为妾侍，也有被当作牲口卖掉的……“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历史上，异族铁蹄肆意蹂躏中原之恶，罄竹难书。比如，公元1109年（北宋徽宗大观三年），全国户数为2088万，人口约11275万：（《宋史》）到公元1265年（元世祖至元二年）全国户数为1500万，人口约7500万。（《元史》）因为战争，死于刀兵，死于伤病，死于瘟疫，死于水火，死于饥寒，死于绝望，死于悲伤，死于羞愧者，是个天文数字。念及无助，虑及悲号，思及惨状，令人胸堵块垒、心寒齿冷。 曾经的北宋汴京如华胥之国似人间乐园，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楼宇林立，雕甍画栋，峻桷层榱，通衢阔敞，花光满路，游人如织，塘苑蜿蜒，柳锁虹桥，花索凤舸；酒楼茶坊，盈街充巷，香气氤氲，瓦肆百戏，箫鼓喧空，伎巧惊人，妓馆兴隆，春梦深深，此乐何极；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南宋临安的繁华亦不逊于北宋的汴京。然而，这一切都已化为凄景惨况，哀伤之地；都已化作诗人的千古咏叹，休也未休！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人们对天堂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来自地狱打出的欺骗广告。虽然，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或组织间的相处之道，逐步由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但那些“仿佛只有用头骨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的野蛮人和伪善组织依然存在。他们冠冕堂皇地宣扬化剑为笔，描绘人类和平篇章，暗地里却磨刀霍霍，梦想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宰世界。世界诡异，什么情形都可能出现。譬如，当我们手握宝剑的时候，他们会装模作样地捧着经书，扮作文明人布道者，掩害人之心，显度人之诚，劝我们放下宝剑，闭上眼睛，双手合掌，虔诚地默念圣语，然而，当我们听信他们做完这一切睁开眼睛时，会惊愕地发现，经书在我们手里，而宝剑却到他们手里了。因此，对一切花言巧语、一切虚情假意、一切做亲昵状的伪善，我们都要保持警惕，多几个心眼，做一个至死都要剑在手的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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