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父亲节专刊】‖崔国玺：父亲的“神药”

天津散文微刊 2022-06-19 发布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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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神药”

辽宁崔国玺

岁月流尘，曾与我相依为命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了。

这些年，我一直想写写如父如母的父亲。但愧疚和自责一直使我无法拿起笔。

虽然，光阴似雨丝风片一样地飞驰过去了，但有的事儿沉淀下来，仿佛如坚硬的沙砾，再次剌激我，引我反思，念我怀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故乡——中国最北部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一个偏僻乡村，缺医少药，一个生产大队5个自然村，仅有一个卫生所。每个村只有一名赤脚医生，但必须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女。他们只是在公社医院进行短期实习，或经过县医院短期培训，就被生产队干部“硬赶鸭子上架”，为乡亲们防病治病。

“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初，这些愣头小子和黄毛丫头也是眼高手低，可拿惯了锄头和镰刀的手，当拿起小小的银针和注射器，仿佛有千斤重。他们有的手在抖，腿打哆嗦，不是把银针弄弯了，就是把注射器的针头给弄断了。好在都是乡里乡亲的，没谁较真，那时更没有医患矛盾。

正像《赤脚医生向阳花》歌里所唱的那样：“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受那个时代所限，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家乡的父老乡亲，尤其是男人们脸色黝黑，有的很瘦，但个个精神饱满。有个头痛脑热和身体不适的，他们吃上一两片去痛片，喝一碗鸡蛋白糖水，一把小苏达，就能解除病痛。甚至蒙上棉被，在热炕头睡上一觉，第二天竟然神奇般地下地干活。

当时，我真羡慕他们。懂事后，我才明白，父辈们完全是靠着一种精神力量，以透支自己的身体为代价，为的是每天能多挣几个工分，换来一家老小的温饱。如果用现在的那句广告语，就是“所谓坚强，全靠硬扛”。

随着年龄的虚长，过去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也忘得差不多了。但唯有童年时，父母无意中所说过的话，却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

母亲说：“你一出生，就没有奶水喝。”当时正值夏季，村里又没养奶牛。我吃奶成了父母的“心病”。

公鸡还未打鸣，父亲就从土坑上一骨碌爬起来，一路小跑到五六里以外的国营农场为我打牛奶。牛奶打回来，这时，生产队出工的钟声才敲响。他又匆匆忙忙下地去干农活，一周就这样往返两三次，那个夏天真是苦了父亲。

每打一次牛奶，我能吃上两天。那时，家里的天然冰箱，就是村头的那口水井。父亲把装牛奶的瓶子用一根细绳拴上，半悬空放在水井旁，并按时去井口把牛奶瓶拉上来，煮开后，由母亲来喂我。有时煮奶来不及，我哭闹得厉害，惊动了村里左邻右舍正在哺乳期的大娘、婶子。她们听到我的哭闹声后，放下怀中自己正在哺乳的孩子，急忙跑到我家“救急”，用她们一滴滴甘甜的乳汁来哺育我。这种哺育之恩，至今回忆起来，我的心里仍然充满着无限的感激。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在我7岁的那年初春，母亲撒手离开了我和父亲。父亲一边下地干农活，一边拉扯着我。为能在生产队多挣2个工分，他主动请缨当“打头”的。若是好年景，年终分红时，2个工分可就是3—4角钱，能买10个鸡蛋。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无论每天多么劳累，都要为我洗衣、做饭。夜深人静，当我在朦胧中醒来，依然看见父亲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补衣服。一个又当爹，又当娘的男人，其艰辛可想而知。

在偏僻的农村，人们一直相传，后妈（继母）如何虐待孩子，甚至比狼外婆还要凶。所以一些失去母亲的孩子，听说父亲要给自己娶后妈，都是心有余悸，瑟瑟发抖。父亲为了不让我受后妈的气，多次回绝了上门提亲的媒婆。

北方的冬季漫长，从10月开始到第二年的5月，寒冷才能过去。母亲去世后，我和父亲御寒的棉袄和棉裤成了难题。父子俩的棉袄和棉裤只有破得无法再补了，忠厚朴实的父亲才肯去求村里的“干姨”，帮我们做一两件新的。

那个年代，只有年底生产队才能分红，每家的钱袋子才能鼓起来。平时我和父亲的零花钱，全靠家里养的20多只母鸡。当时一个鸡蛋只卖三四分钱，我和父亲根本舍不得吃。把卖鸡蛋换来的钱，用来买平时的油盐和我学习的书本。偶尔，父亲也到生产大队供销社，买一瓶黄太平的水果罐头，或买一瓶鱼罐头。这样，父子俩总算解解馋。

夏天，北方的太阳落山晚。吃过晚饭，父亲习惯地戴上草帽，一头扎进自家后院的旱烟地里。除草、施肥，一直忙到秋天。这时，父亲才把像蒲扇般大小，翡翠绿般的烟叶收回来，用草绳一片一片地绑起来，支起架子，让烟叶悬在半空中，反复在阳光底下晒。烟叶从厚厚的绿叶，最后变成薄薄的黄叶，这时的旱烟，才能卖个好价钱。就是这样，父亲像一部不停转动的机器，终于出了“故障”。

七十年代第八个夏天，父亲多年的气管炎，变成了肺气肿。由于病情加重，父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那时，我已完成了九年的学业，在公社中学毕业，并稀里糊涂参加了全县组织的高考初试，在考试中被淘汰。失魂落魄，十分沮丧地回到生产队务农。还未成年的我，靠着嫩弱的肩膀，扛起了养活父亲和自己的重任。

第二年春天，虽然，窗外阳光明媚，草青花红。但父亲却整天窝在屋里，有时整宿的咳嗽，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人也消瘦许多。我多次要带父亲到县城医院看病，可倔强的父亲说，这是老病根，到哪儿也治不好，还是在生产队卫生所抓点药，别到大医院浪费钱了。

每天父亲靠麻黄素和氨茶碱来止咳。这是赤脚医生给他开的药方，因为常年吃这两种药，父亲对药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

数年之后，我才知道，麻黄素片和氨茶碱两种药对人的副作用危害极大。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直在责骂自己当时的无知。

四月的一天，我从村里乡亲们口中知道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说是离我们村三四十里外有个生产队，村外有一颗神奇的榆树，只要你到树下说明病情，就会讨来你所想要的“神药”，包治百病。

尽管当时我喝的墨水不多，但我觉得这是封建迷信。可父亲听邻居大娘一说，非要我去“讨药”不可。看着父亲那乞求的眼神，我的心软了。

诗人曾说“最美人间四月天”。而北方的四月，料峭春寒，使人丝毫未感受到春意。第二天，我骑上自行车，按着乡亲们所指的方向出发了。七拐八拐，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上，几经折腾，总算找到了那个生产队。当我来到“神树”下，只见这颗大榆树，足足有10米多高，盆口那么粗。树干干枯，无半点生机和活力，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但在这棵树的枝杈上，却挂满了数百根红布条，现场数十名虔诚的男女老少，正跪在树的周围，默默地述说自己或亲人的病情，眼神里充满着无奈和渴望。

临行前，邻居大娘再三嘱咐：“'讨药’前必须买半斤白酒，一块2尺红布，拿一个瓷碗，然后跪在大树下，并且要非常虔诚，向'神树’说出你爹的病情，这样就会讨到你所需的'神药’。”我用疑惑的眼神，扫了一下四周，无可奈何地跪在树下。把事先准备好的白酒倒在小瓷碗里，足足有一两左右，然后用红布把碗盖好，闭上眼睛，向“神树”说出了父亲的病情。

一会儿，当我睁开眼睛，打开红布一看，果然碗里漂动着几个小黑点。我把讨来的“神药”，倒进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玻璃瓶里。

我带着满腹疑惑，一边骑着自行车往回走，一边琢磨碗里的小黑点究竟是哪里来的？其实这小黑点，应该是风刮起地面的黑色小颗粒。

夕阳夕下，太阳快要落山时，我满头大汗，一路风尘的骑着自行车回到了村口。当我满心欢喜地打开挎包一看，顿时，脑袋里一片空白。热汗一下变成了冷汗。原来不知啥时候玻璃瓶上的盖子开了，瓶子里装的“神药”全洒没了。

当时，自责和悔恨交织在一起。我真想大哭一场，责骂自己的无用。万般无奈，我只好将错就错，把剩下的一点白酒倒进瓶子里，忐忑不安的推着自行车往家走。我脚底像灌了铅一样沉，是在自行车的推动下，一步步挪到家门口的。

父亲见我回来，人立刻精神了许多。他从我手里抢过瓶子，像一个溺水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稻草一样，咕嘟咕嘟，一连喝下了几口“神药”。一边喝，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药太好了。”

此时，我不敢正视父亲的眼神，心里就像有一万只蚂蚁啃啮撕咬着，难受极了。但我又不敢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

这天晚上，父亲没有像往日那样咳嗽，睡了一个安稳觉。虽然，我心里明白，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神药”，完全是一种精神作用，以及白酒所起的效果。但我不敢捅破那层窗户纸，怕伤了父亲的心。

封建迷信的确害人不浅。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尽管在“神树”下讨回来了“神药”，但根本就治不好病。有的病情因为拖延，反而越来越严重。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对互不相识的男女青年，一日同在“神树”下“讨药”。因俩人距离挺近，尽管女孩子羞答答地慢声细语，对“神树”说：“自己从小到大，一直有尿炕的毛病，不知咋整的，传遍了周围的十里八村，没有一个小伙儿敢娶她，所以都20多岁了，还嫁不出去，真有点丢人，'神树’给我点'神药’吧，快点治好我这个坏毛病，到时还能找个婆家……”

一旁的小伙子本来就没心思“讨药”，听女孩子这么叨咕，壮着胆子，顺着女孩子的话茬说：“我没啥大毛病，就是有点秃头，如果治不好，也不要紧，那怕娶一个尿炕的媳妇也行……”小伙子这么大声一说，一旁陪女孩子来的哥哥不干了，上前就要与小伙子理论，双方险些动起手来。通过这么一闹，大伙儿才知道上当受骗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尽管那个年代，信息闭塞，没有现在分秒之中，就知道世界某一个地方发生的事儿。但小道消息，还是很快传到了村里，也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一天吃过晚饭，父亲放下碗筷，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儿子，别看你爹大字不识，但道理我心里明白。世界上哪有什么'神树’'神药’，不过都是骗人。如果有'神药’，那历朝历代的皇帝不都活到现在了！我不能不让你去'讨药’，不去的话，村里的老少爷们会咋看你呀！”

听了父亲的这番话，让我无地自容，更加体会到身患重病的父亲，仍然护犊情深。

之后，我把了解的情况，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给了当地一家报社。报社领导对此类问题，高度重视，专门拿出版面发表了一篇短评。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抨击封建迷信思想的危害性，教育和引导贫下中农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相信科学，相信医学。

至于作俑者是谁？还是有人是否为了多卖白酒，或者多卖红布，无人追究，最后不了了之。其实，没有文化真可怕。可当时在农村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许多乡亲们又是文盲，脑子里受千百年封建迷信思想流毒影响和毒害。我们又怎么能拿现在的眼光和理论，去责怪和评价乡亲们哪？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仍有不少高学历的人，以及贪官污吏，他们祭拜各路神明，表面上什么神都信，但实际上，他们所信仰的不过是各路神明给予的不同好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交换逻辑。他们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不信马列，信鬼神，唯心主义的有神论,和共产党人所信仰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背道而驰,也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截然对立，陷入迷信歧途。如果任由封建迷信活动滋生蔓延,就会污染社会风气,极大地损害党的事业和形象。他们的危害，可要比没有文化的乡亲们更危险、更可怕。这才是社会的毒瘤，必须彻底切除。

这年十月，我的故乡下了头场雪，雪如鹅毛，整个大地一片银白，父亲终于没有熬过这个冬天，抛下我走了。

我永远记得父亲病逝前的眼神，他不想死，他还想活下去，他的眼神里分明含着希望，然而，他等来的却是绝望。

虽然，父亲目不识丁，一生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平凡普通却有伟大之处。他勤劳、朴实、善良，靠着一双勤劳的手，养活着自己和孩子；他无钱无权，却从不向金钱权势折腰；他虽不富裕，但却接济比他还困难的人；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运输粮食、弹药，即使在晚年生活窘迫的时候，也从未向党和政府伸手要过一分钱的补助。

有人说，父爱如山，又是一本大书，他没有留下什么家产，却给我们留下一生都用不尽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