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飞上将 狱 中 叶 飞 1930年7月，我在厦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我这次被捕和当年轰动一时的“厦门劫狱”事件有关。关于这次事件，解放后高云览同志专门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后来又拍成电影，当然这都是经过艺术加工了。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劫狱行动，但大致的情况是清楚的。 当时在厦门狱中关押了共产党人40余名，其中有的是省、市、县的骨干，如市委书记刘端生、团省委书记陈必笙等同志。1930年5月，得到消息说要把这批政治犯押解福州，福建省委决定组成“破狱委员会”进行营救，由省委书记罗明主持，由省委军事部长陶铸同志率特工队负责伺机劫狱。这次劫狱行动非常成功，准备周密，行动果断，里应外合，指挥有方，整个劫狱过程只用了20分钟，干脆利落。等到大批军警赶到，全体人员已坐船扬帆离去。 这次劫狱成功轰动一时。当时厦门岛属思明县，监狱就在县政府里，警戒森严，岛上还有大批驻军和警察，共产党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而且神出鬼没，一举成功。消息传出后，第二天，厦门的几家报纸都在头版用大字标题赫然刊登。外地和海外报纸也争相转载，上海的《申报》还发表详细长篇连载。厦门劫狱成功当时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有力地显示了我们党的力量，打击了反动气焰，同时解救了大批党的骨干，后来这些同志大多分配到闽西苏区和闽南各地工作。 劫狱事件发生不久，我在福州接到省委的通知，要我回厦门代理团省委书记（原团省委书记到上海汇报工作），并要我选调干部加强团省委的工作。7月初，我回到厦门，并带了两名干部，一是福州团市委书记陈之枢，一是晋江团县委书记陈举，准备到团省委工作。到厦门后都住在团省委的一个机关。 厦门劫狱成功后，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大肆搜捕。这时我们住的机关已为敌人注意，不安全，决定搬家，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只好暂时住下，采取了应变措施，让原来住在这里的同志搬走，并清理了文件及其他东西。我们对房东说，早先住在这里的人是回家探亲，我们是他的朋友，来厦门上学，暂时借他的房子住。房东见我们像文质彬彬的青年学生，便相信了。我们还先编好一套口供，以应付意外。果然，敌人很快便来搜捕，但没有搜到证据，要抓的人也不在，于是，把我们当作“嫌疑犯”抓去交差。 被捕后最初的三四个月，我们被押在厦门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提审了几次。由于在搜查时没有抄到任何证据，加上我们三人按事先约好的口供，一口咬定是到厦门来读书，暂时借住朋友的房子。军法处审了几次搞不出名堂，就把我们移解思明法院（当时厦门属思明县）。 到了法院，对我们就比较有利了。当时的惯例政治犯在军法处不经审判就被枪决，一旦移交法院，就是表明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由于我们在被捕前做了准备，搜查时没有搜到证据，口供也没有漏洞，我们心里有数，在法庭上就一再提出：“说我们危害民国到底有什么证据？”法官是厦门人，普通话讲得不好，我们装作不懂普通话，只会说本地土话，法官只好和我们讲闽南土话。我们故意装作是年轻不问政治的青年学生，以此作一种斗争策略，在法庭上进行斗争。就这样一直拖到年底，法院发现实在找不到什么线索。军法处搞不出名堂，才移交法院审理，在法庭上我们继续采取这个斗争策略，加上当时法律规定不到18岁不能判刑，按道理就应当释放了。但是反动法庭搞不出什么名堂，也不愿轻易放过，所以就按“危害民国治安罪”中最轻的一条，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了我们一年徒刑。 判决后，就把我们由拘留所送到监狱中服刑。由于当时刚发生过劫狱事件，我们几个“共产党嫌疑犯”便被投入死囚牢监禁。 死囚牢完全是石砌的，铁窗铁门，非常坚固，里面阴森森的。死囚牢里的犯人都是些被判死缓、无期徒刑或20年以上徒刑的重犯，大多是些亡命之徒，监狱里从来就是黑幕重重，每间牢房都有所谓“犯人头”横行霸道，死囚号的“犯人头”更是残暴，其他犯人都要侍候他，家里送来的东西要给他一半，不给就整你。但奇怪的是，这些亡命之徒对政治犯却很尊重，不敢欺负。后来才慢慢知道，原来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认为自己是“英雄好汉”，而共产党人专和“官府作对”，宁死不屈，比他们更勇敢，加上又有文化教养，所以我们这几个“共产党嫌疑犯”在牢中就颇受他们的尊敬和优待。时间长了，和他们的关系处得也不错，他们便和我们谈自己的经历和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这对我这个学生出身的青年来说，长了不少社会知识，等于上了一次社会大学。 狱中生活十分艰苦，拥挤阴湿的牢房，石板地铺上稻草就是床，吃的是霉米烂菜，我们的身体便一天一天地虚弱下去。特别是和我同年的陈举同志，在狱中患上肺腐病，更受折磨。我们三人在厦门都是举目无亲，无人来探视、送东西，我看这样下去不堪设想，便下决心和家里人联系，以取得救助。我设法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信说：到日本留学两年，回到厦门后因参加爱国活动，被当作政治犯逮捕，关在监狱。家中得讯后，在海外设法营救，我的二哥启存专门从菲律宾赶回厦门来探望。 二哥回国后和组织联系上了。他来探监，使我们终于和组织有了直接联系。菲律宾家庭每月都寄一些钱来给我们零用，我的二哥每星期来探视一次，这给我们三人解决了大问题。二哥送来的东西所包上的报纸，都有一些重要消息。 二哥还带来了我的菲律宾出生证，根据菲律宾法律，凡在菲律宾出生的就自动取得菲律宾国籍。厦门当时就有菲律宾领事馆，这就对我很有利，因为领事馆可以要求引渡我。父母亲得知我被捕消息后十分焦急，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准备通过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交涉引渡。但这时我已判决，刑期不长，我想到引渡到菲律宾后可能更麻烦，就劝家里不要交涉引渡的事了。 一年半的狱中生活终于熬过来了，这对我来说，是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和磨炼。当时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很少有同志能逃过这一关，大批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都牺牲了，和我一起被捕的陈举同志也病死在狱中，我是少数的幸存者之一。 由于在狱中和组织接上了关系，所以我出狱那天，组织上派我的二哥接我们到机关去住。一星期后，转告我，因我在厦门已经 “红”了，不宜再在厦门工作，就分配我去福州担任团市委书记。但没想到几十年后，在“文革”中，坐过牢却成为我的罪证。那时凡是坐过牢的都被怀疑是叛徒，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如果共产党人被捕后都是毫无气节，都会叛变自首，那么这样的党怎么还能算是光荣伟大的呢？怎么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呢？这确实是对共产党人崇高品格的极大污蔑。当然，叛徒是有的，和我一起被捕的陈之枢，后来就叛变了革命，但毕竟是个别的。（选自《叶飞回忆录（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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