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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站在了二十一世纪第22个年头， 当我们回望一年，看到的是触手可及的日子； 当我们回望十年，看到的是渐渐走远的青春。 当我们回望这一个世纪，会看到什么呢？ 那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有数字统计、疆界变迁， 有这片山河的新旧容颜， 还有生活在这座城市中，那些鲜活的形象。 知史明智，行以致远。 无线徐州《彭城旧事》系列文章邀您一起， 从历史里读懂徐州，读懂徐州人。
第六集：1972~1981，书写城南一段秋
 1972年7月，暑假。 育红二小五年级1班的马晓东同学，正闭着眼醒困儿。 座钟铛铛响了几声。 “两点了。”他在心里数：“好饿。” 他家的钟有一人高，放置在堂屋一角，活像个定海神针。虽然这钟笨重且不准，他家的“东海龙王”，也就是他爸，对这“神物”却相当敬畏，每天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就是听着广播里的整点报时，给钟调针。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7点整”。爸总是在合上钟摆的小门以后，再打个响指，以示任务达成。
午后的三民街，跟一早一晚又有不同，散不开的烟火味里，多了些慵懒气息。日头把人晒得，就跟街口那间菜店里，搁了大半天，蔫了花的黄瓜一样，浑身发软。 这会儿，三进院里人声静寂，惟有知了在老榆树上呼天抢地。树底下放了一张短筋少条，磨得油亮的藤椅，那是隔壁张爷爷的专座。 这个大院里住了二十多户人家，到晚上就热闹，故事大王张爷爷受到的追捧，堪比说书先生。各家小孩儿又多，高矮胖瘦款款都有，坐着马扎小板凳，把他围得里里外外好几层。 又躺片刻，马晓东才彻底清醒了，整个人像电影加映片里倍速发育的树一样，脚先着地，再把身子支起来，然后趿拉着鞋去找食儿吃。 他睡觉的时候饭还没做好，中间妈喊他吃饭，他正困得不行，别说吃饭了，失火他都不会起的。 碗橱里放了半盘土豆丝，还有个洗好的大番茄，锅里留着米饭，饭做糊了，里头插了根大葱，一看就是他哥的手笔。 唉，他哥这厨艺。他还不能说不好，因为哥会说，你行你上啊。 马晓东就说：“我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做饭上。” 哥说：“那浪费在打架上，可还行？三民街小霸王？” 马晓东慌忙去捂他哥的嘴：“小点声，别让妈听见。” 他妈是个狠角色，杀伤力可比八大楼的二毛大多了。 冷茶泡糊饭，还有水煮一样的土豆丝，马晓东将就着填饱了自己的五脏庙。 刚把盘子和碗放厨房的水盆里泡上，忽听外面有人叫他：“东东，快出来，堵到人了！” 马晓东一出门就被万刚拉着紧赶慢赶，“跟你说多少次了，不准叫我东东！” 万刚呼哧带喘人，还装傻：“那叫啥？” “叫东哥！我都多大了，你还东东东东的喊，丢不丢人。” “哟哟哟，忘了忘了，你快毕业了啊！等你去了六中，我就是二小的老大了吧。”万刚说。 “嗯，二小万老大，你能当一辈子。”
整条街的熊孩子，按地片儿自成四派，三民街、小布市、八大楼、蛮子院。 三民街和小布市自不必说，多是延续了几代的老住户。八大楼是城里的机关宿舍，在街南头，玉雕厂后面，八座三、四层高的楼房又齐整，又扎眼。蛮子院则是徐州师范学院的教工宿舍，因为师院的南方人多，街上的小土著就喊人家“蛮子”。 这四派经常互相堵个人，找个事儿，磨个牙什么的，主要以声势压制，谁喊的人多，谁就赢。马晓东他们院儿，尤其跟八大楼的不对付，隔三岔五就得打一架，起因虽然五花八门，可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闲的。 二毛比马晓东大两岁，是八大楼的扛把子，对上就是死杠。三民街这帮孩子为了堵他，在街上硬是守了三天。马晓东都快记不清，这场旷日持久的恩怨是从何说起的了。 万刚嫌他忘性大：“还不是因为抢了四毛的帽子。” “哦，想起来了。”马晓东说：“看你这点儿出息。” 万刚有种感觉，马晓东并没有忘，是故意羞臊他。 上个月，四毛他爸给他弄了个带五角星的军帽。四毛戴着显摆，而且到处放话说，谁有五角星，谁才是元帅。 于是某天，万刚就偶遇了落单的四毛，十分凑巧地“捡”到了那顶红星闪闪的帽子。 接着，四毛叫了他哥二毛，堵了万刚。然后，万刚喊马晓东，去堵二毛。 事情就是这样一步步升级的。 马晓东万刚他们和二毛一伙在街中段遭遇的时候，两边儿人加一起差不多有四十来个。 在这场混战中，双方各有损伤。二毛得了两个乌眼青，万刚失去了宝贵且稀有的半颗门牙。马晓东看上去倒是没啥事，但是回家以后，他家的鸡毛禅子再次发挥了余热，妈抽得他两天没能坐板凳。 打架太费腚。马晓东趴在七月的热浪里感叹：血亏。  春寒料峭，早上尤其冷。 头天下了雨，后半夜才停。爸种的月季，瘦骨零丁的，顶着雨水。花盆边的泥土里，刚好有条蚯蚓钻出来见见天日。 马晓东蹲地上，左手拾了小棍拨拉蚯蚓，右手刷牙，来回划着，出工不出力。妈就看不惯他这模样，见一回说一回。 他妹马晓红显然是得了真传，在一旁学着妈的腔调训他：“马晓东，你也使点劲儿，多刷会儿。昨晚上吃的韭菜叶子还想留到明天吗？” 马晓东嘴里不得空，只能拿眼刀威胁：再找事就揍人。 妈从锅屋端了馒头出来，见这俩一大早磨磨蹭蹭，气就不打一处来：“快点刷，赶紧吃完饭上学去！” 兄妹俩手上立马快起来，也不嫌茶缸的凉水渣牙了，扑扑几口结束战斗。马晓东用力过猛，牙龈还出了点儿血。 大惊小怪的马晓红喊：“妈，马晓东吐血了！” 真要被她气吐血。
1973年3月底的这天，徐州城南，六中初一X班的马晓东同学，赶在预备铃响的前一秒进了教室。 六中的这栋三层教学楼是50年代所建的苏式建筑，呈凹字型，两边带拐弯的是办公室、图书馆和实验室; 中间是教室，容纳了全校所有的班级。 他们班在一楼，出入很方便。马晓东坐在四排靠窗的位置，不管是看黑板，还是看风景，都是一抬眼的事。 马晓东自觉见过世面，怎么说那也是八中门口喝过豆脑，沙家汪里泡过脚的人。但是等进了六中，走过林荫大道，坐进气派的大楼里，方才发现，他以前认为相当不错的小学母校，格局还是小了。 初一的板凳还没捂热，转眼就成了毕业班。这两年过得充实，语文、数学课倒是上得不多，一个月在学校，一个月去厂里上“公鸡”课（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在糖果厂做糖、在风动工具厂翻砂，学校的课走走停停，大把时间在街上看派系武斗。 时代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连小学生都知道了“工业学大庆”这个响亮的口号。 等万刚也升入中学的时候，马晓东已经把图书馆的书翻一半了。万刚万分惊诧地看着仿佛脱胎换骨一般的马晓东，说：“万万想不到，东哥你还是个好学生。” 马晓东切了一声，说：“继续膜拜吧，小万。” 1974年10月，秋风乍起。 大哥高中毕业去了郊区插队。家里没了老大镇宅，马晓东和马晓红掐架都没劲儿了，他妈倒是觉得挺欣慰：到底是长大了，懂事了呢。 马晓东说：“我这是不稀得跟她吵。马晓红幸亏是早出生几年，要是搁现在，就被计划了。” 五年级的马晓红已经相当有智慧，也不费脑子跟他争，直接扯着嗓子，企图借力打力：“妈！你看马晓东！他又说我！” 马晓东上高一那年，徐州专区和徐州市联合召开9万人大会，传达中央九号文件。开会当天，全校学生都去了体育场，坐地上充场面。风呼呼地刮，大喇叭嗡嗡地响，离得近震耳朵，离得远听不清，只知道坐在主席台上讲话的人，其中一个是铁道部部长万里。虽然大家也不太明白说了啥，但据说，在这个规模空前的大会之后，徐州地区的形势迅速安定了下来。 身处1975年的人们，在一场又一场的群众运动里应接不暇，当然，他们也不会想到，还有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变故，在1976年，等着他们。  星期天的晚上，一弯新月，晦暗不明。时已入中伏，天地间一丝风都没有。 爸在饭桌上倒着竖了个酒瓶子，酒标上印的是敦煌壁画里的飞天，飞天面颊圆润，捏酒杯摆了个反弹琵琶的造型。这还是上回老家来人，爸遣了马晓东去买的。他记得很清楚，1块3毛2一瓶，找了3分钱，缠不过马晓红，就给她买了麦芽糖。 “行了。”爸又叮嘱一遍马晓东：“那你就在屋里睡吧，听着点儿动静，别睡太死，瓶子要是倒了，赶紧往外跑。”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也就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等地。震源深度12千米，地震持续约23秒。 仅仅23秒钟，就夺去了24万多个鲜活的生命。
那天夜里，徐州全城的人从地震中惊醒，南关这边，满街都是惊恐不安的人。 徐州人很慌，并不全是因为这次地震本身，毕竟离得远，震感轻微。慌的是预测中，那场还未到来的地震。因为徐州地处郯城——庐江断裂地区及其附近区域，这里正是地质学家李四光预测的四大地震带之一，其他三个先后都震了，这使得最后一个预测，更具说服力。 一夕之间，满城皆是防震棚。他们院儿里，能搭的地方也都搭上了。 注：防震棚，一般搭在自家门口的院子里，或者其他开阔一点的地方，用的材料比较简单，四根毛竹搭成立柱，上面铺上油毛毡，四周插一排麻秸秆，能放下一、两张床就行。 马晓红跟着爸妈在防震棚里睡了，马晓东穷讲究，不愿意幕天席地，宁可担惊受怕，他也要呆屋里。 院子里比往常更热闹，拉闲呱的，蒲扇打着大腿和赤手空拳拍蚊子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会儿的话题也离不开地震。前院的赵大夫跟着医疗队去唐山了；伤员来徐州治病了，是部队出动飞机送的。 对门王叔家的儿子小州说：“马叔，你去过唐山吗？” 只听他爸说：“还真去过。” 小州又说：“是不是有很多糖？” 爸就笑，说：“没有，也不是人家叫唐山就有糖啊。” 躺床上的马晓东也笑了一下：就知道吃。 他爸那次是去开滦煤矿测试仪器，当时马晓红还自作聪明，千叮万嘱：“爸，你从唐山回来，可别忘了带糖啊。” 爸说：“那儿的特产是煤，我可以给你带点煤回来。” 过了会儿，又听西屋的李叔说：“张大爷，有人说地震的时候，天都变紫了。是不是真的啊？” “何止啊，我还听人说，地震前，那边地里干活的社员亲眼看见蜻蜓乌乌泱泱，跟蝗虫样，扑天盖地就过来了。哦，对了，还有鱼，也发疯了，直往外蹿！”另一个人说。 张爷爷是例行的沉稳，并不对这些传闻作过多的评价，只说：“早几十年，徐州也有次震得厉害，倒没这些说法。不过，飞鸟鱼虫比人警觉倒是真的。” 马晓东拿枕巾捂住了耳朵。不能听，再听就没法睡了。 八月初，唐山、丰南地震灾区16万重伤员被送往全国各地进行救治。徐州市及徐州专区各医院接受伤员1100多名。马晓东和同学一起，跑到火车站去看转运来的伤员。 一场国殇，山河同悲。
1976年，后来被视为大灾之年，不仅是因为发生在夏天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东北地区的那场极为罕见的陨石雨，更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年中，接连失去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大伟人。 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1976年最后一件大事，发生在10月。国庆节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横行多年的“四人帮”。 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终告结束。 
自从他哥下了乡，劈粽叶子的活儿，就落在了马晓东身上。 端午节前，院儿里的少年们集体出动，征用了家里大人的自行车，浩浩荡荡地上了路。马晓东骑了他爸的28大架，后面坐着万刚，两人说好了：去的时候我带你，回来你带我。 万刚说：“东哥你真精，但是我也不反对，谁让咱比你有劲儿的呢！” 他这一年蹿了个，竟比马晓东还高了半头，说话有底气得很。 出了城，也不用跑远，只半小时车程，就见河网密布，芦苇遍生。一行人停好车，往河边苇丛子里扎。苇叶多的是，怕你没手拿。 等到满载而归，车队立时散漫起来，那就各回各家吧。万刚拐了弯，说还要去薅点艾草。 虽然马晓东没见他妈在门上插过什么东西，但是他想，反正也不用他出力，就跟着去好啦。 万刚说：“你家不插？那不能啊！你没听人说吗？端午不插艾，死了变成老鳖盖。” 马晓东边嫌弃边笑：“你这什么封建糟粕，还一套套的。” “俺姥好说的，端午不插艾，死了变成老鳖盖；清明不插柳，死了变成大黄狗。” 哟，对来生的执念还挺深。 好吧，马晓东决定也应应景，“这么恶毒，不插说不过去啊！” 1977年端午节那天，刚好是夏至。 马家门前的艾条，终于如愿在晨光中摇摆。 粽子已经用小火煮了一夜，锅盖被顶开了，香气扑鼻。妈拿搪瓷盘装了6个，让马晓红给张爷爷送去。 马晓东一口气吃了三个，两个花生的，一个红枣的，蘸上白糖，软糯香甜，人间至味。
端午一过，就到了毕业季。 那天，高二年级拍了毕业照，人没来全，有6个同学在76年底参军走了，那批徐州兵大多去了新疆，去了“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的罗布泊。 他们中的很多人，算是平稳地走完了学生时代，有的进了拖修厂，有的当了公交售票员，还有的分到了房管局。 也有一群人，并没有放下书本，他们一边继续复习，一边静静地等待。 9月，正在家里啃西瓜的马晓东接到通知：回校补课，准备高考。 停摆十年的高考，重新启动了。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来补课的，有应届生，也有刚刚回城的往届生。初秋燠热的教室，前后门都敞着，汗珠从每个人的额角滑落，马晓东的白衬衫经过一季盛夏，已浸成了淡黄色。但是，没有人会在意这些，因为，对前路的憧憬和热望，远远地超过了窒闷的高温。
1977年10月和12月，高考举行了初试和复试，全国有570万人走入考场。徐州市初试报名的考生有7851人，最终273人达线，达线率为3.48%。 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送来录取通知书那一刻，马晓东还没有万刚激动。 万刚抓着那张薄薄的纸，左看右看，喜得不行：“东哥，你考上大学了！不高兴吗？给爷笑一个。” “滚。”马晓东盯着“徐州师范学院”几个字，说：“高兴是高兴，就是……” 离家也太近了，完全没有上大学的感觉啊！
1980年的第一天，延安区恢复了鼓楼区名称。 1980年6月，徐州合成洗衣粉厂生产的海鸥牌洗衣粉被评为全国第一名。 1980年，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中国矿业学院，由四川迁到徐州市。
1981年，在淮海路与中山路交叉口，高峰时机动车流量每小时1700辆，自行车流量每小时30000多辆，均比1977年增加了1倍。 1981年，徐州地区所辖八县农村集体分配人均112.6元，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迈过百元大关。 1981年夏天，马晓东阖家搬离了城南。 三民街的老树，浓荫依旧。三进院的老房，又空了一处。 搬家的车塞满了，爸妈跟邻居们一一告别。马晓东从学校回来，整理好了自己的东西，一家五口跟着车，穿城向西，抵达新居。 路上他发现，新居旁边有间杂货店。等家里收拾差不多了，马晓东遛过去，要了六瓶饮鹤泉啤酒和两包红旗牌香烟。 店主一边应着，一边从架子上取货。 在这档口，马晓东随意向远方看去，此时暮色初降，云波流转，颇有点乔迁之喜的吉相。 其实，去哪儿，对马晓东来说都无甚区别。只不过，他在南关呆的时间太长，那是他整个童年和青春期，所有的经验都来自那里。他一度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离开那一片儿。可惜，少年心事种种，最无措的，当是对“一辈子”的妄念。 这样想就释然了。像爸说的那样，他以后会去很多地方，过很多的桥，遇到很多的人，但是城南，永远都在那里。 那时，他们会在中午放学后翻过云龙山，下水游一会儿，再翻墙回学校，班长喊完起立他就睡着了，等醒来，第二节课都下课了； 有几次，他跟万刚去开明菜市，偷偷围观外号“热粥”的南关跤王； 在铜山电影院看电影还不够，还要跑去输油管道看露天的； 六中的毕业典礼上，他上台表决心，说：“我们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高音喇叭把他的声音传得很远，被众人仰望的骄傲和他心里暗戳戳的羞耻，同时涌现； 师院冬日的暖阳里，他借了同学的本子补笔记，教室里还有学校话剧社的男主角，化了浓眉大眼的舞台妆，不怒自威，很像张飞。 舟车琴书与安排，樽前故里常相见。 资料来源：《徐州百年大事记》《徐州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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