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1年7月23日，晴空万里，烈日炎炎。 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的李公馆内，一行人正秘密召开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12位代表和2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以及陈独秀的特约代表包惠僧。 这就是中共的“一大”。 7月31日，夕阳西下，波光粼粼，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会议正式结束。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但是党的经费从何而来？ 毕竟，党组织的办公地点付房租要钱，开展工人运动要钱，搞宣传传播革命理论也要钱，没有经费，革命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就连后面有人问“一大”的时候，作为建党重量级人物的南陈北李为何没来参会，其原因也是为了一个“钱”字：陈独秀当时是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正为一笔没有到位的教育款项而奔波，李大钊则是帮着大学教授向政府讨要拖欠的薪水。 其实一开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主动表示要给中共提供经费支持，但是陈独秀不同意，还和马林大吵一架，关系弄得很僵。  为何送上门来的经费陈独秀要拒绝呢？因为共产国际的经费不是白给的，而是有条件。 马林认为中共中央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是陈独秀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他认为中共中央应该保持独立性，尤其是经济上不能过多依赖共产国际。 出现转机的是陈独秀的被捕，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正和几位朋友在家里聚会商量事情，没想到被法租界巡捕房抓了，马林得知这一消息后，四处奔走营救，不仅花重金聘请有名的律师为陈独秀辩护，还在暗中贿赂巡捕房，交了五千元的保释金，才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自此之后，陈独秀对马林的态度有了转变，也认识到经费的重要性，同意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不过即便这样，在名义上，陈独秀仍然坚持这种帮助不是直接的，必须通过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转一手，名义是资助中国工人阶级的。 而且，接受经费支持也是有限制的，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共接受经费16655元。 除外援之外，党员交的党费也是经费的一部分来源，中共“二大”后党章规定党员要交党费，起初制定的党费上交标准很高而且采取累进制：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相当于百分之二；月收入在五十元以上者，按月薪百分之十上缴。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的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监狱关押党员均免缴党费。 即使是这样，靠党员交纳党费也没几个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党员人数少，中共“二大”期间，一共才有一百九十五名党员；二是收入低，每月稳定收入高过五十元或六十元的人数并不会很多，况且党章还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民国政府的官员，所有开支均靠党员自觉交纳党费，显然是不够的。 要做事，就要有钱，总靠别人输血不是长久之计，自己造血才能长久，为了筹集经费，很多共产党人也为自己造血做了种种努力，为了筹集经费试了很多种办法。  而且早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还处于萌芽的时期就有过这样的尝试，比如毛泽东 1920年夏天，毛泽东结束了短暂的北漂生涯回到湖南长沙icon，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筹措革命经费，他做起了生意。什么生意呢？开书店。 毛泽东和第一师范的同学易礼容合伙租下湖南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院的三间房子，开了一家书社，起名为“文化书社”，和今天的书店差不多，主要经营的书刊零售业务。 书社采取股份制，原始股东有三个人：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毛泽东和易礼容负责经营，易礼容任前堂经理负责销售，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负责进货。 文化书社最初资金只有五百元，为了谋取更多利润，毛泽东费了不少心思。要想赚钱多，资金必须周转快；要想书刊卖得快，必须要符合读者的胃口。书社经营书籍、杂志、日报三个品种，卖报纸的本和利都不大，街头的报童便可为之，只能在杂志和书籍上多想办法。 之前毛泽东在北漂时在北大图书馆当过图书馆助理员，有了这样一段经历，读者喜欢看什么？哪一种报刊销售对路？利润是多少？毛泽东都一清二楚。 因此毛泽东有意识地多进《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观点新颖、革命味十足的报刊。这类出版物在社会矛盾突出、思想激进的湖南长沙果然销路很好，给湖南知识分子耳目一新的感觉。  书社经营的书籍主要以西方的哲学名著为主，最多时品种达到二百二十一种之多。 为了拿到更便宜的书，毛泽东绕过中间商，直接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保证自己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利用北漂、沪漂时结下的人脉，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出具介绍信，让供货商免去了书社的抵押金。 如此一来，书社的经营成本和风险都大大减低，流动资金更加充裕。 为了扩大书社的知名度，提高书籍的销售量，文化书社还花大价钱在当时非常有影响的长沙《大公报》上打广告，重点推荐流行书籍报刊杂志等，文化书社的知名度大大提升，销量也是猛增以至于供不应求。 在经营理念上，毛泽东也大胆突破。按照当时的行业规矩，一般不公布营业状况以防被竞争者利用，尤其是财务状况更被视作核心机密。毛泽东却主张将社务情况彻底公开，财务管理公开透明，他还亲自撰写了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详细向各位股东汇报经营情况。 最后，毛泽东还搞了一个文化书社的畅销书刊排行榜，便于读者选择合适的书籍和报刊。排在前面的有《杜威五大讲演》、《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晨报小说》第一集、《试验伦理学》、《白话书信》等，杂志销售量前三名分别是《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 毛泽东经营书社不仅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而且还能赚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为革命提供了资金支持，另外文化书社还充当了秘密联络机关作用，党团机关有事联系、来信来访，很多都是通过文化书社，可谓一举数得。 后来由于革命事务缠身，毛泽东不能将太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便决定物色一个人来代替自己经商。被毛泽东看中的，正是在老家务农、外表看上去老实忠厚的大弟弟毛泽民。  在共产党成立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同大弟弟毛泽民谈起家庭、国家、个人发展的话题，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之后走向社会参加革命：“咱们的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眼力和判断。在经商理财方面，大弟弟毛泽民的才能并不逊于哥哥毛泽东，尤其是在经营印刷、出版发行方面。 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了出版发行部门，但是很难实现盈利，毛泽民接手发行部经理之后，决定扭转亏损的局面。 他发现，以前的中共中央发行部之所以赚不着钱，是因为印刷和发行量上不去，导致成本居高不下。 当时发行部只负责发行《向导》一种刊物，这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中央每月从党费中拨六七十元作为发行费用。这笔钱首先要用于做广告，当时《向导》杂志每月要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三家最有影响的华文报纸上投放广告，以扩大影响。起初这些钱还够用，但后来广告费用每月上涨到七十二元，这些经费就连广告费都不敷使用。更别说还有发行部工作人员每月十几元养家糊口的工资要支付。 毛泽民决定扩大发行网点，增加发行品种，摊薄发行成本以扩大利润。不仅要在国内经济发达的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设立直销网点，而且还要在香港、巴黎等地设代售处。不仅发行《向导》杂志，而且兼卖《中国青年》、《红旗》、《红旗报》、《实话》等报刊和政治类畅销书。 实行这个计划需要一笔启动资金投入，毛泽民曾经向陈独秀求援，请他帮忙先垫付一些资金。陈独秀的回答也很干脆：扩大经营的事情我不反对，但中共中央没钱可垫，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毛泽民没有办法，只好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借贷，答应盈利之后连本带息地归还。好在计划实施顺利，生意很快有了起色，财源滚滚。规模经营初见成效，卖得最好的书是《共产主义A．B．C》，半年之内销售达三万余册，订单滚滚而来供不应求，书尚未发出就收到一千八百多元的预订费。《向导》杂志在国内的销量很快也达到了八万份。 毛泽民不仅很快连本带利还清了跟别人借的钱，而且还大赚了一笔。 不过，不是所有的尝试都是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时候。 易礼容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窗，也是共产党内的一个经商好手。他自幼聪慧过人，号称过目不忘，父亲曾在湖南浏阳厘金局当过小职员，他从小耳濡目染，经商方向无师自通。因为在办长沙文化书社时两人合作愉快，毛泽东在办长沙织布厂的时候，仍然是请易礼容出面，自己负责幕后协调。 易礼容虽然有经商天赋，但他本人既不懂织布，也不懂办厂。毛泽东就介绍他去湖北武汉，去找一个叫做林育南的人。 提起湖北黄冈的“林氏三雄”，在中国革命史上可是大大有名。 黄冈是湖北东部的大县，黄冈有个林家大湾，林氏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林育南就是林氏三雄中的老大。老二名叫林育英，老三名叫林育容，三人是堂兄弟，老二和老三是老大带出来参加革命的。老二还有个名字叫张浩，老三后来改名叫林彪。 老大林育南是武汉地区小有名气的青年领袖。他与另一位青年领袖恽代英两人一起，在武汉开办过利群书社，比毛泽东、易礼容办的长沙文化书社还早，名气也不小，荆楚一带的青年才俊如陈潭秋、萧楚女、项英等，都是利群书社的座上宾。  林育南与恽代英商定，利用“利群书社”的人气和林家的染织技术，在武汉办一个毛巾厂，取名为“利群毛巾厂”。黄冈的林氏家族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有家族织布厂，织出来的布很有特点，销路很不错，在武汉开有布行专卖自己生产的棉布，再开办一家毛巾厂也不是什么难事。 毛泽东结识林育南之后，早就想把林家的织布技术引进长沙，自己也办一个织布厂，为此在武汉还专门向林育南取过经。按照毛泽东的指点，易礼容到武汉很快找到林育南，提出要在长沙办织布厂的事，林育南慨然相允，立即从林氏织布厂中调出织染技师和熟练工人前去帮忙。 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易礼容专门购买了林氏家族的专利产品——铁制林式织布机，租用长沙一所师范学校的食堂做厂址办起了织布厂，并请了著名书法家李剑农为织布厂题写了厂名。 长沙织布厂开办之初也赚了一些钱，养活了几十位兼职的革命者——他们一面打工，一面进行革命工作。但是过了不久，随着武汉利群毛巾厂的倒闭，长沙织布厂也被湖南省立第一纱厂挤垮了。 武汉的利群毛巾厂是被同城市的三友实业社挤垮的，但三友实业是一家日本企业，由于三友实业有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他们生产的毛巾质量不次于利群毛巾，品牌知名度比较高，通过不计成本的压价销售，利群毛巾逐渐滞销，出现大量积压，资金周转不灵，最终倒闭。 武汉利群毛巾厂和长沙织布厂的倒闭，未必是竞争对手对革命抱有什么成见，主要还是残酷的商业竞争。商战上的较量，显示了资本和技术的强大威力。对革命者而言，无法像资本家那样从雇佣工人身上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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