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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我们的1978
大学生活的点滴记忆 文/宋晓红 杜显怡班长跟我打电话，希望我写一篇有关大学生活的文章，一下勾起我对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学习生活的回忆。尘封的老窖虽然很久没有打开了，但一经启封，扑鼻的醇香却依然令人陶醉。虽然四十年过去了，可是没有那段生活，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无论人生的道路上抹去了多少过去生活的痕迹，但在西师的那些日子却是非常难忘的，永远不会忘记。说不幸，是因为我们这批人，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刚进小学的大门便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本该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却在“停课闹革命”中无书可读。直到上中学了，还被所谓“开门办学”所蛊惑，学习被劳动所代替。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便是我这样人的真实写照。说幸运，是因为刚要跨出高中的门槛，准备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时，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我走进了大学校门。这样的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在78级的大学生队伍中，我们这些应届生仅占少数。但骄傲和自豪并没有持续多久。进入大学后我发现，78级这批大学生比77级更具特殊性。77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高中应届毕业生虽有提前参加高考并考进大学的，但数量极其少；而78级的应届毕业生虽然还是少，却比77级多了许多。无论是77级还是78级，大学生的主流都是走过坎坷、经历丰富多采的知青。他们中有老三届的，也有后来去农村的；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32岁左右，最小的16岁，有的已经结婚生子。这样的大学生队伍，恐怕在中国的大学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在他们面前，像我这样刚跨出中学校门的，原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感觉，此刻已淹没在一片汪洋里，仿佛被人在背后猛吼一声，立即从先前那种昂首挺胸的盲目自信中清醒了过来。生活在这样一群特殊的学生队伍中，自然是有得有失，就像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必将为你开启另外一扇窗一样。总感到知识欠缺的我，自然关闭了嘴巴，开启了耳朵，少说多听是我四年大学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精英，丰富的生活阅历铸就了他们独特的性格，文革的遭遇造就了他们独立的思考，不管是课堂发言还是小组讨论，总是带有生活的哲理和理性的思考。而这些是书本里学不到的，也是避免走不少弯路就可以得到的生活启迪。四年的大学生活虽然紧张枯燥，但也甜蜜有味。那是后来的大学生们无论如何也体验不了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是他们曾经差点与大学失之交臂的刻骨铭心，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珍惜。我原以为，自己属于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学习自然知道刻苦；可是看到他们那种学习的劲头，才知道何谓刻苦。尤其是同住一室的大姐姐们，早上锻炼、晨读，晚上摸黑归寝；有时为了背诵古文，上厕所的时间也不放过。看到他们年龄虽长，却依然规规矩矩地站在古文老师面前背诵的认真劲儿，我深受鼓舞和感动。在他们的鞭策下，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年轻，也唯恐落后，像笨鸟一样学着高飞。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是他们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爱国。那时我还不懂，社会的发展，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记得我好奇地站在人群外面，听那些慷慨陈辞的竞选演讲，仿佛看到电影里“五四”青年的身影，佩服他们超人的勇气和新潮的思想。葡萄架下的美术展览，让我领略了什么叫突破禁区的思想解放。据说他们中有些人的前途因此受到了影响，但历史已经为他们证明了一切。我永远不会忘记，是他们特殊的经历为我的人生上了很重要的一课。老三届的他们，讲述所经历的文革，不仅有轰轰烈烈的串联，也有激动人心的狂热，更有狂风暴雨过后的冷峻思考。娓娓道来的知青故事，粉碎了我曾经向往的“广阔天地”，让我知道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纠正了我头脑里那些不切实际的错误和幻想。在他们面前，虽然多是只带着耳朵，但不等于我们没有思想。等到人群散去只剩下我们时，我们也会议论不休，发表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思考。尽管有些观点与他们相去甚远，却有着我们成长中的真诚。杜班长说那时有些忽视我们，对我们的关心和了解不够。其实我倒觉得，是我们有意收起了曾经的辉煌和锋芒，唯恐有人走进我们的心灵，窥测到内心的幼稚，怕被人嘲笑，极力维护着虚荣和自尊。大学生活的记忆中，当然不止这些沉重的话题，也有好些欢乐的场面。记得第一次站在伟岸的校门前，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四根白色的巨型方柱，将校门分成了三道门，中间那道大门足以让四五辆小车并排通过，两边的小门也能满足两辆汽车相向驰过。中间的两根巨型白色方柱上，镶嵌着“西南师范学院”几个黑色的大字，在阳光下格外的耀眼。站在宽阔的校门前往里看，转盘似的花台中间，站立着一尊毛泽东的白色雕像。这是西师的地标性建筑，大学的四年，不知在这里照过多少像、留过多少影。沿花台后面的石级而上，是学校的行政办公楼，它与校门正对着，遥相呼应。石梯两边高大的塔松，把这个地方装扮得很严肃，似乎显示着为人师表的庄严。西师的校园很美，人称是不要钱的花园。我们的教室和宿舍都掩映在绿树丛荫中。春季入学，你会看到路边的迎春花黄灿灿的，像杨柳一般垂下，被春风摇曳得格外妖娆。暑期放假，许多叫不出名的花草依然竞相开放，给酷暑的校园增添一丝喜悦。秋季来临，你又会看到美丽的菊花，沁人肺腑的桂花，香樟林那飘落的红叶。冬天的梅花是校园一绝，无论你在校园什么地方，总能闻到那扑鼻的幽香。总之，校园即花园，花园即校园。每一片学生宿舍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杏园、桃园、李园、梅园……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先是住在杏园，后来搬到了桃园。记得刚进校时，我和本班的吴庭正大姐、二班的潘丽萍、三班的黄华英四人住在底楼。后来调整到二楼，我和潘丽萍又和77级的余立新、余培莉在一起。这样的组合，好处是比其他寝室少两人，而且班与班之间、年级与年级之间的信息更畅达，多了些相互学习的机会。
搬到新修的桃园宿舍，我又和同年级的同学住到了一起。我们寝室3个班的同学都有，有李达武和汪天玲两位大姐姐带着，相处得很好。记得快毕业时，我们去照相馆拍了“全家福”，大家后来都戏称这张照片为“七仙女”。每天早晨天蒙蒙亮，花园里、树丛中，到处是学生们读书的身影。晚上教室里的灯已经熄了，仍然有人在路灯下苦读。每每看到这些，我都深感惭愧，仿佛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想偷懒的我，促使我不断向前迈步。生活在这样一个校园里，我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学习。我们赶上了好时光。当年，国家对师范生特别照顾，伙食全包不说，还可根据家里人均收入情况，评出甲乙丙丁四等给与困难补助。记得刚进校门吃的是圆桌伙食，每人每月15元的标准，固定十个人一桌的饭菜。这样的好处是男女同学搭配，男同学可以帮助女同学克服饭量小的困难。一年后，学校将伙食费制成饭菜票发给学生，让自己打饭吃。这样一来，每月40斤的粮票，女同学们基本都有结余；后来伙食费提高到了17.5元，有的同学还将菜票换作零花钱。有了这些结余，女同学的生活更加丰富多采了。经常有附近的农民提着鸡蛋来换粮票，同学们又将菜票换成的钱去打煤油，星期天，女生寝室里都会传来煤油炉子炒鸡蛋的香味。偶尔有同学过生日，这些东西就成了改善伙食的欢乐必备。(据说，自从教育变成了产业之后，师范生就没有了这样的待遇。)虽然那时的生活不富裕，物资也没有现在丰富，但那煤油炉子上做出来的佳肴，至今都很怀念。因为离开大学校门后，再也找不到那种味道了。丰富的课余生活。我们迈进大学校门，正是国家改革开放之初，不仅国门开始打开，禁锢的思想也正在解放。大量经典的国内外影片在西师的电影院上映，每到周末，影院几乎场场爆满。渴求精神食粮的我，终于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几个样板戏之外，还有那么多好看的电影，而且爱情也可以演绎得那么热烈，令人陶醉和向往。《流浪者之歌》《巴黎圣母院》《林海雪原》……好多精彩在满足精神饥渴的同时，也在温暖和融化着冰冷而僵化的内心。从来不跳舞的我，在大姐姐们的鼓励带动下，也走进了用会议室改成的舞厅，随着乐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羞涩地旋转着拘谨的身躯。我们班还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大合唱和体育场上的团体舞，唱什么跳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这些活动带给我的是后来穿裙子的勇气和爱美的向往。
作者(第3排右1)1982年3月在重庆梅花山中学实习时快毕业时，汪天玲大姐姐硬拉着我去烫了平生第一次头，还穿着达武姐时髦的运动装，照了一张青春美丽的相片。这张相片至今仍然是我的最爱，每每看见它，不仅会勾起我美好的回忆，而且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体育场上到处是生龙活虎的学生，学习之余，有时候也不忘去体育场跑两圈。那时候学校的讲座不多，但课余时间，校园树林里、花园亭子间，都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场景。缙云山上，矫健的步伐传来登上顶峰的呐喊；嘉陵江畔飘着野炊的缕缕轻烟，描绘着我们简单生活的浪漫……大学生活已经远去，但人生道路上的精彩却是那段记忆的传承和延续。不管人生的路走了多远，理想是否实现，生命的长度宽度如何，脑海里都有它神圣的位置，像火红的烙印一样，永远不可磨灭。
作者简介：宋晓红，1982年7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回家乡参加工作后，历任合江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秘书、副主任、主任，中共合江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合江县委副书记，合江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因喜爱文学，一直向往当作家，后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已出版个人文集《晚香》《花开无季节》和长篇小说《失去童心的岁月》《月落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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