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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产生于中国文明发端的商周时代，所以，当代国学界称之为 “华夏文明智慧的源头” 。这种赞誉倒也不算过分。问题是： “源头”处的理性文明，必然是简单的、粗糙的、不成熟的，甚至杂入了许多错误逻辑在其中，但“国学大师”们一方面要赞誉《易经》是“华夏文明智慧的源头”，另一方面又要吹嘘《易经》无所不包高深至极，这就大大地矛盾了，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常识了。这种自相矛盾，不仅仅存在于《易经》。比如，两千年多前，有个人发现光“煦若射”，然后在两千多后的今天，有人既赞誉他“世界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光沿着直线传播”，又歌颂他“启发了量子通信”。一个刚刚触及光学常识皮毛的人，“启发”不了当代最前沿的科学成就。一本记载刚刚发端的理性文明的著作，也不可能高深莫测蕴含无穷智慧。对此，古人其实有过很精到的总结。比如《太史公自序》里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意思就是， 《易经》这本书，谈论的是天文地理、昼夜阴阳、四季时节、万物生用 （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构成万物） 的变化。比如，《观》卦里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测日月星辰，并此制定岁时历法，用于观象授时，就可以做到按季节合理耕种、合理采伐、合理劳休，不会误了事情。司马迁之前，研究《易经》最权威的人是孔子，他专门写了《系辞传》上下两篇，来解释《易经》究竟在说什么。《系辞传》开篇，孔子就把问题说明白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意思是说： 天象的变化为“尊”，地上的四季昼夜变化为“卑” （天尊地卑） ，后者由前者决定，把这个道理说明白了 （卑高以陈） ，就可以在事物与现象中定出“乾坤”、分出“贵贱” （乾坤定矣、贵贱位矣） 。然后，在日常的劳作和生活中，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动”该“刚”，什么时候该“静”该“柔”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也可以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划为同类，哪些物种属于同群，进而辨别出它们的吉凶。当然，《易经》中的某些字词（比如“大人”）如何理解，学术界存在很多意见分歧。但 《易经》乾卦六龙，是一种按照“东宫苍龙”出现的方位来确定季节、指导劳作的知识模块 ，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后续“坤卦”里的“初六：履霜，坚冰至”、“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等爻辞，也很明显是在指导节气（冰霜）和劳作（王事）。人类所有的早期文明，均是从天文学和气象学发端而走向理性。这与原始农业社会的繁荣，须高度依赖气候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易经》所显示的，正是商周时期的中国人，想要依赖其在天文学和气象学方面长期观察所得到的经验，来构筑一种“世界的运作逻辑”的努力。《易经》没有启发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而在诞生了《易经》的中国文化里，长期以来都认为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这本身也没有太大问题。即使在科学的发源地西方，对于科学的警示和担忧也一直存在。（从19世纪早期的科幻恐怖小说《弗兰肯斯坦》，到最近热映的电影《侏罗纪世界3》，西方文学、艺术里始终存在一个主题，即“对科学的警惕，以及科学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毁灭后果”。《侏罗纪世界3》里，通过生物合成公司提取恐龙基因的案例，再次隐喻了西方文化里对科学的担忧。虽然电影里的张博士坚信，他可以用科学为人类造福，创造一个更好的地球生态系统，但这毕竟是一种理想）。不重视科学，并不能说明传统中国文化就是落后的。之所以说传统中国文化落后，原因在于更深的层面。中国文化缺乏自我审视机制，搞错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西方的逻辑认为，人是主体，世界是客体；而中国文化认为，世界是主体，人是客体，洋务运动时期的大学士倭仁说，“治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话本身没毛病。美国的枪击案就是一个例子，很显然，枪击频发这种事，不可能靠任何技术手段去消灭它，靠“价值观、理念和宪法精神”，这个“价值观、理念和宪法精神”就是人心。将这句话的内涵应用在现代管理学上就是：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因此，不需要发展科技，不需要鼓励什么创新，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你之所以觉得需要搞什么科技发明，不是世界有问题，而是你有问题。而西方文化认为，一切问题都是人性的问题。相比于上面那句话，就多了一个字。多这一个字，大不一样。因为人性有两个特点，一是难以琢磨、无法量化，没有具体的规律；二是人性只能引导而无法改变，古往今来一切的智者、宗教家和哲学家都无法改变人们的人性，最多是去认识和观察人性。既然人性无法改变，任何方法都不能让人人通过自我修养而成为圣人，那就只有依赖于制度。而中国人认为，制度是不需要也不能变的，如果你觉得制度有问题，那是因为你没有适应制度。《易经》里的思想，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即“世界是流变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所以，从《易经》到《论语》，中国文化始终在强调“适应”。最能适应的人，就是君子，最高级别的君子，就是无论任何环境都能适应的人（上善若水，一切都能适应），即圣人。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末进化论传到中国后，立即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热捧，并将之运用到社会领域。虽然在欧美，进化论只是众多解释人类起源的学说里的一种，在欧美质疑乃至不相信进化论的人一直都有，美国一些州的中小学甚至压根就不提达尔文的什么进化论。学术界一直有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很强。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中国文化不是同化能力强，而是适应能力强。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如果真强，清末下南洋以来，那么多去东南亚闯荡的华人，应该早就把当地人同化了。可现在我们知道，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反而当地华人有被同化的趋势。从文字演变来看，适的甲骨文由“帝”和“止”构成。“帝”甲骨文字形像结扎的柴草作成神形，以供祭拜，故“帝”有集结、收束之义。如“啻（chì）”字从帝，从口，本义是高声，含有把声音聚集在一处的意思；“止”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都像人的脚印的形状。后来金文把“适”字下面的“止”改为“口”；战国文字在左侧加上了“彳（chì，慢慢走）”,强调其走路的意义；小篆承袭战国文字，将“彳”“止”合并成“辵（chuò，走走停停）”也与走路有关；“辵”后来简化为“辶”旁，隶书、楷书将“啻”写成“啇（dí，树根）”为声旁。可见，“适”字的古义是一群人集结起来去往一个地方。我们马上就能明白，这指的就是原始先民的迁徙活动。我之前说过，相比于人类其他主要文明发源地，肇始于黄土高原的华夏文明的迁徙活动很频繁。原因一是黄河流域的生存环境较为恶劣，二是低下的生产力决定了必须有一部分人迁徙出去开辟新田，否则仅凭有限的土地的供养力，不迁徙出去等于大家都饿死。请注意，这是导致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而极重视政治秩序的一个重要文化学上的原因。对于集体性的迁徙活动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组织纪律和队伍秩序。一旦迷路或内部分裂，往往产生致命的后果。在这种迁徙活动中，华夏先民很早就形成了对权li的依赖，以及对科学的漠视。原始迁徙活动最需要的是辛勤和不畏艰苦，而科学起源自某些懒人的无聊的好奇心。这种好奇或懒惰心态是会传染的，对于关乎族群生存的迁徙来说，任何不必要的好奇心和懒惰心态都要被打击，很可能一个人的好奇心会给整个队伍带来危险，而懒惰则是迁徙文化的最大敌人。在通往未知的道路上，占卜比科学更有用。因为凡是科学都需要验证，而验证一旦失败，则会导致难以承担的后果。占卜就不一样了，凡是占卜出来的结果都是神的旨意，这种旨意是团结族群、坚定信念的最好的武器。神的旨意不需要去分析、去思辨，而只要去理解去执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始终停留在“人心”“伦理”“知行”的朴素层面，而不需要建立在演绎和分析法上面的科学思维。相比于《易经》里的那种“适应”哲学，西方文化更强调“变化”。中国人认为，既然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拥抱变化的最好方式就是适应变化，而西方人认为，拥抱变化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也变化，既然要适应变化，那么科学的确就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对于任何变化，我们不需要去了解其背后的规律，只需要去适应即可。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以来，英国人在全球建立了广泛的殖民体系，统治着350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却很少去往印度、北美、澳大利亚等殖民地大规模移民，因为他们适应不了不同的气候和环境。恰恰是中国人这个讲究安土重迁的文化，反而使得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极强。在美国的多族群社会里，华裔往往是适应最快的。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极强，而创新能力极弱。西方人的创新能力极强，而适应能力则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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