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徐玮 “裙”古作“羣”，本字含义大致有两种。《说文·巾部》云：“羣，绕领也。”《释名·释衣服》云：“裙，下裳也。”学界一般将“绕领”理解为一种类似披肩的衣物，但沈从文先生也曾就云梦西汉墓出土的彩绘木俑进行分析，认为“绕领”当作“曲裾绕襟”，即指汉代的曲裾袍。总的来说，“裙”的初始意义并非代指现代汉语中的“无裆的圆筒状下装”是毫无异义的。而“裙”发展到汉代，就已经被刘熙记为“下裳”。可见，现代意义的“女性裙装”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 原始社会时期：贯头衣据古书典籍记载，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服饰便已诞生。《淮南子》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旧石器时代，人们通过打渔、捕猎等方式获得基本生活资源。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出现的骨针、石、骨、牙等装饰品都可以证明，在距今大约两万年前，山顶洞人已经能够利用某些坚韧植物、兽皮缝制朴素的衣物，以达到保护身体、遮掩形迹、美观装饰等作用。新石器时代，人们在骨针、兽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纺织机架，服装材料由此得到了丰富，各类服饰也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功用。不管是狩猎围捕，还是祭祀祷祝，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开始穿着不同的服饰。例如，《易·系辞下》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便是服饰功用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总体而言，原始社会时期的服装样式质朴简单，男女共用。这一时期使用范围甚广的“贯头衣”可以看作裙装的前身。据沈从文先生考证，“贯头衣”无袖，衣长及膝，因套头着装而得名。石器时代，男女使用整幅兽皮或者纤维织物直接缝合成“贯头衣”，穿着方便且行动自如。这一基础的服装款式在现代女装中仍然有迹可循。   贯头衣夏商周时期：上衣下裳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学界一般将夏朝的建立作为华夏文明进入铜器时代的标志。这一时期的纺织工艺技术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作为相对成熟的奴隶制王朝，商朝更是建立了一套严格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上穿交领窄袖式短衣，腰围“蔽膝”，下着裙裳。其等级权威性就体现在“蔽膝”，以便遮蔽腹下部位，即围裙。奴隶社会时期常常采用不同质地、色泽的材料，绣上不同的花纹样式以作区别。这种基本的上衣下裳形制也是古代女性裙装的一个起源，这一类款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被淹没淘汰，而且在现代女装中继续大行其道。周朝对于等级制度的各项规定更加森严明确。其中，冠服制度便正式以书面形式确立下来。《后汉书·舆服制》云“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正是由此演化而来。在每年上交的各类赋税中，就出现了布匹。上层统治者对于舆服的要求也逐步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王室的尊贵威仪要通过各色衣裳体现出来。此时的衣着款式仍然是以上衣下裳形制为主，区别在于工艺更加细致，装饰更加华丽，尺幅也更加宽大。这是社会的进步发展在衣着方面的直接体现。女性裙装的款式不再保持一贯的单一，多样化形式的出现恰恰反映了人们在美观性与艺术性方面的需求。  上衣下裳春秋战国时期：曲裾衣、深衣在商周朝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服饰有了更加突出的性别特征，即男装与女装的区分相对明确。女性服饰的细节之处也做了革新。这一变化在贵族妇女的服饰上有着更加明显的体现。最典型的便是小口大袖，即“琵琶袖”的出现。《尔雅·释器》将袖子多出来的圆弧状部分称为“袂”。时至今日，人们依然用“衣袂飘飘”来喻指美好的女性形象。再有便是云纹绣与拼接宽边技术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于衣襟与袖口乃至腰部装饰的要求更加严格。这一时期进一步成熟的纺织技术令纹样与腰带的革新成为可能。女性裙装不仅在款式上有了更多样的选择，而且在衣领、袖口、腰部、裙边等细节之处也有了更加精致的设计。长沙楚墓出土的各类彩绘木俑，直观地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地衣着的特点。这一时期同样出现了款式偏瘦长的“曲裾衣”。这一基本款式与上衣下裳形制有着较大的区别。“曲裾衣”的裁剪较为简单，样布边缘便拼接宽大的深色锦边，穿衣时随着腰部束圈收紧，绕着衣襟旋转至裙边，衣上间或点缀着各色纹绣，整体艺术效果十分惊艳。与上衣下裳形制相比，“曲裾衣”的裁剪更加经济、实用，兼括美观，故而对秦汉以降的裙装设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曲裾衣 深衣另外，这一时期的“深衣”也颇具特色。据沈从文先生考证，“深衣”既是士大夫阶层的便衣，也是庶民百姓的礼服。《礼记·深衣》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胁，当无骨者。”简单来说，“深衣”即是将上衣下裳合二为一，但又保持了上衣与下裳的界线，长度适中，交领直襟，宽身大袖，并通过“续衽钩边”达到立体感的便捷式服装。就着装群体而言，“深衣”的使用范围应当是最广的。女性在选择“深衣”时，大多考虑其实用性，但交领、直襟等细节变化还是体现出一定的审美需求。 秦汉时期：曲裾裙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进行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秦初就曾“兼收六国车骑服御”，在服装形式方面依然具有交领、右衽、衣袖窄小、纹绣多样的特点，款式也基本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样式为主。到了汉代，带有女性特点的深衣与单裙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古代女性裙装的初步成形。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实物可以提供直接证据。西汉女子的深衣具有明显的艺术性与革新性。此时的深衣吸收了直裾裙与曲裾裙的长处，发展出了直裾深衣与曲裾深衣两种样式。其中，曲裾深衣凭借其线条饱满的设计大获流行。此时的曲裾深衣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曲裾衣不同，主要表现在下裳面积的加大，曳地后摆的形成，领、袖、襟等边缘处一同进行斜幅缝纫处理。穿此种曲裾深衣的女性，能够在静立与走动时都获得一种流畅、自然的美感。汉代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对于女性优美裙装的赞颂，例如《羽林郎》云：“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再如《孔雀东南飞》云：“着我绣狭裙，事事四五通。”后一首古诗中提到的“绣狭裙”样式，恐怕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单裙更为接近。《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云：“（后）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此类单裙与上文的曲裾深衣相比，更加朴素，未接缘边，纹绣样式也相对简单，搭配上衣穿着，与商周时期的上衣下裳形制相合。  曲裾裙魏晋南北朝时期：间色裙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便于行动的“袴褶”装束给汉族人民的日常服饰带来一定影响。“袴褶”的特点是上衣短，袖口或大或小；下衣多为喇叭裤，裤腿阔大，膝盖处系带，裤口扎紧。反映在女子裙装领域，便体现出“上俭下丰”，即上衣短小、下裳宽大的特点。由两汉流传下来的襦裙套装由此得到了顺应时代的改变。在下裳方面，样式更加翻新出奇，色泽更加丰富多彩。最典型的是丁家阐壁画墓中留存的魏晋妇女形象，其下裳便是由多种色彩的长布条间隔拼缝而成的。随着色彩种类的增多，布条宽度逐渐变窄，平面形状类似于现今的百褶裙。南北朝时期，魏孝文帝改革，力图使鲜卑族衣制汉化，但南北两地的裙装样式仍然存在较大区别。南方女性裙装保留了更多的秦汉样式与文绣，在剪裁、颜色、花纹、吉祥语的选择上都表现了更明显的汉族文化风情。《纪锦裙》云：“界道四向，五色间杂，道上累细细点缀其中，微云琐结，互以相带，有若皎霞残虹，流烟堕雾，春草夹径，远山截空，坏墙苍苔，石泓秋水，印丹漫漏，蕊粉涂染，綟亘环佩，云隐涯岸，浓淡霏拂，霭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别。”例如裙装中常常出现的缠枝纹样、忍冬纹样、桃形纹样，都是中原女性服装饰品的典型代表。总的来说，受到上层统治者相关政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女性裙装是在前朝襦裙、曲裾裙的基础上，选择性地吸收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对汉族服饰加以修改与完善的结果。  间色裙唐宋时期：齐胸襦裙、半臂、百褶裙隋代留存的时间相对较短，在服饰方面的革新力度并不显著。其女性裙装大致沿袭了魏晋南北朝的基本样式。“上俭下丰”的襦裙套装与间色裙依然受到女性的喜爱。其中，间色裙经过隋炀帝的修改，有了更加动人的审美价值与文学意蕴。《实录》云：“炀帝作长裙，十二破，名仙裙。”另外，襦裙中的裙腰逐渐提高，到了隋代已经出现了小袖齐胸襦裙。这一样式同样受到唐代妇女的喜爱，流行范围更加广泛。唐代最具特点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裙装便是齐胸襦裙。短上衣加长裙的设计，拉长了女性的身体线条。齐胸的设计放宽了对腰线的要求，无意中贴合了唐代丰满有致的审美观。长裙往往带有曳地后摆，且后摆不断加宽加长，行走站立间极具艺术审美效果。例如王建《宫词》云“黛眉小妇砑裙长”、王翰《观蛮童为伎作》云“长裙锦带还留客”、杜甫《丽人行》云“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以及孟浩然《春情》中“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无一不描绘了襦裙优雅、华丽的特点。  齐胸襦裙另外，“半臂”与“披帛”也是唐代女子极具审美艺术价值的创造。所谓“半臂”，即袖长及肘，身长及腰，以彩带当胸系住，领口或对襟或套头或翻领或无领的上衣样式。这一女装样式十分盛行，一度影响了唐代男性服饰的设计。此外，在“半臂”的基础上，将一条绘制花样的薄纱罗，一端系在“半臂”胸带，另一端或搭在肩上，或绕在手上，便是“披帛”。与“半臂”“披帛”相配的便是半身裙。盛行于世的有“石榴裙”“金缕裙”“百鸟毛裙”。尤其是“石榴裙”，在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渲染。例如王昌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白居易《春深》中“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都是唐代浓丽纤华的审美趣味的写照。清人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有专门以石榴裙作为线索的半个回目，即《呆香菱情解石榴裙》。总的来说，唐代女性裙装的穿着效果更加华丽，具有明显的外倾性，相对于后世的裙装来看，对女性的束缚与包裹更少，艺术审美性更加突出。这也是万朝来贺、兼容四方的盛唐气象的一种反映。  半臂到了宋代，受到程朱理学思想以及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女性裙装一改前朝外放、华丽的整体风格，转向保守、拘谨、清丽、淡雅。其裙装制式依然采用了最基本的上衣下裳制，整体裙装趋于修长纤瘦，一般无曳地后摆。起源于魏晋的间色裙，此时依然焕发生机。宋代女性对褶裙的修改与完善，既保证了美观性的需求，又照应了实用性的考量。在前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百褶、千褶，都体现了宋代人独特内敛的思维方式。例如《裙带间六言诗》云：“百迭漪漪水皱，六铢縰縰云轻。”《鼓笛慢》云：“缕金裙窣轻纱，透红莹玉真堪爱。”《踏莎行》云：“映花避月上行廊，珠裙褶褶轻垂地。”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曾经出现一种“前后开胯，以便骑驴”的裙式，主要流行于底层女性之间。出于便于劳作的考虑，宋代底层妇女也会穿着一种特殊的裤装出行，即在裤装外围一圈裙装。这一种“合欢掩裙”即能满足底层劳动妇女的实践需求，也能够照顾到身为女性的掩羞心理。总体而言，宋代女性裙装更加收束、清雅、内敛，体现宋代理学风气下的一种内倾性特征。 辽金元时期：袍衫早在魏晋时期，汉族服饰就明显受到了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唐代胡服裙裳的出现与流行便是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的结果。而辽金元时期是特殊的少数民族执政时期，汉族服饰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少数民族服饰的冲击，因而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趋向。例如辽金妇女日常服饰为窄袖交领袍衫，衫长垂足，为左衽，与汉族服饰相反。此类服装的实用性远远大于审美艺术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汉族妇女日常劳作的需求。人们致力于摆脱宽袖长摆带来的负赘性，便于骑行狩猎的少数民族服饰恰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样式。例如被视为奇装异服而一再受禁的“钓墩”，仍然在汉族妇女间流行开来。元代长衣为袍，以绣样、丝线、面料以及染料等原材料为基础规定了着装等级，其严苛程度达到“凡乐人、娼妓、卖酒的、当差的，不许穿好颜色衣”的地步。底层汉族妇女日常穿着以褐色为主，且袍装样式单一。服饰的男女差别不明显。  袍衫明清时期：襦裙套装、旗装由于存世珍品较多，明、清两代的服饰面貌较前几代更为明朗。明代以汉族服饰为主，清代以满族服饰为主。两代服饰都表现出较强的等级差别。明代政权建立以后，元代引以为贵的服饰都被弃用，官府有意识地大力复兴唐代服装制式。例如襦裙、上衣下裳等裙装样式再次重新流行。明代官府放开了对于面料、染料以及绣样等原材料的控制，在裙装设计上为明代妇女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例如最具代表性的唐代齐胸襦裙，又以一种不一样的面貌出现在明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受明清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妇女废弃了唐人袒胸的齐胸襦裙样式，重新将腰带放低，上身着宽袖右衽短衣，交领绘以纹饰，腰间挂玉佩，下身着长裙，着装效果端庄稳重、典雅有致。再如唐宋时期十分流行的“石榴裙”，也受到明代妇女的喜爱。明代文学作品关于红裙的记载举不胜举，例如冯梦龙《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云：“上着青织金衫儿，下穿大红纱裙。”吴宽《题杨铁厓墓铭后》云：“对客呼儿将铁笛，从人笑我醉红裙。”杜琼《采菱图》云：“红裙绿髻谁家人，小艇如梭不停泊。”沈明臣《湘水巫云曲》云：“天边属玉双双起，茜红裙色谁家女？”蒋一葵《长安客话》收录当时流传燕京的歌谣：“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膹将儿女染红裙。”这些诗词曲都从侧面展现了“石榴裙”在明代的盛行。宋代流行的百褶、千褶裙也重新被裁剪穿着，至于色泽、花纹、褶皱的道数则不一而定。 襦裙套装到了清代，满族女装与汉族女装又有了各自的发展。相较于针对男子的“剃发易服”政策，清政府对汉族女装有着相对宽和的包容性。康熙、雍正时期，汉族妇女仍然得以穿着明代时兴裙装，基本的上衣下裳形制得以保留。随着清朝社会的逐渐稳定与发展，汉族妇女的服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满族妇女服饰的影响，上衣与下裳都趋于宽大肥短，肩上缀以“云肩”。另外，满族妇女最典型的服饰便是旗装。从头上的旗髻，身上的旗袍，到脚上的旗鞋，都为汉族妇女所仿用。到了近代，这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服饰又与西方文化相融合，日渐贴合女性身体线条，展现出新时代下新的生命力。时至今日，旗袍仍然能够作为中华文化的一张典型名片，向各国友人传递其独特的文化内蕴。 旗装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女性裙装历史悠久，各代有各代的特色。其中，经典的上衣下裳、襦裙、旗袍等等裙装样式，都为现代女性裙装的设计与构思提供了最具中华文化内蕴的素材与垘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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