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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孙启放:一个重新回归的诗人

 置身于宁静 2022-06-20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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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启放,安徽含山人,供职于合肥职业技术学院。诗作散见于《诗刊》《诗歌月刊》《绿风》《星星》《扬子江诗刊》《安徽文学》《中国诗人》等。著有诗集《英雄、名士与美人》《皮相之惑》。

原载《诗歌月刊》2018年8期

题目为编者所拟

刘=刘康凯 ,孙=孙启放 

刘:一般来说,作家和诗人都乐意承认自己的写作与童年经验之间有密切联系。您能谈谈童年以及它对你成长为一位诗人可能产生的影响吗?

  孙:我是1957年出生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公社干部。我在外婆身边长大,她是农村中见过世面的女性,时常谈起在上海滩大户人家帮佣的见闻。那些讲述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给了我想象的空间。我记事很晚,外婆说我上小学前经常一本正经地在纸上画一串串谁也看不懂的符号,我却没有任何印象。小学时期基本没有正经上过课,背诵了一肚子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偶尔弄到一本书,会看得忘记吃饭。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饥馑,这当然会影响我的一生。反观我的诗歌作品,总是不由自主地融入一些沉重的东西,经常显露出怀疑精神,估计就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

  刘:您是恢复高考制度后最早考上大学的幸运者。当时大学的诗歌氛围如何?大学期间开始写作了吗?

  孙:我是1978年春入学的,安徽师范大学,当时整个校园的气氛积极向上,兴奋,也有点凌乱。等了十来年,终于有经过高考入学的大学生,老师们欢欣鼓舞,他们以巨大的热情和全部精力投入教学。由于学的是数学,我在上学期间接受诗歌熏陶的机会不多,记得一次同寝室的一位同学不知为何念了李煜的《虞美人》,还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好友念了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当时感觉人都傻了,全身像是通了电,汉语竟然如此美丽!上学期间也先后从墙报上的诗作,知道了中文系的黄元访和沈天鸿,知道了后来在全国颇有名气的“江南诗社”,但我一直没有进入安师大的诗社和诗歌创作圈子,原因是觉得自己不够格,也与数学系巨大的功课压力有关。当然,在课业之余,我还是看了很多的文学书籍,也私下写了一些很稚嫩的所谓诗歌。

  刘:嗯,作为一位诗人,您大学是学数学的,这有些少见。还记得当时为什么选择数学专业吗?是出于兴趣还是其他原因?

  孙:不能说少见,据我所知,目前中国诗坛理工科出身的诗人有一大批,好像也有几位数学教授。当时我的理科成绩不算突出,高考的“理化”试卷估计只考了30分。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流行观念,社会普遍看轻报考文科的人,我自己也算是被社会舆论绑架了,没有考虑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但反过来说,数学训练对诗人也不见得是坏事。

  刘 :您学的是数学,又长期从事数学教育,还写过论述数学美的论文,您觉得您的写作在某些方面、某程种度上受惠(或受害)于数学吗?

  孙:应该是影响,不能说“受惠”或“受害”。数学讲逻辑,让人严谨和精确。我认为诗歌有其内在的逻辑,即使所谓的“反逻辑”也是一种“逻辑”,没有任何逻辑的诗歌是一堆凌乱的文字垃圾。但数学训练也可能压制情绪的“天马行空”,有利有弊吧。

  刘:您从8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走上诗歌写作道路,那时候正是中国第三代诗歌和校园诗歌风起云涌的时候。您在当时受到过这些诗歌潮流的影响吗?您跟其他诗人有过写作交流吗?您有自己的“小圈子”吗?

  孙:肯定有影响。那时安徽的《诗歌报》引领青年诗人的创作潮流,我订了好多年的《诗歌报》,它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创作。我是一个低调的人,文学上的朋友并不多,在巢湖知道我进行诗歌创作的人很少,能交流的人更少。你知道那时候异地交流很困难,没有形成“小圈子”的条件。

  刘:当时您参加过一些诗歌活动吗?

  孙:当时诗歌活动少,记得1989年第一次参加诗刊刊授学院的改稿会,很激动。会上认识了王燕生、寇宗鄂、周所同等先生,结识了杨森君、韩少君、安琪等诗人朋友。后来也参加一些活动,结识的朋友至今还有联系。

  刘:好像还参加过在黄山开的诗会?

  孙:是的。“黄山诗歌节”,1993年吧。好像每次诗歌活动都会给自己带来刺激,会让自己在一段时间内有强烈的创作冲动。

  刘:您1994年出版的诗集《英雄,名士与美人》应该是八十年代以来的诗作结集吧,听书名就有一股子浓浓的古典味道。您是不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古典情结?

  孙:是那一段时间的创作总结,书名有点张扬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有浓厚的英雄情结,古典文学的影响是深入骨膸的。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两本书,一是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一是周振甫的《诗词例话》。

  刘:显克微支是鲁迅赞扬过的摩罗诗人,他的《十字军骑士》也是一部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长篇小历史小说。是不是主人公兹皮希科的那种爱憎分明、反抗强暴、维护正义、热爱祖国、忠于爱情的英雄形象,对您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并影响到您的写作?

  孙:兹皮希科只是一个成长中的可爱的愤青,更吸引我的是他身边的一班配角。他们高贵、忠诚、守诺、节制、慷慨、勇武,具备人类最好的品性。

  刘:在西方近代名著里,我们经常能够读到这种高贵的人性,令人神往。不过您笔下的“名士”与“美人”形象,更多显示您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吧?

  孙 :是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有许多典型形象,名士多狂狷,美人多病态。事实上我喜欢的是他(她)们有别于一般的丰富个性,是“特殊性”吸引了我,对一些经过处理磨掉棱角的正面人物我反而不感兴趣。

  刘:据说您还热爱古典音乐?

  孙:准确地说是中国古琴曲。记得1980年代初,我偶然从收音机上听到古琴曲《渔樵问答》,古琴特有的音质所传达的高妙意境让我入迷。说来好笑,当时发疯般查找电台的节目单,用录音机录下一些古琴曲回去欣赏。后来收集到一些磁带,时常关门独听好几个小时。有时身体不太舒服或心情不好,一盘古琴曲听下来感觉好多了。我个人最喜欢的琴曲是宋人的《潇湘水云》和今人的作品《卧看云起》。    

  刘:看来在您的审美趣味存在着某种两极现象,一方面就像您的一组诗题目所透露的:“渴望英雄”,倾心于热烈、张扬、阳刚、崇高之美,另一方面似乎也喜欢那种阴柔、娟秀、平和、淡远之美。如果给您机会,您愿意回到古代做一个侠客或书生吗?

  孙:我的趣味并不狭隘,美的事物、美的艺术我都喜欢。美是复杂的,我更欣赏有个性的、特别的、内涵丰厚的美。回到古代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所谓的“穿越”,不会是“侠客”,不怎么欣赏所谓的“快意恩仇”,有偏颇。做一介书生,有书、有酒、有朋友,足够了。我更愿意生活在当下,喜欢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复杂化和飞速发展,喜欢现代艺术对人的审美能力的挑战。

  刘:据王燕生先生给你写的诗集序言,您在1993年的黄山诗歌节上曾发言说,“诗与浮躁、喧哗无关,诗注定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但是诗必须崇高,诗人必须崇高。”但在您写作的时代,反英雄、反崇高似乎成为当时第三代诗歌写作的一种主流倾向。您为什么跟他们不一样?

  孙:我进入诗坛比较迟,年龄又比那一批人大一截,教育背景也有很大的差异,在诗歌观念上可能更受传统诗学的影响,跟第三代诗人有区别。但我也并不认为他们的诗学观念就是错的。有时反叛、怀疑也是崇高的一部分。崇高是诗人人格的崇高,是所传达的诗歌精神的崇高,不只是字面上“光鲜”的崇高。我一向对以诗歌传达内心的猥琐不以为然。

  刘:第三代诗人的这个主张,主要是出于对朦胧诗的崇高美学的反叛,他们的本意是认为诗在本质上不是与那些宏大的事物、现象或理念相关,而是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个体生命相关。看来当时您更多受到朦胧诗的影响?

  孙:当时主要读刊物上的诗,理论文章读的很少,往往喜欢上一首诗,就会关注作者的其它作品,这些作者会在我的无意识中影响我的创作,并不限于朦胧诗。

  刘:当时也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作吧?

  孙:是的,当时几乎所有的诗歌刊物都发表过。有一点影响的是1991年发表在《诗歌报月刊》上的组诗《渴望英雄》。

  刘:对您自己早年及现在的诗作,您现在能做一个简单的评价吗?

  孙:1994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里大部分作品现在看是不成熟的,语言比较生硬,有时阐述过度,有时用力过猛。值得肯定的是初步形成了冷峻的风格和较深人的思考。

  刘:自90年代中期起,您大约有十几年的时间中断写作,从诗坛“失踪”了。这段时间您在做什么?这段时间的写作中断,您觉得是一种浪费吗?

  孙:停止诗歌创作主要是工作上的原因,岗位的变更带来更多的责任,我也是工作责任心很强的人,一方面要把繁重的工作做好,一方面又有很多应酬,只好把诗歌推到一边。停止写作将近20年,肯定会错过一些机会,但人生就是这样,对此我并不后悔,对我的人生而言多一种历练不是浪费。

  刘:那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重新开始写作的呢?

  孙 :机缘算是比较偶然吧。2011年行政区划调整,我所在的学校工作范围和任务大幅减少,自己的闲暇比较多了,此其一。其二,也是直接的机缘,是偶尔在本地一个内刊上看到诗人孤城的一组诗,认为遇到了一个好诗人,就想接触一下,然后就接触到了几位正在创作中的巢湖诗人,自然而然就萌生了重启创作的念头。所以说氛围也很重要,经常与一群诗人喝酒聊天,不写是困难的。

  刘:我觉得这更可能是因为,您有一颗没有泯灭的诗心。当生活给你提供了一些条件或机会,这顆被压抑的诗心就又蓬勃生长了,写作的冲动再次被激发起来了。您认为呢?

  孙:是的。诗心没有泯灭,即使在不写的那些年,有时半夜里也会有一些句子从脑子里跳出来,本该起身记下来,但想一想也就算了。即使没有刚才说的机缘,我肯定也会在退休后重新写诗,但可能要推迟几年。这样的情况不少,当代诗坛有一批出于各种原因终止写作的诗人,近年又陆陆续续复出,江苏的沙克将这一批诗人称为“新归来诗人”。

  刘:作为一名新归来诗人,您是否思考过这一大批诗人中断与重启写作现象的时代因素?

  孙:停止写作各有各的原因,但复出肯定与这个时代有关。一是社会财富的增加激发了更多的精神需求,改善了诗歌刊物的生存状态,催生了一些新的诗歌刊物(官办和民办)。二是网络、移动传媒和自媒体的先后出现,扩大和加快了诗歌的传播和交流。作为曾经的诗人不可能不被触动,因此一不小心就归来了。当然,目前诗坛所呈现的繁荣原因复杂,值得叫好,也值得警惕。

  刘:您这几年创作旺盛,连出了两本诗集,非常可喜。您最近的诗集被你命名为《伪古典》,说说你命名的用意吧。

  孙:诗人写作各有特点,有慢工磨细活的,有下笔如走马的,都很正常。复出后我的创作量比较大,这是对“憋”了将近二十年的回报,有一批自己认为是水平线之上的,也有一批是废品。《伪古典》选了100首在体例上借用古代文体名的诗歌,一方面向中国的古典文化表达敬意,也确实有一些作品展示了我所喜爱的某种古典意境;另一方面,以现代手法来展示时代精神,检视汉语的活力与弹性。因此这种“古典”不是对古人的复制,而是别有怀抱的“伪古典”。

  刘:看来您还是更注重诗歌的现代性内涵,古典不是作为您的目的,而是您的“方法”。

  孙:是的。

  刘:新诗一诞生就是反传统的,百年来反传统也一直是其主流。您在写作中对古典元素有长期借用,那么你对传统与现代在写作中的关系是否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孙:所谓的“反”是相对,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出现时都是对传统的“反”。新诗也只是形式上的反传统,在诗歌精神上应该是延续和发展。从来就没有无源之水。现代诗是在反传统中寻找传承的路径,它也会被“反”,并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非理性妄断(组诗)

描 摹

仿佛已没有了明天

不治的衰老。老,亦可成精。

枯寂的山水笔墨丛生春意

而孟德兵法竟然毁于一个侏儒的利口

智者,说出的真相是否能讨人喜?

爱,只能是性的衍生啊

穿心的文字,斜飞至闹市的大屏幕

暴戾的广告词。

满头雾水的曹阿瞒

吃惊于,横槊的曹阿瞒;

铜雀春深的曹阿瞒,鸡肋的曹阿瞒

短歌,止于丧失。

依然有,水流长于长江之长

那齐声喝停中,又有何不可为?

换 季

而死亡可否预定?

季节给我以正面的回复。

局促的厨房里

终极幸福只能是一把霉干菜

需要水、动物脂肪,以及

难以把持的时间。

推迟预约是不切实际的

这是暮秋,所有的动物都在准备冬装

公知们装点鸵鸟的羽毛

使用的虚词犹如巨大的头饰;

我所敲击的键盘也在要求升高室温。

太阳落山后

夜确实长得有点不像话

这倒是个难得卖弄深刻的机会:

翻遍哲学辞海

我所找到的,绝不可能是哲学

抑或,人们推崇的哲学精神

云是天空的假发

空如。云是空

湛蓝的色也是空

佛陀的心念不可捉摸

圆天是佛顶吗?

芥子也是。

莫衷一是。那些假发

湛蓝、阔大的圆顶、光影

相生相倚啊!

空幻纷乱的万象

消弭于低垂的眼皮下

两粒褐色石子般的眼珠。

非理性妄断

那块多余的脂肪

背弃。是我身体最先衰老的部分

半透明的琥珀,有加工者的印痕

在哪里蛰伏了一万年?

病室,无影灯有无数的复眼

琥珀里潜藏的蚊子无处遁形

热病、狂躁、癔症

主刀者贴近耳膜的低声呓语

穷人嘲笑穷人时总是更加狠辣

那只蚊肚里的血所剩无几,与我相似

我半裸于绿色的手术台,忘记挣扎

砧板上一条绝望的鱼

奥卡姆剃刀

我喜欢剃刀游走在头皮上的沁凉

极简原则。

牵涉到情绪化的青年时代

以及自我治疗的方式。

奥卡姆的威廉在英伦三岛上说

“他管不住剃刀。”

无情的剔除

这世界,恐怕早已骨架无存。

事实上我现在用的是电动剃刀

细密的锯齿

正在进行有限的不经意的自我收割

我能肯定这不是自我剃度

怎么有那么多白发落下来?

阳光下哀怨般发亮

似乎我的双手

一瞬间

就剪灭前半生中所有多余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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