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 腹有诗书气自华——忆老胡

胡继华教授（1962-2021）

腹有诗书气自华

——忆老胡

赵勇

胡继华去世后，我一直觉得很不真实，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忽然就没了呢？

我是在2021年12月10日得知他生病的消息的。那天傍晚，清华大学的汪民安兄打电话问我近况，末了他说老胡得了癌症，正在化疗。这个学期，我自己也是自顾不暇，老胡的病情传过来后似乎也就减弱了一些分贝。然而，当冬至那天老胡离世的噩耗出现在朋友圈时，我还是感到震惊不已。我意识到，我们这代人也拉开向这个世界告别的序幕了。

我与老胡相识于1999年。那一年，北师大文艺学专业招收了包括我、汪、胡在内的十位博士生，我们则分别集结在童庆炳、罗钢、王一川三位老师门下。当其时也，童老师的“文心雕龙专题”课开在第一学期，因为都上这门课，我们很快便熟悉起来；又因为经历相似，年龄相仿，我与老胡在熟悉中仿佛又多了一层惺惺相惜。我们都是80年代中前期的大学生，都在80年代后期拿到了硕士学位，又都是参加工作许多年之后才北上京都，回炉再造。老胡大我一岁，于是不仅是我，我们那一级的许多人都喊他老胡，老胡也成了胡继华名字的标配。

而且，因为当年的那次“事故”，我与老胡也真正“走到了一起”。

进校后不久我便得知，童老师每年带着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爬香山、赏红叶，业已成为一个固定节目。1999年10月下旬，香山照例红了霜叶，童老师照例张罗香山之行，我们也照例喜出望外，于是一哨人马带干粮，坐公交，浩浩荡荡地出发了。10月的香山果然好看，10月的香山也人满为患，似乎是爬至中途，我与童老师率领的大部队便走散了。四下瞧一瞧，摩肩擦踵的人群中只有老胡一人在我身边。那还是一个谁都没有手机的年代，走散了就意味着落单，落单又意味着无法抱团取暖。当我与老胡上蹿下跳一番终于意识到已不可能找到组织后，心里都有些沮丧，却也相视一笑，坦然接受了这个事实。于是后半程我俩结伴而行，直到摸索着返回学校。

这是那次在香山留下的照片，忘了是不是老胡拍的

随后我就从同学口中听到了童老师对这次游玩的总结陈词：劝了一次架，丢了两个人。所谓劝架，是他们上山期间，有两对年轻夫妇遇事争吵，两家的男人嫌吵得不过瘾，便在弯弯山道和人潮人海中动起武来。童老师见此情景，先是大喊住手，接着身体就架入挥拳者中间，让他们的攻击失去了目标。事后想来，童老师带着我们爬香山，其实是在完成一次审美活动。而按照他之看法，审美又是人生的节日。在节日的气氛中，居然有人骂脏话，挥老拳，这岂不是大煞风景，破坏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大好局面？于是他挺身而出了。那两位爷本来正撕扯在一起，意欲决一雌雄，不料半路上杀出个挡横儿的。又瞅瞅前后左右，发现这老者还带着一帮年轻随从，便不敢造次，只好讪讪收手。——因为落单，我与老胡都错过了童老师的这个精彩镜头，只能在同学们绘声绘色的讲述中饱一饱耳福了。

所谓丢人，自然是指丢了我们两个倒霉蛋。据说我们走丢了后，童老师倒是不急不躁。他跟大家说：赵勇、胡继华都工作过，有经验，会动脑筋，想办法，他们是丢不了的。

当然丢不了！两个三十多岁的大活人还能被人拐走不成？

但是，那天厮跟在一起的我们俩都聊了些什么，我却早已忘得精光；没有忘记的，是老胡在“文心雕龙专题”课上的那次演讲。

到我们这一级时，童老师的这门课已经历四五轮，授课模式也已基本固定：先是童老师讲三四次，接着我们每人认领《文心雕龙》中的一篇，备课，主讲，然后大家讨论，最后童老师总结。我当时挑选的篇目是《神思》，讲在10月；老胡谈论的内容则是《通变》，时间是11月24日。那天他讲了四个问题：一、《易》——音乐化的时空观——刘勰艺术史哲学思考；二、刘勰“通变”——融构与创化的艺术发展节拍；三、返回的必要和走出的使命；四、奇兴正衰，讹而新的现实处境。说实在话，作为站过十多年讲台且琢磨过演讲技巧的一线教师，我对讲课既有自己的体会，也已经比较挑剔，但老胡的那次课却讲得让我心服口服。他的解读首先新在立意，其次是要把“通变”弄成“诗化哲学”。而一旦进入到既定的思想轨道中，他便来了情绪，有了节奏，及至激情澎湃，神采飞扬，印堂发亮，两眼放光，吟咏之间，吐纳金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甚至连他的大舌头说出来的安徽普通话仿佛也摇曳多姿，别有风味。他说：德里达有个词，叫做elliptical sense，可以译作缺乏感或不完整感，能够解释刘勰艺术史哲学中远游与回归的一些问题。——喜欢在演讲中夹杂一些英文语词，说出这些语词后又生怕别人没听懂，便紧接着重复一遍或是挨个儿报字母拼写一遍，这几乎就是老胡后来说话、演讲的一个固定风格。大概是觉得老胡的讲法有些花哨，童老师后面总结时又开始往回掰了。他说：刘勰的立足点是变，他总是徘徊在新声与故实之间、文与质之间，既没有否定新声，也没有否定古典，而是倾向于在通的基础上求变。那么，处理通变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情和气。所以，这一篇中的关键句是“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

吴子林、我、童老师、严泽胜、胡继华

没错，负气以适变！许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刘勰这里谈的是文学之道，但又何尝不可以描摹我与老胡的人生之旅？我们都是在年轻气盛时负笈北上，以求新变。而如何适应这种变化，我却颇费了一番周折。老胡似乎比我要淡定一些，但依我猜测，在适变的问题上他也不可能轻车熟路。不过，我们好像从来也没有谈过这个话题，仿佛那是一个完全可以忽略的存在。

2001年8月的一天，我接到童老师的一个电话。他说中央电视台新开了一个“百家讲坛”的栏目，正在陆续邀请一些学者去做讲座。他也被邀请了，准备把《审美是人生的节日》讲到那里。于是他与我商量：能否组织一批观众开赴现场？他说：现场也是有观众的，但我对那些观众不放心，看着你们这些熟悉的面孔，我讲课才会有感觉。

果然是店大欺客，课堂一旦设在央视演播厅，就连讲了一辈子课的童老师也有些犯怵怯场。要是搁在平时，完成这个任务根本不在话下；但暑假期间，同学们却居无定所，人员流失比较严重。为了把这支队伍弄得有些模样，我只好挨家挨户摸排，甚至还发动了一些“随军”家属。

童老师在百家讲坛

在百家讲坛现场为童老师当观众，我与老胡并排而坐

这些人中就有老胡，他也被我抓到了现场。而从那时起，老胡似乎就在被我抓差，他也成了我黔驴技穷时可以调遣一番的救场队员——答辩缺少人手时我找他，开会需要点评嘉宾时我也找他，而他每次答应得都特别痛快。例如，2018年，夏中义、刘锋杰二先生想与我们这里联合举办“'百年学案’南北论坛”第二届学术会议，我负责招集一些北方学者，老胡就被我发动到了苏州。

博士毕业之后，我留校任教，老胡则进站中国人民大学，做了黄克剑先生的博士后。当年读博，我是与原单位一刀两断后“净身出户”的，老胡却是定向安庆师院。既如此，做博士后是不是他摆脱原单位的缓兵之计？老胡去世后，我曾就此事问过对他知根知底的方锡球兄。老方说，老胡想留京，做博士后恐怕主要还是为他留京做准备。因为经过老方斡旋，后来安师放行已不是问题。

——老胡想留京！又有谁不想留京呢？我就是冲着北京这座城市来投奔童老师的。我与老胡，大概都怀揣着80年代的光荣与梦想，又都命途多舛，长期窝在一个地方院校甩不开手脚，于是通过考博来改变自己命运，就成为我们的共同向往。而留在北京，当然不是为了好吃好喝，而是为了长点本事，有所建树。记得来京之前我曾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通过著作文章擦亮自己的名字。老胡拼了这么多年，一本接一本地出专著，译厚书，难道不是为了出人头地，成名成家？我想，事到如今，承认自己有这么点私心杂念，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老胡在生活中是谦谦君子，在学术上却是颇为自信的。记得2015年我们见面，我送他一本我与多人合译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他则回赠我布鲁门伯格的《神话研究》（下册），并随口道：我现在已基本不看英文了，直接从德语译。——这是自信，也让我这个还啃啃哧哧念英语的人脸上有点挂不住。他甚至还给我详细讲述了当年他酒后参加博士后出站报告会如何雄辩滔滔，狂放不羁，结果某学者放出的狠话至今余音在耳。——这不仅是自信，而且还有了许多自负和自得。那一刻我望着老胡的笑脸，想象着他的壮举，忽然觉得这老兄好生可爱。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就这样，在2015年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我与老胡喝着小酒，有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原因是他邀我去北二外，为他的研究生们做了一次讲座。傍晚吃饭时，他喊来供职于校团委的王静，我才明白了他的一箭双雕之意。原来王静是山西人，硕士毕业后想继续读博。老胡觉得她是可造之才，便动了向我推荐之心。虽然后来阴差阳错，王静并没有来我这里深造，但老胡对学生的好却让我很受触动。

2019年7月，我又被老胡拽到北二外做讲座，性质却很是单纯。6月初，他给我发一条微信：“赵勇兄好！禀告一事，特别请求：7月2日至9日，二外研究生拟执行小学期计划，想聘请尊下赴二外一天，做四个小时的讲座，上下午各二小时，听众为文艺学美学比较文学研究生，一天劳务为四千元（力争税后）。奉问：第一，尊下有没有时间且来传经赐教？第二，哪一天对您合适？谢谢您，敬奉撰安。继华”我特意把这条微信录于此处，是想说明两点：一、老胡只要舞文弄墨，遣词造句都特别讲究，哪怕是发条微信也从不敷衍。二、自从我们互加微信后，他每发信息必以“您”相称，反而让我觉得有些生分，虽然也许这只是他的表达习惯。而我跟他说话，“你”下面从来都是没心没肺的。

我答应了，附加条件是须把他那里的乒乓球高手喊上，课毕我要与他们过招。但那天却是忙中出错，又出现了一起事故。

在北二外讲座现场，羊羊也在听我课

就在我准备去北二外上课的前几天，我大学同学的儿子羊羊突然与我联系。他说回国探亲，最后一站是北京，将于7月4日下午4点乘机返美。羊羊小时候就惹人喜爱；阔别中国十七八年后转眼已是大小伙子，又让我很是感慨，我便决定亲自开车接送。但不巧的是，7月4日也是我去北二外讲课的日子。于是我与羊羊商量，当天我带他同去北二外，午饭后打发他去机场，这样也可以让他见识一下中国的高校课堂。他说好。课毕，要吃午饭，我提醒羊羊把贵重东西随身带上，他才突然发现自己的腰包不见了，而护照等等都在腰包里。他说肯定是落到我家了，必须赶快回去取。北二外在东南，我家在西北，取一趟得花不少时间，但不取如何回得去美国？我正准备行动，老胡拦住我说：这样不行，你回去一趟，既吃不成午饭，也无法休息，下午还如何讲课打球？他的意思是可派一位学生与羊羊同行，取上腰包后羊羊直奔机场，这位学生则把钥匙给我带回。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方才放下心来。结果那天有惊无险，各得其所——羊羊找回腰包顺利赶上了航班，我也在老胡办公室休息了片刻。于是下午讲课有感觉，打球出状态，老胡请来的三位高手被我一一打败。晚上吃饭喝酒时一高兴，我便引吭高歌，直把《桃花红》《糊涂的爱》《怀念战友》等等老歌新曲唱得声振林木，响遏行云，也让老胡的学生们见识了一下什么是80年代的文艺青年。

现在想来，2019年是我与老胡毕业之后见面最多的一年。我们答辩时见，讲课时见，开会时见，打球时见，低头不见抬头见。老胡大概是第一次见我打球，而我能把他们那里的三大主力全部灭掉，估计也让他有些吃惊，于是他计划拴对儿了——把我和首师大的冠军蒋童教授撮合到一起，一比高下。他说蒋童来过北二外，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把他们那里的高手杀得片甲不留。他要坐在山上观虎斗，站在桥头看水流。8月的一天，我们仨相约在首师大外语楼的乒乓球台前。而我与小我十来岁的蒋童一交手，就知道遇到了真正的武林高手。小蒋两面反胶用横板，正手弧圈球，反手能拧拉，旋转强，角度刁。我的反手生胶能快弹快拨，速度快，球下沉，许多人都招架不住，但在小蒋面前却威力全无。结果我被打得流水落花，满地找牙。后来我才知道，小蒋在俱乐部里打积分，已经打到1840分。准专业对付我这种野路子，自然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了。

蒋童、胡继华与我

老胡也能打两下，但与其学术细胞相比，他的运动细胞显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一上场，像是卓别林扭秧歌，举手投足都有一些喜剧效果。他的瘾头似乎主要是拴对儿，然后看我们捉对厮杀，或者是看我怎样被别人收拾。10月上旬，我在整理“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的会议照片时发现老胡与塞缪尔·韦伯教授有过交谈，那是我的抓拍，也是他又一次被我抓差的证明。于是我选出三张，顺手用微信转了过去。老胡立马回复：“谢谢您，老赵。忙过这阵子，打球哦。”

胡继华与韦伯教授

但2019年我们再没打成球。2020年，新冠疫情铺天盖地而来，天下大乱，别说打球，连照个面都显得很奢侈了。

是年6月，适逢童老师去世五周年，我便用我自己的公众号搞了半月二十天的线上纪念活动。6月27日清晨，推出程正民老师的压轴之作《六月的思念》后，看到朋友圈里转发者众，我也开始跃跃欲试，便把此文发给十来八人，希望他们传播出去，这其中就有老胡。我在中午一点半时给他微信：“老胡，今天程老师写童老师的文章不知你看到没有，欢迎转发。”老胡立刻答复道：“好的。”然而，直到大约六小时之后，我才看到老胡发出了这个朋友圈，并附言道：“发这张帖子，犹豫许久。博地凡夫，岂敢轻率打扰先辈天堂之灵？但转念一想，饮水思源，应该记取先贤开拓学科之功，守护学科之善，养育学科眷眷之心。况且，吾弟子有几个在师大求学问道，可见先贤德泽长流，后学有福。”于是我立刻点赞，但老方却不太客气，他评论道：“犹豫个啥呀？”

为什么老胡犹豫不决？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棉裤太薄，就是皮裤没毛。我只能说，要是搁在一年前，老胡估计二话不说就转了。但在2020年6月，转不转程老师的这篇文章却仿佛让他遇到了一个哈姆莱特式的命题。

实际上，看到老胡“犹豫许久”之后，我已心生悔意歉意。就像“无跟帖，不新闻”一样，我当然也知道“无转发，不微信”的道理。但长期以来，我自己推送公号文章，从来也就是顺手发个朋友圈，却并不转发他人，以免强人所难。程老师的这篇文章之所以破例为之，一是因为此文情真意切写得好；二是此乃纪念活动的收官之作，我想热热闹闹大团圆；三是我也想起了德国哲学家施韦泽的那番话：“我们每个人都应深深感谢那些点燃火焰的人。如果我们遇到受其所赐的人，就应当向他们叙述，我们如何受其所赐。”但是具体到老胡，我却怎么也没料到此举会让他如此为难。而他犹豫六小时之后写出的那段话，自然是要“交待”许多人的，其中也包括我这个肇事者。于是我意识到，由于我的莽撞，我与老胡的交往史上也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故。

从那时起，我就惦记着何时相遇，一定要跟老胡解释几句，或者边道歉边调侃，边调侃边感谢，然后哈哈一笑，说：岑夫子，丹丘生，先喝酒，后打球！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一年半，我们居然没机会见面，老胡又居然不辞而别。

老胡是我们这代人中少见的能够打通中西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宗白华：文化幽怀与审美象征》，后来又出版过中国现代文论的专著，但其学术兴趣却偏向西学，也早就对德里达、列维纳斯、布鲁门伯格等人的思想进行过译介和研究。然而，由于趣味不同，他送我的几本书我都没有认真读过，反倒是他没送过我的译著——比如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贝维斯的《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我却买回来读了个七七八八。老胡去世后，民安兄撰文怀念，谈及老胡的博学和擅写大书，我深有同感。我们的另一个共同感受是，老胡付出的太多而得到的太少，其学术成就还远没有被学界充分认知。但说到最后，我们都觉得荒诞和无力，只剩下一声长长的叹息。

老胡也是依然保持着纯粹书生气的学者。作为学术中人，学者本来就应该是书生气十足的。但时至今日，世风所向，一些学者却有了官气匪气江湖气，这样，老胡身上的那种气质也就越发显得弥足珍贵。记得有一年，我们同去北外开会，人民大学的一位老师说，以往的美学研究往往侧重艺术心理研究，有反美学的味道。老胡闻听此言，拍案而起，差点与他吵起来。现如今，各路大神小鬼追名逐利时才你争我吵，谁还为学术观点吵架啊！当老胡吹胡子瞪眼时，他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老胡去世后，我与锡球兄有过一次电话长聊，谈及老胡生前种种，老方说其单纯，我则想到了率真。而无论是单纯还是率真，我想接通的都应该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吧。

我甚至觉得，老胡还是最有耐性的学者。他不会开车，又住在北京西北部的百望山一带。从那里挤公交、坐地铁，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去上班，在我看来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情。但老胡十多年来却既没换房子也没换学校，而是三天两头东南行，让我佩服不已。听人说他最后是晕倒在地铁上的，我不知是否属实。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老胡不需要再走那条长长的地铁线了。他已坐上开往天堂的地铁，那里有他挚爱的德里达和布鲁门伯格，他可以和他们彻夜长谈了。

2022年1月3日写，9日改

原载《文艺争鸣》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