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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泰人:草原之路的开辟者

 东方欲晓10 2022-06-20 发表于四川

  他们曾经如同一股旋风驰骋在欧亚大草原上,既是残忍的战士和娴熟的骑手,也是2000多年前东西方文明交融渠道“草原之路”的开辟者,造就了一个充满血与火的征服和沟通的时代,为日后丝绸之路的繁盛,奠定了基础。他们创造了丝绸之路的“史前史”。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字史料记载,今日我们只能从散布在中国新疆到中欧的考古发掘遗迹中揣测他们的来龙去脉,英国近代地理学家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评价说,在青铜时代末期至铁器时代,东起中国蒙古草原,西至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的核心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整个说来是一个草原地带。草原的地势很低,越过它几乎没有困难,所以“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最终到达了欧洲的腹地,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

  黄金,尖帽与勇士传说

  “Saka”这个词,泛指横行于欧亚草原之间,操印欧语系伊朗语种的游牧部落。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族开始将马匹从驾辕战车的动力直接转化为坐骑,又经过了大约3个半世纪,欧亚大陆开始从亚北方期(Subborea1Period)干热的气候骤变为亚大西洋时期(Subatantic Period)湿冷的气候。中北部森林退化为草原,南部许多半干旱地区的植被开始繁盛,形成优良草场,而这片广袤大陆上的游牧民族,也迎来了他们的兴盛期。

  在古波斯文献中,Saka被称为“萨迦人”或者“塞人”,而古希腊、罗马作家称为斯基泰人,“Saka”一词的原意为“游荡”或者“游牧”。在今伊朗克尔曼沙阿以东32公里处的贝希斯顿村附近,迄今屹立着记载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波斯阿赫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战功的贝希斯敦铭文。在铭文的第五段(20~30行)写道:“大流士大帝说,我和塞人的军队一起到了海那边塞人的国家,这里的人们戴着尖帽子。我们在靠近海的地方通过一座浮桥来到这个国家,击溃了塞人,俘虏了一部分,而另一部分人投降了我。”铭文上方的浮雕中,刻画着因战败被缚送到大流士阶下的九个被俘首领,最后一个人头戴尖顶帽,穿着拖至膝盖的短袖男长衣,其右侧挂着短剑,左侧挂着斧钺,正是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笔下所描述的塞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他们本国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

  虽然最终被征服,然而桀骜不驯的斯基泰人却在很长时间内不肯屈服于地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波斯帝国。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帝国的奠基者居鲁士大帝,在征服米底、吕底亚与巴比伦后,挥师东征,征讨一直侵扰帝国东境的马萨革泰人(斯基泰人的一支),与马萨革泰女王托米丽司会战于锡尔河东岸,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述说,这是他所知道的异邦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一次,双方的箭矢射完之后,两军提起利剑与矛肉搏厮杀,最终波斯大军不支溃败,居鲁士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战后托米丽司女王在战场之上找到了波斯国王的遗体,砍下了他的头颅,放入一只盛满鲜血的皮囊,声称既然对手嗜血如命,就让他如愿,饮血至饱。而在与大流士正面对决前,骄傲的斯基泰人国王斯昆莫曾经派使者给大流士送去一只鸟、一只鼠、一只蛙和五支箭,并传话说:“波斯人,除非你们变成鸟并高飞到天上,或是变成老鼠隐身在泥土当中,或是变成青蛙跳到湖里去,你们都将会被这些箭射死,永不会回到家里去。”

  公元前7世纪,欧亚草原西部,斯基泰人的统治中心位于伊朗西北部乌尔米耶湖一带水草繁茂之地,与亚述结盟,征伐米底、埃及,达到了其势力扩张的全盛期,直到公元前3世纪前后,分别被与其有亲缘关系的萨马提亚(Sarmatae)游牧部落,和哥特人吞并消融,如同旋转的泡沫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上世纪80年代,在西伯利亚乌科克高原奥龙库林河畔,俄罗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斯基泰男性游牧民墓葬,或许可以复原下2500年前斯基泰游牧民的服饰:除了顶部尖耸的高帽,男性斯基泰人上身通常穿着皮毛开襟式外衣,有毛的一侧向内,右侧衣包覆于左侧衣襟上,脚上是高腰皮靴或者毡靴,腰带上挂着弓囊、短剑与战斧,男性斯基泰人通常会蓄长发与长须,并在狩猎与作战之余将须发披散下来,而斯基泰女性则会戴着平顶毡帽,毡帽下连带的披风会将额头、脸颊与脖颈完全遮住,贵族女性的披风上常常会缀满圆形或者方形的金箔饰片,披风下是一条连衣长袖长裙,配以短腰毡靴。

  身份高贵的斯基泰贵族女性,有时还会佩戴假发,假发是由真人头发编制而成,里面由一根木棍支撑,外面包裹着毛毡制成的发套,1993年,俄罗斯考古学家伯罗斯马克(N.V.Polosmak)在乌科克高原阿尔泰山西南麓发现了一座巴雷泽克人贵族妇女墓葬。巴雷泽克人,是一个与斯基泰人关系密切的游牧部落。这座编号为阿克·阿哈拉(Ak Alakha)的三号墓,墓主人的假发高度达到63厘米,并用雕刻着羊、鹿图案,包有金箔的木头支架固定在头部。而在邻近的五号墓葬中,另一位贵族妇女身上发现了一件黄色齐膝的丝绸衬衫,原料居然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国南方,处于战国时代的楚国。

  斯基泰人在迁徙时,主要的运输工具除了驼马,还有四轮与六轮篷车,以毛毡为车篷,中间用木框和挂毯分割房间,由四到六头犍牛拖曳。在各种历史记载中,斯基泰人马面部流行装饰格里芬面具:马两颊和鼻梁蒙盖皮毛制格里芬兽身,并与马头顶端装饰圆雕格里芬首相连接,以及装饰复杂的马鞍,鞍桥、马鞍前后两端以及鞍鞯下部增加饰牌和挂饰,贵族常常使用金制挂饰,鞍鞯上流行鹰、格里芬、狮、虎、鱼与山羊搏斗的图案。

  无论对于希腊人,还是波斯人来说,轻捷迅速、来去无踪的斯基泰骑兵都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从波斯到日后的罗马帝国,这些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勇士都曾作为其倚重的轻骑兵部队。斯基泰人最为骄傲的武器就是呈现蛇形的“斯基泰弓”,它像一轮新月,两端都向里弯曲,斯基泰弓的长度在1.2米左右,由多层韧木黏合而成,表面缠绕细细的牛筋条,用动物胶粘在弓体表面,加强其韧性,两端挂着弓弦的弓弭由坚实的牛角或者牛骨制成。在近距离格斗中,除了标枪与矛,斯基泰人最为倚重的武器是他们的铁制短剑,剑刃长度在40~60厘米,从剑尖到剑柄逐渐加宽,如同一个细长的等腰三角形,剑格呈蝴蝶形,剑鞘与剑柄上通常用金箔雕刻出繁复华丽的纹样,融合了波斯、米底以及斯基泰自身艺术风格,包括骑士、公牛、格里芬,以及鹿与岩羊。斯基泰人的盔甲则多种多样,头盔包括希腊马其顿式一体化的青铜头盔,或者在传统尖顶帽和皮质外套上用皮绳或者兽筋将金属甲片密集排列成鱼鳞状,制成相对轻便而保护性能良好的全身轻甲。

  斯基泰人为夸耀战功,习惯将敌人的头皮剥下,鞣制成装饰物放在马勒上,“凡是有最多这种装饰的战士,便被认为是最勇武的人物”。对最痛恨的敌人,他们还要将其头盖骨锯下来,包上牛皮,镀上金,“当作杯子来使用”。一旦有贵客来访,便拿出来盛酒款待客人,用以“证明他们的勇武”在俄罗斯库班地区一座斯基泰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件做工精细的黄金面罩:一个全身戎装的斯基泰人拄矛而立,左手抓着一颗须发飘飘的敌人首级,而在阿尔泰山发现的巴雷泽克墓地中,一些男性斯基泰战士的遗体被发现头骨上有战斧造成的创伤,并失去了头皮和颅骨上部。

  在信仰方面,斯基泰人拥有一个庞大而混杂的神祇系统。随着与黑海沿岸希腊人的交往,他们也逐渐接受了希腊人信奉的神祇,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民族”的斯基泰人声称他们的祖先塔尔吉塔欧斯,是宙斯和第聂伯河流女神的儿子,一说是宙斯之子,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与女神的后代。在斯基泰人的信仰中,宙斯被称为帕伊欧斯(Papaeus),地母盖亚被称为阿比斯(Apia),灶神赫提欧斯被称为塔比提(Tabiti),是斯基泰人最尊崇的神明,能够提供水源,维持草场肥沃和牲畜多产,其特征又混杂了来自波斯拜火教的女神阿娜希塔。1863年,在第聂伯河下游切尔托姆里克发现的斯基泰人墓葬中,出土了一块用于缀饰于贵族服装上的金饰牌,表现了头戴尖帽的斯基泰贵族手持角杯,向端坐于宝座之上、有雄狮陪伴的阿娜希塔致敬的画面。

  盟誓,是斯基泰人重要而神圣的活动,盟誓双方的贵族武士将酒倒入一只大陶碗中,然后拔出随身佩戴的短剑刺破皮肤,将鲜血滴入酒中,然后再将短剑、战斧等兵刃浸在酒中,宣读誓词,然后饮下血酒。希罗多德记载说,为了不给仇敌以暗算自己的机会,这些粗犷的武士从不用水沐浴,而是喜欢蒸汽浴——首先在草原上用三根木棍与毛毯搭成一个三角形的临时帐篷,再将灼热的岩石放进一个巨大的青铜盘子中,然后向其撒进野生大麻种子,待烟雾生成之后开始向石头上泼水。上世纪40年代,俄罗斯考古学家鲁金科在巴雷泽克墓地中的发现,证明希罗多德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在二号墓葬中,随葬品中有六根木柱,还带有毛毡的残片,旁边还有一只有长把手的青铜方形盘,盛有大量有烧灼痕迹的砾石,在石块中间,是一些大麻种子的残留;而在一只铜鍑中,鲁金科发现了更多的砾石,无疑,这是一套完整的斯基泰蒸汽浴设备。

  斯基泰战士也会文身,图案包括来自波斯的格里芬、狮子,以及欧亚草原上奉为神圣的动物鹿与羊,面部则会文刺卷云状图案,当部落首领、贵族武士去世后,要吊唁的亲族和部属必须割掉自己的一部分耳朵,并以短剑和匕首毁伤自己的面部,并用箭刺穿自己的左手,在中国古典文献中,这种毁伤面部的哀悼行为被称为“剺面”被日后继起的匈奴、突厥等蒙古种游牧民族所继承。据说,当部落首领下葬一年后,斯基泰人还会选择50名逝者生前最勇敢的亲信战士,把他们连同坐骑一起绞死,然后在首领的墓葬前竖起如林的木桩,将这些勇士摆出骑乘的姿势,连同他们的马尸一道穿刺固定在木桩上,而在《契丹国志·国土风俗》,以及《旧唐书·契丹传》中,契丹人的葬俗也包括将逝者和殉葬者的遗体和随葬物放置于森林密布的树枝之上。

  源起东方

  这个庞大而强盛的部落起源于何方?今日,在莫斯科冬宫中埃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藏品”,即是揭示斯基泰部落兴起的重要线索:18世纪早期,俄国冒险家布格洛切维基(Bugroshchviki)等人在南西伯利亚盗掘了当地许多古代坟冢,最终在1715年作为礼品呈献给彼得大帝,成为沙皇宫廷欣赏、把玩的珍贵艺术品。出于对同类艺术品的珍视,彼得大帝下令禁止盗掘,以保护这些遗迹。这些南西伯利亚出土的艺术品上特殊的动物纹样,引起了贵族收藏家们的兴趣,他们认为这些艺术品与古代游牧民有关。怀着这份好奇心,1763年在南西伯利亚执行军事任务的麦勒古诺夫(Melgunov)将军挖开了当地的一座坟冢,并以他自己的名字为这座坟冢命名。19世纪初,由俄罗斯国立博物馆资助的考古队分别在南俄罗斯草原、黑海北岸、外高加索以及南西伯利亚等地发掘了多座同时代的游牧部落坟冢。这些坟冢大多殉葬马匹,拥有大量装饰着动物纹的青铜器、铁器和金器陪葬。

  自此之后,一系列考古发现逐渐将斯基泰人(塞人)的起源引向更远的东方。在阿尔泰山帕兹里克(Pazirik)附近卡童河(卡坦金地方)、伯莱利河(伯莱利地方)、乌尔苏耳河(锡宾、沙达尔、士爱克廷等地方)和乌拉干河(巴雷泽克地方)等流域发现一批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游牧部落贵族首领的石顶巨墓,随葬品中发现了据认为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玉器、漆器、金器、青铜器等其他物品,一块来自中原的茧绸鞍褥面,以及一辆来自中原的四轮马车。在褥面上,以彩色丝线绣成凤凰与孔雀缠枝纹样,以及一只鹿头格里芬与巨大的凤凰搏斗的场面。

  格里芬是一种鹰、狮混合的神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阿尔泰地区的游牧部落还将西来的波斯格里芬形象融入本土的鹰、鹿崇拜当中,创造出一种鹰首鹿角鹿身的神话动物,被考古学家们称之为鹿形格里芬,证明中亚草原诸塞种部族与南俄草原,乌拉尔远至黑海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频繁。阿尔泰艺术云集了早期欧亚草原通道各端点的因素,从来自波斯的箜篌、走狮纹、斯芬克斯、阿娜希塔女神、火坛、莲花纹等,以及来自希腊的棕榈纹、连续旋涡纹图案和鬃呈鱼鳍状的格里芬形象,墓葬中也出土一些中国地区制造的物品,如战国晚期的楚式羽地四山镜、秦式漆器以及凤鸟纹锦。

  雕琢精细的黄金制品,是斯基泰人炫耀与储存财富的常用手段。游牧经济生产出的大量马匹、皮毛等产品会超出有限人群的消费能力,而极端天气或者瘟疫等会导致这些财产大幅缩减。因此,草原社会需要寻找一种安全、便携的等价物,黄金无疑是最优的选择。幸运的是,阿尔泰山地区是著名的黄金产地,斯基泰游牧部落的首领能够用黄金与畜牧产品向西亚与中亚绿洲农业文明交换各种贸易产品,在西周晚期大墓中开始流行的以肉红石髓珠为代表的珠饰,就来自西亚与中亚,斯基泰部落显然是此项奢侈品辗转贸易的中介。

  美国学者塔尔伯特·赖斯在《中亚古代艺术》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在阿赫明尼德王朝时期,萨珊平原的中部大部分都被塞种部落所控制。他们据信是从突厥斯坦的极东部、西藏和天山迁到那里来的。有的学者认为他们是突厥人的先驱者。他们在离开自己的故乡后向西迁往今阿富汗与波斯之地,直到8世纪时才达到乌拉尔山麓,然后他们从巴尔喀什湖分出,出现于阿尔泰,并随即在今吉尔吉斯之地建立大本营。”

  2000年俄罗斯与德国联合考察队,在俄罗斯考古学家楚古诺夫(Chugunov)、德国考古学家帕金格和马格勒(Magler)博士主持下,在图瓦共和国乌尤克盆地国王谷发掘的“阿尔赞二号”坟冢。这座坟冢绝对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其主椁室内埋葬贵族夫妇二人,出土金器5700多件,总重20公斤,数量惊人。金器上装饰丰富的动物纹图案被称为“斯基泰动物纹百科全书”。

  由于游牧经济的普及,东西方草原地区的交流更为频繁,欧亚草原文化逐渐趋同,形成以铜鍑、兵器、马具、动物风格艺术为主要特征的草原游牧文化。其中,带有独特风格的装饰艺术“斯基泰野兽纹”最具有标志性。从黑海沿岸,横穿整个欧亚大草原至在南西伯利亚至阿尔泰诸部落地区,考古学家们在几个世纪中不断发现这种独特艺术的大量文物遗存,被称作“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饰纹。这一装饰艺术的动物造型主要是复制野兽和当地特有动物的形象,也常有神幻动物的形象,它们或是当地独创的主题,或是承袭西亚的主题,如狮身有翼人头兽和半鹰半狮兽(格里芬)。而造型结构亦是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单兽、斗兽或狩猎场面,动物形象接近写实,表现了早期游牧人的审美观念。

  法国学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论述说,这些表现了动物之间殊死搏斗的扭打场面,常常像盘根错节的蔓藤一样缠绕在一起:“这是一种表现高度张力与戏剧性的艺术画面,或表现断肢少翅的鸟,或表现被豹子、黑熊、格里芬捕捉住的鹿和马,牺牲者的躯体常常是完全卷成圆形。图中没有疾速,没有逃避,而是胜利者有耐心、有条理地撕扯那些被猎物的脖子。”

  这些生动夸张的动物图案纹饰,主要被应用于固定在斯基泰人剑鞘、弓囊以及马具与服装的金箔与黄金饰牌之上。关于“斯基泰野兽纹”的起源,众说纷纭,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地区以及欧亚草原的东部。然而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野兽纹样装饰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起源,在西迁追逐金麦里人的过程中,斯基泰人在伊朗西部接触到了亚述地区的动物风格艺术,而在欧亚大草原的东端、中国北方长城地区,包括夏家店上层文化在内的诸多文明遗存中,也有灵动的猛兽、卧鹿与山羊图案,不同文明中对于野兽的共同崇拜与艺术描摹,在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迁徙、征服中逐渐融合、转化。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动物纹造型艺术也吸收了斯基泰式野兽纹的某些题材,如屈足麂、狮身鹰头兽、后截躯体扭转兽,袭击幻想性野兽的虎形象以及各种斗兽纹。1995年徐州西汉楚王陵发现的随葬品中,有两件做工精美的金带扣,图案为一熊一虎与马匹厮搏,环绕鹰头图案,而同样在徐州汉墓画像砖上发现的两龙十字穿壁花纹,都能看出鲜明的北方草原斯基泰野兽纹样的影响。

  今日学者认为,辉煌灿烂的阿尔赞墓葬(Arzhan stage,公元前8~前7世纪),可以被归于早期斯基泰文化系(Early Scythian Complex)。包括葬仪等各种贵族文化传统形成,以及骑兵出现,其特征是大型木椁墓,流行鹿、身体蜷曲的雪豹、鹰喙状鸟等器物装饰纹样。随着这一时期游牧文化的繁盛和扩张,大批游牧民开始向西迁徙。路线大致有南北两条,北路通过北部草原,经西西伯利亚草原、乌拉尔山、伏尔加盆地,迁至黑海北岸;南路经哈萨克斯坦南部、中亚、伊朗,迁至外高加索地区。他们在西迁途中,不断吸收、融合沿途文化因素,从而促使欧亚西部草原的萨夫罗马泰文化、斯基泰文化等诸多游牧文化的形成。

  这一前斯基泰游牧文明,被郭物等中国北疆考古学者命名为“三道海子”文化,其身份也被认为是希罗多德于《希波战争史》中描述的“独目人”,虽然与斯基泰人并不属于同一种族,但同为欧亚草原游牧部落的两个部落在文化上拥有相当密切的传承关系。

  郭物判定,阿尔赞墓地是其王族墓葬区。这一游牧文明自公元前9~前8世纪兴起后,即向西、南发展,其影响力一度扩展至哈萨克斯坦与天山南麓。在这一过程后,牧业的急剧发展,导致草场资源的稀缺,青铜与铁兵器、复合弓的应用,使得以掠夺牧场与财富为目的的战争成为欧亚草原上的普遍现象,松散的游牧部落在冲突和联盟中走向统一。

  1980年秋,陕西周原考古队在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中,发现了两件作为骨笄帽所使用的蚌雕人头像,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高加索种特征: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头戴尖角护耳帽,但帽顶遭锯断。帽上刻有等距之竖线条,推断是一种毛织的尖顶硬高帽,雕像两侧脸颊部位各刻有一个呈蝌蚪状的阴线纹,仿佛是一种刺青图案,学界一般认为,这是服务于周王室的“胡巫”,而其面部的阴线文,则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正是斯基泰人(塞人)面部的卷云式刺青。从而证明,在我国周代,乌拉尔山、南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就与中原地区即存在持续广泛的文化交流。在贵霜时期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达尔弗津之丘(Dalverzin-tepe)所掘出之“下方城”(lower city)壁画残迹中(2~3世纪),有一幅女神头像,其脸上亦有相同的卷云状文面。而有关贵霜帝国创立者的族属,一般认为是属于中亚游牧民族的大月氏,但也有认为是原先稍早于大月氏入侵巴克特里亚的塞种部落。有关大月氏与斯基泰、塞种的关系,学者多认为其有极密切的族属亲缘性,显示西周时期中国北部与内亚地区的早期游牧民已有某种程度的接触。

  斯基泰人(塞人)所常用的炊具双耳圈足铜鍑,学者们也相信它来自古老的中原文明。传说斯基泰人的国王阿里安塔斯有一只巨大的铜鍑:为了夸耀自己的实力,阿里安塔斯下令,麾下每一个斯基泰战士都要向自己上缴一枚铜箭镞,然后将收集的无数箭镞熔铸成一口超过一人高、厚度达到三指的巨型铜鍑。

  从北京延庆西拔子窖藏,到陕西岐山王家村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文明遗址中,都可以发现形制类似的青铜器具,这是靠近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北方少数民族,在接受了中原农耕文明青铜器铸造的技术与造型工艺后的产物。很快,这种适合游牧生活的炊具便被欧亚大陆草原东部的早期游牧部落所采用,经蒙古与贝加尔湖,最终到达阿尔泰与图瓦地区,并进一步向西传播。在1897年,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拉斯卡帕纳(Raskopana)的斯基泰墓葬中发现过一只高达47厘米的铜鍑,器形与中原青铜器酷似,但镌刻有三条精细的纹饰带,上面是经典的波斯风格棕榈花纹和西亚流行的公牛头颅——在一件器物之上,凝结了欧亚大草原东西两端的文化创意结晶。

  最终,对于塞人(斯基泰)起源的追寻,诱导专家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我国新疆。1983年,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曾出土一尊头戴高帽的半跪式武士青铜塑像,造型凝重,肌脸发达,头戴尖顶大檐帽,帽尖上铸尖刺弯钩,双手空握执物,双腿一跪一蹲,高约40厘米,其造型与贝希斯敦铭文浮雕上被俘投降的斯基泰人国王并无二致。几乎在相近的年代,在轮台县西北的群巴克乡,考古学家们又发掘了一批珍贵的墓葬,其年代自公元前10世纪绵延至公元前4世纪,出土文物即包括塞人(斯基泰)标准的三翼有铤箭镞,蝴蝶形格短剑,以及管銎戈,蹄形、羊首形马镳与马衔。

  作为人类驯服驾驭马匹所必不可少的马具,其发展形制的演变与器物断代,是衡量斯基泰人等游牧民族迁徙发展踪迹的标示。最初的马衔,用缠绕的皮革制成,后来才用青铜打造,根据穿孔的形状可分为马镫形、葫芦形、圆形等数种,斯基泰(塞人)马镳两端常常雕刻成鹰首、格里芬首或花叶形,它们的雏形都能够在新疆、欧亚大草原的东端见到。斯基泰人在文化上受到了新疆东部的影响,掌握了相对先进的骑射技术,从而使得他们在西迁后变成了以武力剽悍著称的入侵者:“欧亚西部草原诸民族在墓葬形制、随葬品方面差异很大,但在武器、马具、饰物纹样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共性。”郭物告诉我们:“这些文化因素应该是早期铁器时代初期骑马术的普及、游牧部落战争与贸易趋于频繁的背景下,从萨彦-阿尔泰地区向西传播。”

  在时期断代介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新疆察吾呼墓地,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几枚珍贵的铜镜,背面有蜷曲的虎狼神兽形象。这种圆形带钮的铜镜铸造风格,后来逐渐传入中原,成为中原铜镜的主要形式。而在遥远的伊朗西北斯基泰墓葬中,同样也发现了类似的器物,而带有金箔装饰的牛角杯、蝴蝶形格短剑与斯基泰短剑的形制非常相似。在新疆伊犁的索墩布拉克文化中,一些战俘殉葬者遗骨中发现了头骨被割锯的现象。在巴雷泽克,以及中国新疆鄯善、且末等地墓葬中,均出土过来自亚述的乐器——箜篌。郭物介绍说,这种乐器直接来自亚述,鄯善洋海墓地中的角形箜篌与亚述尼姆鲁德宫殿墙壁上浮雕同类乐器,几乎如出一辙,不同的是琴弦由9根变成了5根,质地为新疆本土胡杨木。

  根据将近一个世纪来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西迁前的斯基泰人应分布于乌鲁木齐以西至锡尔河以东的广大地区,早在欧亚草原东部游牧部落发生大规模西迁前,南俄草原及北高加索一带和阿尔泰、图瓦和天山北麓东段已经有直接联系。

  西迁之谜

  居住在欧亚大草原东端的塞人为何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开始大规模西迁?日本学者前岛信次、加藤九柞认为,公元前7世纪左右,居住在我国河西地区的塞人为当时强大的秦国所迫,不得不沿天山南北西麓行,逐渐散居到伊犁河谷、楚河河谷、锡尔河流域并更向西去,迁移至俄罗斯南部草原,以“斯基泰”之名见诸希腊、罗马文献,其分支逐渐扩展至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另一支则越过喀尔巴阡山,侵袭巴尔干半岛,直抵多瑙河,与显赫一时的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对抗。而西方学界一般将其归咎于公元前8世纪开始,欧亚大草原中部发生的一系列游牧民族互相驱逐所导致的迁移。在汉书《张骞传》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塞人(斯基泰)乃先秦时期,世代居住在敦煌附近的允姓之戎,后“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并在兴都库什山和高附(今阿富汗喀布尔)河谷一带,建成塞人的三个国家:罽宾、休循和捐毒(古希腊人称喀布尔河为Kophen,罽宾为其音译。中国自西汉时期至唐代,罽宾均指卡菲里斯坦至喀布尔河中下游之间的河谷平原)。在《汉书·西域传》乌孙条中,乌孙人称自己的居地原是“塞地”,即塞人游牧区。希腊史家把这些人叫“印度赛西安人”。乌孙国一度国土广袅,是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大国,它东与占据蒙古高原到阿尔泰山的匈奴为邻,西接大宛,南抵塔里木盆地的城郭诸国,这一广阔领域原本都是塞人的住地,与锡尔河以北的同族比邻:“塞种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域分布很广,从天山北路的伊犁河流域,西南经帕米尔高原到克什米尔,都是塞人的故地。”

  当塞人于这场大迁移中离开故土之后,它的文化族群根源并非就此于欧亚大草原的东端断绝。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首次在新疆和田地区发现于阗语写本的时候,对于这种自11世纪中叶以来就灭绝的死语言一无所知,伯希和认为这种语言与伊朗语最接近,因而称之为“东伊朗语”。挪威语言学家斯坦柯诺夫根据文书的来源和所记内容,证明它是古代于阗王国的居民所使用的语言,并称之为“于阗语”。

  最终,这一难点被德国梵文学家吕德斯圆满解决,他发现这种语言中有一个表示Z音的特殊字母ys,而这个同样的字母又见于印度西北塞种统治者的名称里,因此定名为“塞语”(Saka),即是今日所谓的“于阗塞语”(Khotan Saka),于阗语中的许多基本词汇和保存在帕米尔地区的另一种塞语——瓦罕语的基本词汇几乎完全相同。

  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天山北部塞种受月氏压迫大批南迁之际,当时有一支塞种迁到了虚旷无人的于阗一带,建立了城郭,过起定居的生活。于阗建国史事,湮没在彼此融合借鉴、杂然赋流的神话与传说中,见诸史书记载的文献包括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以及藏文典籍《牛角山授记》、《于阗国授记》和《于阗国教法史》。传说统一印度的阿育王出巡至此,有一位姿色明艳的王妃,于夜间沐浴之时,因受毗沙门天王感应怀孕,生有一子,诞生后相士声称此子相貌非凡,天生贵骨,由此遭到阿育王嫉妒,恐其在自己在世之时即夺王位,王妃被迫抛弃王子于荒野,后被东土(中国)“汉王”收养,求得大军回归于阗,建立国家,自号为王。

  不过,在《于阗国授记》中,有一段后世佛教附会传说色彩相对淡薄的情节:王子的随从中,有两名商人,为了追回自己牲群中一头分娩的母牛,来到了于阗一地,名为Zhugs-ngams,见此地平坦空旷,水草优美,认为此乃天意,当建国于此。著名中亚语言与古代文化研究专家恩默瑞克(RonaldEric Emmerick)指出,Zhugs-ngams的词源来自于阗塞语中的“生育之牛”,即明确说明于阗国建国之部众领袖皆为塞人,与印度阿育王朝无关。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大迁徙与文化融合中,东起黄河流域,经蒙古草原,过阿尔泰山,沿天山北麓,通向中亚和南俄草原的道路正式诞生,也被后人称为“草原之路”。它因遍居在黑海北岸,里海周围直至锡尔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塞人(斯基泰)游牧民而显得方便通畅。这批早期游牧民充当了东西商业贸易的中介者。他们驱赶着自己大群的驼、马、牛、驴长途运载沉重的货物,穿过极其辽阔而又无国界的草原谷地,逐渐踏出一条横贯东西的草原大道,将古老的中国与波斯、欧洲乃至希腊城邦联结了起来,直到11世纪中叶以后,欧亚大陆东部的塞人才逐渐融合于后起的突厥回鹘诸族当中。正是这一股股自东向西、呈波浪状连续迁徙的游牧民族震荡并连接着东西两端的文明,使古老的中国内陆开始了与世界的最初接触,进而在人类文明的创造与交往中,开始发挥自己独特的贡献。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郭物研究员提供的大力帮助。参考著作与文献:《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雅诺什·哈尔玛塔主编;《中亚的早期帝国——对于斯基泰与匈奴的研究》(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a study of the Scythians andthe Huns and the part they played in world history ),麦戈文·W. 蒙哥马利著;《亚洲元素对于欧洲斯基泰文化的影响》(Asian Influence on European Scythia,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尼克莱·勃克温克著;《马背上的信仰——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郭物】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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