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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4年10月中，于都，十送红军歌声哽咽，8万多红军开始了漫漫的长征路。 1934年11月底，湘江，围追堵截血染碧水，仅剩的3万红军含泪慷慨再西进。1935年1月7日，决定不再东进北上与贺龙会师的中央红军，突出黔北，首占遵义。 1935年2月28日，“二渡赤水”的红军神速突袭娄山关，再次占遵义。与两夺遵义同一个时期，用兵如神且神出鬼没的毛教员开始了神出鬼没，让人眼花缭乱的“四渡赤水”。那么，从1月7日首占遵义到3月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一共70多天的时间里，教员到底在这块并不算广大的区域里辗转腾挪，左冲右突，到底是在做什么？难道教员就是想给博古、李德看看到底啥叫战争的艺术？或者只是想把蒋校长在这一地区合围的军队搅个天翻地覆，晕头转向。作为“根据地狂魔”，教员极其厌恶做“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流寇”。出于本能，他每到一地，首先想到的就是能不能安个家，扎个营，好好过，不跑了。人活着要有“意义”的支撑，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追求意义的人，当他们走路也得有个目的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要知道“走到哪里算一站”。博古、李德他们在长征之初，对于出征的目的地三缄其口、严格保密。所以队伍就越走越慢，战斗越打越差，人员越走越少，人心越来越涣散。等到在血染湘江之后的黎平会议，教员就明白无误地提出要挺进黔北，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不管是“画饼充饥”，还是“望梅止渴”，大家终于有了奔头，有了目标。然后红军在大败之后迅速“满血”，一路狂飙，把红旗插上了遵义城。史学界有个粗略的统计，我党对于长征的目的地先后选择了有十来个地方。在彻底断了到湘西与贺龙的部队会师的“念想”后，围绕遵义及其附近地区，中央就先后提出了“川黔边区”、“云贵川边”、“赤化整个贵州”等三个“扎根”计划，以及到“川西北”去的“跑路”计划。为此，大家看到的是在那段时间，教员带着红军在这个区域里，东跑西跑、来回打圈，根本原因就一个：看看能不能在这里建个根据地。因为此时红军的底子太薄，所以不能打对攻战、消耗战；就此来看，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过程中一次主动实施的，而且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在战术上“微操”上堪称“神来之笔”。而在战略上，红军虽然通过不断迷惑敌人、调动敌人，打破了他们围歼红军的战略意图，为后来我们的大踏步“跑路”腾出了空间、赢得了时间。但是，在建立根据地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上，红军实际上是失败的。所以，要不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扎根”的念想，以教员的神操作，红军早就对遵义“弃之如敝履”，从敌军错漏百出的夹缝中“跳出三界外”了。这样，你也可以理解，教员为什么会对林帅当时提出“打鼓新场战斗”那么不屑一顾了吧？遵义守不住，根据地建不了，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强大的国民党中央军在后面一直保持“安全距离”紧紧尾随。虽然，以追击红军为名，以吞并地方军阀地盘为实的中央军玩的是“旅游式”追击，但你真的停下来，就别怪人家层层叠叠地围上来。而且，中央军的战术打法还很“毒”：先组织军阀部队修碉堡把你困住，再一点点往前挪，打消耗战、阵地战，像蟒蛇一样缠着你，让你窒息而死。若干年后，校长还诚心实意地找到麦克阿瑟，让他在朝鲜也用碉堡站这个“包治百病”的战法对付共军。可惜麦帅不听，他要做个“真的汉子”，结果连败了三阵，鼻青脸肿地回到了美丽国，从此一蹶不振。经过70多天反复鏖战、奔跑，同时也是70多天的观察、思考，教员终于明白：在大兵合围、强敌环伺的状况下，要在一片崭新的地方扎下根，新建一块根据地，势必登天还难。于是，教员大手一挥，全军再次开拔，向西摆脱敌人，然后陡然北转，抢渡金沙江，去寻找一块新的已经成熟的根据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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