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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伟民 第十五章//左倾路线 葬送革命（续2） 渐成被动 让我们回过头来说说东方军。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周浑元部3个师突然对黎川发起攻击，黎川很快失守。博古、项英越过红军（一方面军）总部朱德和周恩来，直接命令彭德怀率东方军火速离闽返赣，攻打南（城）黎（川）公路上的重镇硝石，截断周浑元部与南城之敌的联络，乘胜收复黎川。 10月6日，东方军向硝石行进途中，在黎川东北部飞鸢、洵口与国民党军第六师十八旅发生遭遇战。洵口之役歼敌3个团，活捉旅长葛钟山，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首次胜利。但在南（城）黎（川）公路上的重镇硝石之战就不那么顺利了，连攻5天不克，伤亡1000余人。13日晨，南城之敌3个师向硝石增援，东方军被迫撤离硝石。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发现东方军已处于被动状态，针对当时的敌我态势，遂于10月14日致电中央苏区，对当时的军事形势作了分析后，建议： （1）创造新局面，恢复行动自由；（2）改变敌人主攻方向，把敌军从中央苏区引开；（3）实行运动战，以赢得时间；（4）突破进攻者内线，击溃赵观涛或樊嵩甫纵队；（5）争取同我赣东北军队实行积极配合。这些行动计划是第一部分，时间约两周，兵力是东方军主力。 共产国际远东局这个建议的核心内容，是立即组织东方军突破国民党军内线，向赣东北方向出击，与赣东北红军紧密配合，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消灭之。这个建议是红军由被动变主动的重要一招，与稍后彭德怀主张东方军主力向赣东北方向出击的建议不谋而合。 其实，半个月前的9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已经提醒他们： “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从两翼实行夹击。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考虑到蒋介石后方防御薄弱，你们必须把自己的行动与红军部队的行动结合起来，尽可能广泛地开展积极的游击运动，组织破坏活动，破坏敌人后方工作，干扰敌人有步骤地准备实施打击和其前线部队实行佯动。” 当然这个电报也强调说：“我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如何决定由(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 由于毛泽东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前就已被排挤出中共决策层，此时的主要领导人，在共产国际是王明，在中央苏区是博古，最高军事指挥员是在后方的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和刚到苏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中革军委在李德的“独立房子”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 毛泽东在坐冷板凳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安于养病，搞些农村调查，做点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如查田运动什么的。但善于指挥战争的他，并没有放松对苏区反围剿作战的关注。毛泽东以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参加了“独立房子”会议，他提出：“现在敌人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妄图以堡垒和持久战来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达到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严峻的现实，应采取我们一贯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否则我们将会吃亏。” 毛泽东提出粉碎敌人最有效的办法是，“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即红军主力出击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开展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迫使敌人回援，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的意见实际上是支持远东局的计划。 还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时（1931年9月前后），毛泽东就指出，在未来的形势下，红军不应再固守原来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一贯战略，而应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国民党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的意见虽然得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支持，却遭到了博古和李德的反对。他们认为毛泽东的建议是“游击主义”，并且嘲笑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一向对共产国际指示和建议言听计从的博古、项英等人，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建议。李德也只对远东局的建议做了解释，但没有积极执行这个建议。10月20日，博古回电远东局，答复说：“由于计划是建立在放弃内线作战和绕过敌人翼侧向前推进基础上的，军事委员会不能同意这个计划。军事委员会认为，在保存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主要地区。因此我们认为，将85%的有生力量绕过敌人侧翼推进和放弃内线作战，这种战术是极其危险的。” 坚持内线作战的思路，即仍然是以往的诱敌深入，再寻找战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打破围剿的战法，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已经逐渐被淘汰，因为第五次围剿中的国民党军，根本不给红军机会。他们以碉堡线为坚固基础，战略上“我不去找你，只占你地盘”，战术上则一堡受攻，群堡呼应。因为没有重武器而攻坚能力极弱的红军，根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调动对手，也就不可能形成局部的以多打少。 博古、项英、李德等坚持要红军在敌人堡垒群间寻战。他们指挥红军主力在资溪桥、南丰、南城、黎川和金溪之间敌堡垒地带左冲右突，强攻硬拼，先后于11月11日至13日进行了浒湾、八角亭战斗，11月17日至19日进行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红军在每次战斗中均遭受重大损失，造成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局阶段的被动局面。对此，彭德怀曾总结说，我军当时只能“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性，几乎被敌歼灭。” 唇亡齿寒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救亡运动渐成主流运动，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态度，支持群众的抵制日货运动，要求政府对日“经济绝交”。国民党及其军队也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有的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日，有的拒不进攻苏区而起义加入红军。 此时，担任东线进剿任务的第十九路军在与东方军连战失利后，许多高级将领逐渐认识到，内战没有出路，决心走抗日反蒋的道路，总指挥蔡廷锴派出代表秘密与中共谈判。 中共中央就此事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得到的答复是：“对十九路军的策略应该是：（1）把游击队放在他的后方；（2）通过进行初步的非正式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同时做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它。”可见，从一开始中共方面就没想真正同十九路军合作。 蔡廷锴当然不知道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的策略。经过协商，双方于10月26日在瑞金草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抗日作战协定》，即《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得到中共方面予以合作支持的承诺，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势力，于11月22日在福州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公布《人民权利宣言》，宣布成立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通电号召全国联合起来，打到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一致抗日。  1933年11月22日发生的“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的爆发在中央苏区包围圈的东线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如果红军能同十九路军联合起来，不仅蒋介石的围剿计划要破产，而且会对南京政府形成直接威胁。蒋介石决定走一步险棋，他赌共产党红军不会为了援助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而主动采取牵制行动，于是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前线抽调9个师，从南京、杭州再抽调2个师，合计11个师，约15万兵力，分三路向福建进攻，讨伐第十九路军，企图一举扑灭这支异己力量。 此时共产国际既不指示中共出手相助十九路军，也不指示借机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反而给中共中央发来这样的指示：“我们在这里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不帮助其继续成为独立的因素，而是拖长同南京的实际斗争过程，以赢得时间把十九路军的绝大部分士兵吸引到我们方面来获取它的武器。” 斯大林之所以对蒋光鼐、蔡廷锴毫无兴趣，是因为当时苏联已经同蒋介石南京政府改善了关系。苏联的态度决定共产国际的态度。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文件说：“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反对红军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 11月28日，莫斯科《消息报》称福建政府与真正革命运动毫无关联。说福建事变将引起日、英、美在中国斗争。暗示蔡廷锴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 斯大林派来的正式军事顾问施特恩的看法是：“党对福建事变作出评价，应本着这样的精神：这次事变是由国民党的腐败造成的，福建首领是国民党的残余，民众不能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左’的辞藻，等等。”他向苏区提出建议：一旦蔡、蒋开战，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阵地，越过赣江，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 李德也认为：“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对群众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 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并在相当程度上对苏区中央局具有影响力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多次警告说，不能相信蔡廷锴，蔡倾向于第三党（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是顽固反共的。 鉴于福建事变的发生确实对缓解中央苏区压力存在有利的一面，因此在事变爆发之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没有轻易表态，但随着共产国际指示不断涌来，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经过慎重考虑，提出了三条应对的基本方针，其中第一条是：“最严格的无情地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并使群众在自己的实际经验上了解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的真理，以促进第三条道路找寻者的破产，以保证群众决定性地转变到我们方面来。” 蒋介石决定兴师入闽“讨逆”后，特别是为了保持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进攻态势，同时又急于镇压福建人民政府，他不惜将驻守沪杭沿线的第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调到福建，还将由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的补充团编成的第三十六师也调到闽赣参加作战，国民党军在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带兵力非常空虚。 已坐了两年冷板凳的毛泽东敏锐意识到，这是红军转入外线，打破围剿的好机会，于是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以打破敌人的围剿，迫使围剿苏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也致电博古、项英、李德，建议由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七、九4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与方志敏、邵式平联合，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除部分用于对付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外，几乎全部用在江西主战场上，苏浙皖地区兵力薄弱，防务空虚，给红军趁虚而入提供了机会。而且，苏浙皖地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当蒋介石回过头来时，也有些后怕，在围剿取得决定性胜利的1934年9月，曾对顾祝同说：“过去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 平心而论，让红军主力离开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深入苏浙皖赣地区机动作战，风险之大，简直不敢想象。但毛泽东早已看得清清楚楚，由于我与敌力量相差过于悬殊，固守内线肯定失败，机动外线也极可能失败，但尚有一线生机。总之，只有走，才可能生。事实上红军最终还是因“走”而“生”了，只是一走就是2万多里而已。 然而，这些正确意见均未被临时中央采纳。 12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公开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强调福建人民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也还不是革命的”。 博古、项英、李德主持下的中革军委，认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中间派力量是“最危险的敌人”，配合十九路军作战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不仅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相反，还将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域，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的“讨伐”军作战。 蒋介石虽然断定红军不会支持十九路军，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他不得不防万一红军与十九路军的联合。 这段时间，每天晚餐后，蒋介石就把侍从室主任妟道刚和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找去，问他们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他叮嘱晏、林二人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侦查红军的行动方向。 12月下旬，国民党各路讨伐大军相继入闽，向十九路军猛扑过来。讨伐大军尚未与十九路军接火，十九路军内部却先乱了阵脚。虽说十九路军拥有7万之众，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已过10万，但由于举事仓促，准备工作极不充分，部队过于分散，又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在蒋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各地防线纷纷土崩瓦解。 十九路军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大大出乎博古、李德的意料。这时候，博古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担心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后，很快就会回过头来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顿有“唇亡齿寒”之感。他赶紧找李德商量。李德颇有同感：“福建政府垮台，蒋介石定会加紧围剿红军。” 于是决定命彭德怀的三军团1934年1月3日即向沙县地域移动，并于10日协同七军团进攻卢兴邦旅及占领沙县。 彭德怀接到入闽命令后，当即给福建人民政府秘书处打电报，说红军已经出动，向光泽、邵武方面蒋军两个师尾追打击，预计一两天即可追上，要求十九路军配合作战。 然而，十九路军早已方寸大乱，蔡廷锴竟连一个完整的团也抽不出来，失去了与彭德怀配合作战的机会。 1934年1月10日，三军团到达沙县北面的富口、夏茂地区。11日起与七军团配合作战，25日攻占沙县县城，全歼守敌2个团又1个营，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红七军团还于城外30里处缴获了卢兴邦的兵工厂，将全部机器、设备和物资运回瑞金。  红军东方军指挥部旧址——福建沙县凤岗兴国寺 但一切为时已晚。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其人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在内外交困中迅速失败，东方军第二次入闽的援救计划未能实现。 1月7日和12日，国民党中央军分别占领水口、古田等重要城市，闽北尽失。1月15日，福州陷落。 1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其考虑：“能否采取积极行动，阻止南京政府通过占领福州，从而取得建立进攻红军的设防出发地区的可能性。”一切都晚了！这个设想实际上已不可能实现。 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瓦解。1月30日，国民党中央军占领泉州，南京方面宣布取消十九路军番号。红军也因此错失打破敌人围剿的良机。 十九路军“闽变”失败后，中央苏区东翼失去依托，福建苏区首当其冲，成为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 朱德叹息道：“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张闻天也深有感触地指出：对于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策略，博古“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政治上不声援支持，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 后来，博古在中共七大发言时，对自己在福建事变期间的种种错误言行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检讨：“十九路军事变，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我们和它订立协定之后，还认为它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派别而反对它，拒绝给予应有的援助，使人民政府失败，苏区中央政府也随之危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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