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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伟民 第十七章//四渡赤水 声东击西 土城之败 红军在遵义休整和召开会议期间，蒋介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调集军队合围遵义。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新的围歼计划，实现遵义会议关于渡过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各军团按照军委命令，向地处遵义西北、川黔交界的土城、赤水进发，渡过赤水河再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令其主力向西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转入川西的行动。 1月24日，红一军团由松坎一带西进，经温水、车皇殿，顺利攻占土城，击败黔军侯之担部。之后，又向已被川军先期占领的赤水城攻击前进，以便迅速占领县城，为全军开路。 1月25日，红五、红九军团也攻占了习水城和三元场等地，保证了红一军团右翼的安全；红三军团则占领了土城东南的多处要地。这样一来，红军展开4个军团，互为犄角。 土城地处贵州西北，是赤水东岸重要渡口，其东、西、北面均为险峻山岭，是西渡赤水的良好地域，军委把巩固土城作为西渡赤水，实现北渡长江的重大步骤。 赤水城则地处川黔交界，东南部山大坡陡，西北部河谷开阔，公路毗连附近川黔各县，是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必经之道。 红军先于川军占领土城，取得了西渡的有利地位；川军却先于红军占领赤水城，挡住了红军的北上。双方虽各有得失，但红军渡江北上的作战计划，一开始就打上了折扣。 1月26日，朱德和周恩来、毛泽东率领中央纵队进入土城。当时，后面有一股敌人跟踪而至，但并未引起几位领导人的足够重视，认为只不过是几团黔军而已。进入土城后，朱德和毛泽东一起察看地形，决定利用距土城5公里的青杠坡地区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歼灭这股尾追而来的敌人。 1月28日清晨5时，红三、红五军团在青杠坡向川军发起猛烈攻击。激战多时却未取得进展，红五军团阵地反而被敌人攻破。敌人步步向土城进逼。这时才发现敌军并不是原估计的4个团约6000人的黔军，而是6个团一万余人的川军刘湘部“模范师”，师长是外号叫“熊猫”的郭勋祺。此人打起仗来，习惯拼到底，骄傲蛮横。而且，川军在装备和兵员素质上都比黔军要强很多。更麻烦的是川军部队还在不断涌来，红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朱德决定亲自上前线去指挥战斗。 为稳定局势，周恩来、毛泽东急调陈赓、宋任穷的干部团发起反冲击，又命正在赤水城下与川军两个旅鏖战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跑步回援土城。 红军干部团是由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攻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学员组成的“种子部队”，兵员素质高，武器装备好。干部团4营以重机枪压制敌人，步兵1营、2营战士头戴德式钢盔，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发起冲锋，一路打得川军丢盔弃甲，甚至还曾接近敌指挥所。 此时，红军总部已经得知当面川军不止4个团，敌人将很快增加到3旅9团。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为搞清敌情，周恩来和王稼祥又来到军委二局，要求无线电监测人员尽快搞清敌情。 下午1时，红二师跑步赶到，军委决定继续作战，全歼当面之敌。一个小时后，红军展开反击，将敌人赶出阵地。 几乎与此同时，军委二局终于破译了郭勋祺的电报密码。密电显示，川军已经从四面包围过来：东面是郭勋祺等4个旅；西面是教导第二旅；赤水方向的2个旅又1个团，已从西北方逼近红军侧背。薛岳的中央军此时也开始从东南方向压过来。 中革军委收到二局情报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火线上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为保存实力，变被动为主动，红军应立即撤出战斗，从土城一带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前进。会议决定：朱德、毛泽东、刘伯承仍留在前线指挥部队；周恩来负责第二天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中央纵队的笨重物资。 赤水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源出云贵高原乌蒙山区镇雄县，经贵州赤水县，到四川合江县汇入长江，全长420公里，穿行在滇黔川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水流奔腾湍急。土城位于赤水河东岸，这一带河面最窄处有一二百米，最宽处三四百米，水深十余米。要西渡赤水河，能否架好浮桥是一大关键。 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夜晚。周恩来亲自带领作战参谋和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到赤水河畔勘察架桥点。最后，选定在土城西南不远的一处河滩架设浮桥。周恩来规定了完成任务的时间，命令各部队工兵连立即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器材，搜集船只，他本人则在架桥现场亲自指挥。黎明时分，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成功。 就在周恩来指挥工兵部队紧张架桥的同时，朱德又指挥部队在浑西渡口夺得了敌人的一座浮桥。 这两座浮桥保证了中央红军及时顺利渡河。 与此同时，陈云也紧张细致地投入了工作。他带领卫生、供给部门的同志，奋不顾身地从阵地上抢运下全部伤员，逐个进行安置。为减轻部队负担，陈云指挥官兵，把大部分笨重物资和山炮等沉入赤水河。 29日凌晨3时，中央红军开始西渡赤水河，史称“一渡赤水”，再次惊险地跳出了敌人包围圈！  撤出土城一渡赤水的红军部队 当一支川军追到赤水河边时，只见河面上飘满了烧毁的浮桥木板碎片，而红军却不知去向，只得无功而返。 红军虽然最终跳出敌人的合围，但土城战斗确实让大家感到颇为窝囊。包括红5团政委赵云龙在内的近3000名红军指战员牺牲，张宗逊、杨成武、杨勇、张震等一大批名将在这一战中负伤。红军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仅仅和川军打了个平手。 土城之战失利，中央内部出现了不小争论，刚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的博古有些幸灾乐祸地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狭隘经验论者”是他送给毛泽东的一顶帽子。 这一仗的失利，打破了原定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不得不在黔滇川边兜了几个月的圈子。 扎西整编 土城战役后，红军度过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准备从宜宾上游渡长江北进。 这一路上，红军上下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土城战役为什么没打好？毛泽东后来在扎西政治局会议上总结土城青杠坡一战时，认为红军没有歼灭郭勋祺所部，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点：第一敌情不清，第二轻敌，第三兵力分散。 即便红军度过赤水河，也依然处于强敌环伺的窘境之中：川军12个旅在长江两岸分路围堵；薛岳所部及黔军则从贵州进入川南；另有滇军8个团在镇雄、毕节方向上试图截击红军。在红军周围，敌人摆开了150多个团的大阵势，试图将红军彻底消灭。 针对战局变化，中革军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命令各部快速与敌脱离接触，转向川滇边界的扎西地区（今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集结。 2月5日，部队很快转移到四川叙永县石厢子村。此地处于云川贵三省交界处，当地习惯称石厢子村为“鸡鸣三省村”，因为拂晓鸡叫，三个省都能听到。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在此开会。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受遵义会议委托起草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中央红军以机动作战的方式在川滇黔边境发展。在《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并争取在该集中地区的休息和缩编”。 会议还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为主席。并指示他们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 这次会议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博古彻底交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权力。 本来，遵义会议上已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任总书记，但博古却不想交权，称：“交权可不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就交不出去。” 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矩，博古所说不无道理。 于是，周恩来到博古住处，同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劝博古交权。至于具体谈了些什么，就像江西撤退前，周恩来动员毛泽东跟着大队伍走一样，没有其他人知道。博古终于被说动了。不过，博古提出了一个条件，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因为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 第二天博古交权，张闻天顺利接班。那几副一直跟随博古行军的装有党内文件、中央档案和印信公文的担子，从此跟着张闻天行军。 杨尚昆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后来说起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话题时，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张闻天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其历史必然性。除了他对遵义会议所作出的贡献，还主要是因为他当时已经担任了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1933年初，张闻天进入苏区后，已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并任军委委员。遵义会议时，张闻天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要求。 张闻天接任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泽东为党的领袖，张闻天任总书记是4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举毛泽东为党的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闻天任总书记是8年。无论是4年还是8年，张闻天为首的“第五朝”班子，在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期，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由于红军长征前，中共上海中央局被敌人破坏，红军无法通过上海与共产国际联系，这倒成全了遵义会议第一次通过党内民主集中制，独立自主地选举产生党的领导人，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事后报经共产国际批准）。在此之前，这一切都要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 博古虽然犯过错误，也有缺点，但是为人正直，对于革命斗争怀有坚强信念，在党内生活中按照原则办事。伍修权在回忆遵义会议时就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他“为人是正直的，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品质是应该肯定的”。 当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时，蒋介石得到情报，获悉中共不久前在贵州遵义召开了重要会议，毛泽东已重新进入红军最高指挥系统。 与毛泽东多次交手，深知其厉害的蒋介石，听到这一消息后紧锁眉头，说：“怪不得近来共军转动那么神速，原来是他在指挥。” 身边的高参赶忙宽慰道：“毛泽东接手的是共产党的烂摊子，充其量也只有3万人马，已是穷途末路，他还能闹腾得怎么样啊？” 蒋介石摆摆手说：“你是有所不知啊，那时在江西也只是3万人，被他闹翻了天。这3万人在他手里可是后患无穷啊！” 蒋介石不敢稍有怠慢，迅速调整了围剿红军的作战部署。 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在第二天凌晨正式发出《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决定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  扎西会议旧址 事实上，红军自撤离中央苏区起，由于人员不断减少，就已陆续进行缩编。例如1934年11月中，在湖南临武将红八、红九军团各自原有的两个师合编为一个师，富余人员和装备被充实进其他几个军团；12月4日，又在湖南老山界对后方机关进行了缩编，军团和师一级的直属队、兵站被取消，甚至连随军医院都被精简，原野战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12月18日黎平会议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建制。但这些缩编措施，仅仅是针对具体单位，以及战斗减员和战况临时进行的，加之“左”倾错误没有彻底解决，缩编进行得极不彻底，更谈不上从根源上解决红军的机动作战问题。 2月10日，中央红军进行扎西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除一军团还保留师的建制外，其他各军团一律取消师的编制。新的编成是红一军团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3个团。 为了在未来作战中提高红军面对大江大河等复杂地形的通过能力，各部在整编中将工兵连排配属到战斗部队。 新的编制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使各军团的团一级单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作战能力；电台下放到团部，加强了团一级与军团甚至更高级的指挥核心的联系，各类情报和信息的上传下达速度成倍提升。 与此同时，鉴于敌情变化，中央决定改变强渡长江计划，在川滇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为此，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于2月16日致电通知红四方面军、军委中区分会及红二、红六军团说明情况。同一天，党中央委员会、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说明停止向川北发展，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号召全体红色指战员消灭云贵川以及蒋介石的“追剿”部队，为创建新的苏区而斗争。 在红军大整编的同时，敌人也没闲着。 蒋介石部署川南、滇东北的国民党军，试图将红军合围于扎西地区。但敌人再次犯了顾此失彼的老毛病。黔北的所谓“精兵”一股脑地涌向川滇黔边，只剩下王家烈不善打仗的“双枪兵（每人一支步枪，一支鸦片烟枪）”，而且这些敌人还分散在怀仁、遵义、赤水、大娄山以及乌江沿岸的据点里。红军抓住战机，突然隐蔽东进，杀了个回马枪，从敌军即将合拢的包围圈中钻出，再渡赤水，史称“二渡赤水”。 与一渡赤水相比，红军这次准备得更充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派出一个先遣团，分别控制太平渡和二郎滩两处渡口，在军委干部团工兵连的支援下迅速架设浮桥。 从2月18日太平渡和二郎滩架桥成功，到21日全部渡过赤水河，整编后的红军表现出了高度的机动性。 再走麦城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国民党军驻川黔各部急忙调兵阻止，并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从2月24日起，至28日再次占领遵义，在这短短的5天之内，中央红军连续机动500余公里，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乘胜追击直抵乌江北岸，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2000余人，缴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多挺，子弹30万发及其他军用物资，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惊呼，国军受到“极其重大的损失”。 3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第二次走进遵义城。 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3月2日飞往重庆“督师”，亲自上阵，绞尽脑汁，周密策划了围剿红军的新部署。 由于张闻天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提议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4日，经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商议，同意张闻天意见，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规定周恩来仍是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恢复参与对军事行动的直接领导。 在胜利的鼓舞下，毛泽东希望再打一个大胜仗。 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率前敌司令部从遵义前往播州鸭溪，分别以前敌司令员和前敌政治委员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消灭国民党中央军萧致平第九十六师、谢浦福第五师的作战部署，决心打击国民党中央军部队。 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第一次签署中央红军的作战命令。 此战仍然采用红军擅长的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敌的战法。但蒋介石没有上当，采用在江西第五次围剿中曾经非常有效的堡垒围困战术，命令部队修筑碉堡，以堡垒层层推进，企图将红军围困在黔西北这个窄小、贫困的地区，加以消灭。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见敌人没有上当，又接到部队侦察情报，于10日凌晨1时，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的一个师，以为前进扫清道路。 这个建议首先得到了朱德的赞同，毛泽东却认为不可取。朱、毛发生分歧。 毛泽东搬出张闻天，希望得到张闻天支持。但张闻天也一时无法决断，只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问题。 与会大多数人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主张不打。他认为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滇军孙渡的4个旅，红军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国民党中央军、滇军也将赶到那里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亦可侧击红军，红军面临的将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所以反对打。他说，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部队不值得，还是应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嘛。但他的意见未能说服众人，大家还是坚持要打。 会议争持不下，只好采用投票的办法决定。只有毛泽东一人坚持主张不打，并以不当前敌政治委员进行力争。凯丰立马回敬他：“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也不满意：“不干就不干吧。”毛泽东的脾气又上来了，甩出一句：“好，我不干！”说完愤然离席而去。 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 毛泽东刚担任没几天的新职被撤销，前敌政委由彭德怀暂代。 毛泽东究竟是非凡人物，他当然不甘心，并很快有了新的思路。当初，他请张闻天，是希望张闻天当裁判，支持他解决好与朱德的分歧，结果适得其反。 毛泽东马上想到另外一个人。 他连夜里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仍然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建议周恩来再想一想，缓发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 第二天一早，截获的敌军电报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在再次举行的中央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把大家说服了，同意放弃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21时，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要求部队向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 这次争论，既让毛泽东见识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也再一次让他明白了权谋的极端重要性。接着，他以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为由，向张闻天和周恩来提议成立“军事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为组长。 张闻天也觉得，红军的指挥虽然摆脱了李德的专制，却又陷入了绝对民主。当时中央政治局中大多数成员不懂军事，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军事决策过程在反复的会议讨论中显得漫长而多变，严重贻误战机。这种决策方式必须改变，所以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组成军事三人小组（通称新“三人团”）统一指挥，以军委书记周恩来为组长，负责全权指挥军事。  长征途中的周恩来（右3） 颇令人费解的是，新三人团中没有中革军委主席、前敌司令员朱德，并非军事出身的王稼祥反而成为小组成员。有人解读为，周恩来刚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毛泽东，王稼祥早已是毛泽东的人，而朱因为坚持打打鼓新场，与毛产生分歧，毛费了很大劲才把它扭转过来。如果以后再出现类似情况很可能会贻误战机，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高度统一的做法。 三人小组成立后，于3月12日作出决定，命令红军主力迅速由遵义地区转移到仁怀东南地区进逼王家烈主力，以寻求对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作战。 3月1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前敌司令部决定，中央红军进攻驻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纵队2个师。为便于指挥，毛泽东与朱德也率前敌司令部移至距鲁班场8公里的坛厂附近。 鲁班场位于仁化县西南，距县城20多公里，是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镇子，地形复杂，易守难攻。为围堵红军，周浑元纵队4天前已赶到鲁班场，占据有利地形，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和堡垒。 本来，刚得知鲁班场战斗决定，彭德怀和杨尚昆当即（13日）向前敌司令部表明反对态度：“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但这一建议被毛泽东否决。 3月15日拂晓，红军发起了旨在消灭周浑元部的战斗。保定军校第8期出身的周浑元不愧是蒋介石的嫡系，他凭借精良装备和险要地势，还有援军即将到来的底气，拼死抵抗红军的猛烈围攻。一时间，小小的鲁班场炮火轰鸣，硝烟弥漫，敌我争夺十分激烈，战局成胶着状态。 战至傍晚，敌第十三师4个团从8公里外的三元洞急速增援，一下子改变了战场形势。前敌司令部决定立即撤出战斗，不得不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在敌人的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接攻取茅台镇，准备从茅台三渡赤水，折返川南。 鲁班场战斗失利，且部队损失惨重。 这是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参与军事最高决策，继土城战役失败后，又一次“走麦城”。 1959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所举的4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其实，四渡赤水就是红军为摆脱国军追剿的军事应急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其过程非常狼狈，吃了不少败仗，人员损失也很大，并不是什么“得意之笔”，更不像有些文艺作品所说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3月16日晚，红军几乎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茅台镇。在这里，红军官兵们品尝了茅台酒的芳香，随即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再次进入川南，一副北渡长江的姿态。 红军三渡赤水与以往两次不同。前两次是在尽可能秘密的情况下悄悄进行的，而这次却一反常态，在白天大张旗鼓地渡河，并不怕被敌人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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