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得到列强驻华使馆的默许，命令250名宪兵和警察，不顾外交条例，突然闯进东交民巷，包围并搜查了苏联大使馆。 在此次搜捕中，李大钊、邓文辉等60多位革命党人被逮捕，其中还包括李大钊的妻儿。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传出，北京大学等联合九个学校的代表，四处奔走营救李大钊等人，国立和私立的25所学校也要求将此案移交给法庭审理。 
东交民巷里李大钊当年被捕实拍记录 然而，在张作霖的一番说辞下，李大钊被扣上多项罪名，4月28日，李大钊等人被送去西交民巷看守所，被判处以绞刑。 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和孩子则被无罪释放。 而关于李大钊被处于绞刑的前后，也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李大钊被处死之前，张作霖派了心腹去劝他投降，但被李大钊拒绝，张作霖知晓李大钊的心意后，又征求了多名军官和张学良的意见，坚持要杀李大钊。 二、曾有说法是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去密电，要求捕杀所有被抓的共产党人。 三、则是李大钊自己要求赴死，绝不屈服于敌人的威胁之下。 李大钊被杀害后，梁漱溟一大早就赶去了李家探望赵纫兰，见家中孤儿寡妇哭成一团，心中不忍，便留下了十块大洋救济李家人。 之后，梁漱溟赶去停放李大钊棺材的长椿寺，见棺材单薄，随即打电话求助 章士钊 的妻子吴若兰，因李大钊在章家做过家庭教师，两家交情不错，梁漱溟也断定章士钊会帮忙。 等章士钊夫妻赶到长椿寺庙后，见李大钊的棺材实在寒酸，便拿出一百四块大洋买了一口柏木棺，这口棺材的质量极好，从李大钊的棺木下葬到移灵的五十年后，都完好如初。 在周作人的日记中，曾如此描写李大钊就义前后的经过： “四月六日，植树节，骆群同人至海甸旅行，在士远处午餐，下午回程，次日知守常被捕，四月二十六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 好友遇害之后，周作人心中悲痛万分，为了保住李大钊的血脉，他将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接到家中住下，之后悄悄将他送去日本留学避难。 
除了周作人关心李大钊的家人之外，胡适对李家人也诸多帮助。 1934年1月2日，胡适冒着大雪去西山哀悼李大钊，后来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去世，其丧葬费用也是胡适一手包办。 赵纫兰在去世后与李大钊合葬，连墓碑也没有，胡适见之悲痛欲绝，又请了蒋梦麟立碑悼念。 在李大钊死后，哀悼他的亲朋好友都想找出凶手，可因当时处于乱世，凶手一直逍遥法外，直到李大钊遇害的22年后，杀害李大钊的绞刑架出现，凶手才得以伏法。 废弃的绞刑架破了大案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接受《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25万国民党部队陆续出城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1月31日中午12点，北平正式和平解放，叶剑英被任命为北平第一任市长，市委书记为彭真，他们带着从西柏坡培训的108名保卫干部进驻北平。 这108名保卫干部，主要负责接管国民党北平市公安局，而李大钊被害一案，正是这个公安局局长发现并引出来的。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带着几名公安人员和十来名战士，前去交接国民党警察局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 那天，朱文刚局长在监狱视察时，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庞大的绞刑架，据监狱留守的警察介绍，这个绞刑架可以绞杀两个人，专门用来处决重要人犯。 在与留守警察的交谈中，朱文刚还得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死在了这个西欧进口的绞刑架之下。 
李大钊 听到这个消息，朱文刚浑身一颤，为了验证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朱文刚立即去了市公安局汇报情况，市公安局为了慎重起见，又把此事汇报给了市政府。 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十分重视，他立即指示文物部的同志把绞刑架运走，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保存，该绞刑架被编为0001号。 当绞刑架被运走后，彭真开始调查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在市公安局的侦破下，凶手一一浮出水面。 因为此事隔了22年之久，所以市政府在下达指令时，只要求抓住主要凶手，在市公安局经过鉴定后，最终确定了四名主要凶犯，分别是：吴郁文、王振南、雷恒成、陈兴亚。 伏法的三位凶手 1950年12月，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打击土匪、特务等人，并鼓励群众积极揭发。 这期间，北京市公安局正在调查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不久后，凶手之一的陈兴亚在上海被群众举报，上海公安局立即出动，将陈兴亚抓捕归案。 
上海市公安局拘捕搜查票 或许是知道再也跑不掉了，陈兴亚很快就交代了犯罪事实，陈兴亚伏法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让北京公安局的同志兴奋不已，很快，人犯被移交去了北京市派出所。 要说这个陈兴亚，在当年也是个有名的人物，他出生在辽宁，曾在日本陆军学校留过学，回国后便做了京师的宪兵司令。 因为是东北人，陈兴亚很快就投奔到了张作霖的门下，张作霖败回关外后，陈兴亚便跟着他一起回到了东北，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他才调任京师警察总监。 1927年4月6日，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的军警，正是陈兴亚指挥的人马，也正是因为此事，陈兴亚升任为陆军中将。 九一八事变后，陈兴亚辞去了宪兵司令一职，任北平绥靖公署参事，后来又定居在北京，在北平解放前，陈兴亚预感到大势已去，便悄悄溜去了上海。 
陈兴亚 在上海定居期间，为了不被人发现身份，陈兴亚改了名字，然而，天网恢恢，自以为可以安享后半生的陈兴亚，还是在群众的举报下进了公安局。 1959年，陈兴亚死在了北京，终年77岁。 如果说陈兴亚落网算是意外的话，那么追捕凶手雷恒成的过程，算得上是颇为艰辛了。 雷恒成不像陈兴亚那样出名，也没做过什么大官，警方对于他，掌握的资料少之又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雷恒成在上海定居。 于是，上海市的公安局组成了专门的力量，地毯式搜索雷恒成。 1952年9月，一封检举信寄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新成分局，信中检举的正是雷恒成。 雷恒成，曾做过警察厅的侦缉处长，还做过伪县长，为了讨好敌人，雷恒成多次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力。 在检举信中，除了确定雷恒成是杀害李大钊的人之外，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那就是雷恒成隐居在上海，大概住在跑马厅附近。 
上海市公安局审讯雷恒成预审案卷第一册 而雷恒成的外形特征也十分明显，他有一块不离身的金挂表，据说是清朝皇帝赏的，嘴里还镶着几颗大金牙，一笑起来就让人印象深刻。 得知了这些重要信息后，分局的局长把此案交给了王天杰去调查，很快，王天杰就出发去侦查，忙活好几天后，王天杰锁定了一个嫌疑人。 此人就在马立斯新村，平常靠算命为生，他的外形特征和检举信里的雷恒成一模一样，只是他在派出所登记的名字叫赵志安，法名：了明禅师。 虽然姓名对不上，可为了保险起见，侦查小组立即出发去探查。 第一个去探查的人叫做鲁全发，为了不惊动嫌疑人，鲁全发戴上假发，伪装成一个算命的男子，眼看有生意上门，赵志安满脸堆笑把鲁全发带进屋内。 
第一排右一为民警鲁全发 听完客人的来意后，赵志安摸着胡子，有模有样地说：“何为双运？一是财运，二是官运。” 赵志安算命时，鲁全发仔细地看了看他的形态举止，却见对方颇有道行，如果不是鲁全发来之前就了解过他，还真会被对方一脸慈爱长者的模样骗过去。 与赵志安交谈一番后，鲁全发发现对方的外貌、年纪和嘴里的金牙，都能和检举信上说的对上。 
卷宗内文件目录表 尤其是鲁全发细看对方之后，还发现了他放在口袋里的金挂表，上面赫然印着一个清朝皇帝的头像。 鲁全发心中暗喜，追捕多日的凶手就在眼前，他极力控制住想逮捕对方的冲动，假装对算命结果十分满意，一脸开心地告辞离去。 回到公安局后，鲁全发立即将自己发现的信息上报，次日天明，新成分局来到赵志安的住处，对他实施了逮捕，之后又在他的住处搜查了一番，果真确定他就是凶手之一。 经过公安局一年零四个月的调查和搜捕，凶手雷恒成落网，面对公安人员的审讯，雷恒成不敢隐瞒事实，将自己的犯罪经历交代的一清二楚。 1927年4月，雷恒成率领手下包围了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13名共产党员，还私下拿走了李大钊随身携带的一把蓝色小手枪。 
雷恒成的调查表 李大钊入狱后，雷恒成对李大钊用了酷刑，折磨他多日，最后还将其残忍杀害。 见雷恒成交代犯罪经过后，公安局在1953年4月6日，将他押去刑场执行了枪决。 不同于以上两名藏匿的凶犯，曾参与过审讯李大钊的蒲志中，还算有些良知，他在孙女的劝导下主动去了公安局投案自首。 那天，一位燕京大学毕业的姑娘领着一位老人走近了北京市公安局。 这名姑娘曾在毛主席进北平看戏时，担任过毛主席的警卫员，与她同行的老人则是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 当侦查处的同志问起两人的来意时，对方表明后，却让侦查人员吃了一惊。 因为与李大钊之死有牵连的蒲志中，是来自首投案的，他还说自己参与审讯过李大钊。 因此事太过严重，侦查出的同志立即上报，市公安局的局长罗瑞卿认为蒲志中犯下的案子太过严重，就算他是主动自首，也要判刑。 可其他人却认为，蒲志中是主动自首的，根据共产党政策，有自首情节的，是不能逮捕的。 由于对蒲志中的处理结果看法不一样，于是，此事进行了更深一步的研究，最终做出决定，将蒲志中释放。 
李大钊就义前 蒲志中的孙女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北京刚解封时，她刚刚毕业，当时的公安局很缺人才，她的表现又十分出色，便被分去了公安局上班。 1949年5月，毛泽东入北平看戏，在众多保卫的警卫员里，就有蒲志中的孙女。 当全国都在严打特务和土匪时，蒲志中吃不下睡不着，因为曾参与审讯过李大钊，让蒲志中十分害怕。 孙女也很快看出了爷爷的不对劲，因为蒲志杰曾在旧警察机关工作，是全家都知道的。 当孙女问起蒲志杰不安的原因时，蒲志杰也不好隐瞒，便如实交代了自己审讯过李大钊，孙女大惊，立即劝爷爷去自首， 而蒲志杰投案之后，也为抓捕另一个凶犯王振南提供了线索。 王振南，浙江绍兴人，爱钱财又十分狡猾，1927年，审判李大钊一案开庭，王振南就是参与审讯的法官。 在国民政府的示意下，王振南颠倒黑白，仅仅审讯了一个小时左右，就判处了李大钊等多名革命人士死刑，还不许对方上诉。 之后，在结束审讯不久，王振南派了六辆汽车，立即将李大钊等人送去了刑场，下午两点钟，李大钊第一个走上了绞刑架，被敌人残忍的处以了三次绞刑，整个过程持续了四十分钟。 王振南处死李大钊后，就被升任到了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做首席检查官，因为法院在租界，所以王振南的薪酬待遇极高。 除了每月拿到的四百块工资外，还例外拿到了四百元的办公费，这是上级对他处死李大钊的报酬。 新中国成立后，王振南害怕处死李大钊的事情暴露，便藏匿起来不敢出来招摇，直到被捕后，狡猾的王振南依旧不肯招供。 在办案人员的多方审讯下，看着铁一般的证据和事实，王振南低头供认罪行。 1955年12月13日，王振南被判处死刑。 因年纪过大逃过制裁的吴郁文 比起落网的死去的三位凶手，吴郁文实在是幸运至极，他被逮捕后非但没有判处死刑，反而是因病离世，也算是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了一封绝密信件，信中表明，杀害李大钊的主谋吴郁文化名博哉，藏匿在北京后鼓楼湾。 得到这一消息，冯基平立即把任务交给了侦查处的副处长狄飞，狄飞又把此案交给了侦查员温振海。 次日一早，温振海乔装一番去了鼓楼地区调查，他看似来游玩，实则在观察各家各户的门牌号，可走了两趟下来，温振海都没有发现鼓楼湾。 无奈之下，温振海只好去派出所打听，最终得到消息：鼓楼湾就是现在的旧鼓楼大街。 
温振海大喜，随即让民警查一查有没有一个叫吴博哉的人，民警拿了户口簿细查时，发现旧鼓楼大街四号，有一个同姓同音的名字，叫做“吴博斋”，69岁，北京密县人。 得到这些消息后，温振海心中充满了疑惑，他立即奔向旧鼓楼大街四号，站在隐蔽处仔细地观察起来，发现这个院子是个标准的四合院。 而过去的鼓楼是京城繁华的地区，这里的房子极贵，普通人家是住不起的，住在这的都是富贵人家。 清朝时期，这里只住旗人，到了清末后期，才有高官和富贵人家陆续搬了进来。 这也让温振海更加确定，住在这里的吴博斋，一定不是个普通人物。 就在他准备进去查看时，突然见四号院有人走了出来，温振海假装找人，上前就问：“劳驾打听一下，这里有没有一个叫于永奎的人？” 对方一脸疑惑：“于永奎？没有，你找错地方了吧。” 温振海坚持没有找错，对方便让他进院子问一问，等温振海进到院子一看，立即把四周的环境打量了一下，只见院子里有四户人家，东西南北都住了人。 温振海想了想，如果这房子是吴博斋的，那么解放后肯定会被分房，吴博斋会分到最好的一间——北屋。 打定主意之后，温振海立即朝着北屋去，他一边敲门一边喊：“于永奎，于永奎是住这的吗？” 看着阴暗的屋子，闻着里头发霉的气味，温振海皱了皱眉头，突然间，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屋里传来：“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温振海寻着声音看去，只见屋子东侧躺了一个老头，那老头看上去像是有病，瘦得脸颊都凹下去了。 温振海故意说道：“老爷子，我找于永奎，他告诉我住在鼓楼旧大街四号。” 老头再一次告诉温振海找错地方了，并想起身赶走他，见状，温振海扯开话题：“老人家，你贵姓啊？高寿？身边怎么没人伺候你啊。” 老头一边拍着大腿，一边目光锐利地盯着温振海，回答说：“唉，老了，活不了几天了。”
闲扯几句后，温振海告辞离去，恰好，在四合院门口，温振海又遇上了之前出门的人回来，温振海便打听起老头的名字，这才得知老头姓吴，因为腿脚不好，人送外号“吴拐子”。 就在温振海推着自行车走到胡同口时，又见到几个乘凉的大爷大妈，与对方闲聊几句后，温振海又得到了一些消息，原来院内的吴老头过去是个大官，曾在张作霖手下做事。 听到这里，温振海心里有了底，立即回到局里将此事上报，而另一边，狄飞派去查敌伪档案的人，也有了收获。 原来在1927年的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一份关于授奖晋级的档案里，赫然出现了吴郁文的名字，因为参与审讯杀害李大钊，吴郁文与陈兴亚还得到了张作霖的赏赐。 陈新亚得到了陆军中将军衔，吴郁文也被升为陆军中将军衔，还被授予了二等文虎勋章，另外，之前被抓的特务也确认了吴郁文是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主谋 彭真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要求：抓捕吴郁文。
1951年6月20日，旧鼓楼大街4号院前，停了一辆绿色的吉普车，住在院子北屋的老头被警察问话：“你是吴郁文吗？” 面对警察的来临，老头却丝毫不慌，仿佛就等着这一天，他平静地回答：“是。” 原来，年老的吴郁文心中早有预感，当年自己做下的恶事，杀害的那些革命者，迟早有人跟自己算账，被带到侦查处之后，他将自己的罪行交代的一干二净。 被逮捕的这一年，吴郁文69岁，因为常年患病的缘故，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公安没有立即判刑，而是先给吴郁文治病。 只是很遗憾，逃过刑法制裁的吴郁文，始终没有逃过死神的降临，1953年5月17日，吴郁文在看守所去世。 |
|
|
来自： Loading69 > 《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