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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大惑不解：
确实如此，从地理大发现到启蒙运动时代，西方宗教与世俗文化界都曾对中国历史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心，甚至有些狂热。  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西方近代文化，为什么对中国历史表现出那么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何时并因何而起？又何时为何衰退或转移？ 1、中国历史让西方有多羡慕？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从门多萨神父著名的《大中华帝国志》说起。 门多萨说：
门多萨许诺他将介绍中国的历朝皇帝，从黄帝开始，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个古老的帝国究竟有多古老。尽管门多萨关于中国朝代与皇帝的介绍有些混乱，名号不对，年代不清，但他所提供的中国朝代纪年，至少上期到公元前2550一2600年间。  马可·波罗时代已经确定了这个遥远的帝国在空间上的辽阔，伊比利亚扩张，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除了继续强调其空间的广大外，开始注意帝国历史在时间上的悠久。 《大中华帝国志》(1585年)不仅追述了中国朝代的历史，还指出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先进的文明：
对这个在空间上广阔与时间上悠久的伟大帝国，门多萨充满敬仰。中华帝国不仅有比欧洲更悠久的历史，也有比欧洲更优秀的文明。  文艺复兴时代，西方人首先发现的是中国历史悠久。在文艺复兴时代普遍的崇古思潮下，历史悠久、文明优秀的中华帝国，是令人羡慕的。此时欧洲表现出的对中国历史的热情，实际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热情，暗示着对古代文明与人类历史的关注与敬重。 《利玛窦中国札记》没有直接追述中国的历史，但也提到“在中华帝国的编年史上，我发现早在基督降生前2636年就提到织绸工业，看来这种工艺知识是从中华帝国传到亚洲其他各地，传到欧洲，甚至传到非洲的”。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3年)尽管对中国的朝代纪年有些怀疑，但还是相信迄止他写书的1640年，中国文字已有3700年历史，中国在1800年前发明了造纸，1600年前发明了印刷术，现在他们的纸质仍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每年印刷的书籍也是世界上最多的。 2、历史大发现——发现中国历史发现美洲是“地理大发现”，发现中国是“历史大发现”。 他们在美洲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大陆或一个“半球”，彻底改变了西方传统的世界规念。但在中国，这片同样广阔的土地上，他们的发现主要是历史。 发现中国的历史，有世俗与神学历史的双重意义。 一个远比古希伯来或古希腊更古老的民族的历史，将可能改变由《圣经》塑造的基督教历史观，尽管这种危险一时还察觉不到。  卫匡国神父的《中国历史十卷》于1658年出版，根据中国的甲子纪年法，将中国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2952年。 这样，中国就可能拥有迄今(17世纪)为止4500年的历史，超过圣经纪年！ 起初传教士们介绍中国历史，只是追溯到大洪水时代，门多萨提到“以致有一种观点认为第一批定居于此的人是诺亚的后代”。不久，这种观点也被突破了。 门多萨没有留意他介绍的中国朝代纪年，实际上已经早于《圣经》年代中的历史起点一大洪水。门多萨忽略的问题，曾德昭注意到了：按照中国的纪年，尧帝诞生的时间要比大洪水还早12年。 这是个危险的信息：如果不是中国纪年荒唐，就是《圣经》荒唐。曾德昭神父判定是中国历史出错了。然而，中国历史还在传教士们的“发现”中继续延长，卫匡国神父计算出的中国历史年代比大洪水还要早600年！ 世界历史在“新发现”中不断增龄，最有突破意义的是发现中国的历史。 3、发现中国历史为何让世界历史改写？范·克利在《欧洲“发现”中国与书写世界史》一文中指出：
这种改变或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历史资料的世俗化理解与解释，不管是圣经资料还是汉语古籍，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关世俗历史的记载；二是发起了一种疑古精神，将虚构神话与真实历史区分开来；三是启发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态度与启蒙的批判精神。西方现代世俗的世界历史观念，也将从对中国历史的发现中诞生。  传教士们一边谨慎但又勇敢地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一边又仔细而且大胆地弥合中国的世俗历史与西方的《圣经》历史之间已经出现的裂痕。 1687年柏应理神父考证中国纪年的著作发表在《孔夫子：中国的哲学家》一书中。 他以伏羲为界，确定伏羲之前是中国历史的神话时代，伏羲之后是真实的历史时代。 而且，他和他的同道们已经证明：
他们宁愿相信古中国人，也不相信古希伯来人；他们宁愿相信孔子，也不相信耶稣。 4、历史大发现为何如此重要？西方近代早期的历史观念，仍是基督教神学体系内的历史观念。历史是神旨的体现，它有明确的起点与终点，从上帝创世到末日大审判，其间包括一些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大洪水与耶稣降生，还有一些据此推论出来的时间，诸如上帝创世在耶稣降生前11529年或4004年，大洪水发生在耶稣降生前1992年。  这些建立在神话想象基础上，又以严格精确的推理形式表述出来的基督教历史叙事，在17世纪出现问题。 冲击首先来自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有关古希腊与罗马的历史的发现，有关埃及人与中国人的历史的发现，开始动摇基督教历史信念。拉佩雷尔根据中国纪年、埃及纪年、迦勒底纪年以及美洲古代文明，提出“亚当之前人类说”，认为《圣经》的历史不过是犹太民族的历史，而不是人类的历史。 有关《圣经》历史纪年争论的意义，远不仅是修改几个年代，更重要的是动摇一种文化观念，即基督教一统文化。 在有关基督教历史纪年争论的背后，是一种强大的世俗精神。基督教神学构筑的历史，是以神为主体的历史；现代人文主义的世俗历史，是以人为主体的历史。 要用世俗历史取代基督教神学历史，首先要用新发现推翻旧论断。  伏尔泰曾拟一位中国旅行者之口质疑基督教历史，为什么中国历史中从未听说过亚当或挪亚？为什么基督教史书中有那么多种创世纪年，上帝创造世界，究竞是5552年前、6244年前还是6940年前，基督教纪年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世界怎么会有不同的年龄呢？ 伏尔泰从中国开始写他的世界史，说他们的祖先还围着兽皮在欧洲森林里追逐野兽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将精美的诗歌印到纸上，并且发明了火药与罗盘。中国人在耶稣降生前两千年，已经过上了优雅的文明生活。
中国历史不仅是可信的历史，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一个辉煌的起点：
 伏尔泰赞叹中国有一整套建立在天文学上的历史，不仅如此，中国还有广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丰富的物产、开明的政治和淳朴的道德，中国在很多方面“得天独厚”，他们还发明了印刷术、火炮、指南针。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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