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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被赵力文匪部第四中队拉壮丁，任该中队部的文书上任一年多（1943年秋—1944年底），对赵力文部的人员编制情况和他的为人性格有一点了解，但由于时间距今较远，加之我的记忆力大为减退，逻辑智能差，只能作些片断的零碎叙述，以供采纳整理。赵力文于1913年，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父亲赵少歧是个封建文人，在徐、马店乡一带有“文霸”之称，也是当地一带鱼肉乡民，臭名昭著的土豪劣绅。由于他一贯横行乡里，作恶多端，被共产党所镇压。为此，赵力文成年后，即怀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贼心，弃文从武了。开始，任徐店乡伪乡长，后在赵安之的提拔下，升任京山县伪县自卫大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伪县自卫第二大队长是晏永宽，第一大队是谁也不知道）。这一“荣升”为他继父恶，报父“仇”，奠定了权力基础。赵力文虽任县伪自卫大队长，其实人员武器有限，下设第四、五中队两个中队。赵维九任第四中队中队长，龚汉奎任第五中队中队长，每中队不足三个分队。算番号是一个大队的空架子。武器方面，只有轻机枪一挺，步枪近六十支，短枪二支(赵力文、赵维九各一支)，兵员是在徐、马店乡拉的壮丁。地方凡属夹股青年，均被强拉。到1944年上半年，人员逐步扩大到近百人，又添置轻机枪一挺，步枪三十余支，短枪一支(用全县在地方筹派的枪款，托人在六纵队买的些旧货)。于是增设了第六中队，袁瑞坤任中队长，赵力文因人员编制有所扩大，才物色了袁开德任大队副。袁是一个酒色之徒，嗜好赌博。赵力文假装斯文，表面上装着不很喜欢这类人。可袁开德在拉票“上款”这些方面，袁很尽力，所以虽算不上什么义气相投，但也还合得来。袁到职后，对赵力文在内治军纪，外击共军的行动中是颇有成绩的。赵力文部是属于县自卫大队，因之，在全县范围内都可随意派捐征款。除重点在徐店乡吸取民脂民膏外，其余就是活动于曹武、石板东北一带。经常夜间流窜到那一带，大肆掳掠绑票或捕捉共产党地方工作人员。每次绑票少则五、六人，多则达十余人。每次将绑回的票随部拘押，并以“匪属”或“通匪”等罪名进行严刑审讯威逼其通知家里拿钱来赎罪，若遇稍带一点嫌疑者，即用“刺刀拌豆腐”的惨刑将人杀害。另外，为了扩大其活动区域，还伙同应城县寄住在我地区的伪乡所人员到应城的潘集一带绑票。该部在徐店乡一带难以立足时，就长期盘踞刘家湾、刘家港四周，使当地人民受尽了苛捐杂税之苦。1944年冬，因形势起了变化，赵力文率部北上到坪坝一带，孤注一掷，胡作非为。一次，为勒取军米和捐款，将当地保长提来六、七人，由于部队要马上转移，保长们的粮款一时无法筹缴，赵一怒之下，唤几个士兵拿来菜刀一把，清水一盆，命人把每个保长的双耳齐根割掉，鲜血顺着颈背下流，令人目不忍，把割下的耳朵投入盆内，交房东代为保管。赵力文因出身于儒家门第，本人也有点文化，常以文人自居，目空一切。他弃文就武的目的，只是为了效忠“党国”，雪父仇。对共产党恨之入骨。有人说他既打过新四军也打过日本军。有两次是该部被日军包围和发现时，在逃跑的路上，有人无的放矢的放几枪。可他对新四军人员或老区的地方工作人员，从不放过一人。如徐店有一位年过花甲的婆婆，赵力文认为她同新四军有联系，将该婆杀在徐店街后山坡，1943年冬的一个夜晚，将在殷家岭捉到的一名地方干部殷有志绑到八家湾的小河滩上，用板锄将他活活打死，然后丢在沙滩上，让野狗收尸。1944年在孙家湾捉到一名新四军情报人员，经严刑审讯后就地杀害。同年冬的一个夜晚，在坪坝捕杀三人，全是新四军的侦察兵。1943年秋（我还在家躲壮丁），该部驻扎在黄家台，将于石板近捉来的一名年轻女子（是新四军人员）交石板乡伪乡长邓有成（叛徒）严刑审讯，用门杠将该女子活活打死，拖到河边丢在河滩上。不久，那女子苏醒过来。赵知道后，又叫匪兵用刺刀乱刺一顿，用沙掩盖着，直到夜间才回去。第二天，天降暴雨，河水陡涨，死者尸首被冲走。一个生气蓬勃的革命青年女子，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总之，只要是新四军的地方工作人员或有嫌疑的人，赵力文即格杀勿论。在六房咀建立国民党的所谓“忠烈祠”时，他为“忠烈祠”送了一付挽联，是交我找张同志的父亲张少良先生写的。因给挽联改了一个字，他得知后，说张少良的儿子是新四军，改字是别有用心的。下令要将张少良先生捉去杀了祭“忠烈祠”。我知此情况后，立即设法通知张躲避，才免杀身之祸。赵力文对外如此残忍，对内也戒备森严。他时刻怀疑内部有人与新四军通气。在部队转移到沙窝驻扎时，有一个士兵因思念家里人，在站岗时偷跑回家了，他马上派人将该兵抓回，说他是想叛变当新四军，第二天将该兵杀害（姓名我忘了），并当队宣布：如有再开小差者，以此为例。这个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顽固分子，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在外地被我县公安人员抓获归案，予以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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