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运千钧一发，浴火重生，中国出了毛泽东

1872年，晚清重臣李鸿章感于帝国之内忧外患，从中国与世界两个角度出发，提出其时之中国，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李鸿章其人丧权辱国，盖棺定论，但不必因人废言，其对中国及世界格局的认识，确实表现出了比较准确的眼光，以当时的情况而论，中国正常走下去，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就是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的灾难与沉沦。这是李鸿章看得懂的一面，但他无法预料的是，恰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催生出三千年未有之伟人，中华民族因而浴火重生，天佑中华。

李鸿章做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基于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晚清中国的社会矛盾之尖锐已经无药可救，上流社会穷奢极欲，贫苦百姓度日如年、生不如死，根据历史经验，一场空前的变革风暴必将到来；第二，如果中国仍然如几百年前那样的形势，缺乏与周边世界的联系，那么这场风暴也不会是三千年未有的，可能只是一个皇帝取代另一个皇帝，一场改朝换代而已，但当时列强环伺，两次鸦片战争已经洞穿国门，掠食者正在撕扯中国麻木的肉体，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变革风暴，很可能就是中国三千年大一统国家被撕裂的开始。

考虑到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法，是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疏上提到的，所以他不可能讲出自己真正的判断，因为这个判断的真实含义，在他以及整个主流社会来讲，都是极度悲观的。第一，中国的帝制，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社会变革风暴中覆灭，取代帝制的，将可能是在西方操纵下他所无法想象的社会制度；第二，中国将不得不在以后的时代，变成西方的奴隶市场，变成奴隶贩子、军火贩子的乐园，甚至不可避免地被拆分，成为一个个依附于不同列强的小国。

李鸿章所在的时代已经非常糟了，他认为还会变得更糟。事实证明，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确实发生过。

比如古老的奥斯曼帝国，从1299年建国，极盛时期疆域横跨亚欧非三个大洲，领有巴尔干半岛、中东及北非之大部分领土，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今之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南及今天的苏丹与也门，掌握东西文明的陆上交通线达6个世纪之久。但是到了1923年崩溃的时候，它被列强拆分成无数小国，今天最大的土耳其，也仅剩下78万平方公里而已。

如果不是奥斯曼帝国，那么也可能是印度，在饱受列强奴役之后，被拆分成两个国家，至今官方语言还在使用英语，看看这个世界上的强国，有哪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不是自己的民族语言，而用的是别国的语言。

这就是李鸿章预感到的中国未来命运，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不是出了一个毛泽东，今天的中国，绝不会是现在的中国。

从李鸿章年代开始到现在，世界上的列强仍然是那些列强，现在什么G7、G8会议，决定别人国家命运的还是这些国家，在别人国家为所欲为高人一等也还是这些国家。唯独中国不再是以前的中国，现在的中国，除了中国人自己，没有人能决定中国的任何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就因为中国在最沉沦的时候，在即将亡国灭种的时候，出了这样一个人。

这样讲并不是否定人民的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没有错，但人民群众需要组织起来，需要方向，需要鼓舞，没有这样一个人会怎么样？1907年留洋学生陈天华为唤起民众救国，蹈海自杀。之前他在自己传世作品《猛回头》黄帝肖像背后题词，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在天有灵，能不忧恫？望黄祖告诉苍穹，为汉种速降下英雄。

1919年广西青年周瑞琦，当目睹“还我青岛”、“取消21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难以实现后，为激励国人，愤然投水，殉义而死。

而山东青年刘运增，得知周瑞琦殉国身亡的消息后，悲恸流涕，大为感慨：“人家身为广西人，却舍得为保全我山东而为国捐躯，而我身为山东人，青岛都要被割去了，难道却还不知道痛痒哉？”遂投海自尽。16岁的他留下8字遗书：“命投渤海，为国尽忠！”

中华民族，从不缺乏舍生取义、殊死抗争的英雄，但是没有一个三千年未有的伟人，纵然牺牲，仍无法应对这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李鸿章之所以悲观，正在于此。大清王朝如他所料轰然坍塌，皇帝确实没有了，随之而来的，也不乏能人，每个时代都会有能人，这个李鸿章肯定知道，但是他也知道，有些能人无非是矬子里拔大个而已，有些能人最多是几十年一遇的杰出人物，这些历史发展中正常出现的能人，谁也无法挽救中国的命运。

袁世凯是个很厉害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清王朝是终结在他的手里的，但是这个人对内复辟帝制，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他不是拯救中国，而是祸乱中国，而且就算作为一代枭雄而言，其能力也不过几十年一遇而已。

袁世凯之后的段祺瑞也算个能人，也做过临时执政，但无非是北洋军阀中矬子里拔出来的大个。

孙文当然是杰出人物，但是事实证明，他要走的路走不通，政治上斗不过袁世凯，军事上依靠军阀，制度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符合国情，他常年流亡海外，也不熟悉中国的国情，临终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然后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当然是非常出色的人物，他结束了军阀混战，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的军令政令，算是在袁世凯之后，具有全国性号召力的领导人，但是在内部，看看蒋宋孔陈几个家族财团的掠夺，在外部看看对帝国主义的软弱和退让。远的不说，一直到1949年2月3日，解放军进入北京，中国军队才第一次进入东郊民巷，中国北京的东郊民巷，在那之前，英美等国的兵营从义和团时代开始就一直驻扎在那里。列强士兵荷枪实弹警戒，墙上每一个显眼地方都会张贴着“华人勿入，近者格杀勿论”的标语，每天这些士兵操练刺杀的声音，刺痛着每个中国人的心，蒋介石对此做了什么？没有办法，他从品格和能力上，都不是那个中华民族等待的人。

能够扭转乾坤，三千年未有的伟人，不是必然出现的，或者是概率非常小的，他要有历代圣贤都没有的深爱人民的慈悲心肠；他要有历代英雄都没有的坚强意志和大无畏的气魄；他要有中华五千年积累的智慧；还要有奋勇开拓的雄才大略，和百折不回的决心。

在这个中国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在中国即将亡于列强的关键时刻，他必须独自探索，忍受孤独，忍受牺牲，在无数深夜一个人召唤黎明。

抗战时期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在访问延安之后和友人说，我未到延安之前，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者正在读小学，现在我知道，这个人已经四十几岁了，已经干了很多大事，他就是毛泽东。

带着绝望的期待，在苦难中无望地等待，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在发现毛泽东之前的心理；而在人民发现毛泽东之后，他们的想法完全改变了，不只是陈嘉庚，还有很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1936年5月20日，毛主席率领红军东征回到陕北，途径延川县黑山寺，毛主席走后，黑山寺的主持说，此人有王者相，特意在寺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圣人知古今，红军有天下，横批是天变道变。

这个横批是真的可以与李鸿章七十年的判断相互衔接，中国正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天变；有幸的是，此时正有三千未有的伟人出世，把中国从原来滑向深渊的轨道中托举起来，这是道变。中国的领航者，从原来的争权夺利的凡夫俗子，让位于带领中国走向全新时代的伟人，这就是道变。

到了1947年，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又经过延川，这个时候的陕北已经遍地唱响了东方红，当化名李德胜的毛主席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淳朴的乡亲们为了保密不敢说出来，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兴奋的表情，在自己的下巴上比划着，这是毛主席的特征，就是他，民族的救星。

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众人翘首期盼的那个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拥戴他，守卫他，这是人民的力量，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另一种注解。

因为有了毛主席，中国在历史进程中的道路，完全进入了新的航向，如果还是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就是三千年，从未有过这样的新中国诞生。

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消灭了人压迫人制度的国家，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完的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了工业化改造，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这是中国在世界上敢于对列强说不的时代，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京城，毛主席告诉入城军队，东郊民巷是“长在中国脸上的疮疤，一定要彻底根除”，要第一时间先在东交民巷搞一次军事游行。

随后抗美援朝，随后原子弹爆炸，随后中国成为亚非拉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朝圣地，随后美国总统在主席书房里聆听他的教诲。

最重要的是，从他开始，中国人有了新的信仰图腾，毛泽东思想，一个既是全新的世界观，也是融汇了中华五千年智慧的方法论，这个信仰在毛主席走后，仍旧庇佑着中华民族，在继往开来的变局中，不会迷失方向。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未有之伟人，千秋伟业，脱胎换骨，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