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为主义国际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James W. Davis，圣加仑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Rose McDermott，美国政治学家，布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来源：James W. Davis and Rose McDermot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Behavioral I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5, No.1, 2021, pp.147-177. 导读 行为主义国际关系领域最初是通过将认知心理学模型应用于外交政策决策研究而发展起来的，而这一领域正在经历重要的转变。作者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起源进行了回顾，认为当前来自神经科学、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的更广泛的模型、方法和数据使得行为主义国际关系得以超越理性选择和心理学之间的陈旧争论，研究通过进化选择的大量机制来解决适应性问题。新兴的行为表观遗传学领域注重研究个体的基因遗传、社会环境以及个体和群体的下游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能够为跨层次研究带来的聚合问题提供新的见解，更有助于将行为研究结果应用于国际关系。 行为主义为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带来了与理性主义不同的见解，例如，如果是从前景理论角度看俄乌冲突，为了避免损失人们倾向于采取冒险手段，那么或许一味地加强对俄制裁威胁反而可能会增强俄罗斯采取冒险行为的可能性。根据表观遗传学研究结果，如果两国民众长期处于俄乌冲突局势中，有可能造成其民众的部分基因出现改变再经由代际传递下去，从而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总之，来自广泛的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与手段为国际关系进行更微观层次和更细致精准的因果联系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与方法，这也对学者们进行国际关系领域研究提出要求，方法需要与时俱进。 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心理学方法 对政治行为的心理学研究至少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但政治心理学作为一门自觉学科首次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发表的基础研究探讨了诸如个人传记和个性、群体内部以及群体间动态、大众政治行为、政治社会化、政治沟通、领导力和决策等现象。在国际关系领域，政治心理学扎根于对冲突的研究。赫伯特·凯尔曼率先将社会心理学应用于国际冲突的研究，十年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的出版则代表着心理学在国际政治中的系统应用以及国际关系中“认知范式”的发展转折点。 政治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是决策者如何应对国际政治中普遍存在的复杂性与模糊性，其中，特别是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影响了政治心理学研究项目的进一步发展。 1.判断 判断是指个人对某一特定观察属于某一类事件的概率或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评估。例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一个理性行为者的可能性有多大，他的核武器计划是否是对无政府主义国际体系引发的安全担忧的合理回应？诸如此类的判断对于那些寻求制定有效外交政策的人来说至关重要，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判断也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的。因此，尽管某些类型和来源的差异是系统性的，由常见的启发式方法和偏见造成，但个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 2.风险下的决策 概率判断一旦做出，领导者还是需要在已确定的选项中做出选择。于是前景理论将决策描述为一个两阶段的过程。第一阶段，个人编辑或框定选项。第二阶段，决策者在可用选项中进行选择。前景的预期结果是相对于一个参考点构建的，而这个参考点通常是现状，由此可以建立一个收益（高于参考点的结果）和损失（低于参考点的结果）的心理领域。预期结果的框架产生了重要的行为效应。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相对位置更加敏感，选择的做出是由对损失的强烈心理厌恶所驱动的。因此，当人们试图避免损失时，他们会接受比获得类似收益更大的风险。因此，在收益领域规避风险，根据损失而不是收益来重新构建相同的结果，通常会导致偏好与相应选择的逆转。 生物学、进化论与人类心理学 新的成像技术使得我们可以“看到”大脑的工作状态，快速且便宜的基因测序开启了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领域的研究。如今我们可以探测个人行为背后的原因，这些领域的创新为研究处境相似的个人和群体的异质性的重要来源提供了新的见解。这为国际关系中的既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困扰行为主义研究的聚集和分类问题或个人和群体属性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方法。为了引入这些跨学科的新方法并展示其潜力，文章将重点转移至一个政治心理学家长期关注的话题，即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 1.情绪与理性 在传统意义上人们认为情绪会阻碍最佳决策。尤其是在危机时刻，“冷静”的理性比“头脑发热”、情绪化和冲动的行动更受欢迎。然而，将情绪与“头脑发热”认知、理性与“冷静”认知相关联，以及更普遍地将情绪和理性决策并置，已经为神经科学所驳斥。简单地将情绪简化为抑制对环境刺激的理性反应的干预变量，会缩小我们的关注范围，并且模糊其解释力。 经济学中的“偏好”概念暗示了情绪和理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偏好”意味着个人“喜欢”某些事物胜过其他事物。如果说一个人更喜欢一种选择而非另一种，则其中暗示了选择排序的某些情感成分。心理学和神经学研究提供的数据则支持这样的论点，即偏好独立于或至少不需要事先的效用认知评估。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情绪、动机和精力水平对决策影响的变化似乎会降低他们对预期损失的敏感性。大量的心理和神经学数据表明，偏好可能是个体系统发育（进化历史）和个体发展历史，包括文化适应和熟悉的过程。 过去人们认为，情绪不需要认知。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临床数据中，通过回顾大量经历过脑外伤的患者的病历，研究人员有力地证明了情绪在决策中的首要地位。如果无法获得情感信息，患者就无法做出协调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决定。如果没有情绪来指导他们的成本收益计算，本来没有记忆力、警觉性或语言技能障碍的聪明人通常会陷入一种无限倒退的状态，无法做出决定。这些说明，情绪非但不是障碍，反而还是有效推理的先决条件。 情绪也是我们学习方式的核心。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大脑对理想和不理想信息的反应不同。人们更有可能将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纳入他们对世界的信念，尤其是，人类倾向于在面对积极信息而非负面信息时更新对自己的信念。因为情绪可以是功能性的，也可以是非功能性的，因此了解不同类型情绪的起源和对偏好、决策以及社会行为的影响似乎是外交政策学生的一条富有成效的学习途径。 2.进化遗产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本文预计从情绪到决策的神经通路比推理和理性选择的神经通路更短、更快。大脑的“看门人”是具有情感的，并不属于高阶抽象推理的领域。一个人只有在感到情绪安全和身体安全之后，才会开始进行理性分析。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是有道理的。当生存取决于战斗或逃跑时，这有助于做出未经调节的和自发的反应决定。人们常常在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对什么做出反应之前就已经历了情感反应。 研究证明，人们对情绪反应的记忆可以与对产生情绪的情境细节的记忆相分离，而且通常比对产生情绪的细节的记忆更好。因此，尽管人们不记得原因，但却常常能记得不喜欢某个特定的人或电影。这个发现对外交政策和外交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定个人之间长期或反复的关系可能对外交结果成功的可能性产生微妙但深远的影响。当一个人遇到与过去类似的情况时，其本身的“躯体标记”提供了一个快速的信息来源，告诉其应该接近或者避免哪些人与结果。人们倾向于根据政治青年时期的重大事件进行类比，不仅仅是因为那些是新奇的、第一次的经历，还因为这种新奇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和智力刺激。 3.行为的基因基础 随着大量个体水平遗传信息的获取，学者们开始评估来自更深层次分析的新数据，以探索个体差异的遗传基础。行为遗传学和行为表观遗传学领域构成了最前沿的行为社会科学。从行为由生物学和环境的复杂相互作用产生的前提出发，我们可以预想到遗传因素可能影响行为的无数途径。除了极少数基因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疾病之外，遗传影响往往是多基因和多因素的。这意味着许多基因在复杂的途径中协同运作，这些途径以互惠的方式与环境影响相互作用。总的来说，遗传可以而且确实会影响大量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选择、偏好和行为。尽管行为遗传学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但研究人员已经有了一些可能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发现。例如，许多关于合作和冲突的研究都关注个人信任他人的倾向。当“普遍的”或“社会的”信任水平较高时，公共产品的提供被认为更有效。信任水平越高，社会和经济交易的效率就会提高，因为监督合规性和惩罚性的背叛的成本减少了。理解个体信任他人的基本倾向变化的主要方法都集中在环境特征，特别是社会化过程上。但通过双胞胎研究设计，研究人员发现，在多项目信任量表中，可加性遗传因素占了大部分的方差，而孩子们共同经历的环境因素则并未产生可识别的影响。 4.行为表观遗传学 关注遗传学有助于纠正社会科学将行为变异仅归因于瞬时环境因素的压倒性趋势。行为表观遗传学倾向于将后天培养凌驾于自然之上，重点不仅在于个人拥有哪些基因，还在于环境因素如何影响基因表达，进而影响激素释放等过程，从而影响下游行为。 表观遗传学认为表观遗传因素可以“开启”或“关闭”基因，并产生最终影响行为的后续效应。环境影响和经历可以导致DNA片段的甲基化、去甲基化和再甲基化，最终导致神经系统的持续功能改变。环境力量与生物力量相互作用并会在几代人中进行传递。 表观遗传学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做出不符合本来系统和稳健的行为倾向，表现出了明显异常的从事危险行为的倾向。参考这些过程产生的解释是否会带来超越现有社会科学模型的见解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个人层面的遗传效应可能会增强政治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洞察力，以解释各种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个人选择。广泛共享的创伤事件，例如暴露于持续的暴力冲突中，可能会对一个群体的成员产生持续的表观遗传影响，这可能有助于解释随后的社会后果。 行为与理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共同研究议程 行为主义国际关系建立在与理性选择模型的规范性限制不一致的经验规律之上，但它并不否认人类进行理性分析的能力。围绕以下四个主题，人们可以同时“切入”和“跨越”两者共同研究议程的各个维度。每一个主题的重点都是确定决策模型的适当范围条件。 1.规范 前景理论认为，社会规范往往提供了识别未来得失的参照点。尽管一些理论家提出了偏好的进化起源，政治心理学总体上对围绕特定规范出现的许多争论持不可知论态度。行为研究却表明，人类可能倾向于建立规范以改善社会冲突的潜在来源。 2.制度 理性主义认为在合作因恐惧欺骗而受抑制的情况下，制度的存在可以提高收益。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制度可以通过增加透明度、提供可信的信息，促进沟通、降低交易成本，进而达成合作。从行为研究角度看，制度是对信任的追随，而非是对信任缺失的补偿。理性主义模型强调制度在纠正合作的结构性障碍方面的作用，而行为主义模型则强调制度在减少认知、情感和神经障碍对最佳个人选择的影响方面的潜力。 在制度改革方面，许多理性主义者认为当帕累托改进成为可能时，国家就会修改现有制度。然而，行为经济学却对制度改进前景持不那么乐观的看法。制度惰性反映的可能不是对小群体不成比例的回报，而是心理上产生的习惯和停滞的压力。尤其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禀赋效应会导致各国对现有安排的主观价值高于预期。因此，要追求帕累托改进的结果，对现有制度进行理性的成功再设计，首先要理解使行为体偏向现状的心理动机。 3.议价与第三方调停 在标准的经济模型中，获得一件物品的代价应与放弃它的代价相同，但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却并非如此。例如，要求朝鲜放弃现有核能力的要求，很可能比其一开始就接受放弃核计划的要求更高。出于禀赋效应，朝鲜对现在拥有武器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它曾经对获得这些武器的前景的重视。 因为人们在考虑收益时会规避风险，但在试图避免损失时却会接受风险，所以惩罚威胁这样的手段，比起用于迫使他国放弃既得领土或武器，在他国尚未获取这些利益前的阶段使用会更有效。尽管多数理性谈判模型认为实施负面制裁来降低朝鲜核能力的效用基本等同于向朝鲜承诺提高无核化收益的战略，但在谈判方面，行为主义范式建议偏向承诺回报的战略。由于规避损失会导致接受风险的行为，对于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增加朝鲜维持核计划的成本和风险来迫使其进行核裁军的讨价还价策略，朝鲜领导人可能会持相对麻木的态度。 4.评估基线 政治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经常提出与基于理性选择模型截然不同的评估行为基线，特别是在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以军事必要性原则为例，这是广义上战时法概念的一部分，也是国际人权法的核心。将军事必要性原则与相称性要求相结合，就需要军事指挥官权衡通过有计划的攻击所获得的预期军事优势与对平民造成的可能伤害。框架效应的研究表明，指挥官会根据收到的提议方案框架是强调被杀的人数还是获救的人数而做出不同的选择。如果指挥官以与前景理论相关的方式对框架进行反应，那么可以预期，当选项的框架是防止额外死亡时，指挥官会采取相对冒险的方案；而当选项的框架是尽可能挽救生命时，指挥官会选择不愿冒险的方案。 结论 基于认知心理学，行为主义国际关系未来应该会涉及到建立与生物学、神经科学、生理学、遗传学以及表观遗传过程相关领域研究的联系。这些学科通过提供不同的工具、测量方法和策略，为研究个人和群体的异质性提供了新方法。遗传和表观遗传对行为的影响，有助于促进人们对个体内部变异的理解。将基因与环境数据结合起来，为国际关系学者打开了微观层面分析的大门以及开启了更高层次的因果联系研究。从根本上看，行为研究将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问题从行为体是否理性转移到了行为体如何思考以及思考在何时或何种条件下会产生行为上。 词汇积累 认知心理学 Cognitive psychology 前景理论 Prospect theory 禀赋效应 endowment effect 译者：李燕，国政学人编译员，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 欢迎读者批判性阅读，如有疏漏请在留言区补充并给予新的解释。我们将认真对待每位读者的批评建议并将其显示在留言区内，方便他者阅读学习。 审校 | 李源 聂涵琳 排版 | 张誉璇 文章评译内容为公益分享，服务于学术科研教学工作，不代表国政学人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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