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澳门：葡萄牙使节与满清帝国的贸易破冰之旅

公元17世纪，整个东亚大陆都因明清易代而陷入持续动荡。由于朱明王朝的不可逆衰败，原先的辽东边患也迅速扩散至大江南北，甚至对远在南海之滨的澳门造成严重冲击。随之而来的全面萧条，更是险些将这座贸易港两根拔除。

于是，日渐的困苦的葡澳当局向印度总督区求助，希望由母邦出面替自己争取回往日待遇。最终促成了大使萨尔达尼亚的三年贸易破败之旅。尽管没能获取立竿见影的效果，却还是为日后的再度繁荣埋下重要伏笔。

敌意起源

澳门自建立之日起 就显得非常特殊

事实上，自满清帝国入主中原之日起，就对广东海岸上的葡属据点抱有较强敌意。其中既有对明征服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新朝区别对待关内外事物的必然结果。许多时候，政策的调整缘由根本不在澳门本身，仅仅是在受更大范围的冲突波动。

首先，作为当时欧洲技术在远东地区的传播窗口，澳门经常是明军最先进武器的供应源头。例如被袁崇焕安装在宁远城头的红衣大炮，以及后来由洪承畴带往松锦前线的野战火力，都是明廷以官方途径向葡萄牙人采购获取。即便是在吴桥兵变中叛逃清军的孔有德所部，也是由来自澳门的葡人教官传道授业。

南明军队自澳门进口的红衣大炮

其次，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数次组织雇佣兵部队，直接投身明军的抗清大业。除首批被顽固派士大夫阻挠行程的炮兵教官外，另有2批人马分别在桂林和广州为桂王朱由榔的偏安政权作战。虽不能在绝对颓势中力挽狂澜，但也足以给满洲新贵们留下足够深刻的敌对印象。因而在全面倒向新朝后，还要忍受相当长时间的认知延续。

此外，澳门的存在本身，就是给帝国的统御范围制造出某个中间地带。一些坚持忠于明朝的流亡者，纷纷在抵抗无望的情况下迁居当地。不仅有意将之转变为新的抵抗中心，还不断尝试同东西两翼的反贼们保持长期联系。譬如由南明派往罗马教廷求援的秘密外交队伍，就必须从澳门登船前往欧洲。至于活跃在闽越沿海的郑氏集团，更是要靠这片小小飞地来进口军火。郑成功本人还有一个葡萄牙连襟，组织过堪称铁杆王牌的黑人火枪手部队。

17世纪前期的澳门风貌

最后，急速扩张的满清为稳固庞大地盘，不得不在长城内外采取差异性很强的因俗而治策略。简单来说，就是以承认自身权威为前提，直接采纳原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因而，蒙古草原上的部落得以继续维持，大批前明官宦也得以重操旧业。爱新觉罗家的天子则凭借盟主可汗的身份团结前者，对西北方的管辖较为宽松。但面对后者就无需如此亲善，还默认继承了儒士官僚阶层的极端保守理念。对情况较为特殊的澳门而言，此等生态必定是非常难受。

当然，清初受封国境南方的三藩势力，也是影响清查对澳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坐拥广东的尚可喜，一度非常觊觎贸易口岸的存量财富。因而联合士大夫官僚上书，力劝将澳门直接取缔。但清廷却不愿看到朝贡贸易完全为镇南王府控制，故而在收到葡萄牙人的贿赂后就选择搁置提议。等到吴三桂在云南掀起三藩之乱，类似事情也就暂时被众人给忘记。

曾计划吞并澳门的 尚可喜

急转直下

控制澳门与香山县之际的官闸

尽管尚可喜的兼并计划没有得逞，但17世纪中期的澳门依旧危机四伏。葡萄牙人不仅要在外海面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强势竞争，还经常发现自己与内陆地区的买卖会被战争突然打断。除比较有限的走私活动外，便只能依靠同东帝汶、南越阮主进行三角贸易来维持生计。

到了1662年，满清帝国又因郑氏集团的屡禁不止而搬出海禁政策。当即有士大夫再度建议取缔澳门，还要将本地的欧洲移民和华人都迁徙到内陆地区居住。为此，澳门地方当局不得不花20000金币贿赂广东地方官求情，才避免自己经营多年的口岸被摧毁。但还是有2000名清军严格把守边界出的官闸，规定每月只能有1次开放交易机会。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该周期还经常被拉长至2-3月之久，给并无农业生产的城市带来重大危机。

17世纪的海外葡萄牙人形象

此后，任何商船停泊到澳门，都需要经过严格审批才能去往广州贸易。一旦清廷认定额度已满，便会以非常强硬的态度回绝交流。例如在1664年，就有15艘葡萄牙商船和4艘属于泰国国王的船只，被迫长时间逗留在锚地等候开关。直到船身因海水的长时间浸泡出现严重腐蚀，才不得勉强移动离开。

不少地方官员更是趁机敲诈勒索，并对那些孝敬不到位的船东予以严惩，以至于还发生了派兵焚毁10艘走私商船的恶性冲突。

杨光先与汤若望的历法之争

更为可怕的刁难，却是来自北方京畿的宫廷争宠风波。本为回回后裔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因记恨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历法更为精准，诬陷汤若望等人意图谋反。顺带也将作为其登陆口岸的澳门给写上状书，准备将竞争者的对外联系全部切断。只是由于孝庄皇太后的干预和受贿地方官的反对而没能如愿。但此刻的澳门生态已危如累卵。

正因如此，澳门城市当局只能向设在果阿的印度总督区求助，希望他们能以国王的名义派遣使节。诉求仅仅是恢复旧的贸易特许，不再因物流休克或供给中断而忍受饥馑。可能后者也对外交偓佺没有多大把握，这才派来了并无多大名声的小贵族萨尔达尼亚。

在广州市场采购的葡萄牙商人

临危受命

17-18世纪的澳门风景

公元1667年，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曼努埃尔-德-萨尔达尼亚从果阿起航，开始这趟有去无回的贸易破冰之旅。由于曾在巴西同荷兰人的交战中溃败，他非常渴望能有其他建树来挽救声誉。甚至顾不得自己刚刚从疟疾引起的并发症中康复，就急匆匆的于8月登陆澳门。

当然，果阿方面对这次重要外交活动的筹备也非常用心，前后共筹集30000两白银充当路费。除大使本人与随行神父外，团队中还有12名来自澳门的城市代表、20人的步兵仪仗队、鼓手、号手、外科医生、药剂师、木匠、洗衣工和数名男仆。礼物更是包括大量制作精良的金银器、珊瑚、象牙、地毯、瓷器、熏香，以及官方文书和国王阿丰索六世的袖珍画像。

阿方索六世与康熙的画像对比

值得一提是，葡萄牙人作为最早开拓东方的欧洲势力，有着远超其他竞争者的对华理解水平。之所以选择在1667年开展外交活动，正是要利用康熙皇帝亲政的有利契机，以道贺之名免除多方阻力。长期在澳门和北京两头活动的传教士，则为这批初来乍到的陌生人提供过不少有用建议。例如故意安排队伍前的旗帜为黄色，以便给所有观者以贴近皇家的高贵气息。上面的题词也颇有讲究，只写替自家国王祝贺中国皇帝登基。从而免去较为常规的“朝贡”二字，将自己与十多年前铩羽而归的荷兰使团拉开差距。

不过，这些大费周章的行为，还是有让使团感到极度不适应的地方。原来，他们都被要求全程穿着最华丽的天鹅绒服饰，只为能在接洽官员面前彰显华贵。但东亚本地却有异常湿热气候，在地处南方的广东无疑更为严重。而且地方官只允许12人随行北上，让不少成员被迫留在澳门等待消息。

清朝时期的广州城风貌

另一方面，由珠江口去往京师的路程也极其漫长。当时的清朝坚持奉行海禁策略，不可能允许船只在海岸线的两头自由活动。大部分外番来访，一律要由广州批准启程，再经过内陆的大运河来实现南北通达。若算上各级批奏、准备等繁杂手续，那么单次行程就可以在半年以上。因此，萨尔达尼亚大使虽在8月初就抵达澳门，却为疏通关系而耗费2年时间。等到1669年的11月下旬才获准前往广州报到。然后又滞留到次年1月4日，才得以开启缓慢的北上之路。

在具体路线方面，这支使团留下的记录并不详细。其中既有领路传教士对中国非常熟悉的缘故，还在于其成员恰恰都是由初来乍到的新人组成。但我们通过一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细节，还是能发现他们可能是从广东北上湖南，再沿长江抵达运河沿线。一行人的贡船在航道内频频遭遇堵塞延误，而且在这些抢道对手中，就有来自沿海大省福建的督抚私人坐船。可见彼时的东南沿海，俨然已是通航禁区！

使团沿途都走内陆水系回避海运

朝贺之旅

17世纪 欧洲人笔下的紫禁城

公元1670年6月30日，萨尔达尼亚使团终于成功踏足北京城。由于是以庆贺皇帝亲政为由，他们得以避免被当做一般朝贡者对待。加之多年来的贿赂习惯，自然能在人多嘴杂的紫禁城内获得支持声音。但大使本人很快旧病复发，不得不在2名御医的照料下休养生息。

然而，阻碍葡萄牙人完成外交任务的因素却并不是建康问题。在萨尔达尼亚稍有恢复后，就立即面临到国书不合规章制度问题。负责提前审阅的清朝官员就发现，阿方索六世竟没有以皇帝的封臣自居。于是，大使首先搬出欧洲列国君主间的书信习俗搪塞。接着，又因队伍的旗帜上没有写上“朝贡”二字，让细心的检查者非常不悦。好在有常驻京师的耶稣会传教士帮忙打圆场，额外添加了“朝贺”一词，才将矛盾迅速化解下去。

清朝时期的朝贡场景

从7月30日起，清朝官方又派专人到访，为已经身体无恙的萨尔达尼亚传授觐见礼仪。其中的重点自然是如何下跪、磕头，以及提醒对方不能在正式场合戴帽子。由于早已见识过不少亚洲帝国的君主，葡萄牙人对这些有明显侮辱倾向的陋习并不抵触。但还是被额外喊去增加一场教学会议，只因自己坚持在拜见时保留佩剑。好在当时的满洲贵族尚未受汉文化影响太深，所以对贵族携带武器的做法没有极端否定。因而在葡萄牙人多次坚持下，大使本人的身份象征得以保留下来。

但更为搞笑的一幕，还是在7月31日发生。当天是萨尔达尼亚首次入宫觐见康熙皇帝，为此还特意带上自己的专属小型轿子。但考虑到自己的风头不宜盖过对方，就放弃了嵌着珍珠和钻石的昂贵顶盖。不想清廷官员直接阻止他使用廉价轿子，只因为纱帐为红色与金色，是只有皇帝才配拥有的独尊色调。但价格远超此物的昂贵顶盖却不受任何限制。

萨尔达尼亚的轿子 应该是印度风格的

最终，萨尔达尼亚得以在大量乐器演奏中踏足紫禁城，成为第一个与康熙皇帝会晤的西方使节。紧接着又是早已安排好的礼炮轰隆，以及伴随三叩九跪礼的太监报幕声。直到漫长的仪式全部完成，双方的会晤才算真正开始。值得庆幸的是，康熙是对西学有浓厚兴趣的君主，也乐意在北京保留耶稣会传教士。因而对来访的葡萄牙人相当客气，并主动赐予茶水来缓解尴尬气氛。尽管这次程式化的打照面并无什么实质内容，但年前的皇帝还是不急于将他们打发回去。说明对萨尔达尼亚等人并不反感，也为之后的第二次见面定下基调。

后来，康熙索性将葡萄牙使节召到后宫的花园中见面。由于嫔妃们的寝宫近在咫尺，因而让熟悉中国情况的耶稣会传教士都惊讶不已。萨尔达尼亚和余下的12人还分别获赠御赐礼物，并被留下来享用满洲风格的豪华宴席。但大量半生不熟的牛肉、猪肉和马肉，还是让习惯于吃鸡肉、鱼类的客人感到有些不适应。倒是高浓度的白酒畅饮不见于相关记载，可能是清廷照顾到对方习惯，选择勇进贡来的葡萄酒充当饮品。

满洲的饮食风格 让葡萄牙人很不习惯

不过，萨尔达尼亚此行的真正目的，还是希望让满清解除对澳门的贸易禁令。即便被获悉可能没有任何效果，依旧选择在回程前一天传递请愿书。葡萄牙人在信中罗列出自己多年来协助对抗荷兰人与各类海盗的事迹，并重点陈述眼下澳门的困难状况。康熙倒也当面给出什么回应，只是轻描淡写的表示自己获悉过相关事情。

公元1670年8月21日，不得要领的使团开启的回程之路。由于大使本人的建康状况再度恶化，只能在京师百姓的围观中坐轿子前往码头。然后沿着来时大运河航道，慢慢向南方的江淮流域前进。

使团的回程 依旧离不开大运河

魂归大运河

17世纪 各类欧洲画家笔下的康熙

可惜，萨尔达尼亚注定无法再回到故土，甚至无法看到自己当初登陆的澳门。在10月21日这天，使团船只因黄河泛滥而被堵在淮安一带。身体早已不堪重负的大使，也在病榻上结束了亮点不多的冒险生涯。余下成员则在秘书德法里亚的指挥下继续赶路。

至于澳门全城的处境，的确因萨尔达尼亚使团的努力而获得改善。原本趋于永封的官闸，在不久后就恢复通畅，这也意味着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不再面临紧张。但清廷始终对逃往台湾的郑氏集团格外忌惮，不愿意对既有的海禁政策做出调整。澳门本地商人也就是能试着习惯，借用各种擦边球手段维持最低贸易限额。

澳门的贸易 最后在1678年获得恢复

最终在1678年，果阿当局又度派使节佩雷尔造访紫禁城，终于说服康熙解除禁令。后者也是考虑到台湾郑氏的败相毕露，才勉强同意在海禁的红线上划出一道小口子。于是仅仅到贸易恢复的第四年，清廷就从香山和澳门的对口生意中抽取到2025万两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