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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张泉正在读研究生，兼顾学业的同时，他平日还更新自己的博客（blog）。突然有一天，媒体人令狐磊给他发来私信，说：“我现在正在创办一本《生活》杂志，我看过你的文章，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你是更愿意在个人的网络空间里窃窃私语，还是想要加入一个公众的平台，来影响这个时代呢？”  张泉/受访者供图 收到这位文化名人的私信，张泉兴奋之余也不禁怀疑对方会不会是个骗子。思来想去，张泉决定和令狐磊见上一面。彼时的张泉性情内向，面试时，他只能和令狐磊聊聊文章内容。当面对HR和其他职能部门人员时，张泉觉得有些尴尬。谈话结束后，令狐磊让张泉回去写一篇报道，之后再判断自己是否真正适合这份工作。 回到上海的张泉很快就找到了选题——江南吴歌。操作选题的过程中，他结识了摄影家汪芜生。当时，汪芜生正和全球各国十几位摄影家共同拍摄建筑，他负责用影像呈现鉴真和尚留下的文化轨迹。汪芜生问张泉：“要不要写一些有关扬州大明寺的文章？”张泉欣然答应。 查资料时，张泉发现，前人在写大明寺时，往往都结合扬州这座古都对世界的影响来讲述文明的变迁。张泉想，如果仅仅只是采用这样的角度，写出来的文章必定不会太有意思。于是，他开始将这座建筑和人联系在一起。  扬州大明寺。/图·IC 20世纪60年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受邀在大明寺附近设计一间纪念堂。张泉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这座新建筑是中日两国文明互动的见证，同时，它也承载着梁思成等学人对文化的信仰。 在扬州，张泉采访了一位名叫潘德华的老人。潘德华被誉为“中国斗拱第一人”，他收集、研究了大量斗拱资料，还曾主持修建过大明寺的纪念堂。据潘德华回忆，匠人们当年使用的材料都是海军用来造船的木材，建造完成，木料一根不多也一根不少。张泉说：“匠人们的专业精神很触动我。即使是普通人，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代，仍旧捍卫着国家的文明。” 也正是那时，张泉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日后有机会，要去书写匠人、学人以及改变了国内文化和历史的那群人。 1952 年 9 月14 日，北京。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清华园的家中会见英国建筑师斯金纳。 当下生活里的疑问， 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 张泉凭借写大明寺的那篇文章入职《生活》杂志。入职后一年，杂志编辑部做了重走梁思成、林徽因之路的专题。张泉和同事们走访了佛光寺，那时的佛光寺只有两位老人守护。老人给张泉一行人打开庙门，一股刺鼻的味道从建筑内冲了出来，老人说可能是木头发霉了。 但等到张泉到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采访时他才知道，那股味道来自蝙蝠的粪便。张泉立刻想到梁思成的一段记述。梁思成曾特意在考察报告里写到，每天有成千上万只蝙蝠趴在大殿上，等待着他们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那一瞬间，张泉体会到了时空交错的感觉。他说，历史与现实在这个维度上，居然可以贴合得这么近。 此后，张泉又陆陆续续寻访了营造学社考察过的一些地方。在追寻前人足迹时，张泉越发感觉，自己在寻找的，其实不只是文化的脉络，同时也是一个逝去的时代。此后，张泉还操作过一期有关西南联大的专题。那时，西南联大还不是显学，并没有多少呈现这段特殊历史的书籍和纪录片。 其间，有两件事让张泉记忆犹新。  西南联大。/图源网络 一件是他在夏天时去拜访位于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博物馆。抵达后他发现，馆门用铁链锁住了。他向工作人员询问后得知，博物馆寒暑假不开放，只在平日的周一、周三和周五开放几个小时。张泉很疑惑，很多年轻人只有寒暑假能到云南，若是博物馆这个时候都不开放，后辈如何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呢？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他向学校里的学生打听博物馆的位置，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 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出现在北京大学。张泉要去西南联大北大校友联络会的办公室，他转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准确位置，于是向学生问路。学生们正参加某个企业举行的招聘会，张泉问了一个女同学，得到的回应是：“我们这是北大，不是什么西南联大。”  《荒野上的大师》张泉著。/受访者供图 经历了这两件事，张泉想：为什么如此辉煌的一段历史没有被人铭记，为什么艰苦卓绝的一代人就这样被淡忘？他反复问自己——遗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于是，他开始聚焦晚清及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并用十几年时间完成《荒野上的大师》一书的写作。他用这样一部作品，呈现考古学领域学术大家的群像。 寻找属于过去的文字和器物， 探索中华文明的点点滴滴 民国时期，学术界对田野考察越发重视。原本囿于书斋之内的学者，开始逐渐走向荒野，在生物、矿产和考古领域展开了更丰富的研究。在《荒野上的大师》一书中，张泉就选择了以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营造学社四大机构为线索，呈现中国考古初创时的状态。 张泉之所以采用此类叙述架构，是因为这四大机构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并且在每个机构里，我们都能看到知识分子组成的共同体。在张泉看来，最早期的地质调查所，对中国考古起到了开山作用。尽管该机构最初的设立是为了采矿和发展实业，但后来它所转向的古生物学研究却为考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是这批知识分子，开始走出书斋，走向荒野，进行一些科学化的考古发掘，从而培养了很多学术人才。”而清华国学研究院则与地质调查所的这种精神一脉相承。从严格意义上说，研究院的主导者们并非真正的考古学人，但他们所沿袭下来的学术规范，却引领着国内考古学进一步向前。 1928年，傅斯年主持建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更是在国际汉学界发出了属于中国自己的声音。王国维曾提出过“二重证据法”，他说，学者要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在这个号称“天下第一所”的推动下，殷墟发掘等工作得以开展，这使得史书中的材料与地下的文物实现了对应，学者们也通过器物上的蛛丝马迹，还原了那个逝去的文明。  王国维曾提出过“二重证据法”，他说，学者要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图源网络 在四大机构当中，人们最为了解的是营造学社。这一方面有赖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近些年媒体习惯于讲述这段历史。所以，对写作者来说，如何写出不一样质感的营造学社，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张泉的做法是，在走访以及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回归到原始文本中，从而发掘不同的角度。他找到友人和同行与梁思成往来的书信、公函，甚至查询到了梁思成当年借阅的书籍。2014年，张泉到成都采访，还看到了梁思成在李庄时信手画下的一幅名为《番茄蛋汤》的画。图的旁边，梁思成写道：“等到抗战胜利了，要喝上这么一碗。”  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费慰梅在北总布胡同梁家客厅。/图源网络 张泉将这些都写进了书中，他觉得，从这些生活细节里，同样可以展现学者身上的特质。张泉很希望能把这些感受传递给读者，他说：“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批学人仍旧在孜孜不倦地做着各种研究，他们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但这种乐观当中，其实有非常强烈的苦涩感。” 胡适在1919年8月16日所作的《论国故学》一文中写道：“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在张泉看来，这或许也是这四大机构的学者们所秉持的态度。他们将这种治学的精神内化，在荒野上寻找着属于过去的文字和器物，也探索着有关中华文明的点点滴滴。  梁思成在李庄。/图源网络 屡败屡战的一代人， 依旧在探寻着新的可能 在《荒野上的大师》中，张泉写道：“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学术研究也不得不与汹涌的国家理想、激昂的民族主义激情勾兑在一起，酿成一杯甘苦难辨的酒。”恶劣的外部环境，对于早期的考古从业者来说，可谓是阻碍重重。  傅斯年/图源网络 比如，在发掘殷墟时，傅斯年在河南安阳与当地相关部门不断斡旋，虽然对方口头上答应了，但行动上却是抗拒的状态。回忆这段经历时，傅斯年说自己的鼻子都要被碰歪了。除此之外，更大的阻力来源于战争。抗战期间，国难当头，许多考古学人对学术研究本身产生了怀疑。他们群情激愤，可作为一介书生，却又不清楚报国之道何在。 但这群学人，没有人置身事外。他们之中，有人联名写信，也有人作为参议员，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尽一份力。比如，傅斯年从学术角度，论证了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与日本毫无关联，以此来印证日本非正义的侵略行为。 尽管这群人也产生过很强的幻灭感，但他们屡败屡战，依旧在探寻着新的可能。 张泉说：“或许本质上他们改变不了太多东西，甚至自己会被拖进一个又一个的泥潭里面，但他们至少做出了一个书生该做的事情。” 张泉觉得，这同样给了当代人启示——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每个人的选择会变得越发重要。 经受了无数挫折的这代考古学人，始终没有放弃为民众普及知识与文化的努力。譬如，在挖掘出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后，相关机构很快就策划了展览。虽然能接触到的人仅限于北京本地，影响力并不大，但这代学人还是坚持为人们呈现考古发掘，希望把那些尘封的历史重现于人间。  《我在故宫六百年》剧照。 到今天，考古学在中国已有百年，在斑驳的历史褶皱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值得铭记的名字。他们是学人，是知识分子，也是生活中的普通人。这群人不再轻信外部的权威，而是走入荒野，去探求物件上留下来的文明线索。在发掘的进程里，他们也在抵抗着战争、偏见与不解，最后给人们呈奉出了历史与文化的更多真相。 张泉在书里写道：“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劈出一线光明。”而《荒野上的大师》并不只是悼念黄金时代的消逝，张泉同样希望，借助勇毅者的故事提醒人们，走入田野，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有朝一日，我们或许就能从偏狭之处进入更为广阔的天地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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