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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11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鲁豫中央分局（也称平原分局），直接领导冀南区和冀鲁豫区两个地区，黄敬任书记，我为组织部长，李菁玉为宣传部长（后由朱光兼），张霖之为民运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张玺任秘书长。  1944 年5 月，冀南和冀鲁豫两个区党委合并，撤销了两个区党委机构，由冀鲁豫中央分局直接领导原冀南区和冀鲁豫区各地委，分局直属北方局领导。 随着两个区党委合并，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也合并了，组成新的冀鲁豫军区，也称平原军区，我任司令员，黄敬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宏坤、杨勇，副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不久由曹里怀接任，政治部主任朱光。 渡过困难时期转入局部反攻 冀南和冀鲁豫是在华北敌后联系密切的两个地区，抗战开始以来，南北互相配合，共同作战，粉碎敌人的多次“扫荡”，还联合进行了反顽作战。 两区之所以合并，主要是从冀南比较困难考虑的。当时冀南和冀鲁豫相比，冀南区的敌情更严重得多，而且发生了大灾荒。两区合并，既可适应这种南缓北紧的形势，又可统一和增强对敌斗争力量。两区合并后，能有个站脚的地区，回旋余地就大了。原冀鲁豫地区有一个较大的根据地，叫濮、范、观，三个县的县城都在我们手里。根据地大了，各方面的条件就好多了，有些事情也就好办多了。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两天就得转移换地方，甚至长期衣不解带，现在一住可以几十天，吃饭问题也很容易解决了。 1944 年以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给德国法西斯以连续毁灭性打击，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开始了战略大反攻，把战线推向了德国本上。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希特勒法西斯已处在崩溃之中。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法西斯频频受挫，节节败退。美军在太平洋上继续反攻，战线不断向日本本国海域逼进。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即将来临。 国内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侵略者为使国民党政府尽快投降，对其加大军事压力，集中兵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再次进攻。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致使前线部队连遭失败。国民党统治区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与此相反，在敌后战场上，各地抗日军民坚持持久战，克服困难，积蓄力量，游击战争广泛深入发展，积小胜为大胜，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敌我斗争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迅速发展。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冀南的残酷环境也逐渐好转。抗日军民咬紧牙关以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战胜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而且又以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战胜了灾荒。 1944 年以来，各方面情况进一步向好的方面发展，抗日军民已渡过了最困难时期，抗日根据地在深入搞好减租减息，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掀起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努力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根据地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面，总的情况是好的，在个别地方也有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发生。部队本身除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外，也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改善生活，减轻群众负担。 随着攻势作故和局部反攻的开展，战斗十分频繁，各部队的生产只能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进行。为使战斗和生产两不误，各部队内部开展生产互助活动。身体强的和弱的同志之间互助，机关和战斗部队之间互助，作战部队与休整部队之间互助等。 部队开荒种地获得了丰硕成果。以军区几个直属单位为例，共开荒地3000 多亩，收获粮食近3 万斤、棉花1.8 万多斤、花生8.1 万多斤、蔬菜类20 万斤。此外还养了一些猪，有的单位能自给半年菜金，还能保证每个月吃一头猪。我们是一天一天好起来。 然而，敌人却一天不如一天。在我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日军思乡厌战，士气日益低落，伪军更加动摇不安。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受挫，为改变其不利态势，不得不从中国战场上大量抽调兵力，加强太平洋战场。 这样，在华北敌后的日军兵力相对减少，而且补充的多为新兵，战斗力比较弱。日军相对集中，部分守备任务由伪军单独担任。斗争形势日益对我有利。 在敌我斗争的有利态势下，我们逐步开始向敌人发起攻势作战。盘踞在邱县城的敌人，在我军攻势的威慑下，于5 月下旬，弃城撤走，我军遂收复了邱县城。这是自敌人占领冀南各县城后，我们收复的第一座县城。紧接着很快就解放了邱县全境。这样，邱（县）馆（陶）公路南北的冀南第三、第四军分区连成一片，我们活动的回旋余地比以前大多了。5 月份，我们还收复了清丰县城。驻守清丰县城的伪军于5 月上旬弃城逃跑，我遂收复了该城。 但是，敌人为了掠夺清丰地区即将丰收的小麦，伪冀南道尹薛兴甫抽调所属8 个县的伪警备队2000 多人，并带领全道13 个县的县长及日本顾问，在日军一个中队的掩护下，重占清丰县城。敌人连日开会、演戏庆祝“光复清丰”。 我军区根据所获情报，决定由冀鲁豫八分区部队，趁敌疏于戒备之机，袭击清丰县城，打敌人个措手不及，一举击毙日军联络部代部长以下官兵7 人、伪军200 余人，俘伪道尹薛兴甫以及县长、警察所长等40 余人、日军联络员7 人、伪军1300 余人，仅据原冀南二、五、六、七等四个军分区统计：1944年上半年，敌据点、碉堡被我攻克和自行收缩撤走的有170 多个，约占总数的32.8％。 8 月初，打郓城消灭刘本功部。刘是山东济宁人，土匪出身，曾当过韩复榘手下的特务队长。投降日军后，盘踞郓城，杀人放火，作恶多端，成为日伪的模范县长。群众恨之入骨，骂他是杀人魔王。我们一举歼灭刘部伪军2500 余人，解放了几百个村庄，根据地向南推进了几十里。 从5 月下旬开展攻势作战到年底，先后收复了邱县、濮县、清丰、内黄、濮阳、朝城、寿张七座县城。攻势作战的胜利，为进一步展开局部反攻和全面大反攻刨造了有利条件。 全面大反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1944 年底，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展开更大规模攻势作战，“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 遵照毛主席指示精神，我们要求各分区部队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积极围困深入根据地内的、比较孤立的敌人的据点和县城，迅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将敌人压缩到最狭窄的地区和“点线”，开展局部反攻。 我军局部反攻的作战指导思想，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向敌人守备薄弱的地方发起反击，着重消灭伪军，相机夺取日伪军合守或日军单独守备的据点或县城。 1945 年初，开始局部反攻。头一仗是冀南三分区部队攻打大名县城。大名城守敌是伪东亚同盟自治军近千人，另有日军一个中队。攻打大名前，三分区通过被日军撤职的东亚同盟自治军原军长王天祥的关系，做通了该军突击团的工作，该团决定反正，作为内应配合我军攻城。1 月16 日夜，我军在内应的接应下，一举攻入城内，击毙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刘坤等死心踏地的汉奸多人，俘伪军400 余人。大名之战，揭开了冀鲁豫军区局部反攻的序幕。这一仗，可以说是1945 年头一炮。 1 月17 日，王天祥率反正的突击团开到我解放区元城的张铁集，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25 日，我和王宏坤、杨勇、曹里怀、朱光到该团驻地看望慰问这支反正的部队，并请他们排以上干部和家属吃了顿饭。席间我代表军区领导向他们表示欢迎，讲了八路军的民主作风和反攻即将到来的大好形势。 1945 年3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同志来到冀鲁豫地区检查、指导工作。随小平同志一起来的有彭涛、周惠等同志。我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主要汇报了对敌斗争，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以及生产自救、克服灾荒等方面的情况。在谈到冀南地区遭到严重灾荒，军民极度困难时，我难过得流了泪。此时，小平同志说，冀南的困难情况我们都了解，不必多讲了。 当我汇报在农村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的情况时，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有少数地方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的事，指示我们一定要注意团结中农，保护中农利益，要采取坚决措施，制止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发生。就在这次汇报会上研究决定，为了指导冀南地区的工作，成立冀南工委，由彭涛任书记，周惠任副书记，归平原分局领导。 在反攻即将到来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召开了一次英模大会。大会是3 月份在濮阳召开的。参加会的英模代表186 人，这些都是在空前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在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在根据地的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人物，他们是革命的火车头。我在大会闭幕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是继续扩大解放区，拔除敌伪据点，在全边区开展反攻；二是继续做好群众工作，深入减租减息；三是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英模代表再接再厉，继续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为党为人民再做贡献。这次大会，为我军迎接全面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思想大动员。 为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濮阳英模大会后，于4 月下旬，攻打南乐县城。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仗，当时集中了四个军分区的5 个主力团、14 个县大队及部分区干队、民兵等。 八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指挥分区主力攻打南乐县城。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和副司令员赵东衰率部攻打南乐城西的元村，并准备打击由回隆、楚旺方向来援之敌。 七分区司令员赵健民、政委许梦侠和副政委张希才指挥分区主力，一部包围龙王庙据点，一部负责打击大名方向来援之敌。 三分区副司令员孔庆德、高厚良和政委李福祥率主力攻取海子、杨桥、金安村三据点，牵制大名、魏县、广平之敌，阻其南下增援。 经过几天激烈战斗，歼灭日军一个小队、伪军3000 多人，缴获轻机枪64 挺、重机枪4 挺及其它大批枪弹。拔除敌据点30 多处，攻克了南乐县城，解放了大名、广平以东大片土地，从而使冀鲁豫解放区南北连成一片。 南乐战役后，于5 月中旬攻打东平县城。这一仗打得也很艰苦，我军冲进县府大院后，与日伪军短兵相接，逐屋争夺，最后消灭了敌人，计毙伤俘日伪军1300 余人。接着，我军乘胜扩大战果。6 月中旬至下旬，又一举攻克了阳谷县城，歼灭日伪军3000 余人。 为了适应反攻形势的迅速发展，便于指挥，军区报经中央同意，成立了冀南和豫东两个作战指挥部。冀南指挥部由王宏坤兼任司令员，豫东指挥部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段君毅。 1945 年8 月9 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同日，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出了大反攻命令。之后，朱总司令又连续发布了几道大反攻命令。我们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指挥部队向日伪军展开了大规模反攻作战。 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8 月10 日下午，王宏坤、曹里怀俩人突然跑来告诉我说：日本要投降了！ 他俩激动得满脸通红。乍听，我还不敢相信，问，你们怎么知道的？他俩也不讲话，叫我跟他们去曹里怀住的房间。曹的房间里有一部收音机，正在广播日本政府要投降的喜讯，这一下子全明白了，日本真要投降了。我和他俩一样高兴得真是难以言表。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这是抗战八年来多少个日日夜夜所盼望的、无比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啊！ 日本投降了，我们很兴奋，一个晚上没睡觉，当夜召集平原分局和冀鲁豫军区领导同志开紧急会议，讨论研究日本投降后，我们怎么行动。在会上我对王宏坤同志说： “老王，你不能走，还得你到冀南指挥作战”。 王宏坤同志微笑着点点头。 当时王宏坤同志身体不好，他病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中央已同意他到延安去治疗，他已打点好行装，准备即日起程。我想把他留下，他也不想走了，我们正好想一块去了。他听说日本投降了，病好像好了一半似的。 那时，我们有占领大城市的思想。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还年轻，敢想敢说，在极其兴奋的状态下讨论了一番，在尚未接到中央的指示之前，便立即向中央发了个建议电报，提出：我们行动的大方向应是平汉路的新乡、安阳和陇海路的开封一带以及周围的一些县城。山东部队和新四军应当去陇海铁路东徐州一带。郑州应归太行、太岳部队接受。石家庄应归晋察冀部队接受。 德州应归冀鲁豫边区接受。这个电报，不仅建议我们部队如何行动，而且还建议了其他部队的行动方案。后来，我们才了解到，中央从全局和长远考虑，决定各地都暂不占领大城市，而采取夺取小城市、县城和广大农村的方针。当然，也就没有答复我们的电报。 我们决定分兵三路，以13 个团组成中路军，下分三个纵队，由我和杨勇、苏振华指挥，歼灭新乡以东伪军，相机占领新乡、开封。以3 个团组成南路军，由豫东指挥部司令员王秉瘴、政治委员段君毅指挥，协助中路军攻占开封，并阻止敌援军北上。以原冀南部队及地方武装组成北路军，由王宏坤指挥，其主力向平汉路安阳至邯郸以东地区之敌进攻，相机占领安阳、邯郸等，并分遣一部主力攻歼德石路沿线之敌。 三路大军组成后，星夜出动，浩浩荡荡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挺进。沿途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欢送人民子弟兵出征。所到地区，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热情拥护和支持，帮助部队洗衣、做饭、带路、侦察和运送物资。 中路军一纵队于8 月19 日，先后攻克延津、阳武，切断了汴新铁路。三纵队进至长垣以南，继续向开封逼进。 21 日，中路军二纵队攻克封丘城后，也继续向开封逼进。南路军已进至开封以南陈留地区，切断了陇海铁路郑州到开封段。至此，两路大军对开封已形成夹击之势。南路军主力集结在开封与朱仙镇之间，其先头部队已抵城郊。22 日，我们在开封周围作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民工也来了，已是箭在弦上，只等第二天拂晓发起总攻。可是，22日下午，我们接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军事占领大城市方针的指示》。该指示指出：“我军应改变以主力部队夺取大城市的方针，应以相当兵力在民兵配合下继续围困城市，以主力部队转向着重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扩大与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 实践证明，中央在这个关键时刻所作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要来夺取抗战果实，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了。美国、蒋、日伪相勾结，阻挡日军向我军缴械投降。而且，日军正从小城镇往郑州、徐州、济南、石家庄、天津等大城市集中、撤退。我军攻取大城市，必遭日伪军顽抗，夺取大城市难以实现。根据这种复杂形势，中央改变了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方针。 根据中央的指示，军区立即发布命令，停止进攻开封，重新调整部署。 中路军三纵队调头东进，攻取长垣、曹县，保卫鲁西南门户。并配合新四军及山东部队扫清陇海路沿线残敌。中路军一二纵队直取滑县、汤阴县城，切断平汉路，阻止国民党军第四十军马法五部北上。南路军夺取水东地区城镇。 小城市和县城是比较好打的。有些地方的小城镇只有伪军，有的我们已经作好了伪军的工作，他们就反正了。打大城市一时攻不下来，僵峙在那里对我们不利。同时，传来了毛主席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消息以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我们的仗打得越好，他在重庆就越好谈判。所以，我们赶快组织打小城市。很快，就夺取了郑州以北的一些小城市，控制了平汉路一带的广大农村。北路军攻取冀南地区敌占县城，截止9 月2 日，先后攻克收复县城27 座及其周围所有的据点、碉堡。 日本政府8 月15 日宣布投降，日军大本营命令各地日军从8 月25 日零时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但是，敌后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继续顽抗。对此，我抗日军民在大反攻中对拒降之日伪军予以坚决、彻底打击消灭。9 月2日，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在中国进行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日本侵略者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延安《解放日报》为庆祝抗战胜利发表的社论中说：“半个世纪来，我们中华民族所受到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现在报仇雪耻了，这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大事，值得全国同胞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各族人民。 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引下取得胜利的。抗战开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为我党、我军制定了正确的全民抗战路线。同时，用人民战争思想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抗日群众。全国抗日军民在毛泽东指引下，同仇敌慨，奋勇杀敌，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一二九师刘、邓首长领导下，主要在冀南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没有到过延安，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听取毛泽东的指示和教诲。当时，我们同党中央、毛泽东的联系主要通过电报。通过不断从延安拍来的电报，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冀南平原抗战以及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斗争中重大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文章，都是以最快速度用电报发到各抗日根据地，这对我们更好地开展抗日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相继发表了《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政策》等，对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正确贯彻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以及正确执行对反共顽固派、汉奸亲日派的政策和策略，都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对我们的各项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们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思想武器。我们在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对我们有深刻影响。全党整风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那时，我们虽然身在前方，战事频繁，环境残酷，特别是1942 年以后的两三年，人祸加天灾，但是我们仍然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党内进行整风，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矛盾论》、《实践论》等光辉文献。整风运动对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大大推动了我们的各项工作。 就我个人来讲，印象最深的收获之一是提高了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认识。在平原地区创造“人山”，实质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问题。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是胜利之本。过去，长期做群众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这些经验是零碎的和感性的。经过整风学习，才真正提高到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高度。毛主席说： “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验证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段富有哲理的论述，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放射着辩证唯物主义、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读后深获教益和启迪，极大增强了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提高了思想和领导水平。我们在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在那极端艰难困苦的斗争中，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最后取得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贯彻了毛泽东教导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 1945 年4 月23 日至6 月11 日，在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从1942年开始的全党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在思想上为七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提出的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党的七大，使全党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及时正确的指导，使全党团结一致去争取胜利具有了强有力的保证，因而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 我在前线，没有参加七大。七大胜利结束的消息传来，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七大结束后，收到新华社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到很突然，不相信自己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怀疑新华社的电报搞错了。经过核实，电报并没有错，但我仍认为有别的同志比我的条件更好，比我更加合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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