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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
下篇 © 老六／文 
初恋
“马来乱”的日子并不影响我身体的茁壮成长。我的胸脯下面在蓬蓬勃勃鼓胀，我的个头也在匆匆升高。也许没人相信，我读的第一本小说叫《朝阳农场》，绝对的无产阶级小说，跟样板戏似的，全是阶级斗争，几乎没有男女情爱。所以，我的初恋也极为无产阶级。
林小军是我们班上一个大个男生，长胳膊长腿，是校篮球队的前锋。在教室里平常得很，他的帅劲全在篮球场上。他命中率极高，三步上篮动作非常好看。每次球一出手，手腕动作还在空中凝固的一瞬，球就进了。在一片掌声中，他朝后一甩头发，很自信地转身跑动起来。当时学校常有赛事，只要他上场，我场场都要观看。就在他头发一甩一甩的时刻里，我迷上了他。每天上学来，我都朝教室后面他座位上瞟上一眼。只要他在，我的一天都精神爽朗。他要不在，我觉得到处是灰秃秃的没意思。我惊奇地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周围的世界会因为一个人而变得生动有趣或者索然无味。
情窦初开的纽约少女开始穿长筒袜，紧身连衣裙，学习化妆，打飞眼，到处开party（聚会），公开交异性朋友（dating），体验接吻，试用避孕工具，享受性事。男生就女生的三围公开打分，女生争香斗艳，概不隐瞒自己的性感特征。这些事情在我们的时代不仅听都没听说过，少年男女之间的朦胧好感、思春之情还被称作是“低级趣味”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十六七岁的我们穿着式样一致的、宽松方正的蓝色或军绿色制服，梳两条辫子或两只锅刷子。女生的内衣也不是现在那种后面挂钩的胸罩，而是在前面密密麻麻系一排小白扣的胸衣。内裤是带腿的棉布内裤，不是针织三角裤。男女生之间惟一有单独接触机会的一件事，就是谈心。
谈心本来是班级领导与群众交流思想的一种形式。通过谈心让群众亮“活思想”，从而找到差距，提高认识，许多群众加入红卫兵组织是靠不断主动地找领导谈心谈出来的。在我迷恋林小军的日子里，我突然发现，班上的女领导们整天轮番找他谈心。原来她们都在迷恋他。谈心给了她们得天独厚的机会和借口靠近他、了解他，与他调情，夺他好感。这叫“以权谋私”，使我非常妒嫉。
班上女生令我嫉妒的另一桩事是她们“闹例假”以及她们来例假时的那种煞有介事。一上体育课跑步时，就有女生自动离开队伍，因为“老朋友”来了，“倒霉”了，不能累着。一下乡劳动时，“倒霉”的女生还可以免了下水田插秧，因为不能沾凉水。
我16岁了，胸脯虽然起了两个鼓包，却不是班上女生那种上下一颠一颤的“酥胸”，我的“老朋友”也姗姗来迟，不肯光临。我几乎每天查看内裤，就是没有一点迹象。据我的同学说，我很幸运，来月经是个麻烦事，闹不好还会痛经。可我觉得她们比我幸运。我羡慕她们背着人抽取卫生纸时的偷偷摸摸，以及痛经折磨她们时又不好意思说出的羞羞答答。甚至在几个星期天，我在内裤里铺了厚厚的卫生纸，躺在床上假装闹例假，好体验一下“倒霉”的滋味。
听妈说，我的三个姐姐都是在十三四岁就来月经了，我迟迟不来是因为我挑食，不吃蔬菜，营养不够的原因。我一听，立刻大肆吃起芹菜、菠莱、胡萝卜等等我从来不吃的蔬菜来。
我也开始不时地照镜子了。还爱翻箱倒柜，在妈的小箱子里寻找往日我记忆中的“资产阶级”痕迹。妈在当市长夫人时的好几件毛呢外套都被大姐拿走了。她染了，改造了，换了朴素的扣子“古为今用”了。轮到我时，我只找到一件苏联人送她的墨绿色凡尔丁布拉吉。这种衣服我是绝对穿不出去的，但我又是那么迫切地希望长大，希望引人注目。于是，抽了一个星期天，我把那件布拉吉从腰间剪开，用我仅有的一点缝纫能力把腰身收小，布拉吉就变成了一件过膝盖的裙子。
穿裙子当然是很资产阶级的，我没敢穿到学校去，只是在院子里臭美了一下。邻居“大奶”看到后，嘲笑我说像个“破落贵族”。我没在意，权且把她的话当成是她嫉妒我。向毛主席保证：她就从她妈的箱子里翻不出一条布拉吉来，别看她从北京来。
1972年元旦前，排长要求每个小组出一个节目。我写了一个快板剧，我们小组长觉得很好，就让我代表组里参加演出。
由于上山下乡运动，许多学生认为读书是浪费时间。反正初中毕业后也是下乡，还不如乘毕业前在工厂找一份工作。受这种“读书无用”思潮影响，许多学生中途纷纷辍学。我的剧本正是写这样一个受17块5毛钱徒工生活引诱而吊儿郎当，不好好念书的学生。故事的寓意在于：上山下乡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个人过早放弃受教育的机会。一个人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和目光，而不应被眼前一小点物质实惠所迷惑。
元旦前夕，我在50多个同学面前演出了这个自编自演的快板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上台表演与上台念批判稿的感觉完全不同。我忘记了那个胆小害羞的自己，人随了角色自由自在起来。我控制了观众，而不再是观众控制我。我的滑稽表演引起一阵阵笑声。演完了，他们不过瘾，要求我再来一遍。我知道把他们给震了——尤其是坐在前排的林小军。我抽空瞟了瞟他，他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看，一会儿大笑，一会儿鼓掌，他的眼睛里充满惊讶的神色。我更加自信了，第二遍演得更加成功。
当然，那天晚上真正使我心花怒放的是林小军的眼神。晚上我激动得睡不着，翻来覆去回忆他微笑的眼睛。终于，我引起了他的注意。我特别想马上见到他，特别想单独和他说话。1973年了，再有一个多月就要初中毕业了。我想了一个晚上，最后终于决定对他表达点什么。
元月3号，我一整天的心不在焉，惶惶然。我不记得怎样一节又一节上完6节课，只记得：我在一张纸条上匆匆写下两行字。等最后一个人出了教室，我就飞快地把纸条塞进林小军的桌斗里，然后心跳如鼓地回了家，然后一晚上又惶惶然。
第二天一早来上课时，我就朝林小军的座位上观望，希望他能与我交换一个会意的眼神。结果一天懒懒散散地过去了，林小军照样安静地上课，课后照样去打他的篮球，照样一甩头发就跑，照样打完球回家。他的眼睛永远没有与我对火。我觉得世界末日到了。
多少日子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想踢自己一脚。你猜我在纸条上写了什么？我写道：“谢谢你的鼓励。我们应该经常互相帮助。”
由于害怕排干部发现我的纸条，我没敢署名。林小军怎么会知道这是我的纸条呢？
许多天以后，林小军请了病假。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来上学。我很焦虑，但班上有许多比我更着急的人。那些女领导们约了十来个女生准备上他家去探望，我也在被邀之列。据说林小军是军队高干，家住军队大院。她们要我去只有一个原因：我是高干，对付门卫有经验。
我对女领导们有一点佩服得五体投地，那就是：她们把全排学生的家庭背景摸得一清二楚。例如，父母亲干什么，家住哪里，有几个兄弟姐妹等等。我怎么就不知道林小军父亲是军区政委，有3个哥哥一个妹妹，家住军队大院，有警卫，有厨子，还有一条四眼狼狗呢？我对自己的孤陋寡闻着实又自愧不如了一番。
那天下午下课后，我们一堆人出示了学生证，填了单子，闯过戒备森严的门卫，走进一座树木环绕的宽敞大院。我也是头一次见识军队大院，发现军队总是比地方有钱，大院的两层式洋楼有许多，比我们家的阔气多了。女领导们一下子变得很安静，刘姥姥逛大观园一样地眼睛不够使唤。
林小军绝对没想到我们的出现。他趿拉着拖鞋来开门，然后站在门口，并没有邀请我们进他家去。他没生病，立刻向女领导们“坦白交待”了这些天没上课的真实原因。他说海军招篮球运动员，他正在接受体检政审——显然是通过他爸爸的后门关系要当兵了。女领导们听了差点哭出来，一个个唉声叹气，与他胡言乱语着搭讪，流露着又爱又恨，又羡慕又遗憾的复杂心情。
我没好意思上前与他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他们交谈之间，我远远地站在最后面，心不在焉地审视着他家房前的一切。当我的眼睛从他尴尬的笑容向下移动，最后落到脚上时，我突然发现林小军的袜子上破着两个大洞。我赶紧别转了脸，好像怕别人会看到他的破袜子一样。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深心迷恋的人竟然脚趾头上露着两只大窟窿！他怎么可以……真是！我的心彻底粉碎了。
我就是在那一刹那失恋的。
奶奶教给了我太多的挑剔，我纤细的心忽略不了也容忍不了如此一个细节。林小军的光辉就因为两个窟窿在我心中顿然消失了。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觉得好没劲好没劲。如果没有一个人使你“爱不释眼”地顾盼流连，使你想挺胸脯、来例假、穿裙子、照镜子，使你想起来心跳、脸红、难入睡，那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林小军后来参没参军，我不知道，也不再关心。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问妈：我的“老朋友”怎么还不来？
榜样力量
1972年初春，我升了高中。
在初中毕业前，学校鼓励我们继续念高中。但为了表现革命，排领导们让大家又表决心又发誓：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结果，教室后墙上的决心书墨迹未干，那些喊得最凶的人却最先进了父母所在工厂“接班”就业了（父母提前退休，让子女顶替）。还有部分学生害怕念完高中还是要上山下乡，也纷纷通过关系找了工作。最后，全校400多名初中毕业生里，真正愿意继续升高中的只剩下50多个人。
我上高中的选择和父母意愿是一致的。爸爸说：将来上山下乡怕什么？年轻人吃点苦，经受锻炼有好处。妈说她一辈子想念书，小时候太穷念不起，入了党校很快就结了婚又没念够，3个姐姐都不是大学生，希望我能珍惜时光，努力学习，成个女秀才。
入高一班之前我就听说，愿意留下来念书的54个学生，大都是学校的尖子学生。他们中不乏干部尖子、学习尖子、体育尖子、文艺尖子，八仙过海，各有其能。我自省了一下，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很平淡，无处可“尖”，觉得搞不好还得继续挨整理改造，心里由此感到忐忑不安。
班主任是一位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当时我听说没有一个老师愿意来管理高一班。老师们说，这个尖子班要弄好不容易，弄不好就会成了勾心斗角、团伙纷争的一盘散沙。结果是这位年轻有为的数学先生自告奋勇，挑起了重任。
数学先生是位山东农民的儿子，共产党员，忠于毛主席的老红卫兵，革命理想主义者。他不仅数学教得好，口才也好，书法也好，笔头也冲，马列主义水平也高，热情也旺，信心也足。他第一节课连续两个小时的一通讲演把我们给震了个跟头。大家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老师，一下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下子团结在了他的周围。
数学先生平均每星期检查一次我的日记。54个学生分6组，也就是说，他每天阅读9个学生的日记，并且把评语写得非常认真。以前的班主任检阅日记后，除非给他偏爱的学生多写一点，对其余的学生要么写个“阅”字，要么就是不关痛痒地写一两句口号。数学先生不是这样。透过字里行间，他敏锐察觉你的思想、情绪，然后针对问题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你要是听不懂，想不通，他还欢迎你去面谈。例如，对于我刚入高中班时忐忑不安的心情，他的第一篇评语是这样写的：
一个百米运动员，起跑前如果总是气馁，害怕，怕遇上硬的对手，便宣告弃权或者宁愿换到速度慢的一组，这样的运动员是没什么出息的。相反，如果他遇到强的对手，既不怕吃苦，又不怕丢面子，而是下定决心向人家学习，努力追上去，这样的运动员就必然有很快的提高，也就可能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数学先生的评语对我启发帮助很大。我对他既害怕又尊敬。害怕的是：他严肃直爽，批评毫不留情，甚至尖刻，使我日记记得认真起来，不敢像以前一样说话不着边。我尊敬他的是：他对每个学生一视同仁。他看大的方面，不纠缠个性，不以家庭背景论英雄，因此他的批评也能让我心服口服。
数学先生对我们最大的贡献，是让我们公开谈论远大理想。在那种时代，尤其是对于刚刚经历过政治上、思想上，以及个性上反复修理改造的我，哪里敢有什么个人想法？毛主席的号召，党的要求，祖国的需要，人民的希望，就是我的远大理想。数学先生说这不完全。一个人必须要有实际才能来为祖国和人类做贡献。例如，他曾经是一个乡下穷孩子的时候，他们家住的房子很破，他就梦想他将来要当一个建筑师；结果他后来被录取到数学系，成为今天的数学老师。
他这一启发、鼓励，我们的想像力就插了翅膀，全体学生立刻热烈议论起来。有人要当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护士、军人、体育老师、钢铁工人，有人想成为文学家、美术家，和能唱歌跳舞的文艺家等等。
我对自己的未来是不清楚的。换句话说，我一直想上大学，但念什么专业我没仔细想过，成什么“家”就更加模糊了。我觉得我是个杂家：
我喜欢鲁迅的文章，因此想成为一个作家——尽管我一本中外名著也没读过。
我热爱毛主席诗词，于是想当一名诗人——尽管我一首唐诗宋词都不会背。
受爸爸影响，我钢笔字写得好；受大姐影响，我对颜色搭配、和谐一致的美感有兴趣，所以我和另外两个女生负责班里后墙上的黑板报，以及后来的全校黑板报，所以我又希望将来成为一个记者、编辑和艺术家（当时我还没有设计师的概念）。
晓夏当了卫生兵，被部队选送上了医学院，我就觉得军医很了不起，希望自己也能参军当医生。
当然，无论我将来成了什么“家”，由于我自身的弱小，我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者。
我成长的时代是个英雄盛行的时代，尽管绝大多数英雄楷模对我一个女孩子家起了性别倒错的影响。他们是董存瑞、黄继光、刘文学、刘胡兰、罗盛教、雷锋、王杰、焦裕禄。后来，当在文革时封闭了的校图书馆重新开放以后，我们可以借到非常有限的几本“进步”小说，如：《金光大道》、《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身残志坚的保尔·克察金立刻成了我的新楷模。
除了这一切，真正塑造我性格的另一个榜样是晓冬。
晓冬提了干，全靠严格要求，以身作则，过五头斩六将，自己一路拼杀出来的。拼完杀完总结一番经验教训，就写信给我进行一通现身说法，内容大多是怎样虚心向工农子弟学习，怎样继续革命，极具鼓动性。我的日记里至今还保留着他的一段批语：“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后代，头脑中时刻要有这样一个念头：力擎红旗看后裔！不要图一个卓而不群的外表，而是要争一个深知马列主义的头脑。政治上向最高看齐，生活上要向最低看齐……小妹：挥臂、凝眸，向着大目标前进吧！胜利是属于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为革命鞠躬尽瘁的人们的！”
我16岁了，突然觉得到了能跟晓冬沟通的年龄了。他22岁了，长得十分英俊；望都县（他部队所在地）的照相馆里挂了他的大照片当广告。他的思想独特新颖，语言恢谐幽默，字与文章都写得漂亮，神采飞扬，狂放不羁，一下子吸引了我，使我立刻觉得爸爸的说教太正统、太过时，而数学先生则又太枯燥、太严肃。
每次晓冬回家探亲，带回一大堆生活笑话，直让我们笑到他离家归队的最后一刻。他的普通话也每次都有更新，夹杂了五湖四海的南腔北调。有时，他还带回私下传抄的诗歌和外国名著，例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等等，可惜我只读了几页，感到太艰涩，读不懂。
我特别喜欢他抄给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海燕》，一篇是姚文元的《是鹰还是鸡》。在反复背诵了这两篇文章后，我梦想自己能成为一只勇敢搏击惊涛骇浪的海燕，和不畏狂风暴雨搏击长空的雄鹰。姚文元尽管后来成了“四人帮”之一，但他那篇文章的一句话影响了我一生：“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尽管有时鹰比鸡飞得低。”我想，我一生永远无法克服的骄傲大概正是来自那时的一个认定：我是一只鹰，不是一只鸡。而就这一点，尽管晓冬表面谦虚，私下却与我绝对地臭味相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远大理想讨论过后，我们班里的学习空气骤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尽管照样不断地学工、学农、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多数人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到学习、体育、文艺，使少数极左分子行不成气候，班风很正。第一个学期末，全班就一跃而为全校尖子班：学习总分第一，体育总分第一，文艺节目评比第一。高一班由此名声大振。
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气氛下，我的情绪很好，人也变得活跃起来。我们的板报内容开始异常丰富，除了以前的批判稿、小评论、表扬与批评，我们加了国际知识、历史知识、科幻故事、诗歌、散文、名词解释、日记摘抄、随笔、谜语等等。同学们很爱看。
我开始喜欢体育了，参加了篮球队、排球队。我个子小，人却机灵、投篮准，篮球场上窜来窜去，她们离不了我。在校运动会上，我跨栏、跳高、跑接力。以前我这个一长跑就虚脱的人居然跑800米时得了全校第四名，虽然没拿到奖品，我却心满意足。文艺委员也把我拉去学跳舞。文艺委员曾经在文革初期受过专业舞蹈训练，后来考部队文工团落选就又回来上学了。她走路大八字脚，一撇一撇的，当时我觉得很酷，也一撇一撇地摹仿她。文艺委员舞蹈跳得极棒，编排能力也强，居然能调动20多个人排一台《红色娘子军》的片断《军民联欢》。当然我们不会跳芭蕾，而是穿了原装的《红色娘子军》服装假装踮踮脚尖而已。演出完毕，我们就结伙到照相馆这么比划，那么支棱着留影作纪念。那时我才发现：我原来是非常爱跳舞的人。
后来文艺委员让我升格演《洗衣歌》里的小卓玛。《洗衣歌》也是当年极为流行的一个舞蹈。说的是一群藏族姑娘为了给亲人解放军洗衣裳，让小姑娘卓玛假装摔伤了大腿，乘解放军“救死扶伤”的工夫偷了军衣去洗。由于我自个儿理解其中的小卓玛对那位解放军有“勾引”性质，我死活不肯演。数学先生就在我日记本上写了如下的话：
一个革命青年，要懂得顾全大局。这个大局，就是集体的工作，就是中国的革命，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为了这些，可以丢掉个人的一切——包括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毫无怨言。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崇高品质。“私”字是万恶之源呵！
看了数学先生的话，我就猛“斗私批修”了一番，最后还是冒了“献身”的危险，硬着头皮上场了。
排练《洗衣歌》之间，我对扮演“亲人解放军”的大个儿男生渐渐起了好感，差点再闹一场林小军式的单恋。由于他也很害羞，排练与演出时都不肯碰我的胳膊搀扶我，也不看我，而只是做一个象征性动作匆匆下场而已，致使我从来没产生与他对眸子的冲动。当然，整个排演过程中，我也始终没和他说过一句话。
我的高中生活很匆忙，也很充实。我很努力，也很愉快。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由于邓小平和周恩来，1973年到1974年之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宽松期。恰恰在这个宽松期，我像一个先天不足的饥饿婴儿，拼命地吸取了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的最好营养，从而奠定了我后来的学业基础、个人兴趣和人格走向。为此，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为此，我也感激数学先生。当时他也许根本不知道，正是这样一次“远大理想”讨论会启动了我的自我意识。我头一次清晰地有了“我”的概念，有了想像力，有了梦想，以至于后来它们膨胀得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的我也更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学了英文专业，会有一天“远大”到了美国。学英文纯属偶然，而当了“杂家”却成了必然：我现在仍旧兴趣广泛，却一行不专，一事无成。我惟一拥有的是一个幸福的家。
但“幸福”又算个什么东西呢？我的事业心很强的中国同学们说。
组织考验
共青团组织自高中阶段起恢复了，与红卫兵组织并存，但在红卫兵之上。所以，当一名红卫兵已经不算什么了，团员又吃香了，大家又纷纷争着入团。
3个高中学期过后，团支部终于讨论批准了我的入团申请。1973年7月4日，团支部带全班来到文水县刘胡兰烈士家乡，在刘胡兰塑像面前为我举行了入团仪式。我庄严地举起拳头宣誓：“向刘胡兰烈士学习，一辈子跟党走。”我心情非常激动，把那一天当成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学校就放暑假了。离校的前一天，数学先生找我谈话。他说：“假期中，市里有一个学雷锋展览，需要说普通话标准的同学当讲解员，我觉得你很合适。不过，这是自愿活动，你要愿意去，就报名，不愿意也告我一声。”
我是打算暑假回老家看奶奶的。再说，我一辈子都在听雷锋故事，学雷锋事迹，一点没兴趣。既然数学先生说这是自愿活动，我就当场告诉他：我要回老家，当不了讲解员，然后就收拾书包回家了。
假期愉快地过去了。
9月初我回到学校的第三天，我的两个入团介绍人神情紧张地找我谈话。她们说我砸了锅：团支部专门开会讨论我的问题，数学先生说我组织观念不强，原因是我不能够接受组织分配的任务，未能经受得起组织考验，因此我的团员资格没有被最后批准，我要继续接受组织考验。
我很纳闷，没听懂她俩在说什么。经过她俩一番解释，我才知道，原来数学先生让我当学雷锋讲解员是一次“组织考验”，而我优先强调了个人需求——回老家看奶奶，没有把组织任务放在第一位，他很生气，说：这样的人是不符合团员资格的。
我一听跳了起来。“什么组织考验？纯属是圈套。他说是自愿活动，那我就有选择权，怎么就成了我不接受组织任务？真是小题大做。为什么他们不考验别人而偏偏考验我？是不是就因为我是高干？”我气愤地对她们说。
我的两个入团介绍人对我的直爽颇有了解。她们一面同情我，又一面埋怨我“头脑太简单”、“太不会做人”。最后她们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你还是赶紧写一份汇报书，谈谈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越及时越好……
我气坏了，以往种种被曲解、被愚弄、被不公平对待的压抑和愤怒吞噬了我。那天正好下暴雨，我一头冲进雨中，拼命蹬着自行车，滚热的眼泪和初秋的冷雨立刻交汇一体，任自己淋个透湿。街头的人都在躲雨，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在暴雨中。我想起那只勇敢搏击暴风雨的海燕，仰起了头，心里大声喊着：来吧！来吧！我还想唱一支歌，想了半天，嘴里哼哼出一句杨子荣的唱词来：“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
那年头，我甚至连一支表达忧伤的歌都不会唱。
一个星期以后，我向团支部上交了《我的认识》。这件事我没想通，违心给自己上纲上线自我批评了一番，才平息了数学先生和团支部的激动。
数学先生考验了我一把以后就调回山东老家了。新班主任是一位晋南口音的瘦高个中年男子——语文先生。
语文先生没有数学先生式的高谈阔论，他话很少，却有分量。他也不像数学先生那样靠个人威信来凝聚班干部，他靠“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找每一个人私下谈话，然后分别强调：“今天我说的只有你一人知道，可不要对别人讲呵！”如此一个暗示，使每个干部都觉得自己受到格外重用，在他面前争爱争宠，彼此之间又相轻相妒。整个班风一下子就改变了，人与人之间变得紧张防卫起来，什么都罩上一层神神秘秘的色彩，这使当时只有17岁的我颇为费解。
语文先生分析能力很强，有时能把鸡毛蒜皮放大成飞机大炮。他看问题有深度，但有时过分深奥，你得用心去猜。所以我喜欢听他分析课文，但不喜欢他分析人。按照他老先生的说法：我的组织观念问题不是个一般问题。它反映一个人的觉悟。我必须接受组织一次、两次，甚至更多次的考察，从时间上来说也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
半年时间真的过去了，团支部发展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团员，却没有人讨论结束对我的考验。他们一直说我的认识不够深刻。我实在搞不懂怎样才叫认识深刻。而且，我才思枯竭，也实在想不出再闹几件“神经不正常”的事件出来。我索性看开了这件事，把精力投注到阅读小说上，平时只和两个与我气味相投的板报组的女生来往，懒得向领导们没完没了早请示晚汇报，写认识，自我批判。
临进1974年时，政治空气又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运动一个个接踵而来。
1973年底先是黄帅的“反潮流”事件。
黄帅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她对老师不尊重学生有看法，在日记中批判了这种“师道尊严”。后来不知道怎么被江青发现了，黄帅的日记就发表在了《北京日报》上。大家后来也不知道日记到底是否出自黄帅之手，反正这位小女孩一夜之间就成了“反潮流”英雄。教育界由此开展了一场教育革命，各式各样的“反潮流”英雄也竞相争艳。
1974年2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我与孔子（我们叫他“孔老二”）素不相识，结果这一批判，我反而对儒家和法家哲学思想有了了解，觉得极其深奥，不好批判。学校主要针对孔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来批判，从而明确肯定了我们毕业后的“必由之路”并不是升大学，而是上山下乡。
3月份时，山西省文化局集体创作的晋剧《三上桃峰》受到了批判。《三上桃峰》违反了样板戏“三突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则，写真实生活的黑暗面，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回潮。语文先生为此组织了一个写作组，我是四大笔杆之一。那时候起，我才感到自己马列主义理论和各方面知识的贫乏，该学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当时我并不懂这接二连三的批判运动有何内在联系。许多年后我才慢慢明白：这是“四人帮”在邓小平复出后，对稍稍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所进行的一场反扑，目的在于掀起风暴。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直到邓小平被再次革职。
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中，我们班上发生了一件“纸条事件”，肇者是我和我的同桌李菲。
就像江青发现了黄帅，我们的新班长是在“反潮流”运动中被语文先生发现和提拔重用的。语文先生认为新班长有思想，有反潮流精神，特意分配她帮助解决我的“组织观念不强”的问题。在她每一次与我谈话时，她刨根问底的提问经常让我觉得她妈生她时不小心把她脑袋挤了一下，使其脑神经排列出现扭曲错乱——她整个思维混乱，不懂装懂，经常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一点也不喜欢她。
当时，我们班有几个女干部孤注一掷地角逐一个高干男生，班长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对她的反感，我们进而对那男生起了反感，叫他“公子”。
李菲是个才女，能写会画，安静幽默，又很小资产阶级。我俩口味相投，关系很密切。有一天，她上课时给我递了一个条子，上面写道：×小姐献媚心切，万水千山只等嫌（毛主席诗词：万水千山只等闲）；公子哥拂袖而去，有眼不识泰山。”她大概当时在说班长向“公子”献殷勤时受到冷遇。我看后朝她偷偷会心一笑。
至今我也不知道，这张条子是怎样落到班长手里的。我惟一能够猜想到的无非是我粗心大意：交日记本时不小心夹在了里面？我当时断然不愿意去想：她私下翻了我的课桌。总之，该纸条被交给语文先生，立刻引起他的极大兴趣。
语文先生把这张小纸条称作“纸条事件”，通报了团支部，说这绝不是一张纸条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我“思想意识不好”，搞小团伙。然后他们严守秘密，对我和李菲进行秘密观察盯梢，期待着收集到更多的证据后整理我们，借此机会平息班里对他俩的种种议论。
我的入团介绍人是个直心肠人，极爽快，除了对我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埋怨外，平时很哥们。有一天，她把我拉到教室外面臭骂了一顿，说：“你她妈怎么搞的？本来屁股上一堆屎，擦都来不及擦，还嫌不够，还自找麻烦。你的团还入不入了？”然后，她告诉了我“纸条事件”的前前后后。
团领导们终于有一天召开了会议。由于李菲不是团员，而我正在接受团组织考验之中，于是我成了“纸条事件”的主要承担者，大家就此事件给我提了一大堆意见。
他们说我（们）搞小团体，不广泛团结同学，有小资产阶级作风，自由主义，不光明正大，搞阴谋诡计，组织观念不强，思想意识不好……语文先生还说我“人小鬼大难招架”。
我不服气，反驳说：“搞盯梢、收集材料、捕风捉影整人的人才是搞阴谋诡计！”
我知道这下我是入不了团了。我她妈的不入这个团了又怎样？决心一下，我突然感到一阵解脱。随着我的破罐子破摔，没人再来找我的麻烦，挑我的毛病了，也没人没完没了地要我交汇报，找差距，谈认识了。这个长久而痛苦的自我改造终于结束了。我听到心里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说：“我了解自己：我比他们都好。”
20年来，这个声音一直伴随我长大，伴随我渡过一切艰难挫折，它还将伴随我走完后生。 20多年过去了。在我回国探家时，我见到了一些当年的同学。饭桌上，大家除了回忆青年时代的纯洁友谊之外，也自然谈起关于团组织考验我的事。我以一声大笑盖过了那一段历史，而他们却反思得很认真。有人赞扬我：“早就看你个性突出，有不寻常的胆识。”有人揭发榜样之人们如何整理我们这些“群众”的内幕，还有人拼命向我表白，她们是一直站在我一边的……
也许在当时，我为入团不顺显得愤世嫉俗，是因为我曾经那样地热爱和向往共青团呵！但如今，我也并不为自己的最终超脱而感到安慰多少。毕竟，在我们整整一代人里，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经受时代的一次次炼狱而脱颖而出？政治跌荡，社会改造，人与人的恶斗磨灭了多少理想、信念、斗志、才华？就拿我的54个高中尖子同学来说，有许多人比我聪明，比我学习好，比我有理想、比我有文采，比我能吃苦，但后来仅有11人.上了大学，其中只有我和另一个高干上了研究生。后来又是我俩靠自己折腾先后出国学习。当听他们对我说“你给咱们在外国好好挣大钱，将来也让老同学沾沾光”时，我真是无言以对。
在我成长的那个极左年代里，个性本身就是一种反动。为了达到一种整合，所有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性格特点的男女青年都赤裸展开自己的灵魂，任几个少数“楷模”在上面鞭打刻划，然后经历炼狱般的考验改造和自我否定，而成为一个没有棱角的大多数，这叫夹着尾巴做人。
这种整合磨灭真诚，降低智商，制造谎言，鼓励平庸、排斥杰出。
这种整合后来爱刮风，爱跟潮，爱攀比，爱发牢骚，爱靠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爱自己受苦也爱别人遭受痛苦。 本文选自《丫头，你嫩嫩地嫁了吧》，（美）老六／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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