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龙脉“上修炼
——读陈有清新著《苇灯》忆老文化馆的日子
□顾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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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如东乃至江海的文化翘楚，陈有清老先生应是硬核的一位。遑论如东第一部长篇小说《映天红》的主笔、第一部报告文学集《东风满帆》的主编、第一部诗歌散文集《延水奔流》的主创，仅是他涉猎电视剧、史学、方志学、科普等艺术门类之广，指导的文学青年、扶掖的文学新人之多，在如东无出其右。尤为令人惊叹的是，八十一岁的高龄仍勤于笔耕，新作迭出。继《双月楼诗词选》、《俗语诗辑解》、《鱼趣》等新著，陈有清近日又推出《苇灯》一书，为读者点亮心灵和视野。翻阅此书和县文化馆馆长丁必忠的序，倍感贴心和亲切。品读忘我，渐入佳境，老文化馆的“龙吟凤鸣”，又在我的耳边悄然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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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龙卧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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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年前，我在桐本乡插队，《新华日报》来信拟录用我写的一篇长叙事诗《红花向阳》，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文化馆通知我去改稿，并随后参加文艺创作学习班。指导老师，就是陈有清。
陈有清时任文化馆副馆长，负责文艺创作辅导。馆长先后是康平和李世宏。当年的文化馆坐落于掘港镇市中心，青瓦黛墙、老宅陋巷、草木葳蕤，有古朴清逸之气。全馆呈长条状，形如卧龙，老掘港人说，文化馆风水不错，龙头在砖桥口，龙尾在北马路，龙身则由一个个前后贯通的小院落连缀而成，可谓“龙脉”吉祥。对此传说姑且听之，但文化馆有丰富深厚的史绪文脉，大家荟萃、藏龙卧虎，倒也有“龙脉”的意思。
在我的印象里，文化馆的老师人人功夫了得。作家陈有清，书画家康平、潘宗和、尤文绚、汤继明，雕刻家曹振华，音乐家江正林、季忠坦、吴尧，社会活动家吴功伟。称他们为“家”，绝非妄言。当时我曾忽发奇想，如东“庙”小，倘在京师省城，这班人说不准就是徐悲鸿、雷振邦、沈从文。后来我县王冬龄、丛志远、丁杰走出去就是“化茧成蝶”的明证。当然，“人生处处是青山”，这些老师蛰居江海一隅，甘为绿草、春泥、人梯，实实在在的讲，还是基于对农村宣传文化阵地的挚爱和坚守。
文革中期的文艺领域，盛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周年，文化馆借风行船，将群众文化事业搞得风生水起，一种“边学边创”的知青学习培训方式应运而生。翻开《苇灯》，犹如一个长镜头在馆里由南向北推拉摇移，定格在取景框里的风景，次第是美术班的“丹青落纸，翰墨从心”，是摄影班的“慧眼独具、妙手偶得”，是文学创作班的“行云流水、击节华章”，更多的镜头是遍布全馆的“手不择卷、书香四溢”。点石成金的文化馆，在文革贫脊的文化荒漠里，成为广大知识青年心驰神往的文艺“圣地”。正如丁馆长在《苇灯》序言里如数家珍，一大批曾在文革中迷茫、但还揣着一丝文化梦想的学子，无不由此发韧和启航，在这没有窑洞的“鲁艺”，实现了精神上的自我救赎、逆袭和放飞，成为驰名江海乃至蜚声中外的文化精英。从陈老师《苇灯》及其序言和“文化馆人”的回忆中似乎看到，岁月磋砣、夜色浓重，一盏苇灯如炬，在原野上慰藉了“风雪夜归人”，照亮了漫漫人生路。这本书从励志和自强两个互动侧面，凝炼了融汇于如东精神的“苇灯”精神，激发了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虽年代久远，别梦依稀，但令学子们刻骨铭心的，是文化馆老师们育才筑梦的“烛照”之功。
初见陈有清，清癯、儒雅、和善，谈吐睿智而见解独特、新颖。翻开《苇灯》，当你看到陈老师为陈咏华、陈祥志、徐健、汤夕华、汪剑坤、高保国、丁杰、孙同林、刘克勤、桑晓梅、王晓晴、韩国文、刘士辉、张晓凤、秦志强等人的作序或评论，你就会知道他对我们言传身教、耳提面命是多么真切和生动。作为惜时如金的作家，他的操心和劳碌是“班主任”式的。释疑解惑的侃侃而谈，带队采风的行色匆匆，善解人意的嘘寒问暖，勾勒了真实的“印象陈有清”。其后数十年间，每逢学友碰面，大家都会动情地提及陈有清。我的好友、英年早逝的徐忠人对我说过，当年陈老师带他和徐陵深入浒零农村培植“石九兰创作组”，患有眼疾，还坚持帮助修改诗作；曾在县通讯组一起学习培训过的市档案馆副馆长肖正德对我说过，当年跟随陈老师出海体验生活，在风浪中构思创作《东风满帆》；曾在县宣传部共事的季峰副部长对我说过，当年他在馆里生了急病，是陈老师用大板车把他拖到医院急救。这些都沉淀在陈老师《苇灯》的叙说里，仿佛触手可及，成为那一代“文化馆人”最深沉的集体记忆。
陈老师常给我学习机会，他曾叫我去南通参与校对市文化局孙家玉的长篇小说《战火催春》。主校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顾关荣，一位资深的老编辑。章章节节、字字句句的精勘细校，顾关荣的悉心指点，是对我文学素养和文字功底的实战提高。其后，陈老师又带我拜访了他为主创作的长篇小说《映天红》的责编，还是顾关荣。顾老对《映天红》的高度评价，使我又一次受到文学美的熏染，并由此对陈有清、徐春林、陈祥志创作团队充满敬佩之情。
曾在工会工作过的吴功伟老师善于管理。他的敬业精神，古道热肠，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他常在疾走，每当疾走，必有涉及馆务和学员的急迫之事。吴老师阅历甚广，内涵丰富。在讨论你的一份稿件时，他先是凝神倾听，然后稍加思索，便站起身来，用他亲眼目睹的一本书、一出戏的精采章节和片断加以佐证，果断或委婉地对你的作品予以肯定或否定。商榷时一时兴起，他会抹一下下巴，抚着你的肩膀，将脸凑近你的脸，令你几近零距离地感受到他的“激情四射”和“推心置腹”，从而茅塞顿开，大彻大悟。若你听到他独特的爽朗大笑，放心！你的文章和做事必有他满意之处。吴功伟的儿子陈力后与我在县委办共事，我常和他谈起他的父亲。老师已经仙逝，我很怀念他。
我进文化馆遇到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潘宗和，他告诉我如东历史上第一个扮演白毛女的是我小姨，故而增添了我作为一个“白毛女传人”的文化自信。潘老师身材魅梧，性情旷达、率真，极具亲和力，门下“弟子三千”，却毫无大师做派，我喜欢和他谈心，人生的几次职业换转都征询过他的意见，我喜欢看他挥毫，他融汇于书画作品中超凡脱俗的艺术想象，如水墨晕润开来，在我的心头漾起涟漪，给我以灵性美和大雅风的开化启蒙。进馆不久，他曾为我手书一幅字“文章得失不由天”，这句话我一直奉为座右铭。
文化馆的历炼，为学子们的人生增添了亮色。就我而言，尊崇师表，开启心智，增强文学修养，锻炼文字功底，这对胜任以后的文秘、新闻、宣传以及行政工作起到了强基固本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龙脉”上修练，大约每个学子都“阿弥陀佛”，终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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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汤”的引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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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与我同在文化馆学习创作的有顾光燧、陈震、季峰、丛国林、何海兵诸兄，平时在县二招就餐，唯顾光燧用小煤油炉单独开伙。某日大伙儿正堆在一起高谈阔论，我悄悄退出，踅进光燧的寝室，将他煨好的一搪瓷缸鱼汤一扫而光。待光燧回过神，大呼小叫抢进屋来，鱼汤缸底已朝天。
喝鱼汤的恶作剧，纯属友情无忌。鱼汤固然鲜美，但令我们真正大快朵颐的，还是回味无穷的“心灵鱼汤”。在文化馆附属图书馆提供的精神盛宴面前，我们都是如饥似渴的“老饕”。
冬日的斜阳照进窗棂，满目的木质书橱排列有序，浩繁的藏书折射出诱人的光泽。满架的新鲜报刊，飘逸出墨香和暖意。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书的世界，欣喜之情，犹如如东一句俗语“细狗儿掉到油锅里”。那些在文革特定时代不宜公开的所谓“封资修”禁书，以文化馆“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和“为革命文艺创作作参考”的理由，堂而皇之地成为我们手上捧的、桌上摆的、床头放的“内部读物”。酣畅淋漓地读书，是文化馆得天独厚的享受。文化馆的日子，也是沉下心来读书、“宁静致远”的高光时刻。
几期学习班，我有幸与冯新民、严清、林启桢、王其康、肖正德、汤夕华、徐健、陆立信、管海琴等成为学友书友。回望读书春秋，印象最深的，还是七三年戏剧学习创作班的几位朋友。
在终日相伴的哥儿们中，顾光燧年长一点，馆里人谐音戏称他“光绪”，我曾打趣“此馆称龙脉，原来有皇帝”。“光绪”的龙体稍显文弱，却有一个健硕的笔名“铁牛”，由此定义了他的禀赋：来自农村，热爱土地，勤于耕耘，不怕吃苦，“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图书馆丰富的“草料”中，最适合他胃口的是因乡村的贫脊而无缘相识的世界名著。光燧读书有个好习惯，就是记“随笔”，他的随笔本可谓百科全书，读书感悟、华章摘句、灵感火花、生活记事、人物肖象，一应俱全，有的就是独立成篇的美文。思维的碎片集锦成就了光燧的厚积薄发，其在文化馆的文艺创作出类拔萃，不时有《后代》、《好马快步》等小说见诸报端。学友各奔前程之后，光燧除在广播电视业是一个享有盛名的主任编辑，还先后结集出版了《记忆深河》、《有心插柳》、《今夜月圆》等作品。其文风质朴清新，自然流畅，神似作家浩然。其女溯溯曾与我在计生委共事，近日谈到她父亲年近八旬，双目几乎失明，还每天坚持在自制的钢尺凹槽里摸索着写作，闻之百感交集。人各有志，光燧确实是一个为文学而活着的人。
如果说光燧有“浩然”作家之气，那么陈震则有“秋雨”学者之风。此兄教育科研述著颇丰，获奖连连，退休后仅在《沿海教育》开辟“子丑读书”专栏，九年撰稿百余篇，达60多万字。各地请他讲座者众，忙碌得我常戏谑他是“百家讲坛”。追根溯源，陈震的学识大概也有部分来自文化馆的苦读。陈震嗜书如命，读书用“青灯黄卷”形容毫不为过。我与他在文化馆同居一室，对帐而眠。夜半醒来，常见他伏案埋首，“孜孜不倦”。记得一个冬夜，他借到一本最新翻译的苏联伊万.沙米亚金的长篇小说《多雪的冬天》，兴奋地和我谈起书中的章节，对其普世价值、抒情风格和叙事架构的解析和赞赏，让我惊叹书的神奇魅力。如今陈震实至名归地荣膺“南通十大藏书家”的名号，继续着与书的缠绵。在他家里，我曾打油一首：“满目尽书橱，当惊江海殊，陈震何处觅，是人也是书”。
丛国林始料不及的是，十多年后，他竟成为如东图书馆副馆长。我以为这是组织上慧眼识珠、德才最为配位的提携。国林是陈老师在双甸办班“拉”出来的“秀才”，为人厚道，性情内敛，博览群书，耐得寂寞，对古籍史典颇有造诣，有太史公遗风。且写得一手娟秀好字，编辑校对，诗文钩沉，无一不精，由他担纲编辑的七卷九册《如东民间文化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有清质疑清代赵曾望撰写的对联“鱼戏枝头鸭宿水”有误，专门与国林商榷，讨论是否应为“鸦宿水”。由此可见陈老师的治学严谨与对国林的器重。
读书，与圣贤对话，是修练；读无纸书，听智者布道，也是修练。陈有清老师通过协调，把原在省市县文联和新闻战线的季茂之、顾爱同、张佩华等老同志从下放劳动的地方请到文化馆讲课，这在当时确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护才”之举。陈老师还请在职的老师学者前来开讲座。记得一次通师周溶泉教授解析《沙家浜》的艺术特色，讲到芦苇荡里为何响起三声枪声，第一枪什么意思，第二枪有何含义，听得我们一楞一楞的，由此明白发散思维为何物。陈老师本人博古通今、工诗善文，翻开《苇灯》“诗说”、“书评”、“浅论”等节可知端倪。他讲课我们很爱听，深入浅出，入脑入心。为了让我们掌握诗词韵律，他将十三个韵脚喻为一句话：“月下一哨兵，镇守在山岗，多威武”。陈老师常结合解析一个作品，要求将传统文化的元素，溶入到当代艺术语境中加以拓展，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强调“作者既要有书卷气，也要有烟火气。灵感来自生活的本源，脚踏实地，方能妙笔生花”。陈老师在《苇灯》中诗云：“一味真情价几许，心底秋潮纸上声”，这是他对文学青年的希望，也是他自身的真实写照。
“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应如是”。我与哥儿们因入馆而结缘，因读书而相知，平时一句“不用解释”，成为我们心有灵犀的口头禅。我喜欢看杂书，喜欢看古今散文，喜欢看鲁迅、老舍、钱钟书等当代大家带有幽默乃至辛辣味的文字，故思维较为跳跃，常在相互逗趣时扮演主角。清风徐来，皓月当空，在开遍藤花的小院，我们常引经据典，谈天说地，妙语联珠。文化馆的日子，快乐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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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幕拉开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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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南通地区和各县每年都要搞文艺调演，这是对基层群众文化创作水平的检阅，县领导和宣传文化部门都极为重视。陈老师曾指导赵志达学友编印曲艺资料，一月一期，提供给基层文艺宣传队“大演大唱”。由此，创作文艺节目，也是我们在文化馆“边学边创”的主要任务。
记得有一年，馆里布置我创作一个开场舞，名称叫《如东誓成大寨县》，要求是气势恢宏，鼓舞人心，还要求歌舞说唱“集大成”。忙活了一阵，部里领导对节目文字也审阅定稿。在刻印前，我发现因删改调整，文理有些不通了，遂吩咐刻钢板的还依我原来的稿子来，结果可想而知，宣传部丁玉祥组长将我叫去训了一通。若干年后，我在县糖烟酒公司工作，丁组长调至邻近的食品公司任经理。忆及此事，丁经理笑着说：“你胆子也太大了”。
“犯上”固然是个教训，但也表明我们创作态度是认真的。当时馆里明确文艺创作“以小戏为纲”，故“逢班作戏”，经年不变。陈老师当年相帮丰西二大队创作组邓丽华写的地方戏《两亩地》，入选全国“青创会”交流。我和同伴一起写小戏，记得那年顾光燧写的是《海角红医》,陈震写的是《五分工》。我是遵照陈老师的建议，只身前往北渔乡黄海渔业大队出海体验生活，搜集素材，一路上“主题先行”，着意歌颂一位艰苦创业、一心为公的渔村党支部书记，歌剧名就叫《东风满帆》，这是陈老师主编的报告文学集的名字。在渔村晒脱了几层皮，回到馆里开始设计人物，搭建框架，构思矛盾冲突。记得当时特别钟情样板戏的唱词之美，于是“不怕类犬学画虎”，在陈老师的指点下，仿效了“智斗”式的对唱、《奇袭白虎团》式的主唱、“打虎上山”式出场唱和《杜鹃山》式的韵白。至今脚本荡然无存，但我还能背出剧中英雄人物李征帆的出场亮相的大段唱词：“乘长风，率船队，满载而归。渔歌脆，人声沸，霞光绚丽映樯桅，港湾春光秀美。半月来，抢风头，追风尾，雨浇头，浪打背，劈风斩浪逞雄威，驰骋大海任来回，捞来金山银堆，虾壮鱼肥。学理论，夜伴渔火谈体会，心明亮，目光锐，增才干，长智慧，风浪练我新一辈，船队是海上长城，钢铁营垒……”。在南通会审各县剧本时，大家一致评价该剧唱词“很美”，我由此信心大增，幻想将来到什么专业剧团编编戏文，大约也能养家糊口。那次到渔村采风，还搞了点衍生品，除创作发表几篇散文，报告文学《黄海中的紫色》还被《中国渔业》杂志刊用。
节目的台本和音乐创作结束，从全县各地选拔的演员便吹响了集结号。一次，演员住宿在县城北郊砖瓦厂排练，俊男靓女，各显丰采，不少是掘港镇的文艺骨干，如朱正平、陆祥斌、李清顺、刘育山、鲍金坤夫妇、陈美夫妇等，群众皆耳熟能详，“粉丝”甚众。与我同插一队的南通知青严慕云擅演反派，台上“浑身是戏”。原南通地委书记的儿子周小峰和如东姑娘宋正如、杨晓燕等舞姿超群，吸人眼球。领队张惠垣是县文化局的干部，责任心极强，令行禁止，不怒自威，我们都很敬畏他。小戏导演张老是个有来头的资深导演，除了有时询问创作意图，便是郑重其事的导戏。有个节目，马塘中学的潘老师腆着肚子，用手风琴拉出火车行驶和汽笛呜放的效果，惟妙惟肖，观众闻之惊诧不已。江老师除了作曲编舞，本身也是独唱演员。我常为他响遏行云的“新店山歌”所震撼，便也“鹦鹉学舌”，暗中跟着哼哼。不料此“新店山歌”相伴人生，成了我日后职业生涯中集体娱乐活动的保留节目，动辄登台献演。
制作道具，本人自诩“能工巧匠”。当年创作了一个小歌剧叫《三担青》到地区会演，主题是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舞台上一棵大柳树，美工画了树干，为追求立体效果，我剪了无数段草绳，把绿绢纸剪成小碎片嵌入其中，凌空一挂，便是“春风杨柳万千条”。为了制作两担秧苗，吴功伟上街买了两副竹篮，我到农村拖来两捆稻草，按秧苗模样铡好扎紧，在院内一角支起大锅，烧水染色，整理好几可乱真，活脱脱两担嫩绿的秧苗。
节目开始彩排，我们搞创作的便“放下身段”，听从调遣忙“剧务”，有管服装道具的、有帮着换装布景的，我的任务则是——拉大幕。
“拉开历史帷幕”是要有担当的。张领队严令必须根据剧情、音乐和队形，分别做到“徐徐拉开”、“不急不缓”、“幕急落”等。但我站在舞台一角拉幕常不得要领，缓急难以掌控。张领队亲自示范，面授机宜，渐渐的开合有度，如影随形。张领队甚为满意，居然在队前予以表扬，我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之后人生，凡观戏剧演出，均以“内行”眼光对拉大幕者点评一番。
在县里和地区演出，固然都是“圆满”和“成功”的。大伙儿为县争光的集体荣誉感迸发出“演出处于最佳状态”的活力。但有一次令我们兴奋的，不是某个节目获奖，而是留守馆内的陈有清老师打来电话，告之前期江老师手表失窃案告破，外来小偷已捕获。何来高兴？因为我们感情上已将文化馆视为“家”，家者，净土也！岂容梁上君子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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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后文化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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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被桐本乡鲍国余书记召回，担任文化站长，这得益于在县文化馆“深造”过。
县文化馆不仅是县城的“龙脉”，它的“龙须”，延伸到全县每一个角落，尤其各级各部门将宣传毛泽东思想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因此，如东农村文化事业和文艺宣传如火如荼。农民当时虽然肚里清汤寡水，但眼福还算不浅，一是看露天电影，二是去“看剧”（农村土活，将看文艺演出一律叫看剧）。大凡有点文艺细胞的插队知青和回乡知青均粉墨登场，说起来匪夷所思，大队几十个人就能整出全本《红灯记》、《沙家滨》，可谓时势造英雄。
我和南通知青王炘曾学习培训于马塘区文化站，在文化馆时与丁觉非、赵志毅、刘昌年、蔡秉礼、於維卿、昝敬之等各区文化站的老师过从甚密，受益匪浅。公社文化站开张伊始，我是“本乡本土，照舅烧煮”，俨然以“县文化馆、区文化站出来的”按葫芦画瓢，确立了开门办站、“边学边创“的工作思路，请县区的老师对全乡的文艺骨干进行培训，并从中网罗一些“唱念做打”的尖子组成文艺宣传队。一时间，公社大礼堂五音杂陈，热闹非凡，招引得邻近的顽童爬满了窗户。
创作更是五花八门，陈老师要求“接地气”，我便“乡下狮子乡下舞”。方言说唱和小戏尤为农民喜爱，我入乡随俗，什么“鞋子一拖跑到曹埠，脚一跨到了芝麻洼”之类的顺口溜张口就来。大约受到“文化馆”的润滑，当时似乎脑子特别灵光，我和后任文化站长的沈春涛居然有这“本事”，有急任务临时编排一个节目，能在后台轮流写出“四句头”传到台上，竟然还赶得及说唱。编排节目，文化馆的老师现场指导，有求必应，帮助看剧本的、谱曲的、导戏导舞的，“娘家人”就是给力。桐本乡有一个全地区有名的少年武术队，我根据陈老师的“点子”，以武术队为元素，创作了一个所谓“批判资本主义教育路线”的小话剧，剧名叫《180度》。晚上彩排，轮至这个节目已是半夜，有人说不是正式演出，小孩过过场就行了。我想起张惠垣的认真劲儿，咬着牙说：“上！”硬逼着十几个睡眼惺松的小朋友一个个在台上翻筋头。虽说满意过关，但后来细想很是后怕，万一这些孩子有个闪失，我如何向人家父母交待。
夜晚，每到一个大队演出，搭起戏台，汽灯高悬，锣鼓敲得震天响，十里八乡的农民扶老携幼，黑鸦鸦在台前压了一片。“身边的人演身边的事”，演员们演得特别卖力，观众们看得十分投入，掌声叫好声不绝于耳。有一个说唱节目叫“夸夸我俫样板片”，六个男女青年自编的骑自行车的舞蹈动作，观众都喊“像！神像！”。散场后，望着乡亲们三步一回头地远去，我似乎感到乡野的风特别舒爽。
某次，马塘区文艺会演，看到文化馆的老师端坐在台下，我卯着劲儿要“露一手”，不料演出一个节目叫《扎红灯》，姑娘们正在台上翩翩起舞，江老师突然走上台侧对我说，伴唱中有个“公鸭嗓子”很刺耳，已影响演出效果。我凝神一听，果然！忙喝住那位伴唱闭嘴，并要落幕重演。区文化站昝老师按规劝阻，我年青气盛，一把抓住幕布使劲一拉，不料大幕从天掉落，台上演员呆若木鸡，全场大哗，演出搞砸了！
农村文艺演出需要的道具，县文化馆是欲借尽借，吴功伟老师常亲临指导制作。有一次，制作红灯需要样品，遍寻无着，吴老师说：“你到赵大姐家去看看”。
赵大姐出身京剧世家，在县文艺宣传队帮助化妆，大家都很喜欢她。我到大姐家一看，果然屋里挂有一盏宫灯，造型典雅华丽。我喜出望外，开口索借，大姐欣然应允，帮我摘灯的是她的女儿，一位娴静的姑娘。宫灯后来有无归还已经忘却，但五年后，赵大姐成了我的丈母娘。
吃“十八桌半”的大媒人，就是画家康平，县文化馆德高望重的老馆长。还尚未时兴的证婚人，则是陈老师。
哦！本想在老文化馆学个掌笔“龙飞凤舞”，不意在生活中收获了“龙凤呈祥”。“龙脉”吉瑞，异彩纷呈，诚如是。
此文原载于《如东日报》2020年9月18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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