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东西方音乐差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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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r de lune (德彪西：月光)James Galway;Marisa Robles;Claude Debussy - Clair De Lune: Music of Debussy

人文学科不同于社会科学之处在于：前者主要包括文、史、哲、艺术、美学等，其研究是不确定的；后者主要包括社会生活形式、内容、组织、作用等方面，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研究是确定的。1970年代以前，西方音乐民族学主要是以实证为主的，其影响根基源于民族学实证方法（田野考察、录音、记谱、统计、定量等方法）和早期埃利斯音阶理论的客观实证研究。这种实证研究对80年代中国音乐传统研究产生些许影响，如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做“客观”的如音阶、调性、调式、音程、旋法、曲式等方面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证实过去，如“中国的五声音阶是在高度发展的封建时期产生，而非洲的五声音阶是原始社会产物”，局限性便是缺乏人文科学研究，结果就是为了证实过去，从而放弃对音乐中“人”的解读和现代意义的解读，从而部分造成了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今日常生活和音乐实践中的“意义危机”。将“现代”让位于西方音乐主流，也是因为把中国音乐纳入以西方音乐结构为标准的“科学”与“客观”实证研究中，“活”的意义经过实证后成为“过去的”或“死的”文化。

从70年代起，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符号学、美学等人文学科研究开始进入音乐民族学领域，这与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出现的“从客体转向主体” “从存在转向思维” “转向语言”的趋势相关。人类学中的“他群” “他民族” “他文化”传统是指“非西方”，由殖民主义产生的种族中心方法，使经典人类学的论述有意无意地散发着西方优越感，以此为出发点去说明被主宰的非西方民族。由于世界正通过技术、传播、人口流动而迅速一体化，人类学家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定义。西方音乐的研究也需要人类学化，即以西方本身为研究对象，同时提倡“交替的人类学”研究，即西方与非西方互为研究对象。这一经验层次上的变化表明认识论上的突破与重新取向，导致对经典方法论及其理论基础和“他性”概念进行审视，并重新定义。“他性”不再是异国、异民族的同义词，它往往指有重要的“差异”，如性别、年龄、阶层和种族等，超越了民族界限，并承认“他群”。“他性”有主体地位，而仅非客体地位，于是“自性”与“他性”成为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

西方在哲学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长处是值得借鉴。现象学与解释学是当今西方人文学科的基础方法。不了解现象学与解释学就无法把握当今人文学科研究的向度。简单说，现象学主要目标是摆脱一切因果解释的理论和一切未经考察过的假设与偏见，把对于世界中“自然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以及历史上曾出现的传统哲学观点统统“悬置”起来，直接观察现象抵达事物本质，实现“现象的还原，本质的还原和先验的还原”。现象学方法的意义是对于突破当今西方传统音乐学理论框架垄断下的音乐研究，对“自性”或“主体性”的音乐理论重建有着重要意义。日本比较音乐学家岸边成雄提出过：“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而现在欧美学者却经常用近代音乐概念去进行比较，认为近代音乐的理论就是普遍的音乐理论，并用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去说明解释音乐现象，持这种观点的不乏其人。如果认为比较音乐学目的在于根据新的素材去纠正那种把近代理论视为绝对普遍理论的错觉，那么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

今天，继续现象学思想方法的讨论仍有重要意义。因为，在西方音乐理论强势主流话语权下，先入为主的偏见带来的结论已非某个人、某篇文章所能澄清，必须进行系统的“还原”梳理，才能弄清各种音乐现象的本质。如对中国音乐流派风格音响分析时，应将“音阶、音程、调性、调式、曲式”这类西式等概念分析“悬置”起来，凭敏感的直觉去听辨。对比声音的变化和差异，听辨应该熟悉并不放过任何细节，并用感性与理性的方式去说明。细小微观的声音参项和变量对中国音乐风格的分析很重要，正如不熟悉某方言的人，肯定听不出该方言词语的音响、音色等差异。西方传统音乐中，音程、和声是基本的音响参项和变量特征，但绝不代表中国三百多种戏曲、曲艺中的基本音响参项和变量特征。再如：中国音乐变化的方式必须“还原”于其哲学方法,中国音乐的审美方式也必须“还原”于其文化文字、语言、艺术感知及认知的方式，不能用现成的西方音乐构成的哲学方法和美学理论来做结论。

不能用西方音乐与哲学形式逻辑来分析或硬套中国音乐与哲学，或用西方音乐与语言注重形式逻辑的“语法”去判断分析中国音乐“偏重心理，略于形式”（如演奏唱者主体阐释）的语法。因此，必须考虑其音乐文化系统中“现象的还原，本质的还原和先验的还原”。解释学也需要了解的方法，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阐发研究与解释学是相关的。历史上，解释学原只是一门关于注疏、训古古籍文献的学问，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演变成一种很有影响的哲学理论。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将解释学分成三个领域：美学领域、历史领域和语言领域。他重视对传统审美理解所构成的历史性因素，突破传统美学的价值观，不再进行对“确定性”的把握，而转向对“不确定性”，多元意义解释的追寻。他将理解看作人自身存在方式和意义生成的方式，并指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理解过去意味着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人类通过与'解释学相遇’来达到理解的真实。在不断理解中超越自身，在不断更新、发展着的'效果历史’中，不断地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重新对自己和文化进行反思的批判。”

近年来，文化语言学对中西语言差异的思考，无疑也为音乐语法差异的解释提供了新思考，如：“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无逻辑、无语法等基本特点当作我们的最大弱点和不足。与此同时，欧陆人文哲学却恰恰在反向而行，把西方文化重逻辑、重语法的特点看作他们最大束缚和弊端。所有这些，自然都使得今日的文化比较和文化反思具有了更为复杂的性质，要求我们作更深入思索。”

二十世纪，有关中西音乐的许多争论都停留在“体用” “实用” “高低” “先进与落后”以及对抗性的情绪中，缺乏学术根基和学科建设对话及冷静分析对话，致使中西音乐文化的比较无法深入。无疑，中国音乐传统将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参与平等的国际性学术对话和音乐理论的重建，中国将为世界音乐发展提供其“主体性”的意见和理论根据，而不再仅仅作为一种“依附物”，听候主流话语对于未来发出的“指令”。不可否认，西方音乐权威话语依然是主流话语，在当今中国音乐教育中处于中心地位。如果对西方话语采以抵触、对抗、排斥，甚至“打倒”的态度，不做深入了解和研究，必将破坏对话的气氛和条件，并把自己再度封闭起来。反之，对西方音乐不做比较分析，唯新是图、一味盲从，也不可取。历史是流动的大河，中西两条航船都有各自面临的问题，中西音乐传统流派都存在危机。进行平等对话和“交谈”，世界多种音乐文化之间的了解和交往，便能逐渐消解西方音乐的“中心性”，形成多元共存的开放性局面，实现中国音乐传统理论话语的重建，在新的音乐历史语境中，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进行新解读，获得中国音乐话语的现代意义。

编/茶茶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