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更：不止一个写作的人跟我说，头脑经常一片空白，想不到周实兄也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东西太多了，才不知从何说起？或者就像有些作家的灵感，往往来自对别人作品的阅读？你经常需要一个启发你思维的人吗？或者需要一个高明的提问者？ 周实：世上的人，世上的事，世上的物，都是无中生有的呀。无就是有，有就是无，我们多在有无之间。说话需要一个话题，对话那就更是了。你这里提出话题了，话自然就出来了。此时此刻，对我来说，你就是启发思维的人，就是高明的提问者了。 李更：有些回忆都是忽然之间出现的，当自己准备好记录时，又一下消失掉了，所以现在就回忆是个好主意，到了你这样的年纪，是不是觉得应该时时回头看看自己的过去？你有写自传的打算吗？我指的是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去反映中国50年以来的社会、文化、政治状况。 周实：忽然之间，就是瞬间，而这瞬间在我看来，与那永恒没有不同——嘀嗒一声，它有了，嘀嗒一声，又没了，既无过去，也无未来。若有过去和未来，瞬间就不存在了，永恒也不存在了。而事实却这样，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有过去的，我们也有未来的（死也算得一种未来）。我们对未来越是渴望，对过去就越是回望。至于写不写，以何种形式写，会写一些什么内容，要到写时才知道。我们此刻的这番对话，是否也是一种写呢？ 李更：有人说，因为《书屋》的出现，间接导致《读书》影响力的下降，沈昌文之后，《读书》基本上成为学院派掉书袋子的地方，离社会很远，离政治更远，《读书》当年的销售量本来就是反应了文化进入老百姓生活的现实，现在却只是一些大学老师为了评职称而发表论文的阵地，结果是就连真正的读书人也在拒绝《读书》，现在大家都在要求所谓的知情权，但是我们对于不喜欢的东西也有个不知情权，大家不买《读书》而选择《书屋》，就表明了今天的读者一种态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实：我看这既是一种事实却又不一种事实。《读书》无论如何存在，它所具有的影响力是谁也不能代替的，它的地位摆在那里，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刊物与刊物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我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陈述一种事实。沈昌文所主持的《读书》与汪晖所主持的《读书》，显而易见不同的，也是非常自然的，他们是不同的两个人。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编出同样的刊物呢？至于读者如何评价，喜不喜欢，是选择《读书》还是选择《书屋》或者别的什么刊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还没有看到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问卷，所以也就不好说了。 李更：这里需要你介绍一下创办《书屋》的具体过程，我觉得一个名刊的问世，和创办者自身的修养有完全的关系。你当时的编辑方针是什么？ 周实：《书屋》的前身是原来的内刊《湖南新闻出版》。当时，每个省的出版局，几乎都有这样一份指导出版的内刊，而且都在转为公开，于是就变为《书屋》了。我们编辑《书屋》的方针，杂志开篇的目录页上写得十分明白的：读书人的心灵家园，思索者的精神领地。 李更：很多文化类的杂志，其销售量成为女人的年龄，是“商业秘密”，不能问的，《书屋》过去和现在的发行量有变化吗？最多时能够发行多少？ 周实：《书屋》创刊的头一年发行五千，第二年一万，第三年一万伍。我主编时，最多发到三万。现在的发行量应该是在增加的。因为当时的杂志社只是局里的一个处室，没有专门的发行部，现在给湖南教育出版社了，他们有专门的发行部门，想来应该是更多了。 李更：听说你已经退休了，好像没有到法定的年龄吧？退出《书屋》的编辑，会不会觉得少了点什么？也许这样你更可以多搞自己的创作。 周实：1995年下半年创办《书屋》，2001年下半年离开《书屋》，安排到出版局资料室，工作到2004年下半年，那时刚进50岁，不到法定退休年龄，也就只好“内退”了。如果依照国家规定，作为编审，我可工作到60岁的，甚至可到65岁。不过，碰上改革时期，凡事都可视为需要进行所谓的变通了。离开《书屋》于我来说，当然会“少了点什么”的，不过，这也没办法，只好自己写东西了。离开《书屋》的这几年，除了日常工作外，先是写了一本《刀俎》（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初版、台湾北极星出版社2004年初版），后又写了《性比天高》（台湾北极星出版社2004年初版）和《写给Phoebe的繁星之夜》（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初版）以及即出的《无法安宁》。也只好是如此了。 李更：由你参与的“兄弟文化”，又成为出版界一个响亮的品牌，最近几年，各个出版社很不景气，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发行量普遍下滑，文学类书籍的发行更是一塌糊涂，在这个时候，你们却以个人的力量介入，是出于什么方面考虑？你们的书赚得多还是赔得多？ 周实：“兄弟文化”的响亮是在前两年，去年以来不太好了。去年到今年，很多已经编定的书稿，很多很不错的书稿，都在半途夭折了。为什么？不说了。目前社科文学图书出版发行所以不行，一是书的品质不高，二是阅读层次下降，而这两者一旦循环，其恶性就可见了，就是你说的“不景气”了，就是你说的“下滑”了。我们所以“垂死挣扎”，只是不想辜负自己所提出的这个口号——“我们提供阅读”，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想我只能这样说：今日不晓得明日了。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心里的口号是：书不惊人死不休，而我现在只能说：书不惊人只能休了。至于是赚还是赔，现在当然是赔了。不过，赔了，若是好书，也没什么遗憾的。我们现在已经与青岛日报报业集团合作了另一家“兄弟文化”——良友书坊，出版了一套“良友文丛”，下一步还将继续推出“咔嚓”影像丛书等书。从市场的前景来看，可说还是不错的。 李更：我们知道周实不仅是个编辑家，还是著名的诗人、作家，你是从写诗开始你的作家生涯的吗？因为从你的语言上感觉，你是以一个诗人的文字介入其他文章的，你的散文、包括你的小说，都是诗一样的语言。 周实：你这是客气了。我算什么编辑家呀？编辑家会“内退”？写作是事实，因为喜欢写，至于写得好不好，那要读者评价了。是的，我很喜欢诗。不论写得好不好，我都喜欢写。写了，我就舒服了。写了，我就高兴了。请看最近我写的，呵，还是挑首短的吧：“屋外有什么/只有暴风雨/他在暗中回答道//天空一下雨/地就不明了/自然也不磊落了//雨就像是一道帘幕/拦在人与万物之间/隔在物与万物之间//之间除了之间之外/还会有些什么呢//屋外怎样了/她又在问道//风暴过去了/他又回答道//风暴过去了/雨却还在下”。很多时候都这样，风暴过去了，雨却还在下。 李更：不少人知道你的名字是因为《刀俎》，在一本书里面，你写了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死法，通过这些死法让人发现封建独裁下的旧中国现实，你巧妙地运用诗句、戏剧一样的手法，巨大的语言张力，包含了丰富的潜台词，有人说，什么叫一针见血？周实做到了，有这一本书，周实以后可以不用写作了。能谈谈你写这本书的情况吗？ 周实：这本书写了二十种中国自古以来的酷刑以及二十个受刑人，不光是知识分子，也有别的人。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在我给七月派老诗人朱健先生的回信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这个活着的人应该写写古人之死，应该写写专制之刀是如何花样百出地扼杀生来自由的灵魂，应该写写我们人类这个自视极高的物种这个要统治地球的物种这个要走向宇宙的物种这个创造出那么多音乐那么多名画那么多舞蹈的物种是如何自以为是地将同类悲惨地置于死地。”我以为在我们古老的中国，有两种事是帝王爱做而老百姓却不能说的，也就是我要特别写的：一是帝王术，一是房中术。《刀俎》是针对帝王术，而后一本《性比天高》则是针对房中术。这是古老中国的“七寸”，是我们一定要抓住的。 李更：你写博客吗？好像你有自己的网站，我到现在基本上还是电脑的门外汉，好多作家现在都把功夫用在网络上，他们认为网络的传播效果已经远远超过书、杂志甚至报纸，你以为呢？ 周实：那当然，当然是远远超过了。我当然写博客。我的博客是独角兽：http://www./user1/7/index.html。欢迎你来串门玩耍，并且随手给予评点。 李更：传统的观念，作家总是靠自己的作品说话的，可是今天，名气大的不一定是作品好的，就是作品不错的作家，其名声也要靠其他方法的炒作，所谓“功夫在诗外”，可能古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现在有些作家要向影视明星学习，甚至故意要制造自己的负面消息，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很多中国人喜欢看别人的笑话，那么你的书也就卖得好了，现在书店里面卖得火的，好多是所谓80后，他们或多或少都有抄袭的问题，别人明明知道，但还是要买，这是什么原因？ 周实：炒作是市场推广的手段，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你是如何炒作，就有好坏高下了，就有长效短效了。功夫虽然在“诗外”，品质还是在“诗内”，作家要靠作品说话，我想还是根本的。我想好的炒作高手都很明白这一点。好的读者也明白，也不会轻易上当的。吃一亏，长一智，只要有好的图书在，广大读者的阅读水平终归还是会提高的。至于80后，虽然有问题（其他“后”也有问题吧，想来毕竟是少数），还是卖得好，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写得有朝气，视角思维也独特。他们的作品，无论怎样，即使就有天大的问题，也是最能表现当下最有味的气息的。去年，我还邀请朋友编了两本诗歌档案，一本70后，一本80后，但愿上天多多保佑，能够顺利出版发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