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百年来高通胀的历史可以看到，首先都是因为供给不足；战胜通货膨胀，是重新重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时候了。
文丨李永宁、温建东
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是引起物价长期普遍上涨的一种货币现象。其实，只有在供给面有弹性，或者市场经济完善情况下通货膨胀才是货币现象。经济史告诉我们，一百年来几次高通货膨胀背后都首先是供给出了问题，都有供给的影子。
一、几次高通胀时期：都有供给有限（受限）因素
一百年来西方世界高通货膨胀史有四种情况，但都与供给不足有关。第一个是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812年战争、美国国内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7年至1920年CPI分别是17.8%、17.3%、15.2%和15.5%。二战最残酷的1942年，1943年通胀分别是10.9%和5.9%。通胀高企核心是央行为政府融资，战争也使得必需品生产能力不足；第二个是战后经济快速恢复。1946年至1949年，美国通货膨胀分别是8.5%、14.4%和7.7%。原因是需求急剧扩张，战后劳动力不足等供给恢复较慢；第三个是大通胀时期，1973年至1982年通胀始终在6%以上，1979年至1981年甚至出现双位数恶性通胀。供给方面原因很多，如美苏激烈对抗世界两极化，石油几次涨价等；第四个时期是2021年以来，供给方面因素包括禁足、供应链受阻、俄乌战争导致石油粮食涨价等次第出现。英国央行发现相对于2%的目标，能源和核心商品通胀占CPI通胀超调量的80%左右。
二、高通胀发生的五个环节，供给始终发挥作用
通货膨胀表述为“过多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从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这个国际公认的定义，涉及几个层次重大理论问题，但都与供给不足有关。一是过度货币、二是过少商品、三是追逐、四是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五是持续上涨。而现有理论对五个环节几乎都没有达成共识。
1. 货币政策松紧状况需结合供给衡量
如果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如何认识过度货币供给？目前各国从货币政策的数量型目标和价格型目标两个方面，两个角度。一是局部均衡角度。由于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相对稳定，因此需要保持货币供应量稳定，从货币供应量自身序列衡量。二是一般均衡角度，通过货币与相关变量，主要是供给总量，如货币与经济总量关系认识。
1.1 数量目标：广义货币和贷款增长率
广义货币增长目标。中国长期深受高通胀之害，历届政府不断探索货币政策适宜度问题，上届政府从次贷危机以来开始根据广义货币M2探索货币宽松度。2009年目标“广义货币增长17%左右，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2010年“广义货币M2增长目标为17%左右，新增人民币贷款7.5万亿元左右”，2011年“广义货币增长目标为16%”，2012年“广义货币预期增长14%”，2013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目标拟定为13%左右” ，2014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2015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左右”。
增加非货币但属于货币政策范畴的贷款目标，社会融资规模。李克强政府在面对影子银行等金融创新加快背景下，在M2与经济变量相关度下降下未扩容到M3，而是引入非货币指标的社会融资规模。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包括间接融资的贷款和直接融资的债券发行。2016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2017年“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增长均为12%左右”，2018年“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2020年“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1.2 货币、贷款与经济总量挂钩
古语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根据事物自身规律判断发展趋势是典型小国封闭经济模型，开放经济条件下还要考虑外部因素影响。中国《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2021年“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2022年“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表1可见，次贷危机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宽松度在两个指标都高于美国，只是在2019年疫情以来，美国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增加较快，从2018年同比增加4%，跃升到2019年8.39%，迅速接近中国同期8.88%。2020年，2021年超出中国7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美国虽然货币总量相对中国不宽松，但是增加速度较快，在供给超预期较慢恢复背景下，过快的货币增长转为“过度货币”，时而追逐商品，时而追逐服务，集中拉高相关商品价格。
1.3 价格目标：判断利率高低也需要考虑供给
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导致货币和经济总量相关性下降，许多发达国家央行放弃了货币供应量目标，改为价格型目标利率。经济理论认为，需要通过判断长期自然利率与政策利率决定货币政策宽松程度。中国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提出判断流动性的建议，即DR007的波动。美国货币政策基准利率是联邦基金利率FFR。
表2可见，2020年1月新冠疫情以来，美国联邦基金实际利率FFR为负值，5月以来不断扩大，而2022年3月达到顶点。中国7天回购加权平均实际利率在2020年2月最低，-2.78%，2022年4月又出现负值-0.14。因此，美国货币政策宽松度更高，更持久。按照弗里德曼的分析大通胀的逻辑，2022年5月以来美国通胀依然走高，但美国FFR实际利率却在上升，反通胀效果打折扣。
美联储政策利率调整的参考模型是泰勒规则。2022年4月，美联储James Bullard根据标准非滞后泰勒规则计算，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应该为3.5%。美联储6月会议鲍威尔认为3.5%—4%。目前看，美联储1.50%-1.75%利率水平依然较低。
1.4 利率与货币供应量反通胀效果比较
目前，以货币扩张幅度看，中国货币政策宽松度存量高于美国，增量2020年以来低于美国。以利率水平看，美国货币政策宽松度高于中国。根据货币的定义，货币更多是存款，因此中国存款过高。利率水平主要是影响借贷，美联储较低的利率水平有利于负债行为发生，利于需求扩张。
2. 供给不足
经济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短缺经济产物（计划经济时期虽然物价保持稳定，但是供给制压抑了潜在需求，也认为存在通货膨胀）。市场经济逐利特点，尤其是全球化贸易竞争、技术进步、消费品短缺不会长期存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供给不足：一是全球大范围或者主要消费品产地发生自然灾害等，二是战争，三是石油等垄断、四是疫情禁足、五是人为的经济碎片化也可能导致供给不足长期存在。新冠疫情爆发，各国禁足，贸易阻隔，贸易战和产业链重组，世界生产运输能力下降，俄乌战争使得大宗商品石油，粮食涨价，生产一定程度受到影响。同时，长期以来各国减少库存的做法也使得供给不足产生的价格上涨速度较快，缺少缓冲。
3. 追逐：每日必须的需求与供给不足
各国纳入消费品篮子的商品都是生活必需品，内部几乎没有替代弹性，即使不发生囤积行为，消费者每天都有固定数量的消费，而供给不足，因此追逐行为难免发生。如果价格上涨频率过高，有些耐用品还可能发生囤积，于是追逐商品行为必然高频率发生。
4. 一般物价水平上涨：供给侧的制度安排
不利供给发生，可能会有部分商品价格提高，如何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上涨，有几种情况：一是如哈罗德—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揭示，某商品价格提高（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提高、需求旺盛、自然灾害等供给不足），因为“同工同酬”攀比因素导致其它商品价格也提高。二是非消费品的大宗商品提高，通过企业定价规则从PPI传导到CPI。三是CPI编制中某种关键消费商品在CPI中权重过高，如猪肉价格提高导致中国CPI很高。
5. 持续上涨：连续不利供给发生
物价为什么会持续上涨，存在几种情况：一是传统观点，物价的第二轮上涨必然有货币扩张参与，为此货币主义学派最早提出稳定货币增长目标；二是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导致菜单成本。目前，各国央行以稳定中期和长期通货膨胀预期防止第二轮物价上涨；三是本轮通货膨胀，不利较大的供给冲击连续出现，如贸易战、供应链重组、新冠疫情禁足、俄乌之间规模越来越大持续长期冲突。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通货膨胀是供给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弗里德曼假定在供给不变情况下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通过百年来几次高通胀的历史可以看到，高通胀首先都是因为供给不足，不利供给长期化如战争，或者短期不利供给反复出现（如本次），高通胀必然长期化，因此通货膨胀更是供给现象。战胜通货膨胀，是重新重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时候了，从各个方面创造弹性的市场经济才是反通胀的根本。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李永宁为天津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温建东为剑桥管理学会
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作者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