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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讲——滇池区域出土的刻纹铜器

 RK588 2022-06-24 发表于美国

纹铜器,即在器表上使用坚硬锋利的工具錾刻出各类图像的铜器。国内刻纹铜器最早起源于春秋晚期的吴越地区,后在冀豫、湖湘、山西、辽宁、山东等地也有发现,战国中期以后消失不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刻纹铜器又再度兴起于中原、岭南等地,以做工精美,纹饰繁复而著称。而在时代大致介于两者之间、地处祖国西南一隅的滇池区域,也发现了一批极具地方特色的刻纹铜器,下面简要加以介绍。

据统计,滇池区域发现的刻纹铜器共计七十余件,涉及的器类众多,有工具(犁、锄、卷刃器、锥等)、兵器(剑、戈、斧、甲、矛等)、乐器(鼓、羊角钮钟)、容器(盒、长颈壶、贮贝器)、执伞俑及各类动物模型等。这些器物形体大小不一,用途多样,制作工艺不一,器壁厚薄差异明显,但从器类上看,这些铜器均为本地的常见器物。铜器表面錾刻的纹饰大体可分为几何纹图案和描绘各种动物或场景的写实性图像两大类。几何纹有锯齿、折线、平行线、绹纹、太阳、连涡、刺点、圆圈等,多饰于小型器物表面,或作为大型器物上的装饰带。写实性图像中以各种动物图像占多数,以虎、牛、豹、孔雀较为常见,另有猴、鸡、猪、蛙、狼、鹿、蛇等;次之为动物搏斗和狩猎场景的图像;个别为人物和祭祀场景。这些錾刻出的图像都与本区域其他铜器上使用其他方法制作出的纹饰和形象高度一致,展现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滇人生活场景,尤其是大量动物、动物搏斗以及狩猎图像的使用,对我们了解滇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有重要意义。

依据器类和纹饰变化,可以大致将滇池区域的刻纹铜器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战国晚期至战国末,刻纹铜器多出于天子庙墓地,羊甫头墓地有个别出土,数量、种类均较少,有盔甲、戈、扣饰、提桶、贮贝器等,纹饰也相对简单,以几何纹为主,有少量人物和动物纹。该期为滇池区域刻纹铜器的产生期。

盔甲:天子庙M41113), 盔仅存尖顶部分,极残。空心,有棱脊,两面阴刻人形纹。部分衣甲片刻平行线纹、太阳纹、刺点纹和绹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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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盔甲(天子庙M41:113)

五牛盖贮贝器:(天子庙M331),竹筒状,束腰。子母盖,母盖圆环形;子盖圆片形,中央焊铸一柱,柱顶焊一长方形铜片,其上焊一立牛。母盖周缘焊稍小四牛。母盖沿有对称二穿,各悬铜铃一。器身上部铸涡纹,下部连涡纹,上下各铸弦纹七道,并以圆点纹、锯齿纹等。器身中部阴刻七人,皆高髻,长裙,跣足,肩扛长矛作巡逻状。器底有楔形足三。通高48.5、盖径22、底径16.5厘米。

第二期为西汉早期至中期,刻纹铜器主要出于石寨山、李家山、羊甫头三地,以石寨山最多。该期装饰刻纹的工具、兵器、容器、乐器等数量大增,纹饰也更加复杂,刻画线条愈发繁密,大量动物纹、动物搏斗纹、狩猎纹出现,小型器物上多刻画少量动物,大型器物上则刻画成组的写实场景,个别器物上还出现了类似文字的图像。该期为滇池区域刻纹铜器的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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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五牛盖贮贝器(天子庙M33:1)

臂甲:李家山M134),圆筒形,上端较粗,下端收细,背面开口,边缘有对称小孔。正面线刻虎猪搏斗、豹嗜鸡、鸡啄蜥蜴、豹逐鹿、猴、鱼、虾等图像,线条流畅,形象生动。通长21.7、上端直径8.5、下端直径6.6、铜片厚0.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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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臂甲(李家山M13:4)

七牛虎耳贮贝器:石寨山M1出土,器身呈圆筒形,束腰,腰间有一对虎耳,器身线刻云带纹三道,猛虎四只,线条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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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石寨山M1出土贮贝器展开图

刻纹铜片:石寨山M1367,长条形,极薄,一端有一圆形穿孔,一端已残,一面线刻五栏图画。第一栏最上刻凤一,尾后一圆环,足下为一拴带条形物;中间左端一长辫人,戴枷而跪,随后为牛头、马头各一,下为圆圈十个;最下左端一兽头,略似虎,中间一头似豹,右端一头似牛或羊,下为贝形物三个,圆圈两个。第二栏上列刻牛角号形物一,带足提梁圆形器一,牛头一;下列左端一长辫人头,中间一人双手交缚跪着,右端兽头和贝形物各一。第三栏上列刻一铜鼓形杖头饰,銎上有人面形图案四个;下列左端一长辫人头,中间一虎头,右端一跪着的带枷长辫人,其身后圆圈一个。第四栏刻细腰条形物一、斗栱形物一、扇头形物一。第五栏残不可辨。各栏间以弦纹和绹纹隔开,铜片残长42、宽12.5、厚0.1厘米。关于铜片上所刻图像,学界普遍认为是图画文字,其含义则有个人财富的记录;随葬品清单;聘神的记录;图画记功,酬谢神恩、祈求长胜等多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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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刻纹铜片(石寨山M13:67)

箭箙:羊甫头(M113365),半圆形扁筒,有盖,盖身拼合严密。正面阴刻花纹,画面共分五栏,第一栏两孔雀相对,中间上下各有一蚊虫;第二、四栏均为龙(蛇)纹;第三栏为虎牛搏斗;第五栏为人牛组合。各栏以平行线纹隔开,最外刻一周绹纹。通高49.6、宽12.8、厚4厘米。

第三期为西汉中期至晚期,以西汉王朝设立益州郡与第二期为界,此期刻纹铜器数量减少,主要出土于石寨山,器类有贮贝器、戈、剑等,纹饰仍保有第二期的风格,至西汉晚期刻纹铜器已基本不见,该期为滇池区域刻纹铜器的消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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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箭箙(羊甫头M113:365)

纹铜戈:石寨山(M71:150),曲援,中起脊,有銎,M形内。援上饰太阳纹,另有一方框,内浅刻一蹲踞人纹,銎上阴刻虎纹及连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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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戈(石寨山M71:150)

叠鼓形贮贝器:石寨山(M71142),为两鼓上下重叠焊铸而成,有底有盖,器内满贮贝壳。盖上铸有狩猎场面,上下鼓的腰足部分别焊铸四鹿和四牛,胴部与腰部交界处均焊四绳纹耳。两鼓胸、腰、足部各刻一圈纹饰,上鼓胸部刻飞翔状大嘴鸟,腰部刻狩猎图,足部刻虎、蛇、犬、兔搏斗图以及树木。下 鼓胸部刻飞翔状长尾鸟,腰部刻虎、牛、豹、猪搏斗图以及树、鹿、鹰等,足部刻鸟。62.1、下鼓胴径39、腰径29.5、足径45.8、上鼓腰径23.5、足径38.3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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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叠鼓形贮贝器(石寨山M71:142)

从分布来看,滇池区域发现的刻纹铜器目前仅出土于石寨山、李家山、羊甫头和天子庙四处墓地,这四处墓地均是滇池区域的大型墓地。刻纹铜器几乎都出自这四处墓地中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仅有个别出土于中型墓葬。刻纹铜器上的图像只能由工匠手工錾刻而成,无法批量生产,其制作必然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滇池区域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庞大,而刻纹铜器目前不足百件,其珍贵可见一斑。综合以上几点考虑,刻纹铜器的使用者应当是当地的社会上层,刻纹铜器除满足他们的审美需要外,可能也有显示社会地位和财富,乃至举行各种仪式的需求。而刻纹铜器的兴起、繁荣与衰落,也基本与本地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相始终,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逐渐兴盛,以汉王朝设立益州郡为转折点,逐渐衰落消失。

关于滇池区域刻纹铜器技术的来源,学界多认为可能来自于中原或楚越地区,因为两地刻纹铜器消失和出现的时间刚好前后相继,但目前尚缺乏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东南亚,可以发现在位于泰国湄南河平原的班东达潘遗址,同样出土了一批装饰刻画图案的青铜碗(图九),这批青铜碗的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的前半叶,被认为极有可能来自于印度。考虑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较为广泛的联系,两地发现的刻纹铜器是否有关联值得注意。西汉中期以后本地青铜文化的衰落则让刻纹铜器失去了存在的土壤,逐渐绝迹于滇池区域。也有学者认为汉王朝控制铜矿,外迁工匠导致了滇池区域刻纹铜器的消失,同时也促进了合浦郡和蜀郡刻纹铜器制造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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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班东达潘遗址出土的青铜碗及碗表面刻画图案

要之,滇池区域出土的刻纹铜器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生活环境、手工业发展程度以及古滇人的精神世界,是我们认识战国秦汉时期滇池区域青铜文化的重要材料。滇池区域的刻纹铜器与东周和汉代中原地区的刻纹铜器,表明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内,对铜器装饰技术和审美追求的趋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两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动向。

备注:

图一、图二采自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 年第 4 期。

图三采自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

图四采自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 年第 1 期。

图五采自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 年。

图六采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

图七采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

图八采自采自晋宁县文化体育局编:《古滇王都巡礼: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精粹》,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

图九采自查尔斯·海厄姆著,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译:《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从最初的人类到吴哥王朝》,文物出版社,2017年1月。

参考文献:

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

《云南晋宁石寨山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9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葬清理报告》,《考古》1965 年第9期。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 年第2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

晋宁县文化体育局编:《古滇王都巡礼: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精粹》,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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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海厄姆著,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译:《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从最初的人类到吴哥王朝》,文物出版社,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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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铭予:《东周时期刻纹铜器再检讨》,《考古》2020年第9期。

      周毅恒,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辑|吕  静

                                                                      审核|戴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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