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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与官僚的恩怨:中国近代化的拦路虎

 若悟369 2022-06-25 发布于安徽

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晚期明清时代,专制皇权达到了顶峰。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控制欲非常强烈的皇帝,继位仅仅十三年,即洪武十三年(1376)他以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裁撤中书省,皇帝和六部尚书直接对接,并且下令不再设立丞相一职,如果有人有意见,将处以极刑。自秦汉实行的丞相制度至此走到了尽头,而唯一能够约束皇帝的政治制度也不复存在了,皇权高度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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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朱元璋实现专权手段的第一步。接着,由于元末明初战事最为紧要,掌管军权的大都督府权力非常大,朱元璋将大都督府直接一分为五,并且和兵部互相牵制,将军队牢牢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然后从监察层面,设立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诸多监察监督机构,颁布《大明律》,惩罚案例的《大诰》,严厉控制官员的不轨行为,大杀功臣宿将,使得朝臣心惊胆战,见到皇帝只会高呼“万岁,万万岁”,甚至“口噤不复出声”。皇帝威严至高无上,臣子地位进一步下降。

但是问题在于,尽管皇帝的地位不断被提高,至尊无上。但是他们毕竟是凡夫俗子的躯体,权力的集中也意味着政务量的加重,即便勤政如朱元璋和朱棣,也是疲于应付,到了他们的后代,那些整日长在深宫的皇子们,即不愿意挑起,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挑起为整个天下负责的担子。同时明代皇位世袭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只问出身,不管能力,使得皇帝的素质没有制度的保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随着“票拟”、“朱批”这些制度的出现,本来属于皇帝的权力异化转移到了权臣或者宦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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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皇权的高度强化相匹配,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也发展到了顶峰。

首先在中央的行政管理方面,明清时期分别以内阁和军机处作为朝廷的行政中枢。明朝的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机构,顾问以及草拟诏旨奏章。到宣德年间,内阁拥有了“票拟”的权力,可以直接进行军国大事的决策,但是也受到司礼监的制约,宦官专权和权臣擅权的局面交替出现。而内阁权力的加强意味着本来直属于皇帝的六部此时却成为了内阁的从属。

清承明制,清初继续使用内阁辅政。到雍正皇帝时,军机处的设立取代了内阁的地位,但是严格意义上军机处任然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对于皇帝的号令更加遵从。这就使得官僚机构对于皇权独裁的限制越来越难,完全顺从和隶属于皇帝,这就是教科书中一直提到的军机处的成立代表皇权达到了顶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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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明清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朱元璋废除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将之前行省长官的权力一分为三,设立三司,分别是布政使司管理民政,按察使司管理司法刑狱,都指挥使管理军事。三者互不统属,相互牵制,从而杜绝地方权力独大。明中期之后,又以中央的名义派遣总督或者巡抚掌管数省或者一省的军政事务,从而使得地方的权力相对于督抚手中,增强了办事效率和应变能力。与此同时,不断派遣御史的巡视与监察,牵制和分割督抚的权力。

到清代时,将全国正式分为18个省,总督和巡抚全面掌管一省或者多省的军政,成为定制,督抚正式成为地方的封疆大吏。但是清朝廷对于督抚的监控也加强了,一是凡是遇到重大政务必须奏报中央,听候皇帝的指示,而是督抚之下的其他大员拥有密奏的权力,用来牵制督抚,同时大多数督抚都是皇帝极为信任的满人或者汉军旗人,所以尽管清代督抚的权力非常大,但是却没有发生地方割据叛乱的事情,皇权反而更加集中,对于地方的掌控也是超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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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官僚政治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政府的正常运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使得许多西方历史学家非常惊叹。他们发现16~18世纪的中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此时我们的疑问是如此发达完整的官僚制度为什么没有带领中国完成近代的转变呢?

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正是这一套早熟的官僚制度阻碍中国进入近代化。

虽然古代的官僚政治从中央到地方非常严密,但是由于当时交通以及通讯水平的限制,国家层面的控制一般只能达到县一级,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而乡镇等地方形成了另外一套独特的管理模式,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畸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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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明清时官僚集团非常庞大,为了减轻国家对其薪水的负担,事实上实行了一种内在矛盾的政策:官员们按照等级划分拥有不同的特权,以及比较低的薪水。因此底层的官员为了获得更大的特权,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往上爬,这样势必会造成官员的腐败与贪污,这是明清时官场贪腐腐败成风的内在原因。

官员的腐败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而中央朝廷为了保持政令的实行,就不得不增加更多的机构和办事人员,如此便造成了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官僚体制成为整个社会危机的源泉。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尽管十分发达,但是却没有继续进步的空间,加上明清时期极端强化的皇权,文化上面的专制,官僚机构老化严重和整个官场腐败风气,多种因素共同造成中国政治的衰颓。因此当如此蹒跚的官僚团体面对新式的西方体制的挑战时,清政府给人的印象总是反应迟钝,疲于应对,以至于“中国的政治成了一堆废物”。因此政治上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撰稿/素白【读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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