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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和福建福州的一个老秀才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个老秀才叫陈振龙，1593年，51岁的陈振龙决定干一件大事。  陈振龙出生于万历年间，二十岁时中了秀才，但之后多次考取举人不第，就决定弃文从商，跟着亲戚下南洋，往来于福建和菲律宾之间做生意。 在菲律宾，陈振龙发现当地遍地都种着一种农作物，这种农作物不仅耐旱、高产、适应性强，而且生的熟的都可以吃。 这种农作物就是番薯。 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为了解决当地米粮不足的问题，西班牙统治者就从南美洲移植了番薯这种农作物。 陈振龙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番薯的亩产相当高，而且一年可以种植两季。其中春薯亩产可达4000多斤，夏薯亩产可达2000多斤，全年亩产就是6000多斤。 如果能将番薯引进到中国，对于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农民来讲，番薯无疑是一种超级农作物。 要知道，当时我国主要农作物，北方小麦亩产只有300斤左右，而且每年只能种一季。南方虽然一年可以种两季水稻，全年亩产也不过600斤左右。 陈振龙就开始向当地人学习番薯的种植法。  由于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在海关上设置层层关卡。 1593年，51岁的陈振龙决定，偷偷将番薯的种子引进到中国进行种植。 他通过贿赂当地土著，在得到番薯藤后（番薯的种子就是藤）将其绞入汲水绳，最终混过海关检查，历时七天七夜横渡大洋，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然后开始在自家住宅边上的空地试种。  刚好那一年，福建大旱，粮食欠收，多地出现灾荒。 陈振龙就让他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告诉他，来自菲律宾的番薯可以救荒。 金学曾将信将疑，就回复说：你们先试种，看下收成如何。 四个月后，陈振龙第一批引种的番薯藤成功结出番薯，“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 巡抚金学曾获知这个消息后振奋不已，对陈振龙父子予以了表彰，称“事属义举”，随后便开始在福建全省推广番薯的种植。 陈振龙没有想到，自己拼死从菲律宾为中国带来的这件神奇宝贝，将在此后的几百年间，为中华民族的人口繁衍做出不朽的贡献。  为此做出贡献的不止陈振龙一人，就在陈振龙从菲律宾引种番薯进入福建前后，广东东莞人陈益、广东吴川人林怀兰，也分别从越南引种番薯，进入到了广东东莞和吴川等地。 除了番薯之外，还有一个与番薯有着同等重要贡献的农作物——玉米，几乎也是同一时期引入中国，之后，来自美洲的原产农作物马铃薯、木薯、花生等近30个农作物也先后进入中国，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超级农业革命。 在中国农业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农业革命，一次是北宋真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引种耐旱、早熟并且相对高产的占城稻，还有一次就是以番薯、玉米为代表的农作物引入中国掀起的超级农业革命。 这两次农业革命，都带来了中国人口的爆炸式的增长。 在陈振龙生活的时代，中国的人口大约有1亿左右，但在番薯引入广东和福建后不久，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乱之中，明末清初近百年的动荡，使得清朝建立初期，全国人口只剩下7000万左右。 在中国古代，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依据，为了提升国家实力，清朝自顺治帝入关后就开始想方设法提高人口数量。 尤其是随着康熙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摊丁入亩”正式取消人头税，中国人口开始呈爆炸式的增长。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当时统计的人口数量为1.5亿，到了一百年后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清朝人口达到了3.13亿人。  这些政策的奏效，又和这一场以番薯、玉米为代表的农业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康熙朝发起“湖广填四川”运动，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赋役政策，使得中国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由于多年战乱，包括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动动以及清初的三藩之乱，使得四川的人口几乎毁灭殆尽，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当时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 四川在当时被称为“天府之国”，战乱平息后，当那些踌躇满志的官员到四川上任后，才发现昔日的“天府之国”变得荒凉残败、千疮百孔。 于是，康熙发起了浩浩荡荡的“湖广填四川”运动，鼓励外省（主要是两广和两湖）移民进入四川垦荒。  为此，康熙下诏“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同时规定“移民垦荒地亩，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中国人自古就有乡土情结，不是真的生活不下去，不会轻易离乡背景。因此这些移民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灾民、难民。 随着两广和两湖移民进入四川，他们带去了容易种植的番薯。 番薯是非常养人的农作物，再加上好的土地政策，人口自然就能够得到快速的繁衍。 同样受战争波及，导致人口急剧下降的还有陕南。 陕南包括今天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和商洛三个地区。 故继“湖广填四川”后，康熙又促成了“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 为什么都是湖广，这是因为当时东南各省尤其是湖广地区也因祸连兵结，灾荒不断，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清政府就得想办法安置这些灾民。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氏刚到陕南的只有吴尚锡一人，他在陕南站稳脚跟后，就立刻回家乡招来其他吴氏的族人。 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几乎都迁徙到陕南，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的人口有1300多人。 即使是到了今天，吴姓也是陕南地区的第一大姓。 吴氏家族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和增长，其实就是清朝中后期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一个缩影。  雍正发起“改土归流运动”，“摊丁入亩”彻底废除人头税，是清朝人口增长极其重要的举措康熙时期“滋生人口永不加赋”的经济政策和移民政策，在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的支持下，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得清朝人口在康熙晚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雍正即位后，为了养活更多的子民，决定对西南地区实行广泛的“改土归流运动”。 “改土归流运动”，就是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世袭制度，实行与内陆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改为由国家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 土司制度原是中央政权无力顾及西南边陲地区，让当地的官员来治理当地百姓的制度，是对当地头目的一种笼络手段。 在土司制度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其实就跟奴隶社会差不多了。 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司法、财政、行政和兵事都可以自治，除了不能称帝外，其他一切比照皇帝，就相当于关起门来当自己的土皇帝。 这种制度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交通不便、民族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土司世代为官，独霸一方，时间久了不仅对百姓是灾难，对于朝廷也是一种威胁。 同时，由于土司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土皇帝，朝廷移民政策的推行也受到阻碍。 雍正四年（1726），雍正派出以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首的各地重臣，开始在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大规模开展“改土归流”运动。  改土归流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解放，使得大量汉人移民进入西南地区，他们将番薯、玉米、马铃薯的种子和种植技术带入西南。 原本很难种植水稻小麦的西南山地，有了更适宜山地种植的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口自然就有了显著的增长。 不仅如此，雍正还在全国实施了“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即赋税与人头无关，和拥有的土地有关。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一次非常重要也是极其伟大的改革，标志着中国实行两千多年人头税的废除。 这一制度的实行，大大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是清朝人口急剧增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举措。 乾隆将番薯种植由民间传播变成国家行为，使得人口呈爆炸性增长尽管明末清初，中国历经百年动荡，但由于陈振龙引入粗生贱养、沙土也能存活且产量极高的番薯，使得常年“产米不敷”的福建人，在战乱和灾荒中，得以“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当时番薯在福建“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 不用说当时了，像我本人是福建惠安人，惠安一直以来被称为地瓜之乡，很多人讲普通话也带着浓浓的地瓜腔，在我成长的八九十年代，我的老家，几乎一天三餐全是地瓜，地瓜汤、地瓜粥、地瓜干、地瓜粉团等，一年很少吃大米。  得益于番薯的广泛引种，福建人口也从明朝万历年前的173万人，增加到了1834年（道光十四年）的1500多万人。 但由于战乱的关系，番薯这种超级农作物，只在广东福建一带引种，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广泛传播。 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番薯才由南传到北。 当时，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来到山东胶州（今青岛）经商时，发现曾经富庶的胶东竟然饿殍遍野。因为当时的山东连着三年都遭遇了灾害，旱灾、洪涝、蝗灾全都遇了个遍。 看着百姓蒙难，骨子里有着忧国忧民血液的陈世元，决定延续自己先祖陈振龙的使命，在黄河流域推广种植番薯。 陈世元自费在胶州引种成功后，又带上自己的三个儿子在山东全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进行广泛传播，还写了一本《金薯种植法》免费发放给百姓。  当地的官员在享受了番薯带来的红利后，也以官方的名义大力推广番薯的种植。 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皇帝也发现了番薯这种利泽万民的超级农作物，便发了一道圣旨，下令在全国大力推广，“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载种”。 从陈振龙将番薯从菲律宾引种到中国的200年后，番薯种植终于从“民间小吃”变成了“官方指定”。 最终在番薯、玉米的广泛种植和有力支援下，中国的人口，也从明末清初的7000万人，繁衍至乾降五十九年(1794年)的3.13亿，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增长至4.3亿。 除了经济政策外，清朝时期也实施了很多有利于人口发展的婚姻政策1、早婚制度 根据《大清律例》规定：
古代的年龄都是用虚岁来算的，也就是说基本上男的14周岁，女的12周岁以上就可以结婚了。 无论是相较于当今社会或者是之前的朝代，清朝对于男女结婚的法定年龄界定明显比较早。 同时，朝廷还成立了专门负责“牵线搭桥”的部门，如果女子到了结婚年龄还没嫁出去，朝廷也会有专门负责牵线搭桥的官员，帮助适龄女子婚配，也就是“官婚”。 2、提倡三妻四妾 中国封建社会向来都是提倡三妻四妾的，清朝也延续了这一婚姻制度，这对于人口的繁衍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3、离婚条件苛刻 封建社会只有男人有权利“休妻”，女人是没权利“休夫”的。 但是男人“休妻”也不是随便休的，要以“七出三不去”为基本原则。 “七出三不出”的离婚条件是从汉朝开始的，“七出”指的是：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嫉妒、恶疾。 “三不出”指的是：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意思是如果女方的父母去世，无家可归不允许休妻；双方在为父母三年守孝期间不能休妻；丈夫变有钱了，不得休妻。 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下，古代的离婚率是非常低的，一来女性也不敢离婚，一旦被休妻就表示这人品德不行，根本就找不到下家；二来离婚条件苛刻，男性也不会随便离婚。 清朝对于“休妻”的规定，基本上也是延续这一套制度来的。 以上的这些婚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人口的发展。 不过人口激增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很大的弊端。 首先，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必然减少，就导致了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 也是因此，康熙朝才发起“湖广填四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潮。 移民虽然促进了西南偏远地区的开发，但也因为过渡开发，导致当地自然生态、水土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其次，资源是有限的，人一多，人们的生活水平必然会受到影响，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动乱，出现了“攘夺之患”，比如乾隆后期的白莲教起义。 总而言之，人口问题对于每个国家来讲，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方面我们正在承受着过去几十年来人口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 ，温饱、就业、就学等，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年轻人不敢生孩子，每年新生儿出生人数急剧下降的困境。 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国家来讲，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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