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纪行：二0一一年六月，为拍摄电视片担任作曲而体验生活，我踏上了神秘的国度赤道几内亚、喀麦隆，第一次感受广袤的非洲。
我说的黑工，是指在非洲工作的华人对“黑人打工者”的统称。然而，我这里指的“黑工”，又是中方雇佣的那些从喀麦隆偷渡到赤道几内亚的黑人劳工。
同是非洲，同一种族，只因领导层的思想观念不一，故而引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大不一样。一边穷，另一边富。一边黑人不愿干活，另一边黑人拼命挣钱。一边统治者把国家归为己有，另一边领导人让自己的国家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在赤道几内亚，处处军警把守，不许外国人拍照摄影，一旦被抓被抓，必进大牢。据说前些年我国有位科学家到该国考察，随身带了一个罗盘和一副苏联望远镜，正当他登高远眺观赏异国风光时，不料被军警发现，说他是间谍，将他判了八年刑。这个连中国古老罗盘都不认识的非洲民族，全国总兵力不过三千人马。
我们这次去拍摄，只限于中方施工场地，还有就是军警看不见的山村民宅。想拍摄点城镇景观时，只好把机子架在车内偷拍。
有一天我午觉睡得正香，突然中方营区冲进来一批持枪军人，他们四处收查，砸玻璃，破门窗。我赶紧叫醒小朱：“快！快！赶紧把摄像机藏起来，被他们看见可不得了！”朱刚飞快地把摄像机用被子一裹，所有的录像资料锁进安全柜里。之后才出门看热闹。
原来他们是在抓那些从喀麦隆、加蓬偷渡来的“黑工”。这里是总统的家乡，一旦国家有什么重要活动和国际会议召开，都有一批军警前来收查。再或许是他们手边紧了，就到中国人这里来找点钱花。
黑工逃生经验非常丰富，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往树林里跑，再有多大本事的侦察兵也害怕这莽莽原始森林。
军警们在我们的大型车辆和集装箱内轮番寻找，最终还是抓到两个正在熟睡的一男一女，然后用手铐把他们铐了起来，并向中方人员讨价还价。
我见翻译走过去同那帮军人谈了好一阵子，最终达成协议，我们给了他们二十万非洲法郎放人。事后我问翻译这钱多不多，他说：“两千多块人民币，小意思！他们经常这样，没钱了就来找麻烦，这就是'赤几’特色。”
工程国际部陈经理讲：“其实我们也很想用当地黑工，也照顾他们挣点钱。可这里的黑人干活懒，还偷东西，发了工资就去享受，活干一半就搁下。等钱花光了又来找我们要工作，很难纠缠”。
从喀麦隆偷渡过来的黑工能吃苦又听话。月工资人民币五百元就够了，不管住，只管吃。但管不了他们的出入境手续，费用很高。
等收查的军人走后，那些跑进林子的黑工们又出来了。就这样周而复始，年循一年。
除了黑工外，我们还雇有军人守门，黑警察看物资。总之，中国人在非洲成了真正的贵族华老大。
我们的小轿车在原野绿丛中飞驰着，车窗两边闪过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一棵棵灰白色的树杆笔直，光润，到了顶端就像撑起的一把雨伞。可以想象，亿万年的远古丛林中，有多少奥堪美木倒下，又有多少紫黑檀木再生。
有人开玩笑说：“全世界多数地方都地震了，也许只有这个地方还能存在，因为她没有被破坏”！
然而我们又要问：“全世界多数地方都苏醒了，为何这个地方还在沉睡？”其实万物均有新陈代谢。
所以人类总是在生死矛盾中并存。有得必有失，有生必有死，有富便有穷，有强定有弱。辩证才是世间的永恒。
我已经有半月没给家里人通过电话了。临走前我专门去北京的“中国移动”办过国际通讯业务，可殊不知赤道几内亚近月没有信号，在这里手机和电脑都无法运行，所以不少人只好用喀麦隆和嘉蓬两个邻国的手机卡。
肯定，家里人一直在为我担心。
而此刻，让我真正提心吊胆的倒不是非洲的环境，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氧吧。我以为最不安全的倒是一桩又一桩的交通事故。
黑人司机开车真的太快了，那真叫“吓人”！他们没把生命放在第一位，而是把送人挣钱放在了首位。
在并不开阔的地带。在并不宽敞的公路。在并不平坦的车道。在没有高速公路的非洲，我们的轿车却以每小时120至140公里的速度飞奔。沿途总有翻车，可司机视而不见，他只把音乐音响开得大大的，非洲摇滚歌曲那强烈的鼓点节奏倒也让人兴奋提神。
小朱坐在前排，不时拿着摄像机沿路偷拍。我坐在后面，一个劲的用眼球搜索记录着窗外的异国风光风情，好把它储存在自己无际的脑海里。
路旁村头，有小朋友你追我赶地踢足球。
小河那边，有赤身裸体洗澡的村姑肥妇。
他家门外，有一串串摆着销售的香蕉芒果。
平房檐下，有木杆吊起的野鸡和穿山甲。苍蝇飞来飞去，在透亮的阳光下形成一道独特的原始风景线。
当我们的车子路过集镇时，司机从一群涌来的叫卖者手中买来食物，他边开车边吃，不见其示意让我们也尝尝。这就是黑人的地域文化，他们没有复杂的礼节礼貌，有的只是怎么能让今天满足。
同样，在中国的营地里也不准黑人住宿和共餐，特别是在施工工地开饭时，黑工只能举着碗让我们的炊事员给他打饭盛菜。他们也不得摸勺碰锅。不知怎的，这已经形成了相互遵守的原则，也不存在什么种族歧视之感。
车上就我们三个人，一黑两黄，互不说话。小朱在酣睡。黑人在飞驰。我实在觉得车速太快时，便用手拍拍他的肩，示意开慢点。可他慢速几分钟后又忘记了，还是加大马力朝前冲。
据说黑人的小脑特别发达，开车一类的技术得心应手。还好，小伙的车技确实不错，也很会掌握节奏，转弯时，他放慢，直道时，他飞奔，最快时速可达160公里。
我们是凌晨从蒙戈英出发到艾贝比因边境的，告别了赤道几内亚的生活，我们又回程奔驰在喀麦隆的国土上。
喀麦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虽说地理环境与邻国赤道几内亚大同小异，可人民生活水平、政治经济及国际影响力大不一样。喀麦隆的足球是打进世界杯的强队。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首都雅温得。上次来时是夜间，什么也没看到。这次回来同样住“天天饭店”，离中国使馆不远。
赶紧赶紧，我给北京的儿子打了个电话，也给贵州老家的祥弟打了个电话。由于赤道几内亚那边落后，没有信号联络，通了话大家都放心了。
到喀麦隆我的首要任务是逛工艺品市场买黑木制品，其次是去中国大使馆看看。却也奇怪，来到自己国家的使馆，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就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坐上中国人的小车，在中国朋友的陪同下，去市区兜风，到商场购物，登上山顶，观看雅温得的全景。一切都是那样和谐，自然，如归。
我们参观了毛泽东时代无偿为喀麦隆援建的体育馆。如今此处还是该国最主要的运动场所。
我们察看了正在大兴土木建造的中国新使馆区，据说这里的所有原材料都是从国内海运过来，其中包括水泥和砖瓦。
中国人十分珍视与喀麦隆的关系，前后两任总理和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都访问过该国。这里是中国打开非洲大门的重要门户。
喀麦隆有近两千万人口，讲法语，是非洲经济大国。总统保罗比亚思想活跃，把国家搞得有声有色。
我们在雅温得只住了一天。第二天清晨，还是那辆黑色轿车，还是那位黑人司机，还是我们三人同行，一路飞驰，沿弯弯曲曲的公路，以每小时120至140公里的速度，向喀麦隆的另一城市杜阿拉挺进。
杜阿拉是喀麦隆第二大城市，我们华人称它为该国的“上海”。这是非洲西海岸最大的天然港口，也是该国公路、铁路、航空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其人口比首都雅温得多一倍。
我们被安排住在最大的一家“莎瓦大酒店”，阿通和他的妻子早在宾馆门口等候。同艾贝比因边卡的胡总一样，他们都是温州人。不过阿通从小生长在欧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家乡温州话，通晓多国语言。他的母亲早在“文革”时期就跑到了罗马尼亚开饭店，随后父亲也出来，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全讲温州话。28岁的他读书不多，可统领着杜阿拉大部分华人的进关出关。就连中国领事馆的好多外事也得靠他去办理。据他扬言，给他打工的黑人中有警察、外交官、税务、安检、客运等百余人，他们为他办事。他给他们发工资。中方相关部门按期同他结账。
我们去非洲的食宿交通，一切均由这两位温州商人来安排。
阿通姓陈，他家在这座城市开有饭馆，普通过路华工食宿都在他家，像我们这种特殊客人则安排住高档宾馆，但吃饭也在他家。他的父亲自夸他炒的中国菜在杜阿拉数第一。
吃过晚饭，阿通带我们去赌场“体验生活”，我输了两万非洲法郎（人民币200多元），小朱也赢了两万非洲法郎。阿通手气好，赢了四十多万非洲法郎（人民币5000元）。
那赌场内，除了工作人员是黑人外，其余全都是中国人，有浙江的，福建的，河南的，东北的，上海的，北京的。他们都是生意人，白天忙碌了一天，晚上又没去处，于是此地便成了华人的自然集聚点。
赌场内啤酒饮料免费，11点还有一次夜宵，大家一抢而空。
有一个醉了酒的中国老者在四处找人说话。
在这里，只有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贵族，虽说他（她）们其貌不扬，多数人来自乡下，可十多年来靠亲友一个带一个从国内远渡非洲，一切从零开始，而今他们成了这个城市的富拥者，我完全理解同胞们多年创业的艰辛。
第二天午后，阿通带我们去喀麦隆最大的一个工艺品市场，各式各样的木雕、铜器、象牙制品琳琅满目。卖东西的人远比买东西的人多。购物者除白人外就是中国人（或亚洲人）。我买了一个古烟斗和一头黑木河马，其他的物品早在巴塔和雅温得购齐。
这几天法国罢工，飞往巴黎的班机停运，我们只好耐心等待。
站在阿通家二楼的窗口，我检阅着窗外的“唐人街”。这个拥有三百万人口的杜阿拉，是喀麦隆最大城市，可来此做生意的华人就占了四千。
楼下，混乱的商场。
街边，摆地摊的黑人涌动着。
马路上，大车、小车、摩托车川流不息，喇叭高唱。
商场内，从各地涌来的黑人正一包包批发中国商品。
这时，不知从中国何地海运来的一大车服装、凉鞋，正在由华人指挥搬运，黑工们用头顶，用背扛，每一包至少百斤。
我站在窗口放眼望去，这条街随处可见中国元素，方块汉字跃入眼帘。正对面是“华隆商场”，底图是天安门广场照片。紧挨着的是“银龙餐厅”、“中国商城”、“福建商厦”、“中华大酒店”等。店名大都好听，可只有两、三层楼高，十分简易。
我去楼下走访了好几家批发点，与他（她）们谈谈心里话。
中国货的来源多产自于浙江和福建。集装箱海运至少要两三个月才能到达此地。由于非洲穷，黑人也只能买些低档货。诚然，低货低消费，每双鞋只有两三块钱的利润。穿不了多久就作废，因而中国货“名声”也不太好。但他们已离不开我们。
我又去看了一下印度人和欧洲人开的商店。这条街就此一、两家，由于他们的利润高，来此买货的人少之又少，冷冷清清，显然无法与中国人一争高低。
这天晚上，阿通又叫我们去赌场玩，我和小朱谢绝了，呆在宾馆里看电视打发时间。
第三天，据说巴黎的罢工停息，法航开通了。白天阿通带我们去参观市区几个景点，晚饭后我们早早就去了机场。
终于，在阿通安排的黑人老者护送下，我们登上了法航的班机，终于又飞回到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在宽敞的二号航站楼里，我买了点香水和其他。午后，开往北京的班机起飞了。
作者简介：杜兴成，汉族，著名作曲家、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1949年生于贵州绥阳。1969年应征入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代表作品：《战友之歌》《游子吟》《迎客松》等。为影视剧（片）《马贼的妻子》《东方巨响》等作曲配乐60余部。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诗刊》《散文》《人民日报》等。
西散原创主编：梅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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