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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时所拍的一张照片，正在下轿者为光绪。这也是惟一确定的光绪照片 作者：徐琳玲 （上接《光绪之死·上篇》） “训政”，“亲政”：从紫禁城到颐和园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光绪大婚后第七日，慈禧太后宣布“归政”于皇帝。这一年，光绪虚龄十九。 早在两年半前，慈禧就召见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人讨论光绪的亲政问题。慈禧称，“前因皇帝冲龄践阼”，自己不得已垂帘听政，如今“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并颁布懿旨：次年正月选择吉期，为皇上举行亲政典礼。 懿旨颁布后第四天，醇亲王奕譞联合礼亲王、诸王公大臣合词上疏慈禧，请求太后“再行训政数年”，扶少皇帝再马上送一程。还提出：“宫廷政治，内外并重。归政后当永照现在规制，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经王公大臣三次陈情，慈禧终于“俯允”训政之请。 在慈禧授意下，王公大臣们为其制定了《训政细则》。《细则》规定：涉及皇帝主持的礼仪庆典，均由光绪帝亲自主持；一些重要行政举措，则仍由慈禧太后在场监督；而最为核心的人事任用权及奏折批阅权，仍全部由慈禧掌控。 这是一种结合了皇帝“亲政”和皇太后“听政”的特殊体制，让光绪帝处于文书和政务的“训练”中，而决策权则把控在慈禧太后手中。 “训政”实施两年半后，慈禧宣布正式“归政”于光绪帝。 当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个叫屠仁守的御史上了一份奏折，请太后继续“训政”。结果慈禧大怒，即刻罢免他的官职且“永不录用”。平日里熟悉屠的为人的同僚们则讽刺他是马屁没拍到位。 近代史学者茅海建对军机处文件、内务府档案进行研究，他认为：光绪帝的“亲政”，是一种结合“事后报告”和“事前请示”的制度。 从宫中起居录看，光绪帝是很勤奋的少年君王，每天早上6点开始处理政事。 亲政后，他每日单独出席早朝，有朱批和口谕的权力。但在事后，他必须要向慈禧太后报告。军机处每日则向慈禧太后呈报前一天的“早事传旨事由单”，慈禧通过此类简报，大体上了解京内各衙门上报的政事和光绪的处理意见。 如果碰到重要的折奏以及相关决定，皇帝当日须将折奏原件呈到慈禧那里并报告处理意见，且要上报全部材料的原件。 另外，大清的中枢权力班子——军机处、内阁、总理衙门，都是慈禧太后定的人选。其他稍微重要的职位、差事，光绪帝须先请示太后，然后作出决定。对于较为程序化的各部尚书、侍郎缺出，以及各省藩臬缺出，按资、级应升、应署，先由军机大臣根据惯例开单，然后由光绪帝决定简用。 “也就是整个朝廷须向光绪负责，而光绪则向慈禧太后负责。”茅海建总结说。 自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慈禧太后大部分时间住在颐和园，光绪则住宫中。两地相距15公里。据《清代起居注册》，光绪帝经常要去颐和园请安。 当朝天子往来奔波的时长和辛苦，远甚于今日京沪的上班族们。每次去颐和园，光绪帝乘轿子出神武门，经西安门出西直门，在倚虹堂少坐，然后坐轿由石路至颐和园东宫门。回程则相反，单程需要花费三小时。 除了请安，光绪还需要陪慈禧太后早膳、晚膳和看戏，是为“侍”。陪“皇阿玛”看戏也是一桩苦差事，慈禧太后是个骨灰级戏迷，每当她要看戏，颐和园里常常会持续演上几天。此外，光绪见慈禧需要下跪，慈禧太后每次来宫中或西苑，光绪得跪接跪送，慈禧可以向光绪帝下旨。 此时，朝中出现了所谓“帝党”和“后党”。后人常以为：所谓“帝党”，是进步的，支持维新和变法；“后党”则是守旧、落后的，反对变法。 事实并非如此：譬如被视作“帝党”大佬的翁同龢，他实则不懂时务，常对新兴洋务运动施以掣肘，被认为是“君子误国，有甚于小人”的典型。譬如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被划为“后党”，但他一手开启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是朝中“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变法失败后，有人弹劾李鸿章，说他是“康党”。慈禧拿着折子逼问他，他坦然回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大清王朝1894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同光中兴”的安定局面戛然而止。 这一年，朝鲜国内爆发东学党起义，政府军节节败退，于是向宗主国清朝乞援。一直渴望在亚洲扩张势力范围的日本借此机会，对中国发动了战争威胁。 对是否迎战，清廷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是以户部尚书、清流党首领翁同龢为核心的主战派，其中以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为骨干。翁是光绪的师傅，志锐为珍妃堂兄，文廷式为珍妃师傅，都是人们眼中的“帝党”。 另一派是慈禧太后和掌管北洋海军的李鸿章，他们试图与日本和解，避免战争。 在翁同龢的影响下，年方23岁的光绪帝坚决主战。当年六月十三日，他下令派“主战派”的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等清流党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争端，同时下军令状要求李鸿章立刻出兵朝鲜。 满朝声浪汹涌而起。掌管北洋水师的李鸿章自知“家底”——北洋海军表面看着堂皇，内里是虚的。自1888年起，因为军费经常被挪用和克扣，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 翁同龢频频施压，逼李鸿章出兵，除了“清流”的政见和高标的道德立场外，也有公报私仇之嫌。其兄早年遭曾国藩弹劾被流放，翁同龢因此和曾氏师徒结下数十年“梁子”。出任户部尚书期间，他处处刁难李鸿章，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北洋水师军费开支。1890年，他又以海军规模已具和国家度支艰难为由，请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1891年起，北洋海军就再也没有购置过炮弹。 明治维新后，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军事发展。自1890年后，日本拿出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 甲午战争爆发后，翁同龢又请调和李鸿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处处和李鸿章作对，以各种借口不发援军，以至于刘公岛成为一座孤岛，经历了悲壮的抵抗后，最终陷落。 据胡思敬《国闻备乘》记录：中日开战之后，翁同龢曾問李鸿章战事，李鸿章当场“怒目相视，半晌无语”，反问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答：“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为之语塞，回京以后，再也不敢言战。 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相继失败后，当年9月底，慈禧太后再次起用已坐冷板凳数年的恭亲王奕訢。1895年3月，又命李鸿章奔赴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进行停战谈判。 在日本的咄咄相逼下，中国被迫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 后因俄国联合法、德两国施压，日本被迫宣布放弃辽东半岛，但要中国另付白银3000万两将其“赎回”。经此甲午一战，日本一共向中国勒索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1895年5月8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恭亲王等人上呈给光绪帝，慈禧太后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最终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并在第二天“和约用宝”。 甲午战败，对中国朝野震动之大，不亚于一场十级海啸：一是巨大的受辱感，一是震惊于昔日邻邦小国短短20年间国力崛起如斯。 5月10日，光绪发下朱谕，说明订《马关条约》之原委，并提出战后的改革。在南书房翰林张百熙上奏的建议下，7月5日（闰五月十三日）他明发上谕，降旨要求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保举人才，以求“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各举所长，俾资节取。” 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向光绪帝上呈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光绪帝读后“嘉赞不已”，做了朱批，并下旨“飭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1898年2月，为了解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他又命大臣呈上《日本国志》以及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维新志士杨锐的女婿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甲午战败后，“（光绪帝）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 多次出使西洋、熟悉外情的张荫桓逐渐成为光绪帝信赖的“大红人”。 张荫桓，广东南海人，和康有为是同乡。他在变法中的角色和作用，一直被远远地低估和遮蔽了。在很多事件上，他是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因着他的举荐和联络，身为底层书生的康有为和光绪帝之间有了“通路”，并得以对光绪帝有所影响。虽然，这种影响被康自己给大大地夸张了。 据康有为《我史》：中日合约谈判的消息传出，1895年5月2日，他率梁启超等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聚于松筠庵会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强烈抗议签订《马关条约》，并提出迁都内陆、练兵抗战、变法图强等要求，史称“公车上书”。 近年来，姜鸣、茅海建等近代史学者陆续对康氏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2005年，茅海建研究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和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得出结论：所谓的“公车上书”，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派授意，文庭式等京官暗中策划的，由梁启超、陈景华等公车直接参与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光绪案前，其内容主要是为了劝阻光绪帝在《马关条约》上签字。 另一次，是由康、梁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根据当初参与者的笔记，因为回应者稀少，最终“议遂中寝”——康有为甚至并没有呈送上去。 学者姜鸣评价说：尽管康有为未曾“上书”，但他所写的这篇文字，“仍然是当时所有反对合约的文件中最精彩、最有分量的。” 这几位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中下层读书人毫无任何实际政治经验，却是天才的宣传鼓动家。他们应运而生，不久后将成为“搅动天下”的造时势者。 迷雾重重的“百日维新” 1897年11月，山东发生“巨野教案”。德国以此为借口，迅速派兵占领胶州湾，逼迫中国签订99年的租借条约。俄法英三国随后趁火打劫，也向清廷提出了租借大连、广州湾、新界、威海的要求。其间，又发生了俄英两国争夺对华借款权的事件。 甲午战败以来“亡国”的危机感再一次升级，国内士情激荡。光绪帝三下诏书，向朝野“求贤”。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启。 9月19日（八月初四），常居颐和园的慈禧太后突然杀回紫禁城。9月21日（八月初六日），内阁以光绪帝名义发布诏书，宣布太后再次临朝“训政”。随后，清廷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遇害。 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 一百多年来，关于这段历史的叙述，都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大量著作为主要依据。 在康梁提供的故事版本里：因为光绪的“新政”激怒了慈禧太后，慈禧计划借和光绪一同到天津阅兵之际，借机废掉光绪帝；光绪于是托人给康有为“衣带诏”，向他们求救：然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出示光绪衣带诏，策动他发动军事政变，围园劫后；袁世凯立即向太后告密；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百日维新失败。 然而，已有越来越充足的史料证明：对于“百日维新”，核心人物康梁对过程、原委、当事人等进行了篡改、夸大与造假，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政治宣传的需要，此外也和康本人张扬自大与刚愎自用的个性有关。 譬如，康氏称由他发起、鼓动天下的“公车上书”已被证实是造假的；譬如，据清史档案和张元济日记，光绪实则只接见康有为一次，时长不超过一刻钟，再加上方言障碍，根本不存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康氏慷慨陈述变法理念、皇上激赞不已”的君臣对话场景；譬如，康梁二人编造了谭嗣同妻子以死殉夫的悲壮故事，而谭夫人事实上一直活到1925年，并在家乡创办了当地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 越来越多的迷雾也由此升起：康氏声称光绪帝托人带给他的“衣带诏”真实存在么？如果存在，其内容果真如他逃往日本后所发布的么？在康梁的认定里，是袁世凯的告密使得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事实和逻辑果真如此么？在政变过程中，康有为和其党人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百年过去了，维新10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仍旧不那么清楚。 而如何鉴别、使用康梁留下的《我史》、《戊戌政变记》等资料，还原历史上真实发生的“百日维新”，成了令许多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头疼的史学难题。 近代史学者茅海建是海内外公认对康有为和变法研究最权威的学者之一。自1995年起，为了解开这个历史疑团，他扎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辗转于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史料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研院”保存的清代档案，如苦行僧一般在浩渺的史料中做了扎實的查证工作。 根据保留下来的清宫公文档案，结合宫中起居出行的记录，及诸多当事人留下的文字，对地点、人物、时间、事件交叉求证、反证，一条更有说服力的故事逻辑线渐渐浮现出来： 光绪在“新政”中越来越激进的举动，尤其是另设独立的议政机构（康等人提议的“开懋勤殿”）的念头，遭到了慈禧的否决和训斥；而御史杨崇伊随后的上奏，尤其是提到光绪想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作政府顾问，触发了慈禧9月19日从颐和园回到西苑的行动，以便对光绪和“新政”近距离监控；此时，光绪仍有人身自由，以及独立处理政事的权力；在20日至21日凌晨之间某个时刻，袁世凯向荣禄告发，说康党们策动他发动军事政变，围攻颐和园。 得知袁世凯的告密内容，可以想象慈禧太后的反应——震惊，失望，以及感到被光绪背叛后的深深愤怒。此时，于她而言，她和光绪、康党之间已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而她一定是那个胜利者——她立即囚禁了光绪，21日宣布开始训政，随后抓捕康有为和其党人。 从事后很多档案看，光绪本人对康梁策动袁世凯政变和刺杀慈禧的密谋并不知情。其间，他虽然对袁世凯进行了“名义上”的提拔，并照惯例接见了他，但其目的更多是出于试图开始培植支持自己的军队力量，而在天津小站练新兵的实力派军官袁世凯“看上去”是最值得、也最有可能争取的。 然而，不管光绪如何辩白，他都很难让慈禧相信：在康、谭策动袁世凯军事政变的密谋里，他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康、梁逃亡日本后，为了宣传需要和获得外国的支持，不断对外发布“衣带诏”等惊心动魄的故事和情节，更把光绪推到了百口莫辩的境地。 自光绪被囚前两个月起，康有为和其党人就开始有目的地接近袁世凯。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到访袁世凯暂住的法华寺，游说袁起兵“勤王”，囚禁西太后以推动“新政”。当袁世凯后来得知慈禧已于19日晚杀回西苑，猜测慈禧太后很可能已得知此事，心中恐惧，遂向荣禄告发。 “围园劫后”是康有为策动袁世凯时想做的，听上去很像《三国演义》等戏文小说里的故事情节。在他和梁启超的叙说里，都认定一个前提——“慈禧拟于天津阅兵，实行废立。” 今日，许多历史研究者认同一点——所谓“天津阅兵，实行废立”并不存在。一则以西太后对宫廷内外的绝对掌控，她根本无需跑到天津借助荣禄的兵力来实现这一点，事实也证明如此。二则天津阅操之事早在当年四月就已定下来，当时“百日维新”还刚刚启动。 学者姜鸣认为康有为充满了宫廷政变的想象力，“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 康有为和其党人的冒进、轻率甚至是妄为之举，不但使变法夭折，也因此彻底断送了光绪的政治生命，把这位年仅27岁的年轻皇帝送上了死囚之路。 一个羸弱天子的冲动、激越之举，几个以天下为己任、又完全缺乏任何政治经验与智慧的下层书生急于求成的“盲动”与“乱动”——这显然是一场大概率会以失败收场的变革。 当历史的真相一点一点浮出水面时，我们对事件中的主角们——光绪、慈禧、康有为和其党人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香港大学博士区仲桃认为，早在康有为跟光绪策划百日维新前，慈禧与光绪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为的出现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改革的进程。 明治维新后，国力大涨的日本野心勃勃，侵吞朝鲜后，急于扩张，想在亚洲打造一个由它领导的势力范围。 “新政”期间，康有为拜访了私人访华的日本前相伊藤博文。他对这位“明治维新”功臣提议的“中美英日合邦”之构想深信不疑，心向往之。随后，他和杨锐、宋伯鲁多次上奏，建议光绪帝接见并深度联络伊藤氏，与日交好，乃至“合邦”，甚至建议交出“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 无论放到甲午战争后的历史处境，还是今日我们的“后见之明”，这些想法和行动都显得幼稚、荒唐和可笑。 可以想象，当慈禧从御史杨崇伊之口得知光绪将于9月19日接见伊藤氏并将聘请他为顾问后，惊觉事态严重，随即从颐和园杀回西苑。 张之洞在路上 当百余条“除旧布新”的诏令滚滚而下，一班老政治家坐不住了。 听说皇帝提拔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四新人任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心急如焚。他并不知这四人究竟是如何“参预新政”的，只是出于一个资深大吏的经验，觉得事有不妥。 9月22日（八月初七），他通过总理衙门上了一份电奏。此时，远在长沙的他并不知道京城已经发生了重大震荡。 在这份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电文里，陈宝箴先赞美圣上“锐意维新，旁求俊彦”，随后提出“唯变法事体极为重大，创办之始，凡纲领、节目、缓急、次第之宜必期斟酌尽善”才能施行。他一边夸赞杨锐四人有过人才华，然而“于事变尚须阅历”，如今国家正处于“危疑等决，外患方殷”，需要“通识远谋，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来参决机要、宏济艰难。 于是他请命让正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入值军机处。当时，张之洞刚刚处理完棘手的沙市事件。 其实，早在当年三月，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就向慈禧太后提议，调张之洞入京。当时，这位79岁高龄的老派官员已觉察到清廷中枢机构权力的不和谐——恭亲王病重，礼亲王世铎无能也无争；翁同龢权势正旺，又和大臣刚毅有隙；李鸿章经甲午之战已失势；新派人物张荫桓正受光绪帝恩宠，但为慈禧所厌恶…… 三天后，慈禧批准了徐桐的请求。接到光绪催促进京的电旨后，张之洞起身。人刚离开武昌，沙市事件爆发，因为涉及日本领事住宅被烧，事态变得严重。 三月二十五日，张之洞乘“楚材舰”到达上海，接到光绪发来的电旨，命他立刻折返处理此案，等“地方一律安清”，再来京赴任。 张之洞出身清流，和京城大佬們有着历史渊源；之后常年在封疆大吏任上，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办过洋务企业、新式学堂，对新学有从理论到实践的体悟；曾资助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办学会和报纸。 以其资历、能力和声望，他是各派人士都能接受的人物，既能让偏保守的老派官吏感到放心，又能镇得住冲动冒进、急于求成的新派党人。 是年张氏61岁，恰是政治家最为成熟的年龄。 囚徒十年 西苑瀛台岛四面环水，只有一座过河石桥通往陆地。 石桥两端都有重兵把守。岛上主建筑涵元殿的楼梯以及瀛台所有建筑的门座全部“堵砌”。四周搭建起四座木板棚房，这里是看守皇帝人员的值班用房。 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二十三起，光绪帝被囚禁在这座小岛上。 九月初一起，通往瀛台的唯一通道上，总管内务府大臣每日带着医生来给光绪号脉、看病。 八月初十日，内阁以光绪的名义发下谕旨：“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除山东巡抚、两广总督、在上海的盛宣怀外，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西巡抚、陕西巡抚都“按兵不动”。 他们推脱的理由也五花八门：有说本省缺良医，有说自己本想举荐的已被其他官员举荐了，有说自己遍访省内、无奈发现某名医已年过八旬、老得已无法给皇上看病了…… 这些封疆大吏们一反过去对皇差的热衷，都以巨大的戒心旁观着事态的走向。 同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是京城各国领事馆。自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后，他们都在猜测光绪的生命安全和慈禧太后废帝的可能性。 九月初四，一份有关光绪帝病情的通报书被发送到京城各衙门堂官处。据这份具有六位医生姓名的诊断书，皇上浑身上下都是病，眼耳口牙喉、腰腿膝、指、头、胸腹都不适，脉息和大小便也不正常。 如愿地，这份病情通报很快传到了东郊民巷。 外国人并不买账。在英国等公使干预下，总理衙门被迫同意由一名外国医生来给光绪看病并出具诊断书。根据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给出的诊断书：光绪患有肾病，故而“引起脏器运动紊乱”，他建议光绪改变饮食习惯，每日喝加乳糖的牛奶或人乳，再佐以服用洋地黄粉加按摩，“一旦排尿正常，气闷消失，病情就会明显好转。” 这一年冬天很快来临，瀛台四周的湖水开始结冰。十一月十九日，慈禧下令紧急派人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不准冻上”。 又一日，软禁中的光绪帝想玩一下乐器解闷。他自小跟着慈禧太后看戏，耳濡目染下，擅长好几种乐器。锣鼓声刚刚响起，立刻接到太后的懿旨：“皇上若要响器家伙等”，必须先请示慈禧太后，得到允许后才能动。 发动政变后，慈禧开始着手废帝的步骤。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她以光绪无子为由，下诏册立端郡王载漪的15岁儿子溥儁为“大阿哥”。按计划，预定庚子年元旦令光绪帝举行让位礼，改元“保庆”，是为“己亥建储”。 下诏“立储”第三天，上海实业家经元善联合蔡元培、黄炎培、章炳麟等1231名士子、绅商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出公开电文，请求太后收回成命，让皇上即刻亲政，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经元善立刻被清廷通缉，他紧急逃往澳门避难，家财被抄。在舆论压力下，才免于被引渡。 让慈禧真正忌惮的，是来自外国领事馆的反对声。有外国公使直接宣称：与中国打交道，只认“光绪”二字，不认其他。 当时，荣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深知此事的棘手。和慈禧商量后，他以个人名义向几位资深大员发密电征求对此事的意见，想探一下他们的口风。 两江总督刘坤一回电荣禄，竭力劝阻此事，并言：“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 这是一封恭敬口气下带震慑力的电文。言下之意，光绪帝仍是大清唯一合法的皇帝，如果太后在“废帝”之事上一意孤行，恐会引起外国军事干涉以及局势动荡，个人的安全和地位会因此而不保。“荣禄悚然变计，于是密谏太后，得暂不动。” 这份电文原本是张之洞答应和刘坤一联名上疏的。但张在中途又反悔了，派人把电文追回并删掉自己的名字。也因此事，刘坤一对这位老同僚颇有了几分不屑，对人说：“香涛（张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 溥儁被立为大阿哥后，慈禧安排他入宫居住，在弘德殿读书。宫里上下都把他当作未来天子巴结，而把光绪帝视作废弃之物。溥儁不喜读书，最爱养狗。他生性骄溢放肆，经常当面嘲笑光绪，说他是疯子和傻子。光绪每每装聋作哑。 当时，端郡王载漪急着要把儿子扶上皇位，而慈禧也恼怒于外国干涉她废帝的举动。此时，山东、直隶民间出现了反洋教的拳民组织。载漪开始鼓动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来对抗洋人。 载漪和其亲信频频入奏慈禧，极力称赞义和团御枪炮之法术甚灵，刀枪不入，炮火不伤。慈禧一开始将信将疑，“因召入面试，于是太后亦信矣。” 在载漪鼓动下，慈禧太后决定利用义和团来对抗洋人。载漪和他的亲信很快把控了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在他和刚毅的主持下，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天津。他们沿途拆电线、毁铁路、烧教堂，进京后对东交民巷的驻京外国领事馆发起了进攻。5月下旬，英、法、德等八国联合出兵，北上镇压义和团。 在这些御前会议上，已成摆设的光绪发出微弱的质疑和反对声。当载漪、载濂、刚毅等大臣声称要靠义和团的“神术”去“报雪仇耻”，他嘲之以荒唐。他不赞成对外宣战，“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为儿戏？” 名义上，他还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但他的意见已经没有分量了。 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局势变得危急。端王载漪指使军机章京连文冲伪造了一份列强们给清政府的外交照令，除声称要全面接管清政府的财政、军队，还有两条：“指明一地由光绪居住”；“归政给皇帝”。 一直对开战犹豫不决的慈禧果然勃然大怒，立刻召集御前会议，正式向八国“宣战”，并下令将徐用仪等主“剿”的高官斩首。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带着光绪仓皇西逃。 离京前，光绪试图劝说慈禧没有出逃的必要，外国人只是来讨伐拳匪的，“对我国家非有恶意”，并主动向太后请缨，让他去东交民巷，“和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矣。”太后不理会。他自己穿好朝服，准备去使馆。小太监们立刻汇报给太后，太后赶到，命太监们剥去他的朝衣，并严禁他出户。 出逃前，慈禧想到关押中的珍妃，觉得带上她不便，因命太监将乐寿堂前的井盖打开，命珍妃自尽。按《清史稿》记载，珍妃是“贞烈殉节”的。而许多人相信，珍妃是被太监崔玉贵强行塞入井中溺亡的，死时年仅25岁。 直到1901年慈禧返京时，才命人把她的尸骨从井里打捞出来，装殓入棺，葬于阜成门外恩济庄太监公墓南面的宫女墓地。 光绪至此才得知珍妃的结局。他把爱人生前用过的帐子悬挂在密室，“不时徘徊帐前饮泣而已”。 对于这位“废帝”，连宫中小太监们也非常怠慢。日常用度上，凡靴子、内衣、小褂这些外头看不到的地方，破旧了不给及时更换。光绪也不求人，把这些都压抑在心里。 倒是大总管李莲英对光绪还时有关照。据王照所录，《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携光绪和文武百官返京，走到保定时住下。太后睡觉的地方，被褥铺陈华美、供应周备，李莲英的住处也安排得很好。 李莲英侍候慈禧睡下后，前来探望光绪帝。见他在灯前枯坐，小太监无一人在殿内值班，一问才知皇帝竟然铺的盖的都没有，时值隆冬季节，根本无法睡觉。李莲英当即跪下抱着光绪的腿痛哭：“奴才们罪该万死！”并把自己的被褥抱来恳请光绪将就用一晚。 光绪后来回忆西逃的苦楚时曾说：“若无李安达（满语，意为奶妈），我活不到今天。” 回京后，慈禧竭力表现出对外亲善的姿态。光绪帝稍稍比过去多了点自由，但仍在严密监控中。德龄、常入宫为后妃看病的何德兰夫人都注意到：慈禧把光绪带出来时，看得很紧，不让他离开自己视线超过半个时辰。 慈禧开始在宫里接见并款待各国公使夫人，但她特别警惕外国人和皇帝的接触，不让他们有交谈机会。 德龄从小在国外接受教育，会说几国语言。慈禧特别交代她：若皇帝和外国人交谈，须由她来任翻译，实际上是叫她监视皇帝和外国人任何有可能的接触。德龄应承了下来，然后回禀慈禧：自己从来就没有看见皇帝和外国人说过话。 成为彻底的傀儡后，光绪每日退朝，唯以读书解闷，其中大部分是西学书。 1908年，有个叫周景涛的医生入宫为光绪诊脉，见皇上书房的御案上摆着《四库全书提要》、《贞观政要》、《太平御览》、《大学衍义》，另有《理财学》四册，似新购尚未开封。环视四周，“宫中陈设极为简陋，视两江总督端方的书室，相去渊霄。” 到后期，光绪越发寡言，表情经常呆呆的。和慈禧一同上朝听政时，他基本不说话，太后问他时，他回答一两句就没有下文。宫里有很多人说他人已疯傻了，但那些同情和忠于他的人都认为他没有。 一天，东华门外万珍斋的钟表匠张雪岩到宫中来领取要修的钟表。其中有一只破损了的八音盒。光绪用笔在八音盒里的大滚轮周围做了一些标记，命他去掉原有的旧钉，在标记处重新定插新钉。张氏听得莫名其妙，回去依照此法插钉，然后摇动轮子一听，八音盒里竟响起一首中国曲子来。 在当时，北方的钟表匠虽然能修外国产的八音盒，但还没有人能制作和改动的。 王照感慨說：皇上完全是自己从书中自学并摸索出来的，并且让专业的匠人自叹不如。他继而不忿道：那些说皇上傻了的旗人才是真傻，皇上不过是把自己的智慧聪明都投入到书中去了。 嫌疑人x的现身 据宫中起居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十七日当天，光绪按例上完早朝，下午批送过来的折奏，然后用了太监送来的膳食。 饭后不久，光绪忽然感到身体强烈不适，随后传下两道上谕紧急延医。当晚，慈禧太后命人将光绪皇帝的棺椁抬到乾清宫，准备后事。四日后，光绪帝驾崩于瀛台。 钟里满认为：光绪帝最可能被下毒的时间，就是十七日这顿来自太后的赐膳。之前，光绪的身体状况一直表现正常，每日上朝。 “还有，光绪虽然已经服下慈禧的赐食，但在一小时后发作之前，表现与正常人无异时，慈禧竟然命人将光绪皇帝的棺椁抬到乾清宫，准备后事。仅此一事，就无可争辩地说明，慈禧太后是谋害光绪皇帝的幕后指使之人。” 调查光绪帝死因的课题项目于2008年结案后，钟里满就一直在钻在各种晚清档案里，试图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破案的线索。此外，仍有学者对“毒杀”持不同看法或保留意见。 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是该课题项目的支持者，他认为：下毒者是谁不重要，“慈禧是主谋，这一点恐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慈禧再三表示自己不能死在光绪前头。”而以袁世凯当时的势力，还没有能力插手宫中。 几年前，有国内学者在日本的历史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清朝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于1904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的谈话记录。 谈话中，内田问伍廷芳：如果慈禧先死了，那么光绪会怎么样呢？伍廷芳说这件事很糟糕，光绪很可能会死在前面，因为北京的宫廷里面都这样传说。然后，他提出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出兵救光绪出来。 据德龄的回忆：光绪很清楚自己不太可能活到老佛爷死后。 据《方家园杂咏纪事》，当年夏秋之交，慈禧太后开始犯病，持续了几个月。自己病情越来越重后，她又开始命各路医生每日来给光绪号脉，并“宣示中外，开方进药”。光绪帝此时已有戒心，“从未进一口，已视为习惯之具文。” 光绪的异母弟载涛曾向宫里打探过兄长临死前的情形。和他相熟的太监告诉他，慈禧临终时，曾多次问身边太监：皇帝现在如何？进药了吗？当太监们告诉她：皇帝已经奄奄一息，不能进药了，她似乎安心多了。 在光绪病危的数日里，隆裕皇后一直守候在光绪的寝宫里。皇帝暴崩后，她仍守床畔，一刻不离。直到皇帝的遗体被移到乾清宫大敛后才离开，然后再去慈禧太后宫中。此时，太后已经不能说话。 这是这一对名义上的夫妻在一起最长的日子。 光绪帝驾崩前一日傍晚，宫里传出慈禧太后的懿旨：由溥仪继承皇位。 宣统三年，武昌革命起，长达276年的大清帝国土崩瓦解。 1912年2月12日，身为皇太后的隆裕将《清帝逊位诏书》的盖用御宝陈于黄案。上海《申报》报道当时情景：“清后仍大哭。清帝时立清后怀中，见状亦哭，袁世凯君及各国务大臣亦同声一哭。”（全文完） 感谢垂注“解百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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