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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忘不了的1977作者：王俊山 我忘不了1977年。因为1977年的高考，结束了我此前长达数年的“原罪”救赎；因为1977年的高考，我成为山西大学历史系七七级的一员；因为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七七级的学习，我后来的工作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学同乡留影 01 我出生在山西省盂县巨沟村。这是一个偏远的山庄，位于县城东南，距县城四十多里地，交通不便，至今没有可以通马车的大路。这里是阳泉市郊区和盂县交界处，接近分水岭的顶部，所以山间很少土地，即便是地，土层也只有两三寸，属于极贫瘠山地。解放前，这里的土地，亩产粮食也就百十多斤。 传说，我家先祖为避难，躲进了这深山僻壤。祖祖辈辈以耕作为生。到我爷爷这辈子，家里有了几亩山地。我爷爷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及至我父亲十几岁时，我的大伯父二伯父已结婚生子，全家有了十一口人。眼见几亩薄田不能维持全家生计，我大伯父和二伯父便外出到阳泉煤矿当了挖煤工，干着从矿井往外背煤的苦工，赚钱补贴家用。1937年8月，大伯父遭遇了矿难，年仅二十八岁就死在煤矿上。二伯父见矿山危险，便到阳泉市区谋了一份给人家推石磨加工面粉的营生。后来把我父亲和叔父也接到阳泉，一起打工谋生活。1945年左右，爷爷见全家人努力了这几年，家景有了点起色，便动了心思，又买了几亩薄田，达到了人均一亩多地。如此，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大半得到解决。转眼便是1947年，村里开展了土地改革，我家因为拥有的土地正好是全村人平均拥有的数量，应划为中农，但有人提出，“他家土地虽然是中农水平，但他家在阳泉还有生意，是土地加买卖。”于是我家被划为了“富裕中农”。就这样，爷爷和父辈两代人为了生活下去，用劳动甚至搭上了大伯父生命才换来的生活，便成了我的“原罪”。 我出生于1954年2月。六岁时父亲就把我送进了小学。为方便我们念书，父亲把家搬到了现在定居的刘家村。在小学念书是我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我无忧无虑，调皮好动，上树掏鸟、下河摸鱼的事儿没少干，学习不甚用功。我的老师逯秀凤想尽办法调动我的学习积极性。她给我安排小先生的角色，让我负责同学作业的检查。我觉得很得意，所以自觉学习起来，组织纪律也大有好转，我成了班上捣乱生变好学生的典型，学习成绩突飞猛进。 1966年是我的小学毕业季。我信心满满地报考了盂县中学。但是我落榜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村里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也没有推荐我上学。早先，我姐姐在1963年考上了盂县中学。家里已经有一个中学生了。
农业中学毕业留影 1966年10月，公社在皇后村成立了一个农业中学，我便和三十多个小学同学一起成为皇后农业中学的新生。皇后农业中学成立，没有教室，没有教材，没有桌凳，只有一个老师。开设两门课程，一门是劳动，一门是语文。语文课本是毛选四卷和64K本的毛主席诗词。我们劳动就到驻村生产队的田地里，学习整地、耕地、点种庄稼、锄草、间苗、中耕、收割庄稼等农活。后来学校自己开垦了几亩地，劳动课学种地就搬到了自己的地里头。农中二年级，我们有了第二个老师，盂县中学高中毕业回乡青年李淑文到皇后学校任教，兼上了我们的数学课。可是没有数学课本。李老师上数学课时，会给我们抄题，然后讲课，断断续续地，我们数学学到了正负数，解二元一次方程式，几何学到直线、线段、平行线、三角形、全等三角形证明。上农业中学还学习了一点数学知识，可真是意外收获！也正是这一点点数学知识后来帮了我的大忙！ 从皇后农业中学毕业回家，参加半年劳动，就到了1970年春节。一天，传来了一个消息，说盂县中学（改称红卫中学）要招高中生了。过几天，消息得到证实，中学要从我们公社招二十名高中生，学制是二年。招生对象是贫下中农子女。中农和其他家庭成分的子女可以报名，但要经过考察，在满足贫下中农子女上学后，才择优推荐。那个时候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不少人家虽然觉得读书无用，可孩子可以在学校长大几年呀！父亲去村里探听了一下，被告知富裕中农子女基本不可能。 眼见上高中的事就要凉凉了，一个人的出现使事情有了转机。二月底的一天，盂县中学派老师到我们公社录取新生，这位老师叫孙鸿庆，是我姐姐在盂县中学的数学老师，天津人。姐姐把我上学的愿望和因家庭出身可能上不了学的情况告诉了孙老师。老师说，路家村考生报名人数超过了招生指标，要考试一下，才能决定。这场考试十分简单，两道语文题，两道数学题，其中一道是解二元一次方程式，我数学解对了这个题，得了30多分，是考生中成绩最好的！有了这个成绩，第二天，在公社批准的会议上，孙老师充分行使了“学校录取”的权利，把我正式录取为盂县红卫中学的高中生。 1970年3月，我到盂县红卫中学报了到。这一年盂县中学招了三百名高中新生。参照解放军连队的编制，编了五个排，我是第一排。这届高中生包含了六六届至六九届共四届的初中生，年龄最多相差五到六岁，文化知识更是参差不齐，六六届的初中生完完全全地学完了初中课程，知识底子很厚，而六九届学生大多数没有学过初中知识，知识底子只有小学生水平。所以在正式开课后，老师根本没有办法讲课。学校考虑再三，决定在全校组织一次考试，再结合老师讲课时对学生的了解，把老六六届和六七届初中生挑出来，再加上经考试成绩较好，平时接受能力强的学生编成快班授课，其余的编为慢班。我被编在快班。五个班重新进行了编排，接续盂县中学文革前高中班的排序，变为高七班（快班）和高八班、九班、十班、十一班。
高中同学留影 学校给我们快班配备了最好最有经验的老师，数学孙鸿庆，资本家家庭出身，学识高深，异常聪明，口才很好。他上中学成绩特别优异，本来可以上清华的，因家庭出身，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调配到山西大学数学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盂县中学任教。物理戴新民老师，盂县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高材生，1960年代分配到盂县中学教书。语文老师阎旭，文采飞扬，讲课绘声绘色，在《火花》杂志上发表过诗文。语文老师王克甫，上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1968年分配到盂县钢铁厂工作，后调任盂县中学教师。政治老师崔书田，马玉亮。马玉亮老师，盂县人，山西大学政治系六八届学生，毕业回母校任政治课教师。 调整后高七班同学人才济济，知识底子厚，接受能力特别强。老师采用文革前教材授课，以一节一单元速度补习知识，很快补上了应该有的知识。老师教得痛快，学生学得高兴，成绩提高很快。记得学习解高次方程，、解析几何，同学们花两节课的时间，能解几十个作业题。班里有三孙一张（孙淑文、孙根索、孙俊梅、张彦明）等著名的学习尖子生。我在同学们的鼓励鞭策之下，努力学习，跟上了全班同学进步的节奏。我非常感恩高中阶段的学习，后来事实证明，正是这段时间的认真学习，帮助了我后来的高考，完成了我的自我救赎。 学习期间，又有了一件事情。1970年7月，盂县人武部要从盂县中学选拔几个人去晋中军分区学习无线电发收报技术，条件是十六至十七岁，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我邻铺的好友侯爱民被选中了。我十分羡慕。一天，我鼓足勇气去找班主任崔书田老师，幼稚地说自己也想去，还有没有机会。崔老师说：“这次是个偶然的机会，只有贫下中农出身的才有资格参加选拔，咱是富裕中农成分，不可能选你去。”我听了十分难过。不过，崔老师又说，富裕中农是团结对象，只要好好表现，要求进步，还是可能有其他机会的。我听了老师的话，下决心好好表现，第二天就向学校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团组织负责人说，你积极要求进步是可喜的，团组织是欢迎的。富裕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你要做好接受团组织长期考验的思想准备。我积极参加班里各项活动，抢着擦黑板，参加各种劳动，做好事，在宿舍主动给同学打开水，也经常帮助老师家打开水。高中毕业前夕，在即将离校的1972年1月18日，学校团组织考验我将近两年时间后，批准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高中毕业合影 02 高中毕业离开了盂县中学，回村继续我的接受考验。刚回村，我当了一名缺额代教。我们村七年制学校一名教师因病请假休息了，我被找来当六年级的班主任，教初中语文。这回没有受家庭出身的影响，因为代教是临时的，代教时间一到，还是要回到生产队的。这年是1972年，据大学同学秦志敏回忆，周恩来主持教育战线工作，全国教育出现了智育回潮。学校抓教学成绩十分认真，我想通过教学质量证明自己，所以工作十分卖力。我想办法找来文革前的师范语文教材，下功夫学习语文基础知识，大有收获。这套教材学完，我才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叫修辞，才知道句子的成分。这段时间的自学，对后来的高考也有很大帮助。 高中毕业离校大约四五个月后，我回了一次盂县中学。见到崔老师，得知当年高中同班同学中有五个人被推荐上了大学。秦致富、杨建国上了临汾师范学院，武宝明上了山西大学数学系，孙根索上了山大艺术系，刘红鹰上了重机学院。还有尹秀英上了大同煤专，王东元、秦林爱、李茂才转正当了教员，我惊讶不已，也羡慕不已。崔老师又说：富裕中农子女也有希望的，并告诫我要认真工作，认真学习，随时准备抓住机遇上大学。他埋怨我这几个月为什么不来学校，连一点消息也没有。 到了1973年春夏之交，突然听说大学招生恢复了文化考查，我不知道国家层面发生了什么变化，但能不能通过文化考查，成了能不能被录取上大学、中专的一个重要条件，这让没有“优越”家庭背景的人很兴奋，觉得有机会了。我很高兴地报了名，又逐门逐户拜访村里的贫协代表，请求他们推荐我，他们答应了。可等到真正推荐的时候，贫协主任说；他富裕中农出身，已经上了高中，又当上了教员，还想要上大学，那我们贫下中农子女怎么活？他一说，别人都不吭声了。 有一个生产队政治队长替我说话：今年上学不仅仅是推荐，还要考文化，俊山去把握大点！贫协主任说：那也不行，好事不能让富裕中农都占了！就这样，我推荐不过关，政审通不过，上学之梦破碎。这一年，我高中同学有多人上了大学，候贵保参加县里组织的文化考查，成绩优秀，上了太谷农学院，孙淑文上了矿业学院，傅义汉上了山西师范学院，孙俊梅上了运城水校，等等，又引起我一阵阵羡慕。 这样的尝试，后来又重复了两次，1974年，1975年，我都争取推荐上学，但都卡在了政审关。那时的我，白天忧愁满面，夜里焦虑无眠，生活全无味道。心里一遍遍地埋怨家庭，感叹我为什么“戴罪”出生！ 痛苦是真痛苦。可人生总得继续！我把目标定在当前。1976年初，我所在的学校改设为九年一贯制学校，我升格为高中民办教师，任班主任，代语文课。大学上不成就谋求当个公办教师吧。为此目标，我必须得好好表现。 于是，我又开始在挣扎。我参加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干最累最苦的活儿，每天带领学生满村庄收集人粪尿，制作一种叫腐殖酸的肥料。把裸露在地表中的煤层，用镐刨出来，运回来，然后用人粪尿搅拌均匀，露天发酵，十几天后加拌一种叫黑矾的东西再发酵。制作成功后运到生产队地里供生产队使用。 我还自告奋勇，把别的老师不想上的历史、地理课、农业知识课揽了下来，把自己的课程表填得满满的。我这样做，主要是想用工作把生活空间都填满，减缓心中的苦闷。 03 就这样，在“山穷水尽”的煎熬中，1977年高考恢复了。1977年10月下旬，我参加全县教师集训结束后，奋战在农业学大寨运动、农田基本建设、修筑皇后水库的工地上。从工地的大喇叭听到了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消息。喇叭里说，这次招生对象面向社会，凡是适龄的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军人、干部都可以报名参加，公平竞争。我感觉机会终于来了！ 我向领导请了一天假，回到盂县中学向我的语文老师阎旭请教报考的事情，并求他提供一些复习资料，因为他正在给高二学生带班主任。阎老师说，你要积极报考，这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有思想准备，考大学是特别激烈的竞争，优秀的人多的是。今年时间太紧了，不行就努力学习明年考。我问他我考上的机会大不大，他笑了笑说，盂县的教育水平在全省不算高。按文革前的经验，盂县文科每年也就考一两个人。今年这么多人报考，十几届学生一同竞争，肯定十分激烈。我听了心里直打鼓。至于报考复习资料，阎老师说不成问题。他现在的学生大部分不参加高考，可以帮我向学生借一套高中课本，供我复习参考。并马上叫来一个姓刘的女同学，交待她把初高中的历史、地理、语文课本借我一用。我好生感激。 拿到复习资料，我认真估摸了一下，高考要考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四门课，这么短的时间全面复习根本不可能。四门课中，语文最熟悉，就不准备了，但要提前准备一下作文。数学自高中毕业就再没动过，全面复习也不可能。就用一周时间把比较简单的知识准备一下。政治基础理论方面也来不及复习，但时事政治部分要注意整理。历史和地理近几年给学生代课也不是很生疏，可作为复习的重点。 主意拿定，学校开学日期也到了。我编了一个课表，四科轮换复习。历史地理各捋了二百多个题目，自问自答。政治从各处抄录了一百多道时事政治题。数学主要复习了指数、对数、平面几何、一元二次方程等内容。语文作文在考前两个星期内，每两天试着写一篇，一共写了八九篇。试写作文时，看好表，一小时内完成，一千字以上。这八九篇预先试写的作文题目中，有《心中的话儿献给华主席》《为实现四化做贡献》两篇，神奇吧？这些作文完成后，大都让我姐姐和学校代语文课的老师看过，他们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 1977年12月5日，我走进了考场，考完了四门，感觉成绩一般。政治课答完了全部试题，没什么失误，也没啥出彩的地方。语文考试最轻松，知识题部分是我课堂上教书讲过的，作文选择了《心中的话儿献给华主席》。史地考题，觉得都是我那些自答题里面的内容。唯数学题目好难，有四十分的题完全不会做。虽然做了六十分的题，但对错多少拿不准。 考试过后是漫长的等待。记不得具体时间了，联校通知我，初选入围了。要先政审，然后到县城体检填报志愿。我自己找到村支部，告诉他们说我考大学初选入围了，请他们就我的政治态度、政治关系、政治表现給予审查。这时村党支部副书记已换成一个返乡知识青年。他也是盂县中学高中毕业，父母都是党员，经过两年劳动锻炼，1976年入党，担任了村支部的副书记。他说：这回是你自己凭本事考上的，政治审查没有问题。他写好政审意见，问我行不行。我见都是好话，高兴地请他盖上了公章。 当天到了县城，住在了同学好友侯爱明工作单位。在街上遇到了高中政治老师马玉亮，他刚刚调到县政府工作。马老师告诉我盂县高考初选了36位考生，理科24人，文科12人。他问我了考试的情况，说，明天点名时你注意一下你的成绩排名，如果靠前，录取希望大，如果靠后，失败可能性大。等摸清排名情况再考虑报考志愿。还说他明天会见我。 第二天，当初选考生到齐后，教育局一位姓贾的老师开始点名体检。第一位点的是王俊元，我的远房哥哥，也是我在刘家村中学当教师的同事，他考理科。接着每点一位，我掐手数一位，心跳越来越快。第二十五位是文科考生的开始。点到第二十五位时，叫到了我的名字，我高兴极了，说明我考了盂县文科第一名！我当即挤出房间，找到了马玉亮老师。他十分高兴，说，这下就比较好了。接着他建议我报考山西大学历史系，说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最好，在全国也有名气。 接下来体检中，出了个小状况。可能是紧张吧，血压测量为94/140，高血压边缘，医生量了几次都是这个结果。我急得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医生说，你下午再来量一次吧，中午好好休息一下。出了医院门，有个护士说喝醋可以降压。我就在中午找到了小学同学白海风，她在医院附近的针织厂工作，找她要了半斤醋，喝下之后去找医生，血压还是90/140。看我着急的样子，医生说，我给你填88/138吧，这样低一点。很感谢这位医生，可惜忘了问他的姓名。初选体检过后，再次进入漫长的等待。 大约是二月二十号左右，我的哥哥王俊元接到了全国重点大学大寨农学院园林系的入学通知书。我在为他高兴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录取情况牵挂着急。我等啊等了七八天，到月底还没有等来结果，我焦急万分，坐卧不宁，情绪极端低落！ 我爹妈看我丧魂落魄的样子，一再安慰我，上了大学当然是好，但即使落榜也不必太难过，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明年再考也行。我心里明白，他们心里比我还更着急，我觉得一定是体检出了问题。 1978年3月4号中午，我在给学生上完课后，一个人在办公室默默坐了一个小时，才回家。一进门，父亲站在院里，笑眯眯地告诉我，你考上了！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我那个高兴啊！我饭也不吃了，肚子也不饿了，赶紧跑到了乡邮员我小学同学刘铁贵家，拿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通知书。山穷水尽终于盼来了柳暗花明！我的长达数年的“原罪”救赎结束了。
大学同组留影 04 1978年3月，我跨入山西大学校门，成为历史系77级的一员。我们班七十九名同学，有来自插队农村的知识青年，也有刚刚退伍的复转军人，有在省委机关工作的国家干部，也有在农村务农的青年农民，有任教了几年的中小学教师，也有在县、社工作的基层干部。年龄最大的生于1946年，最小生于1960年10月，还不满十八周岁。 我们班是一个十分团结的优秀的集体，创造了山西大学和历史系的许多第一。我们班的男子篮球队是全校冠军，我们班的女子排球队是全校冠军，我们班的体育达标率远超标准，也是全校的冠军。我们班同学参加百科知识竞赛，是个人团体双料冠军。我们班同学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参加了全国大学生文艺汇演夺得了第一名，是全国冠军。
大学同屋留影 我们班同学学习勤奋，自发组织学习讨论，自己创办学术刊物，自我交流学习心得。在校期间就有多人在正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不少同学功在“史”外，在历史学之外的美术、哲学、法律、社会学、文学、佛学等领域斩获颇丰。我们班同学敢想敢闯，敢为人先，本科读一年就考上了研究生。改革开放还没有多少人富起来，我们班就试水市场运作，自编《历史高考复习资料》，获得不斐的班费收入。由此才有了资本组织全班同学自费北京旅游，集体考察西安，定期观赏电影，羡煞历史系的学弟学妹和其他系的同学们。 我们班是温暖的大家庭，同学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窗情谊满满。马满存同学因病手术，卧床医院。全班的男同学们轮流陪侍，照顾周到，女同学轮流探视，嘘寒问暖。 亚历山大·温特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发展这三种利益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公民，你是感到骄傲的，光荣的。集体自尊，同样适用于我们山西大学历史系七七级。四年的同窗，我们班成为山西大学历史上耀眼的明星班级。这种集体自尊深深刻在了我们心头，我们以山西大学历史系七七级这个集体感到骄傲，感到光荣，感到自豪。
大学毕业照 05 1982年1月，我们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同学们各自奔赴工作岗位。我回到晋中，先在人事局帮忙整理档案，后被安排到晋中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也算是学以致用。 1982年5月，山西省社科院和晋中联合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一一太行革命根据地研究。那时，我们单位一共才三个人。我是晋中方参与人。社科院方面的负责人田酉如是山西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生，其时是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人员，他是我工作后笫一位实践老师。项目启动当天，我的恩师之一，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张海瀛到了晋中。他是这个项目的总主持人，山西社科院的分管领导。张老师对我说，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项目，很好的项目，希望你做出成绩。之后，我就和另外一个人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太行区党委的历史档案，在北京西北郊的温泉苗圃中央档案馆待了半年。又到北京西山军委中央档案馆查阅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作战资料三个月。 1985年，太行根据地研究项目收归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政协主席武光汤主持这个项目，聘请了原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报日人民》的第一任社长张磐石当顾问，还聘请原《报》社日光明长李庄担任主编。我负责《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军事斗争部分的编写，得意之笔是发现了邓小平1941年写的《反对麻木 打开太行严重困难局面》原文，并写入了书稿。此后，太行革命根据地研究项目陆续出版了《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太行革命根据地大事记述》，太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巜经济建设》巜土地改革》《对敌斗争》巜文化建设》，还有巜太行革命根据地画册》，巜中共左权县简史》等十三种书籍。巜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出版后获山西省人民政府优秀图书一等奖，北方十五省区优秀图书一等奖。 1986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联合征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在战争年代，中共各级组织的建立、发展、变化、撤并、撤消，情况十分复杂。到1980年代，全国还没有一部清晰完整的组织史资料。所以，征编工作开展一年多后，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决定在山西召开工作会议，交流工作经验。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山西等省级征编机构的人员和山西省各地市征编人员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各地都要提交交流材料。 晋中的建党情况异常复杂。抗战时期，晋中一段时间建有四个地级党组织，三个地级政权组织。因为被石太铁路、南同蒲铁路分割，建有二十多个不完整县，有几十个县级党政组织，还有许许多多的游击队、县大队等军事组织。怎么整理清楚它们的关系呢？我想起了江地老师在辅导我毕业论文时说，搞历史研究，尤其是新入手的课题，要先弄清一点，然后慢慢扩大，弄清与这一点的各种联系，循序渐进，假以时日，必能深入。于是我就从各地委为单元入手，一个一个予以理清，然后把二十多县委、二十多县政府各归入地级组织单元。照此思路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抗日战争时期晋中党组织》的交流资料，提交给大会。 没想到，在会议总结会上，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和中组部组织局局长钱运录，充分肯定了晋中的这份资料。说这样做清晰地给出了一个地区党组织发展的概貌。这下子，晋中的组织史编写一跃成为全国全省的先进单位。我正式被确定为《中共晋中地委组织史资料》的主编，打破了大部分地市由地委书记或组织部长任主编的格局。 会后，李锐老和山西省组织史编写组领导叫我去到太原，安排我试列出一个完整的地方党的组织史编写大纲。几经反复，最终敲定方案。就是“分时期按系统立户头”，把党的建立发展、壮大的历史，先按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划分为七个时期，然后按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军事组织、群团组织分为四个系统，每个系统中，再按本级组织名称及变化立户头，最后把本级组织的下辖组织归属于本级组织中。这样，横竖左右，眉目清楚，归属分明。 中央编写组审查后，觉得可用，于1987年底以简报形式批转全国。这段工作引起了我们地区领导的重视，我被纳入考察培养重点，在组织史资料编写过程中被提拔为副县级领导干部。1997年，《中共晋中地区组织史资料》《晋中地区政权军事群团组织史资料》被山西省人民政府评为优秀图书奖的特等奖。 1997年，平遥古城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获得成功。可是，全面反映平遥历史文化底蕴的《平遥县志》还没有编写完成。这时，由周总理倡导的全国首轮新方志编写工作接近尾声。山西已有一百多个县出版了志书。《平遥县志》的编写远远落后于全省全国的工作进度。这种状况与平遥古城在全省全国以及世界上的历史文化地位严重不符。我建议有关领导专门召开晋中修志工作落后县区的县长会议，推动平遥等地的修志工作及文化建设工作。此举引起了极大震动。中共平遥县委、县政府专门召开联席会议，专题研究平遥县志编写问题，配齐了平遥的修志班子。我又建议，为编写《平遥县志》聘请专家顾问，请这些专家们担任《平遥县志》编写的责任编辑，真正落实“专家修志”措施，确保《平遥县志》修成后的质量匹配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地位。 接下来，我和平遥的同志一起专程到西安、天津、太原等地，聘请陕西师大历史系教授李裕民、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新夏、原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曹振武等十多位学者领导担任了《平遥县志》的专家编辑。有的还具体承担了编写任务。李裕民教授就亲自撰写了《平遥县志建置沿革》。我们单位也投入很大力量参与平遥修志工作。刘俊礼、李新文直接参与《平遥县志》的篇目设计，翟相卫承担了《平遥县志》人物志、历史文献、艺文等内容的编修工作。大家同心协力，《平遥县志》在1999年正式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获全省地方志书评选一等奖。 之后，又一鼓作气，完成了《平遥古城志》一书四十万字，开创了山西省山志、水志、城志等专门志书编修的先例。《平遥古城志》由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书名，来新夏教授作序，中华书局出版，获山西省人民政府优秀图书二等奖。 1998年，我们单位决定开展大寨课题研究。时任地委书记大力支持，我和两位同志赴北京、上太原，就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等等走访了汪东兴、陶鲁笳、王谦、杜润生、谢振华等中央和省部领导，走访了报日人民著名记者冯东书，还走访了学大寨高潮时期的晋中地委书记李韩锁、昔阳县委书记刘树岗等，形成了十四份访问材料。发现被访者意见分歧，甚至尖锐对立，于是决定暂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写作，重点搞《大寨村志》。我们吸收昔阳县科委干部李成明为编写组成员，依靠老李在昔阳县土肥站工作四十年的科学观察资料和大寨展览馆的档案及实物，在数百万字的资料中采缀，完成了三十万字的《大寨村志》。 这部村志体例科学、资料翔实、记载准确、记述完整。书中记载的每个数据都有科学依据。比方哪块地的日照时间多长，土壤养分水分含量多少等等，都出自昔阳县土肥站多年的科考记录。《大寨村志》的出版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省委宣传部都由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阅，国家新闻出版局审查了有关内容。出版后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赞许。社会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当政者，还是所谓的“反大寨”人士，都没有不同意见。都说这本志书是信史。大寨宋立英在自己家里签名销售《大寨村志》，销售了两千多册。2006年，全国村长第六届论坛在大寨召开，郭凤莲购买一千册《大寨村志》送给了来自全国的与会代表。 2002年10月，我们开始编纂《晋中市志》。晋中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单元，所以也不曾有以晋中为主体的任何文献记载。地方志被称为地域百科全书，涉及一个地方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人物等方方面面。要反映晋中这些方面的整体内容，需要从散落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中挖掘，难度极大。创修新志又属通志，需从所有事物的发端予以记载。方志的体例又要求对任何事物的发生过程记述完整，不能间断。而方志的文风则是明白如话，通俗朴实，不能乱发评论。这些要求使得《晋中市志》的创修很有难度。 好在此时我已经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摸爬近三十年，有了点经验积累，操作起来也还得心应手。最有分量的帮助是从恩师崔凡芝老师那里得来的。记得还是在校时，有一次去崔老师家请教，谈起了古籍经典《资治通鉴》。老师说这是一部媲美《史记》的史学巨著。它实际出自多人，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仨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刘攽对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统一由司马光完成。 《晋中市志》为地方百科全书，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必须得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密切配合，艰辛努力才有可能完成好。于是我向市长汇报，要求从有关单位抽调既熟悉行业发展历史，又喜欢舞弄笔头、爱好写作的人参与编修《晋中市志》。领导大力支持，授我全权组建编修队伍。很快，我们抽调了二十三人，组成了《晋中市志》编辑部，包括我们单位十二名业务骨干。《晋中市志》设计由48卷125章625节构成，根据编辑人员的爱好、特长，掌握资料等情况，每人负责二卷或三卷的责编工作。分工明确后，各人对口联系有关部门。从收集资料开始就注意符合地方志书的特点要求，具体讲就是有头有尾，注意过程，资料力求详细，记述平实完整。 编辑部全体群策群力，努力工作，两年完成初稿五百万字。接着打印成册，补充不足。同时发放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征求意见。又经过两年修订，于2006年完成送审稿。在此基础上，由我和副院长翟相卫、李新文、刘俊礼四人分工修改，润色文字。在开展编修工作的第五个年头，我们开始通审志稿。从头到尾，集体会审，把志稿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所有交叉的史实，数据，人物都反复敲定，用时一年多。2008年底，耗时六年半，洋洋五百多万字，插图一千多幅的《晋中市志》终于定稿，并通过了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审查。2009年1月，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先后批准《晋中市志》出版。2010年5月初，晋中市志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公开发行。 在晋中史志院工作三十多年，我还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了巜抗日战争时期人员和财产伤亡调查》13卷，巜晋中改革开放三十年14卷》，巜晋中革命历史文物遗址普查》12卷，《晋中年鉴》22卷，《晋商文化研究资料》22卷，巜晋中史志资料》26卷，巜中共晋中简明历史》《中共晋中党史历史纪事》《介休绵山志》《晋商文化旅游区志》《大寨风物志》等书籍，还标点影印了介休古县志，平遥古县志，榆社古县志等古志书九种。工作成果超千万字。晋中史志院在1996年、1998年、2005年、2009年四次获全国党史地方志工作先进集体。我和翟相卫、李新文评为全国党史地方志工作先进个人，受到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接见。 晋中史志院工作扎实、成果丰硕，引起市委市政府领导及组织人事部门的注意。先后从晋中史志院协商调整十二名同志到市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市委组织部、市直工委、市文化局、市土地局工作。十多年间，市委在晋中史志院工作过的人员中陆续提拔了十名正处级干部，七名副处级干部，包括在本单位提拔使用的处级干部。单位还评定了四名研究员职称，十名副研究员职称。这些情况在晋中绝无仅有。 回顾1977年以来我走过的路，可以说，我也为社会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在史志院这个小小的平台上，做出了一点点的社会贡献，也算是为哺育我成熟成长的山西大学、山西大学历史系添了一点点的亮色。 2022年5月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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