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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名词解释整理(三)——魏晋南北朝文学部分

 ldjsld 2022-06-26 发布于广西

1.魏晋风流: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而魏晋风流表现在外的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电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而从深层看来,魏晋风流下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那种对个性化的向往,那种无拘无束的氛围,正是文学成长的良好气候。魏晋风流不仅对魏晋这两代文学产生影响,也对魏晋以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人的心里,不断激发出文学的灵感。

2.建安风骨:这是对汉末魏初时期的优秀诗歌创作特色所作出的概括。建安文学以曹魏集团为中心,主要成就在诗歌。建安诗人直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展示了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后人把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其内涵主要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和浓郁的悲剧色彩。“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浮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3.三曹:指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他们的创作对当时的文坛有很大影响,故后人合称为“三曹”。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涛文俱佳,风格清峻通脱。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其名作有《燕歌行》、《与吴质书》等,其中《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与吴季重书》和《与杨德祖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书札。

4.建安七子: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位作家,因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以七人并举,故称“建安七子”。除“三曹”和蔡琰外,“七子”是建安诗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就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当时的文学活动,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动乱的现实,表现了建功立业的精神,具有建安文学的共同特征。其中王粲成就最突出,被称为“七子之冠冕”,钟嵘《诗品》列之于上品。因他们同居邺中,故亦称“邺中七子”。

5.正始之音: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曹魏后期。政局混乱,因而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正始诗歌也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正始之音”。嵇康、阮籍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

6.嵇、阮:指正始时期的著名作家嵇康和阮籍,二人齐名,并称“嵇、阮”。正始时期,政治异常黑暗,嵇康、阮籍都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更多地带有老庄思想的色彩,但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在创作风格上刘勰评价他们为“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和《大人先生传=》,嵇康的代表作是《幽愤诗》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7.竹林七贤:三国魏正始时期七位名士的合称,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山阳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文学创作上。以阮籍、嵇康最为著名。代表作品有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

8.太康诗风:太康是晋武帝的年号,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诗风。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画,一是拟占,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而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特征的主要表现。这一时期诗坛出现了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但除左思的作品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内容,成就较高外,大都有形式主义倾向,内容稍显贫乏,追求词藻的华美,注重艺术形式技巧。

9.左思风力:是对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左思志高才雄,胸怀豪迈,是西晋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情调高昂,辞采壮丽,形成独有的豪壮风格,钟嵘《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他的代表作《咏史》八首虽云咏史,实则借咏史来抒发他对现实的不满,因而在内容与风格上都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和当时流行的华丽诗风迥然不同。

10.兰亭诗:东晋时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做兰亭之会,聚会的目的主要是欣赏山水,饮酒赋诗,共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兰亭诗的内容,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兰亭诗无论是写山水还是写玄理,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这种尝试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兰亭雅集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

11.玄言诗:西晋末至东晋时期所出现的一种诗体,在东晋百年间占据主导地位,代表作家是孙绰、许询。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它在内容上宣扬老庄哲学,在艺术上缺乏形象,钟嵘《诗品》称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玄言诗中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东晋玄言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12.田园诗:是指由晋末诗人陶渊明开创的以描写乡村风光、农田劳动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流派。陶渊明厌恶官场的污浊,亲自参加劳动体验,他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他的田园诗有的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其诗质朴自然而又韵味隽永,反映了诗人的社会理想,对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3.鼓角横吹曲:“横吹曲”,原是南北朝时北方民族在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因演奏的乐器有鼓有号角,所以叫“鼓角横吹曲”。鼓角横吹曲现存歌词六十多首,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它们与汉乐府民歌十分相似,富有战斗性,语言质朴,风格刚健明快。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的歌曲陆续传到南方,齐、梁以后也常用于宫中娱乐,并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所以义叫“梁鼓角横吹曲”。

14.山水诗:是指以山水风景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曹操的《观沧海》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但真正大力创作山水诗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南朝宋时的谢灵运,他开创了山水诗派。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欤风貌。刘勰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的产生,与当时盛行的玄学和玄言诗有着密切的关系。

15.元嘉三大家:“元嘉”是南朝宋文帝的年号,此时文坛上鲍照、谢灵运、颜延之三人齐名,有“元嘉三大家”之称。就诗歌创作而言,他们的共同点是描写山水都讲究词藻和对偶,但诗风差异明显,谢诗富艳精工,颜诗华美典雅,鲍诗雄恣奔放。在赋与文的创作中,谢灵运以《岭表赋》、《山居赋》等作品为代表,状物写景的巧似,选字修辞的清新,与其山水诗的成就互为呼应。颜延之的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有《赭白马赋》等。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辞,代表作是《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

16.新体诗: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代表作家是沈约、谢胱、王融。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为后来律诗的成熟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其过分追求形式的华美,再加上声病的限制,产生了“文贵形似”和“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弊端。

17.四声八病: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颐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而沈约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记的“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钮等八种声病。“四声八病”用于永明体诗歌的创作中,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求过分苛细,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病。

18.竟陵八友: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礼才好士,倾意宾客,故一时天下文士纷纷归附,形成彬彬之盛的局面。其中文学成就较为突出、在当时名声最高的就是“竞陵八友”,即萧衍与沈约、谢胱、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倕等八人,他们和周颙等人在创制“永明体”和推动新诗风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

19.宫体诗:南朝梁代在宫廷中所形成的一种诗风。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这类诗歌共同的艺术特点是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咏物之作在官体诗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只讲究词藻与对偶。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并继续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徐、庾父子及陈后主等人,都是宫体诗创作的突出代表。

20.徐庾体:所谓“徐庾体”,是指徐、庾父子置身东宫时所作的风格绮艳流丽的诗歌,随着萧纲的入主东宫才正式获得了“宫体”的名称。徐,是指徐摘、徐陵父子;庾,是指庾肩吾、庾信父子。他们都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家,创作风格流丽轻艳。《剧书·庾信传》记载:“(徐、庾父子)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

21.北地三才:北魏末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其中声名较著者有温子昇、邢邵和魏收,史称“北地三才”。温子舁的诗留传不多,其中几篇短小的乐府,文辞都很简朴,但不免粗糙。邢邵的诗虽不够精致,却有寄寓深沉之长,多少表现出北方文学“重于气质”的优点。魏收著有《魏书》,他的诗节奏轻快,色泽明丽,放在齐梁诗中也毫不逊色。

22.诗体赋:是齐梁文章新变的成果,是对赋的抒情化或诗化的进一步尝试。如沈约《愍衰草赋》有一半的篇幅使用五言诗句式,显示出五言诗与赋的有机融合。另外还有一些作家将五言与七言诗句式错杂地用于赋体,如萧悫《春赋》有“二月莺声才欲断,三月春风已复流”之句。其后庾信把诗体赋运用得更为娴熟,使形式更为唇吻遒会。是对诗赋界域的一种消解。

23.吴均体:南朝梁代吴均善为文、工写景,尤以小品书札见称,他的作品“清拔有古气”,被称为“吴均体”。吴均体的“古气”,是对齐梁翰藻的一种变化,是对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文学的一种回应。由于其辞笔工丽而不拘忌、简淡而清新,江南山水的清秀之美得到传神写照。其代表性作品有《与宋元思书》等。

24.志怪小说:鲁迅最早将魏晋南北朝小说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是记神鬼怪异之事的小说,是在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之说以及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形成的。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庞杂,大致可分为置类,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等;讲说鬼神怪异的故事,如东晋干宝的《搜神记》等;记述佛法灵异的,如王琰的《冥祥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5.志人小说:是指魏晋南北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或记载历史人物传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志人小说的兴盛与士族文人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谈的风气有很大关系。按其内容也可分为三类:一为笑话,如魏邯郸淳《笑林》;二为野史,如东晋葛洪伪托刘歆所作《西京杂记》;三为逸闻轶事,这是志人小说的主要部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这类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按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并不成熟。不过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它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许多方面为唐传奇积累了经验。

26.滋味说:这是南朝梁代著名的诗评家钟嵘最早在《诗品序》里提出的说法。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他认为只有“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才是“诗之至也”,也才是有“滋味”的作品。为了使诗歌有“滋味”,钟嵘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方法,他将“兴”放在第一位,突出了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钟嵘的滋味说,既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特征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美学要求,对后代诗歌的创作及文学批评理论都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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