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介民 图片来自网络 近代，海南文昌郑氏一门将星闪烁，一共出了5位将军，被世人称为“一门五将”。 这五位将军分别是陆军上将（追授）郑介民（庭炳）和郑挺锋（庭烽），这二个人是亲兄弟；陆军中将郑庭笈、陆军少将郑庭筠和郑庭筊，这三个人是亲兄弟。 一门五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这五将中，以郑介民、郑庭笈、郑挺锋三人尤为出名，被世人称为“文昌三郑”。 郑庭笈在解放战争中战败被俘，被特赦后，留在了国内安度晚年。 郑介民、郑挺锋这对亲兄弟则逃到了海峡对岸，后来均不得其死，结局凄惨。 1924年4月，正在马来西亚一个养鱼场做账房的郑介民听说广州正在开办黄埔军校，郑介民决定回国报考。 说来也巧，郑介民在船上遇见了也要回国报考黄埔军校的同乡黄珍吾。二人既是同乡，又有着共同的理想，于是就结伴同行，互相勉励。 可没料想，郑介民竟然落榜了。 按理说，郑介民的文化水平并不低，不仅中学毕业，还在马来西亚做账房的时候担任过报社编辑，怎么就落榜了呢？ 而黄珍吾则考上了。本来应该是同期同学的二人就变成学兄和学弟了。 1924年8月，经过认真复习的郑介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黄埔军校。 1925年9月，郑介民毕业。可与其他同学一毕业就选择到部队任职不同，郑介民由于在校学习成绩良好，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8月，郑介民学成回国。他仍然没有进入部队，而是回到了母校担任第六期教官，由此进入了蒋氏手下得力干将贺衷寒的视野。 此时正值蒋氏在宁汉对峙中失利，暂时下野以避锋芒的时期，郑介民没有获得蒋氏的任用。可几个月后，蒋氏卷土重来，于1928年1月宣布复职。郑介民在贺衷寒的推荐下，担任了蒋氏的侍从副官，并在蒋氏的授意下，专门负责特务活动。 在蒋氏的眼里，郑介民虽然有才华，但也就能做个抄写、收发的文职工作。可没想到，在接下来的两次大事件中，郑介民的表现令蒋氏眼前一亮，从此奠定了郑介民在蒋系特务系统内的地位。 1929年1月，蒋桂战争已呈一触即发之势。作为搞分化、收买、离间工作老手的蒋氏，派出大量的特务实施此项工作。 作为李宗仁弟弟李宗义的中山大学同学，郑介民被派到了武汉。这还是郑介民初次被派出去执行外勤工作。 宁汉对峙之后，蒋氏就意识到了特务工作的重要性，他宁可挪用黄埔军校的教学经费也要发展特务组织。 作为蒋氏身边专门负责特务工作的侍从副官，郑介民不会不知道蒋氏对特务工作的重视。况且，一批像戴笠那样的后起之秀正在逐步成长起来，如果自己仅是待在蒋氏身边吃“现成饭”，早晚会被后来者居上。 郑介民此次赴武汉去做离间、收买和情报搜集工作，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郑介民决定赌一把。 北伐成功后，上海、北平、武汉和广州这四大城市都掌控在新桂系的手里，新桂系的势力一度延伸到河北。 蒋氏为了控制新桂系的势力发展，决定裁军。虽然裁军的首要对象是新桂系、西北军等一批军阀部队，但那些毕业后被分配到这些部队的黄埔生们也遭受了“池鱼之殃”，失业的人不在少数。这就为郑介民提供了一份能有说服力的身份。 郑介民就以失业军官的名义来到了武汉，在武汉四处拉关系、托人情，做出一副找工作的样子。 新桂系军官们看在郑介民是李二总（李宗义的外号）同学的面子上，也就没有提防他。  图片来自网络 1929年3月26日，蒋桂战争爆发。 新桂系的排兵布阵本来就存在问题，人马、地盘虽多，但拉成了一字长蛇阵，白崇禧远在北平、李宗仁在上海、李济深在南京被蒋氏软禁，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战事一开始，新桂系驻扎在武汉的李明瑞、杨腾辉就在郑介民的策反下背叛了新桂系，造成新桂系的一字长蛇阵被拦腰截断，很快就败下阵来。 作为击败新桂系的有功之臣，郑介民获得了蒋氏的另眼相看。不久，他就被蒋氏提拔为广西省府委员，并兼任李明瑞、杨腾辉两个师的职务，大权在握。 可好景不长，还没等郑介民把位子坐热乎，广西省长俞作柏再次反蒋，郑介民事先没有察觉，只得仓皇逃出广西。 1932年3月，郑介民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位居黄埔六期毕业的戴笠之下。 这项任命让郑介民很不高兴，也是郑介民和戴笠长期面和心不和的发端。 在郑介民眼里，戴笠就是个六期的小字辈，连和自己平起平坐的资格都没有，更何况还位居己上？ 其实，蒋氏的任命还是有道理的。 郑介民擅长的是情报分析和预测的能力，在执行力上缺乏果断。这种人作副手是没有问题的，可要是作一把手，尤其还是特务组织的一把手，就显得魄力不足，做事总是瞻前顾后，分析来分析去，容易贻误战机。 果然，郑介民在担任华北区区长的时候，为了铲除张敬尧，耽误了太多时间，引起了蒋氏的不满。虽然行动成功，但郑介民不适合担任一线指挥官的的弱项更加暴露。 不久，郑介民就被调回南京。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郑介民和戴笠二人亲赴福建，开始进行分化、收买、瓦解19路军的活动。 戴笠和郑介民二人一内一外，利用早就安插在19路军内部的特务分子，拉拢了大批19路军将领投降蒋氏，使得“福建事变”仅仅持续了两个月就宣告失败。 先是在蒋桂战争中立下大功，后又在“福建事变”中再立新功，郑介民获得了蒋氏的大力表彰。 “福建事变”结束不久，郑介民就被蒋氏派到欧洲考察。 1935年，郑介民考察回国，被蒋氏任命为参谋本部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兼特务处副处长。军界的一颗新星冉冉升起。 1936年3月，广东的陈济棠有不稳的迹象。蒋氏委派郑介民到香港，一面寻机刺杀陈济棠，一面收买广东将领。 可结果是收买成功了，刺杀却失败了。 可不管怎么说，“两广事变”被平息了。 通过这几次事件，蒋氏发现，凡是戴笠和郑介民一起出马办事，只要郑介民负责情报、戴笠负责行动，就会获得成功；反之，一定会失败。即便侥幸成功，也会损失巨大。 为此，在“两广事变”被平息后，蒋氏被调任参谋本部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1938年1月，郑介民再进一步，出任军令部二厅副厅长，掌理军事情报；3个月后兼任军统局主任秘书。 对于这个任命，郑介民是满意的。一来，可以发挥出他在情报分析方面的优势；二来，也省得每天和戴笠见面，丢了自己这个黄埔学长的面子。 而戴笠呢？也知道郑介民的心结。因此，他也不在意郑介民是否上班，反正有毛人凤代理工作，他也很放心。不过，军统的福利待遇可是一点也没有少给郑介民。 毛人凤也会来事，每逢召开大会的时候，只要戴笠不在局里，他就请郑介民来主持会议，给足了郑介民面子。 让郑介民声名鹊起的是他在抗战情报的搜集上。 1942年1月，郑介民出席在新加坡召开的东南亚盟军军事会议。在会上，郑介民力陈他对东南亚局势发展的看法，却不被重视。  图片来自网络 事后证明，郑介民对局势发展的看法是有预见性的，并由此获得了盟军高层的另眼相看。 在此次会议上，当盟军将领认为中国实力弱，很难战胜日军的时候，郑介民慷慨陈词，他列举了美国在开国之初反抗英国殖民者时同样是实力弱小，但却取得胜利的例子进行反击，让盟军将领感叹：用这种观点来表达中国抗战的必胜信念，在中国将领中，只有郑介民。 1943年11月22日，郑介民随蒋氏参加开罗会议。同样是老办法，戴笠负责外部，郑介民负责内部，二人密切配合，保证了蒋氏在开罗期间的保密工作。 1944年2月，郑介民升任军令部二厅中将厅长兼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联络官。6月，郑介民准确预言盟军将在6月6日于诺曼底发起进攻，更是被盟军军官称赞为神机妙算。 总体上来说，郑介民在抗战时期获得了很多荣誉，也是他事业上的闪光之处。 戴笠死后，郑介民终于当上了军统局局长。可是好景不长，1946年7月，军统被撤销，庞大的军统体系被一分为三，郑介民仅当上了由原特务处部分组建的保密局局长，权力大为缩小。 1948年，郑介民辞去了保密局局长一职，担任“国防部”次长。 其实，郑介民辞去保密局局长并非本意，而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毛人凤在暗中捣鬼。 郑介民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爱财如命。戴笠死后，军统高层如毛人凤、沈醉等人无不投其所好，把接收来的大量财产贿赂郑介民。 可拿人的手短，从郑介民拿了钱财之后，他的把柄就落在了毛人凤等人手中。 果不其然，毛人凤在保密局局长之位的争斗中失利之后，就把郑介民接受贿赂的事情报告了蒋氏，郑介民只好引咎辞职。 好在郑介民由于在抗战时期和盟军的关系良好，就被蒋氏派到大洋彼岸去负责美援事务。 可这一去，郑介民就惹上了麻烦。 郑介民虽然从保密局退出，但由于他资格老，门生故吏遍天下，仍被蒋氏赋予了情报部门的重任。大洋彼岸也是看重了他这一点，就出重金收买郑介民。 郑介民哪里敢收？可大洋彼岸表示说，郑介民如果不收就不放他走。无奈之下，郑介民只得收了钱。回去后，就对蒋氏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并把这笔巨款交给了蒋氏。 可蒋氏对郑介民却并未相信，而是怀疑郑介民仍然有事情瞒住没说。于是，蒋氏就开始提防、疏远郑介民。 这件事是郑介民日后不得其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959年12月4日，郑介民的堂弟郑庭笈被特赦。12月10日，郑介民被蒋氏召到日月潭谈话。这一天是郑庭笈被特赦后的第七天。 很明显，蒋氏这次找郑介民谈话就是为了郑庭笈被特赦一事。 据说，在谈话中，蒋氏大骂郑介民，是郑介民回家后心脏病发作死亡的直接诱因。可是，在郑介民死后，他的妻子柯漱芳却扶灵到蒋氏官邸大闹，说出另一番令人震惊的原因。 原来，郑介民在与蒋氏谈话的时候，曾经吃过一块蒋氏亲手递过来的西瓜。郑介民仅吃了半块，剩下的半块西瓜被扔进了日月潭里。 回家后，郑介民就开始发病，于12月11日凌晨2点去世。 柯漱芳据此认为，郑介民是被蒋氏的西瓜毒死的，于是就上门大闹。 蒋氏被柯漱芳闹得疲惫不堪，颜面扫地。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郑介民是被老蒋毒死的，可郑介民是在被自己大骂后离开后不久死去的，并且还吃了自己给的半块西瓜。要说郑介民之死和他有关系，也不无道理。 无奈之下，蒋氏只得把郑介民的陆军上将再进一步，算作补偿吧。 郑介民之死在当时闹的满城风雨，可事情却真假难辨。他真的是被蒋氏毒死的吗？ 应该说，这种传闻并非子虚乌有。 蒋氏逃到海峡对岸后，早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对身边人都不相信。尤其是1955年爆发的“郭廷亮事件”后，更让蒋氏对身边人充满了警惕。 郑介民作为跟随他几十年的老兵，本来应该是值得信任的。可一来，郑介民在大洋彼岸曾经接受过巨额美元，虽然后来把这笔钱交给了自己，但大洋彼岸不找别人，偏找郑介民这件事本身就存在问题； 二来，郑介民的堂弟郑庭笈在被俘后，曾经给郑介民的胞弟，时任94军军长的郑挺锋写信劝降，并在广播中呼吁他的妻子不要去海峡对岸，这一切都犯了蒋氏的忌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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