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进行的调查研究

新用户49686918 2022-06-26 发布于黑龙江

展开全文

文/曹子洋

毛泽东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张悟真（前排右）和田方（前排左）等人合影

毛泽东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召开文艺座谈会实际就是一次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会前，面对着革命队伍中众多才华横溢，又有强烈个性的文艺工作者，毛泽东觉得极有必要摸透和吃准他们的真实思想，以便“对症下药”，找到切合实际的工作思路。因此，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不是随意、偶然的，而是计划的一部分。

刘白羽作为当事人曾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有一天，主席派人约我去他那里……开门见山就说：边区的经济问题我们整顿得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问题了。”刘白羽解释说：“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这说明召开文艺座谈会……是党中央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进行这项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主动约请文学艺术界人士，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地面对面交谈。从1942年4月初起，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先后约请了丁玲、艾青、萧军、舒群、罗烽、周文、于黑丁、李雷、欧阳山、草明、刘白羽、萧三、塞克、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陈荒煤、李伯钊等20多位文艺界人士进行交谈。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与坦诚认真的态度，得到了他们的尊重和信赖。

毛泽东重点约去谈话的作家之一是丁玲。丁玲回忆：“为了准备这次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人个别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的内容只是有关（文艺）批评的问题。毛主席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三次给艾青写信，两次约他面谈

当时在“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的作家艾青，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比较看重的一位作家。毛泽东曾三次给他写信，两次约他面谈，时间都在1942年的4月间。艾青回忆：“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出现了许多文章。4月间，毛主席给了我一封信，约我去他住处面谈。”毛泽东这封短信内容如下：“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请惠临一叙。此致敬礼！”

艾青如约而至。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挂出，其中几篇尖锐的批评人及事的文章引起了贺龙、王震等多位将领的不满。一天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专门去看了墙报，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所以，毛泽东见到艾青后，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艾青向毛泽东提议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似乎是有意反问，毛泽东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信：“艾青同志：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泽东还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画了三个着重号。艾青不知道该去搜集什么反面的意见，只是把自己的意见从正面提出来，并认真写成题为《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的一篇文稿，送交了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派卫兵牵着马带着写好的第三封信又来接艾青：“艾青同志：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沔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在杨家岭住地，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艾青。这是一孔新的窑洞，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毛泽东把那篇文章交还给艾青，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在文章第一页的空白地方，有政治局同志传阅后写下的字。艾青正准备记录，但是地面不平，桌子有些摇晃，就走出窑洞想去找块小石片垫桌子。想不到毛泽东走得比他快，马上捡来小瓦片回屋垫稳了桌子。当后来回忆起这件小事时，艾青感慨地说：“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是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捡石头。”

毛泽东手里拿了几张上面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的纸，边看边谈，并希望艾青把文字修改得更好。毛泽东当面谈了对艾青那篇文章的一些意见，“谈的主要是包括文艺与政治、歌颂和暴露等等重要问题”。回来后，艾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对自己的文章作了修改，定稿于4月23日，刊发于5月15日的《解放日报》。在这篇文章中，艾青就文艺与政治、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写什么、怎样写、作家的团结、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在当时的延安是一篇有相当影响的文艺评论。

用自己的马去接萧军谈话

萧军是一位性格豪爽、颇有才华、崇尚自由却性情有些孤傲固执的作家。毛泽东对他也很欣赏器重。1940年6月，萧军到延安后任“文抗”理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自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泽东写给萧军的信多达10封。

1942年4月初，萧军将之前受毛泽东委托而陆续搜集到的文艺界的资料给毛泽东寄去。为此，毛泽东给萧军写信：“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

4月7日，毛泽东写信约萧军在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萧军应约而来。他们接连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4月13日，毛泽东分别致信萧军、欧阳山（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和草明（欧阳山的夫人）、舒群（时任《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主编），要他们代为搜集文艺界的反面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的准备，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还未等会期定下来，萧军却想走了，毛泽东再次写信留他：“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可见，毛泽东给萧军的礼遇是很高的。当时延安没什么交通工具，出门都安步当车，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少则几里，多则几十里，很不方便。少数领导同志为了节省时间，才骑马代步。毛泽东用自己的马去接萧军，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见面后，毛泽东再次恳切挽留，希望他务必开完会再走。有毛泽东的这番盛情，萧军便决定留下来参会。

约刘白羽谈了三次

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的党支部书记，也是座谈会前毛泽东重点约谈的作家之一。毛泽东在座谈会前的调查中，前后约刘白羽谈了三次。在第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就许多文艺问题和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对有关情况有了一定了解。为更多地了解情况，毛泽东还要刘白羽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听取意见。毛泽东说：“你那里作家不少，你把他们集合起来，把我的话念给他们听听，然后让他们发表意见。会有正面意见，但我更需要的是反面意见。刘白羽同志，我不是老说兼听则明吗？”他提醒刘白羽把议论结果告诉他。回去后，刘白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抗”召开了两次会议，传达了这次谈话。刘白羽一讲完，会场上议论纷纷，其中不乏近乎荒谬的言论。刘白羽只是埋头记录。

过了几天，毛泽东又把刘白羽找去，让他汇报“文抗”开会的情况。刘白羽在汇报时谈道：“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这一次是刘白羽说，毛泽东听，有时也用铅笔记几笔，有时听不过去就反驳几句。像后来在《讲话》中提到的一种糊涂观念——“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这一段话就是从“文抗”那儿生发出来的。刘白羽还向毛泽东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回答：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会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

第三次约请谈话，毛泽东向刘白羽阐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白羽耳目一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毛泽东与鲁艺党员作家交谈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以集体谈话的方式，找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进行当面交流。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陈荒煤、姚时晓等得到通知后，怀着既兴奋又有几分忐忑的心情，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所座谈。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他又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在回答是喜欢李白还是喜欢杜甫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作《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有人问：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感人的比较少，是不是由于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写成很好的作品？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4月6日《解放日报》上一篇黄钢的作品《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这次谈话发生在文艺座谈会的前夕，从谈话内容来看，毛泽东对座谈会的主要讲话内容已是胸有成竹了。

从毛泽东约请众多文艺家进行交流谈话的全过程看，可以明显地划分出下列几个阶段：4月2日到4月10日，主要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谈话对象主要是“文抗”作家；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初步拟定了会议讨论议题，即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从4月13日开始广泛“搜集反面意见”；4月17日在搜集反面意见的同时开始征集正面意见；4月18日开始与党员骨干文艺家交流“讲话结论”所要讲的主要内容，包括与萧三的交谈、与刘白羽最后一次交谈、与鲁艺党员作家交谈等。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至此，召开文艺座谈会基本上万事俱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