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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理想国译丛出了一本新书，这对于真正深入阅读的老读者来说，真是一件喜事。
谈谈最近读的书。 大家都有个困惑，市面上的书鱼龙混杂，有的是作者为了给自己留个纪念，自己花钱出的。 大多数的书都是作者个人的主观理解，每个人都有局限，所以也不免会有一些暂时错误的观念。 有的书读完之后，多年之后，突然发现全是糟粕。 那么市面上的书这么多该如何选择？ 我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看清世界的真相，当然能亲身经历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把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经历一遍。 另外，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能力区别很大，同样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些人能看到本质，有些人却看不到。 所以，只有尽量多读书，尽可能的多了解不同的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如何描述，理解一些事情，最后就可以形成自己对事物的把握。 但是，市面上的书鱼龙混杂，自己精力有限，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所以，多读一些名家名作，或者名出版社的书籍。 但是，也要留意“名”的评价标准。 真正的名，是经过客观的标准，被普遍读书人认可的“名”，而不是某些权力，为了梳理学习榜样，刻意造出来的“名”。 目前被大家认可的出版社及书商有： 理想国译丛，好望角丛书，湛庐文化。 这些机构选书选的都是精品，你大可以放心的阅读。经典书籍认真读下来一本，就会发现自己的认知有明显的提升。 当然还有其他的机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人们一直在收藏理想国译丛，今年5月份，理想国译丛又出了第55本，《刚果战争：失败的利维坦与被遗忘的非洲大战》 对很多国内的读者来说，刚果很陌生，是非洲的小国家，非常穷。离我们这么远，我们的主流媒体中，很少见到对刚果这种小国家的报道。 如果不是专门对世界历史感兴趣，我去了解刚果干什么？ 实际上，如果你了解了刚果，或许你就不这么看了。 你会发现，人类社会各有不同，看了别的国家的遭遇，不仅对身在远方的人民深深的同情，也能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世界。 在非洲，有两个相邻的国家都叫刚果，一个叫刚果金，一个叫刚果布。这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一条母亲河，刚果河。 刚果金的全名叫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布的全名叫刚果共和国。
两个国家虽然相邻，社会环境却大相径庭。 刚果布社会稳定，是非洲大陆难得的静土。 刚果金却战火纷飞， 人民贫困潦倒，被联合国认定为是世界上十大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河世界最危险国家之一。 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被殖民后的刚果金遭受重创，继而又出了一个暴君，蒙博托。
刚果金本来资源丰富，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刚果河是世界上径流量第二的大河，支流无数，十分适合发展农业，渔业。 矿产资源丰富，金银铜铁钻石丰富，但是，这里的人民却活的很惨，人均寿命只有45岁，收入极低。 常年战乱频仍。 但这样资源丰富的刚果金，在独裁者蒙博托的治理下，官僚系统贪污腐败，大肆敛财，处死政敌，蒙博托竟然成了世界巨富。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本书，我找了一些刚果战争的纪录片来看，发现人间惨剧正在发生，实在不忍多看第二遍。 作者说： 刚果的恶又是什么? 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场有数百万人遇难的惨剧呢? 1961年，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旁听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 艾希曼被指控谋杀了数十万犹太人。 阿伦特自己就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她最为关心的是恶的本质。
正在发言的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在她看来，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之所以能够实施，原因在于一套庞大的官僚系统，它并不把受害者当人看，同时通过行政机器使责任得到了稀释。 艾希曼并不是一个变态杀人狂，而是一个随大溜的人。"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这样说道。阿伦特将其称作“恶的平庸”。 本书将以阿伦特的见解作为出发点。刚果显然没有第三帝国那样毫无人性的政府机器。 大多数杀戮和强奸都是在肉搏战中发生的，凶手使用的往往是斧头、刀子和砍刀。我们很难不追究杀人者和战争领导人的个人责任。 然而，把这种恶视作一种个人行为，认为那些参与战争的人多少都有常人所没有的邪恶本性，对我们理解这场战争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更有帮助的是质问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催生了这样的暴力冲突。 本书试图通过战争参与者的视角来观察这场冲突，理解为什么战争比和平更说得通，为什么地方政治精英们看起来如此热衷于投机取巧，如此缺乏德行。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埋藏在这片土地的历史深处。 但刚果的历史并非是一台残暴官僚机器的故事。 事实恰恰相反，它的政府在数百年间一直遭到削弱，一旦发生战争，每个族群似乎都有属于自己的武装，为发动残暴的起义和镇压起义而互相残杀。 它更像17世纪的欧洲和三十年战争，而不是像纳粹德国。 几百年来，外界都对刚果痴迷不已。它位于非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境内有整片大陆上最难穿越的热带雨林，长期与战争和不公相关。 1885年，当殖民势力阴谋瓜分非洲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宣布刚果是他的个人领地。 他成立了一家名为“刚果自由邦”的私人企业，在19世纪90年代橡胶贸易的高速增长期，刚果成了汽车和自行车轮胎生产所需的乳胶的最关键产区之一。
殖民政府官员们建立了一套强迫劳动的残酷系统，其间致使数十万劳工死亡或伤残，并间接造成另外数百万人忍饥挨饿或死于疾病。 这一暴行推动了第一波国际人权运动，运动由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牵头，其中包括马克·吐温和阿瑟·柯南·道尔等社会知名人士。 迫于巨大的压力，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做出让步，在1908年将刚果移交给了比利时政府。 尽管比利时政府建立了一套更为精细复杂的管理体系，包括覆盖面很广的基础教育体系，但殖民政府依然把心思放在掠夺资源上，从不推动国家的发展。 军队和政府的高层是清一色的白人，他们通过制定法律将刚果人挡在上层社会的居住区外，而且只有极少数的刚果人才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在最终被迫交出统治权时，比利时政府已经将刚果引上了注定失败的道路。 小说家阿希尔·恩戈耶曾经借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之口愤怒地说道:“我不喜欢这些蘸蛋黄酱吃薯条的大叔"，因为是他们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灾祸: 七十五年的殖民统治;到1917年才有一个刚果裔牧师;到1960年,在一个满是刚果人做中士和下士的军队里，才有五个刚果准尉;到独立时才有五名冒牌的大学毕业生。 在可疑的标准下被选出来的少数特权阶层经过仓促的培训就成了这个国家的管理者，然后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
殖民者跑了，独裁者垮台了，留下一片狼籍的刚果。 幸存下来的刚果人民，依然用无比坚韧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顽强的建设着自己的家园。 这里所说的独裁者，也就是受殖民势力支持的刚果暴君，独裁者约瑟夫·蒙博托就是这些中士中的一员。 他早年受训成为一位实习打字员和随军记者，此后统治这个国家长达三十二年，促进了国家统一，培育了民族文化，并在1971年将国家改名为“扎伊尔”，但也让政府机构陷入绝境。 尽管蒙博托的统治一开始颇得民心，但却为扎伊尔的崩溃埋下了祸根。 到了20世纪80年代，蒙博托(那时他已改名为蒙博托·塞塞·塞科)变得越发疑神疑鬼，不信任他的政府和军队; 由于担心遭到来自他的一党制政府内部的反对，他一手摧毁了自己的机构和设施。 政治干预和腐败腐蚀了司法系统、行政系统和安全保卫系统，蒙博托只能靠他在冷战时期的盟友和雇佣军来抵御各种军事挑战。 随着冷战结束，就连这样的支援力量也越来越难找了。
之后，导火索在1994年被点燃了:邻国卢旺达的内战升级，八十万胡图人和图西人死于胡图族武装分子和军方主导的种族大屠杀。 当权的胡图族政府倒台后，以保罗·卡加梅为首的图西族卢旺达爱国阵线登上了权力王座,超过一百万胡图人穿越国境逃到了扎伊尔，一同逃走的还有参与过大屠杀的士兵和武装分子。 溃败的卢旺达军队并非唯一一个寻求避难所的群体。 不择手段的蒙博托为了成为当地的权力掮客，在他的领土上收留了十多支不同的外国武装力量，此举无端惹恼了几个邻国。 在实行独裁统治、个人崇拜的同时，蒙博托还大肆侵吞国家财产，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1973年，打着扎伊尔需要经济独立的借口，蒙博托将2000多家外国企业无偿国有化，包括矿场、农场、种植园、牧场、批发商和零售企业等。 不过，这些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成为国家财产，大部分都被蒙博托及其亲友私自瓜分，成为他们榨取财富的“聚宝盆”。 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扎伊尔的经济几近崩溃，GDP总值和人均收入断崖式下滑，通货膨胀率呈螺旋式上升态势，外债高企，失业人数急剧增加。 百姓缺衣少食，挣扎在死亡线上，对蒙博托的怨恨与日俱增。 到了 1996 年，安哥拉、乌干达和卢旺达领头建立了一个地区同盟，要推翻蒙博托的统治。 最后，除了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原因，这场冲突还有地方层面的原因，最终导致了一场可能史无前例的流血事件。 中央政府软弱无能，相互敌对的族群和冲突因而得以令腐败溃烂在刚果的土地上蔓延，尤其是与卢旺达和乌干达毗邻、人口稠密的刚果东部地区。 在蒙博托当权的最后几年，他和政府的高官们为一己之私故意煽动这些族群相互仇恨，以使国内不再专注于挑战他们的执政合法性，并为自己招揽支持者。 本书讲述了由这些区域、国家和地方原因共同造就的，自 1996年以来一直持续至今的冲突。 这场战争可以被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阶段是第一次刚果战争，随着蒙博托·塞塞·塞科政权在1997年5月倒台而结束。 在经过短暂的间歇期之后，新一任总统洛朗·卡比拉与之前的盟友卢旺达和乌干达失和，于1998年8月引发了第二次刚果战争，直到2003年一纸和平协议重新让国家实现统一。 然而，基伍地区东部的战火直到今天都没有熄灭，这可以被看作这场战争的第三个阶段。 本书更多的篇幅关注的是加害者而非受害者，更关注政客和军队指挥官而非难民和强奸罪行的幸存者，虽然许多战争参与者的身份会在这些分类间变动。 作者决定尽可能弄清这个体制的本质，正是这个体制让那些主角得以手握权力，限制了他们的选择空间，制造了这样的混乱和苦难。
这是怎样的一个体制呢?在作者就要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一位刚果议员朋友告诉他: “在刚果，为了生存，我们每个人都得腐败一点，冷酷一点。这就是这里的体制。这就是这里的现实。如果你不行点贿，不利用人们的偏见，那些愿意这样做的人就会取代你。” 他眨了眨眼接着说，“即使是你，如果你被扔进这个体制里，你也会这么做的。你要是不这么做，下场会很凄惨。” 现实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证实他的这种说法。 前总理艾蒂安·齐塞克迪曾顽强地坚持政府必须尊重宪法，甚至为此短暂地退出政坛，尽管后来他又重返政坛参加选举。 本书会提到的前叛军领袖万巴·迪亚·万巴对叛军应该是什么样子有着非常理想化的想法，致使他本人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 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设想:把年纪尚轻、还没什么名气的圣雄甘地丢到刚果，看看奉行非暴力不合作原则的他能否让这个国家出现什么变化。 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在1965年花了近一整年时间在刚果东部和叛军作战，最后放弃了斗争。 因此营养不良、精神抑郁的他总结说，刚果人“还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 刚果从来都没有理想主义者生存的土壤。 即使是洛朗·卡比拉，这位在许多人眼里是典型的强人政治家的总统，也尖锐地认识到刚果的社会危机有多么深重。 作为一个爱说教的演讲者，卡比拉常常把自己的演讲变成道德讲堂。 “你们哪，扎伊尔人……”他会用这句话开头，一根手指指向天空，斥责在场的群众竟然能容忍整个国家的道德在这么长时间内持续滑坡。 “这个国家谁以前不是蒙博托党人?”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这样问道， “我敢说全国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曾跟蒙博托同流合污!我看你们都是为虎作伥乐此不疲!” 这是一个让格瓦拉束手无措的地方，也是一个圣雄甘地都无法改变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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