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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事实类苑·祖宗圣训》中讲：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 若一个人有博大的胸怀，能够做到兼容并蓄，则天地万物都能与之和谐共生。人活一世，就是一个不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我的过程。 容得下世间的千姿百态，便能经得起命运的跌宕起伏。反之，便只能屈就在自己围起来的方寸之地。 明代著名思想家薛瑄曾说：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载物。 能容人者，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虎落平阳，身边总不乏支持他的人。 要知道，人海茫茫，有谦谦君子，亦不乏奸佞小人。容人者，总能看见他人的难处，体谅世事的艰辛。对于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还能一笑而过，这是极高的修养。 晚清政治家左宗棠，桀骜不驯，目中无人，是出了名的暴脾气。他特别喜欢骂人，就连提携他的曾国藩，也未能幸免。 曾国藩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理应尊重才是。可左宗棠为人傲慢，未曾将曾国藩放在眼里。他在家中多次骂曾国藩“挟私”，家庭教师范赓，从初次听时的尴尬，到最后变得厌烦。 但是，面对左宗棠的辱骂，曾国藩都是付之一笑。他曾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高度评价左宗棠： 君子量不极，胸吞百川流。曾国藩能容人的气度，终得天下人敬佩。 在当时，同为“晚清四大名臣”的“曾左”二人，朝廷多将曾国藩排在左宗棠前面，为此，左宗棠非常不满。 他问侍从：“为何人都称「曾左」，而不称「左曾」？”侍从直言：“曾公心里常有左公，而左公并无曾公。” 能容人者，因其可纳百川，民心皆为之叹服。而睚眦必报者，会因私德有亏，众人自与之远离。 不论布衣百姓，还是身居高位，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看得见别人，容得下别人，向能人请教，为弱者铺路，方能使脚下的路越走越宽。真正强者，都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他们不会躺在过去的成就里指摘他人，更不会为了一己私欲而诋毁贬斥。
确实如此。成大事者，必是善于接受和包容，能在挫折中拼搏，在苦难中成长。 人生海海，山高水长。只有经得起风雨的洗礼，才能拥有坚硬的铠甲，在人生路上披荆斩棘；那些遇事一蹶不振的人，只会越陷越深，最终迷失在无尽的哀怨和忿懑中。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其父司马谈逝世后，继任太史令之职，并遵从父亲遗愿，立志编撰出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书。 将领李陵出征匈奴，遭遇埋伏后，寡不敌众，战败投降。消息传回朝廷后，满朝文武都在弹劾李陵的所作所为。 唯独司马迁站出来，向汉武帝进言，称李陵品德忠良，骁勇善战，属精忠报国之将，此次投降定是权宜之计，他日定会择机回到中原。 不久，李陵投降匈奴之事被将领公孙敖“坐实”，汉武帝盛怒之下，灭了李陵三族，司马迁也被牵连入狱，遭受残酷的“腐刑”。 受此大辱的司马迁，并没有一蹶不振，他深知责任重大，更加奋发图强，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史书的创作当中。最终历时十四年，呕心沥血完成史学著作《史记》。 《史记》，开创我国纪传体通史的先河，因其史料丰富而翔实，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鲁迅曾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布满了坎坷，倘若任其泥潭深陷而无法自拔，纠结于过往的恩怨情仇、荣辱得失，只会看不清前路的方向，最终蹉跎了自己。那些令人羡艳的成功者，只不过比他人多了一份豁达，少了一份执念，多了一份从容，少了一份慌乱。
一天，寒山问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该如何处置乎？” 拾得答曰：“只需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心胸宽广的人，必是良善之人，不会因为口舌之争，而锱铢必较。他们往往怀揣一颗慈悲的心，照拂众生。 王安石变法时期，身为旧党中坚力量的苏轼，备受排挤，后因“乌台诗案”，被投入大狱。 在狱中关押了四个多月后,苏轼谪居黄州，担任团练副使，一个并无实权、受人监督的小官。 从文坛领袖、当朝太守，到人微言轻、无人问津，苏轼陷入了人生低谷。 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大家风范，没有因为命运的不公而迁怒他人。 一日傍晚，苏轼与友人一起踱步回家，一个醉汉迎面走来。擦身而过时，醉汉失去平衡，令苏轼躲闪不及，跌倒在地。 醉汉见状，非但不赔礼道歉，反倒恶人先告状，骂苏轼走路不长眼。 年近50的苏轼，倒地之后，久久才缓过神来。友人忿忿不平，欲替他争辩，却被苏轼拦下。 他看向身旁不依不饶的醉汉，笑着说：“这里的人不认识我，实在有趣，我可以开辟一番新天地了。”《道德经》上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人到中年，内心愈渐成熟，看过了世事沉浮，自不会计较眼前得失。人生终究是行自己的路，食自己的饭，与他人无关。容他人置喙，守自我初心，不仅是宽恕他人，也是饶过自己。山太陡峭，自不会太高，水面狭窄，亦不会太深。珠峰之所以为世界屋脊，是因为山麓广袤。大海之所以深邃万里，是因为烟波浩渺。人的胸怀，自当如珠峰，如大海，吞得下山河，才能山高水阔。愿我们都能成为胸怀博大的人，使人生之路周道如砥，郁郁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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