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8 沉船事故】五十周年祭
第一章：我和秀颖姐姐的缘分
1970年5月28日夜，一条小木船沉在黑龙江省孙吴县境内的黑龙江中，江水吞噬了我的既是战友、又是挚友闺蜜的秀颖姐姐，那年她22岁。
与秀颖姐姐一同遇难的还有我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沿江独立营打鱼排排长刘长发（66.3转业兵）、织网班战友--许淑香、孙艳、刘毓芳、李金凤、贾延云、刘长发七人。
我是那条小船上唯一的幸存者，那年我18岁。
这件震惊兵团的【70.5.28恶性沉船事故】（以下简称5.28沉船）过去整整五十个年头。我也从一个单纯天真、不谙世事的少女，一路走近古稀之年。回首往事，忘不掉秀颖姐姐，忘不掉牺牲的战友们，抹不去【5.28事故】带给我的伤与痛。
今天我想把它全盘整理一番，作为对秀颖姐姐的祭奠，作为对牺牲战友们的悼念，作为留给自己的一份总结与念想，也想留给未来一份思索。
秀颖牺牲暨[5.28沉船事故]五十周年祭分四个部分：
一. 我和秀颖姐姐的缘分
二.【5.28沉船】由来与牺牲的七位战友
三. 一架山下的六座坟茔
四.【5.28沉船】众生相、反思、重要节点
章秀颖，天津人。
1948年1月24日出生，1970年5月28日去世。
在她22年短暂的生命中，我有幸成为她的校友、挚友、战友。
我和秀颖曾就学于天津河北大学附属中学（现改名为天津新华中学），秀颖高二，我初一。
秀颖1.65米中等个子，纤细的身材。她瓜子脸，杏仁眼，白白净净的脸庞透着柔美。那个年代，受革命思潮的引领，女孩子都将自己塑造成“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汉子，动辄叉腰挥臂，说话不带点脏字，都显得你革命不彻底。但秀颖的举止却是平和平静的，秀颖说话总是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在她身上革命的情怀与端庄典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独有的风范。
我和秀颖相识于文革初期的1968年。
我第一次见到她，即被她的气场所吸引，我真是毫无理由地立马接受并认准她是可信赖的。
姐姐到兵团后拍摄的第一张照片（1968年）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如火如荼阶段。当年全国所有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
1968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由此上山下乡的“一片红”成了“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不久，我们这些城市学生被一双巨手推向全国的农村、边疆、农场、兵团。
1968年9月，姐姐杨卫与同年级校友章秀英、刘淑英带着简单行装、偷偷跑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所以偷偷跑去，是因为出身不好，没有去兵团的资格。在被批准成为兵团战士后，姐姐来信让我马上寄去生活及御寒用品。当年父母全被关在各自单位的“牛棚”不许回家，我一个16岁的小姑娘，哪知道该给姐姐寄什么？成天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瞎折腾。
一天下午，我正在家给姐姐准备东西，听见楼下有人在喊：“杨卫卫家有人吗？”我循声迎到楼梯口，看见楼下站着一位姑娘，乍一看有点面熟又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我是章秀英的姐姐，叫章秀颖。”秀颖迎着我边上楼边大方地自我介绍。哦，想起来了，送姐姐去兵团的那个晚上，在火车站见过，因为天黑，因为姐姐的哭泣，我没过多注意她。
“我说怎么面熟呢，送姐姐时我见过你。”我高兴地说“姐姐来信了，让我给她准备东西，我正发愁不知道该带些什么，你来的正好，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我也是为这事儿来的，我们一起商量着办吧……”秀颖平静地说着。
就这样，我和秀颖相识了。
我和秀颖开始了为姐姐（妹妹）准备行装的事情。
在不认识秀颖前，我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到处瞎抓，我不知道姐姐最需要什么，我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我需要的东西。
秀颖来了，她像个大姐姐一样，有条不紊地一一指点着我。
秀颖告诉我：作任何事情之前要先列个单子，然后按照单子上的列项一样一样的办，办好了就在列项前挑个勾，这样就不乱了。我照办后再也没有丢三落四地乱抓了。
秀颖告诉我：北大荒冷，御寒的衣物是最重要的。秀颖建议我给姐姐作件皮坎肩，说皮坎肩不仅护腰护心还不妨碍手臂干活。
秀颖提醒我：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最好给姐姐买块手表，旧的也行，这样能掌握时间。当年手表可算奢侈品，但我还是听秀颖的话给姐姐带去了爸爸的旧表。
秀颖带着我去给姐姐买木箱子。她知道哪种箱子实用，她还知道托运时必须用草绳捆箱子。
秀颖还告诉我：把装箱带走的东西列一份清单，一式两份，一份儿提前寄走，一份儿留在家里，等姐姐收到箱子会对照清单核对物品，这样就知道运输途中是不是丢失了东西。
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真是及时、实用又长见识，我不知道生活中会有这么多的常识。秀颖教给我的这些东西，我沿用至今，成为一种好习惯。
寄给姐姐，让她知道，家里一切都好（1968年）
当年和秀颖在一起，慢慢的我们熟悉了，慢慢的我们开始交谈交心。
当年父母被分别关押在各自的单位，大点的哥哥姐姐都迫于政治压力跟家庭“划清界限”搬出去住了。16岁的我成了家里老大，带着14岁、12岁的两个妹妹艰难度日。
表面上我一副“浑不吝”的样子，内心却是异常的苦闷、彷徨、委屈和迷茫。表面上我低眉顺眼地接受着“再教育”，但内心就是不服气。
我怎么也不能把“反对毛主席”、“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 、套在要我们事事、处处听毛主席话的父母身上；我怎么也不能把阶级敌人的丑恶形象，套在处处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父母身上。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原本我是理所当然的革命接班人，怎么一下子成了“狗崽子”、“黑五类”，被剥夺革命资格，被踢出革命队伍。我感到天塌下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如何听毛主席的话，如何与“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我该如何革父母的命？走革命的道路？
下乡前与好朋友合影留作纪念（1968年）
当年我很苦闷，但我对谁也不信任，我对家里的事讳莫如深，跟谁也不讲，但对秀颖是例外。交往不久我就向她诉说了我的家庭、父母，彷徨和委屈。
秀颖静静地听我说。听到我去探监看到父亲胳膊上被烟头烫了一个个黑斑，看到父亲被人撅着胳膊飞机式地站在批斗台上，看到父母被人打骂没有一点尊严，看到父母被折磨得苍老痛不欲生的样子，我哭了，秀颖也陪我掉眼泪。
秀颖理解我同情我，她曾坚定地对我说：你父母不是坏人，天底下也没有那么多坏人……听了这话我是多么安慰，仿佛得到解脱。当年不明真相的人们，包括相处十几年的邻居对我、对我们家都是横眉冷对，是白眼和欺负。当年不明世事的我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也曾产生过气愤和怀疑，可秀颖作为一个外姓人，却能说出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秀颖的话，让我看到希望。
与秀颖在一起，我的精神不再总是苦闷：原本对支离破碎的家已经绝望的我又有了美好的希望，原本对“永世不得翻身”的父母，又有了能得到解放的期盼。这在当年对于我真是久旱逢甘霖，我的心情一点点好了起来，我又有了盼头。
当年我跟这几个大姐姐好得不分你我（1968年）
人在最困顿和最艰难的时候，别人给予你的一点点帮助你都会没齿不忘，我对秀颖给予我的理解、信任更是一辈子铭记在心。就凭这一点，我跟秀颖的心贴的更紧了。
当年的我思想单纯、盲目，任何被冠以“革命”二字的东西我都虔诚地相信并狂热地追随。秀颖比我冷静的多，她告诉我许多我不曾听过也不曾想过的事情。
秀颖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居里夫人，她用科学拯救了人类……秀颖给我讲居里夫人的故事，讲科学对人类的拯救和贡献。秀颖告诉我：人应该有知识，没有知识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我被这话惊得瞠目结舌，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吗？但是秀颖说的，我信。
秀颖给我讲过《牛虻》，讲过《叶尔绍夫兄弟》等名著。在她有声有色的描绘中，我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们是那样生活着……当时我很奇怪：报纸上不是天天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吗？等着无产阶级的红卫兵小将去拯救他们吗？虽然我坚信报纸上说的一定是真的，但秀颖说的我也不怀疑。
秀颖让我知道读书是一件非常重要，有趣、美好的事情，它能开阔眼界，能了解世界。我是在秀颖的辅导下，从看小人书过度到开始看小说。说秀颖是我的读书导师，不为过。
秀颖与河大附中高二丙班同学合影。后排左一唐玲、右一章秀颖
从秀颖那儿我第一次听到“爱情”这个词儿，当年我只知道爱党爱祖国，同学之间友爱。原来人与人之间、男女之间还有“爱”，这也让我感到新鲜好奇。当年虽然爱和情是羞于启齿的、是被批判的、是被冠以“封、资、修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但是秀颖告诉我的，我不反感，愿意听。
那些日子，我听到，看到的新鲜故事，令我激动、向往，还有些胡思乱想。我的“革命思想”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对有些事情开始问：是这样吗？我知道有些被批判的东西其实也有它美好的一面。
那些时日，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我不仅能操持一个家，能带着两个妹妹正常生活，我还知道那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我对自己的成长与进步感到高兴，我也为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精神寄托而自喜。
如今看来，当年无论如何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阻挡我们学习知识，但对学习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对新事物的追寻，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是无法被政治口号、阶级斗争所泯灭、所替代、所阻隔的。
我的父母都是跟随解放天津的部队，进入天津城的“土包子”。我从小是在幼儿园寄托、小学住校的环境中长大的。父母平时工作忙，疏于对我们照料与教育，我基本是从家门到校门的两门学生。我的眼界知识少之又少。
自从认识秀颖，被她带领着，学会了“玩”，用今天的话讲：上档次娱乐。
秀颖家有一台老式相机，能拍照135规格的照片。学校早就停课闹革命了，没事时，秀颖带上我，拿着相机，偷偷跑到水上公园或人民公园去拍照。
回来后，在秀颖家楼梯间的小屋里，我们用红布把灯泡包住，在幽暗的红光下，我学着秀颖的样子，晃动着显影液里的纸片，看着一张白纸在液体里一点点地显形、显影，然后放在定影液里泡，最后变成一张照片，夹在绳子上晾干。
照相，洗照片带给我不可思议地快乐，有时，几天不出去照相，我就磨着秀颖没完没了……
秀颖的父亲——章锡琛先生
我和秀颖成为好朋友，没事儿我就跑去秀颖家找她，一来二去认识了秀颖的父亲和她的一家人。
我喜欢伯父，不仅因为他对我和蔼可亲，还因为他的谈吐，他的博学多识，说话持重没有废话。伯父的言谈话语中，总是入情入理、恰到好处。那时我的父母都被关在“牛棚”里，不能回家。在秀颖家，在伯父面前，我找到家和父亲般的感觉。
秀颖的妈妈是山东蓬莱县人，识文断字，尤善女红。
伯母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柔弱的美。伯母是典型的美人儿，中等个儿，略略显得有些羸弱。白皙的皮肤，瓜子脸、杏核眼，薄薄的双唇，像古画里的美人儿。
伯母不爱说话，我去秀颖家，总能看到伯母坐在阳光房的缝纫机前缝纫。伯母心灵手巧，女红了得。当年她就会做大衣，旗袍等裁缝铺才做的衣服。记得我从东北回来，学习缝纫衣服。那时兴中山装，我总挖不好口袋，是伯母一点点教我，我才作得有模有样了。
当年秀颖的姥姥还健在，那是一个矮小精瘦，干净利落的老太太。那时姥姥梳着发髻，稀疏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穿着的衣服总是熨烫得板板正正。我每次去秀颖家，一定要去姥姥的后屋，看看那个红木的，有着好几个小抽屉的梳妆台，摸摸大镜子，闻闻桂花油，坐坐镂花凳，这些老式家具我不曾见过，觉得好玩，好看。
秀颖全家福（秀英已去兵团）1968年
秀英告诉我，秀颖是姥姥一手带大的，秀颖是姥姥的心头肉。秀颖去世后，瞒着姥姥，我也不敢再去看姥姥，怕穿帮。我听秀英说，不明真相的姥姥，看到周围下乡的孩子都回家探亲，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她的秀颖不回家，姥姥弥留之际，还在念叨着秀颖，要见她最后一面。
秀颖也是伯父的掌上明珠，伯父最喜欢这个长女，对她寄予厚望。
秀颖从小就乖巧、听话、懂事。秀颖在家行大，知道让着弟弟妹妹，从小就是克己为人的性格。
秀颖在学校，功课拔尖，从小学起就是班里小干部。她善于团结、帮助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起参加课外活动。她的谦让、礼貌、好学、功课好，让全班同学们服气，佩服。秀颖自小学时起，就是班长。在河大附中高中丙班，她是同学们拥戴的班长、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秀颖与高中同学合影（1968年）张效奇（左二）秀颖（右一）
那时我成天黏着秀颖，跟她在一起。秀颖的出现让我暂时摆脱了社会带给我的歧视、家庭带给我的压力，在秀颖身边我放松且新奇地听她讲外面的世界，像个跟屁虫一样尾随着她跑跑颠颠。
秀颖的出现，使我的生活有了别样的内容与色彩。我和秀颖成了少女时期的闺蜜，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
秀颖像一个万花筒，转一个角度就会呈现给你一副新意的图案，秀颖像普洱茶，慢慢品茗总有别样的味道；秀颖像巧克力，吃了就会上瘾并被套牢。我被秀颖的博学深深折服，更心仪她的为人处世，当年我在日记中写道：一个姐姐走了，又换回一个更好的姐姐。
秀颖在我最困难的逆境中，理解我，帮助我，不离不弃地带着我，这份患难之情带给我深深的感动。我当时就在心里说：你对我这么好，我也一定对你好。如今，我做到了，我用大半生的时间，力所能及地回报了秀颖的情谊。
我到兵团不久拍下这张照片（1969年）
1969年6月7日、我和秀颖登上开往东北的列车，直奔千里之外的黑龙江黑河地区。我和秀颖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三营41连（后改编为三团独立营二连）。
到连队不久，我和秀颖请假去孙吴师部工程连看望我姐姐杨卫。当时秀颖的妹妹秀英已从工程连调往其他连队。在孙吴那个唯一的照相馆、我们留下这张珍贵的合影。
我们连队驻守在黑龙江省孙吴县四季屯一带，与苏联一江之隔。平时我们在江边可以看到往返在江面的苏联快艇，站在瞭望岗哨上，可以隐约看到苏方江边宽阔的无人地带。
我们是战备值班连队。平时的工作除了站岗、放哨，就是战备演练。我们连队是真枪实弹的武装连队。连队4个男生排，除了负责一架山地区、沿江一线流动岗哨与固定观察哨的站岗值班外，大部分时间都要摸爬滚打、苦练杀敌本领。当年我们被告知：一旦战争打响，我们要阻击并拖住敌人，给后方部队争取进入战争状态的时间。连队2个女生排，主要负责连队周边的站岗，女生排不发放武器，但连队所有战士都经过实弹的演练。
我和秀颖都为能分到祖国最边境的前沿连队而欢欣鼓舞。当年我们是那么的虔诚，那么的激情，那么的敢于牺牲，我们天天憧憬着能为保家卫国贡献生命，我们天天沉浸在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中。
织网班留下的、唯一一张工作照（1969年）
连队建在黑龙江江边，为此连队组建了打鱼排（4排），打鱼排主要工作是打鱼，打捞上来的鱼，我们连队无权支配，全部上缴营部，所以我们连队一年难得吃上几顿鱼。
打鱼排下设织网班，织网班一水儿的女孩子，分别由来自哈尔滨、天津、北京的九名战友组成。织网班工作是织网、补网，为打鱼排的工作服务。
1969年8月我和秀颖分配到织网班。能分到织网班，令我和秀颖兴奋，觉得织网能让自己学点技能。
班长许淑香是哈尔滨知青，她当年只有19岁，她带领我们这几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家庭，脾气各异，秉性不同的姑娘们度过了一段紧张、充实、和谐、愉快的连队生活。
我们当年真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在工作中是你追我赶地革命加拼命，织网时，边织网边反反复复地背“老三篇”，背语录；每天除了早请示晚汇报，还要参加数不清的政治活动，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斗私批修、一帮一、一对红等政治活动，有事没事也要天天找出自身的思想问题，互相指正、批评、改过自新；工作之余，我们还要开荒，种菜，种瓜，完成连队分配给每个人的生产指标，以弥补连队没有地，靠其他连队供给不足的缺失。
同龄人才知道什么是“一帮一 一对红“（1970年）
连队的生活是艰苦的，经常没有蔬菜，大雪封路时只能天天吃煮黄豆。半年不见荤腥是常态，生活单调枯燥，工作紧张劳累，但只要跟秀颖在一起，我并不觉得苦。
难忘江边的清晨，休息日，我和秀颖早早起床，结伴儿去江边洗衣服；夏日的傍晚，我和秀颖坐在四季屯码头的台阶上，读家书，说悄悄话儿；我们还会去四季屯的小卖部，买半斤当地自制的比石头还硬的饼干，慢慢的舔、一点点地啃，丝丝甜味的感觉那叫一个好吃；我们也会去连部不远处的小河溪，坐在石头上，边洗脚边拍打水花儿。
好景不长，大约9月份，秀颖病了。开始低烧，慢慢发展成定时忽高忽低的发烧。开始以为是感冒了，连队有卫生员，按感冒给秀颖打针吃药，病情不见好转。时间长了，开始腰疼，最后发展到白天织网坐不住，晚间腰疼翻不了身。
当年在基层连队得病，全凭卫生员的“医术”。我们连队有一位“66.3”转业的王大夫，还有一位哈尔滨知青的卫生员。他们对秀颖也算尽心，但当年不学医术，没有过硬的本事，还是把小病拖成毛病，把毛病拖成重症，仅仅一个多月，秀颖被病折腾得羸弱不堪。
得病以来，秀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病恹恹的。秀颖是个好强的人，虽然王大夫给她开了病假，但她就是不肯休息。每天早上，她都跟我们一起按时起床、出操、吃饭、上班。经常是织着织着网一阵腰痛袭来，她立刻曲卷起身体，咬着牙强忍着等痛劲儿过去再继续工作。
秀颖下乡前（1968年）
许淑香看她病得不轻，严厉要求她每天下午必须在宿舍里休息，不再分配给她任何工作，秀颖服从了。但很快我们就发现，秀颖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工作：
多少次：我们回到宿舍，看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秀颖利用下午时间把房间整个清扫了；看脸盆——每个人的脸盆里打满温水，真不知道秀颖是怎么一趟趟到水房为我们端回来这么多热水；摸被褥----晒得喧喧腾腾，一股好闻的太阳味儿；再瞧箩筐，秀颖已经上好了一大笸箩梭子，足够我们几个人明天用一天的。干了这么多活儿，这比上班一点都不轻松呀。
多少次：我给她端去病号饭---面条。那可是当年连队最好吃的饭食，因为面条里不仅有我们根本看不到的卧鸡蛋，面条汤上还淋了清油。可秀颖拒绝因病搞特殊化，以不爱吃面条为由拒吃。没辙，在我赌气地吃了多次美味的病号饭后，我也不好意思再大饱口福了。
多少次：夜间，我被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呻吟声惊醒，我要给她按摩腰部减轻疼痛，秀颖总是悄悄地叮嘱：别、别、别！别把大家吵醒了。
对秀颖如此不爱惜身体，我多少次地劝她，有时我也真的生气了。这时秀颖却总是告诉我：你不知道，一个人躺在床上真是度日如年，还不如上班跟大家一起说说笑笑，时间反而过得快些。再说，我总不上班，等于白吃国家的，我的心里更别扭了。
秀颖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心里只有工作唯独没有她自己。现代的人们肯定不会理解和认同这种为工作不要命的举动。但我敢负责任地说，当年我们大部分知青都会这样想这样做。
当年我们接受的教育是革命加拼命，是斗私批修，是为了革命奉献一切。尤其是我和秀颖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带着原罪的自我救赎的心理，恨不能用苦行僧式的磨难，用汗水甚至生命去证明自己“要革命“，去求得社会的认可，去争取革命接班人的资格。我们天真地认为：只有这样不停顿地革命，我们才能把自己改造成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有为祖国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才是我们人生的最大意义和价值。
秀颖在兵团（1969年）
秀颖得病以后，不仅饱受病痛折磨，还被看病难困扰。
当年在基层连队，病症久治不愈，需通过层层申请获批后，才能走出连队去看病。外出连队后的住宿、吃饭、交通等一系列问题，都要自行解决。这对于人生地不熟的我们，真比登天难。
大概是9月中旬，我和秀颖获批去营部卫生院看病。营部卫生院的“大夫”大部分是知青，他们的医术差态度还横，就好像我们是成心去给他们找麻烦、“泡病号”的捣蛋鬼。营部卫生院条件不比连队强多少，没有化验手段、没有透视设备。在营部卫生院也没看出个子丑寅卯来，不过他们挺痛快，立马开介绍信，将秀颖推介到当地最大最好的地方医院——红毛鸡卫生院。
用现在眼光看，红毛鸡医院连我们天津工厂的卫生所都赶不上，可在边境地区，在当时，它却是远近闻名的大医院。
去看病的那个早上，我和秀颖赶个大早走到四季屯等班车，没想到班车晚点，这在现今根本不是事儿，可在当年，这唯一的班车晚点一个小时，让我们看病计划全乱了套，随之带来无法预知的困难。
我们赶到红毛鸡医院时，上午的号已经没有了。中午我们在小卖部买了面包，因为没有水，干噎着吃了。知道下午只有二十个号，不敢怠慢，我和秀颖在卫生院门口晒了一个中午总算挨到下午2点开门。好不容易挂上号，等到下午3点多才见到看病的大夫。
这是位老大夫，态度和蔼亲切，缓解了我们的忐忑不安。老大夫详细询问了病程，给秀颖开具了化验单和胸透单。医院下午不透视，化验结果也要明天上午取。早上从连队出门，原以为下午可以回去，没想到一个班车误点，把我们误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从早到晚，没喝上一口水，肚子饿得咕咕叫，也没地方找东西吃。
知颖在兵团（1970年）
出门真是难呀。我们两个，一个疾病缠身步履艰难，一个幼稚单纯不谙世事。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真有走投无路的感觉。我们想在卫生院走廊凑合一夜，看门的二话不说把我们轰出来，锁门扬长而去。我俩想在小卖部门口坐一夜，路过老乡说，凌晨露水大，会得病。老乡让我们去村里看看。
东北的9月，早晚已经冷了，我和秀颖相互帮扶，深一脚浅一腿地往老乡指给我们屯子的方向摸去。天渐渐黑下来，赶上这天晚上没有月亮，又停电，屯子里家家户户黑着，偌大的天地之间伸手不见五指、浑然一片黢黑无声。
总算摸到屯子边上，还没等我们看清楚周边情况，也不知从哪儿窜出一条狗，冲着我俩狂吠，一时间，又上来几条狗把我们围成一个半圆。我和秀颖吓得连哭带喊，大叫救命，撒腿就跑。我们惊恐的悲鸣惊动了老乡，从一间茅舍中出来一个男的，我们也顾不上不好意思，顾不上安全不安全，像遇到亲人一样赶紧跑到他身后。
谢天谢地，我们算遇到好人。老乡呵退狗，问清缘由，把我们领到他家，让我们跟他闺女一起住。我和秀颖怕有虱子，不愿盖人家的被子，我们俩在灶火间，背靠背坐了一夜。半夜又冷又饿又怕又乏。那个晚上，我们两个都哭了，想家，想爸妈，想连队。
这次看病唯一的收获是，化验结果是严重的，红毛鸡不敢耽搁，病历写明---需马上转院就诊。
还记得第二天从班车下来回连队的路上，秀颖经过一天的折腾，精疲力竭，走不回连队，她是那么要强的人，这次也默认让我背她。快到连队操场时，她要面子，还是坚持自己走，我只好扶着她，一步挪三寸地蹭回织网班。
秀颖在北安（1969年）
1969年9月23日，我和秀颖终于办妥各种手续，前往北安兵团总医院看病。北安看病的经历，我想起就伤心，那趟出门真难，经世态炎凉，看人情冷暖。
我们辗转两天两夜，倒三趟车终于抵达北安。当我们步行到医院大门口时，已是第三天中午。
中午我就排队挂上了号，当天下午两点多，我们被叫到“大夫”面前。天晓得他算哪门子“大夫”？看他的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白白净净的，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想必是个“后门兵”。
站在他面前我们紧张而激动，要知道秀颖经历了60多个日日夜夜病痛的折磨与煎熬，我们曾三番几次的求医无果而归，今天我们站在兵团总医院“大夫”面前，我们对他寄予的希望与信任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谁知对方冷得像块冰，瞥了我们一眼，极不耐烦的冷冰冰抛给我们一句话：哪儿不舒服？秀颖赶紧说：腰疼。发烧都两个多月了，我们到营部和地方医院都看过了，你看……秀颖忙不迭地把病历和一沓化验单证递过去。
“大夫”看也不看递过去的资料，不由分说地拿着一支体温计，简单而冰冷地命令：先试表！秀颖刚把表放到腋下，我相信还没有放稳，大夫便伸手要表。秀颖几乎是用哀求的口气请他再等一会儿，谁知他发脾气了，生气地呵斥道：都像你们这样磨磨蹭蹭的，我还看不看病！
站在一旁的我实在气不过，冲口就说：刚试上，连两分钟都没有你就要，你看看，这书上还写着试体温需要五分钟呢。我拿出自秀颖有病以来随身携带的《赤脚医生手册》，示威似地在他眼前晃了晃。“大夫”不屑一顾地乜斜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们这叫一分表，一挨肉皮就行，你懂吗？
没办法，在人家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秀颖不情愿地把体温计递给他。他看了看，大声说：温度37°7，不发烧。这下他逮着理了，不管我们如何诉说以往病情，不管我们如何解释当地医院的诊断，“大夫”只顾低头自顾自地刷刷刷地在病历本上匆匆写着什么，然后把病历本往我们这儿一推说：没什么问题，腰疼是刚到连队干活引起的不适应，多活动活动就好了……
什么？我和秀颖呆呆地愣在那儿，半天没缓过神儿来。怎么着，秀颖的病被“大夫”这么一句：”没什么问题“就给打发了？来时满腔的希望被这冰冷的一句话彻底浇灭了。
我和秀颖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出诊室的，我只知道，当我们勉强坐在楼道的椅子上，相互对视时，发现泪水正从对方的眼中涌出。
秀颖最后一张照片（1969年）
我们失望、委屈、无助到极点。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在这远离亲人和朋友的异乡，谁能帮帮我们，我们怎么办？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回连队？秀颖的病怎么办？再到其他医院去看？这儿已经是全兵团顶级医院了，我们还能去哪儿？回天津，更是没门！没有转院证明，没有天津户口，哪家医院会给我们看病？
原以为这次北安行，秀颖的病就彻底有治了，没想到病没看成，还受了“大夫”的奚落和训斥，这种委屈和气恼，我们哪儿受过，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没有活路，我和秀颖控制不住的泪水一个劲儿往外涌，索性，我们两个伤心地哭出了声。
哭声惊动了一位从楼上下来的老大夫，他走到我们面前，弯腰和蔼地问我们为什么哭，询问我们是哪个连队的。我抬起泪眼看到这个老大夫花白的头发，一脸的和气，他的眼神中透出关爱与怜惜的目光。这多像爸爸呀，我像受了委屈的女儿，立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我还告诉他，为了来看病我们在路上走了三天二夜，为了看病我们曾经在红毛鸡当地卫生院的遭遇……
老大夫安慰我们说：你们先不要哭了，我再给你们看看。他把我们重新领回刚才的诊室，对刚才给我们看病的“大夫”说：再把体温计给她试试，这次她们愿意试多长时间就试多长时间。那个年轻的“大夫”敬畏地看着老大夫，什么话都不敢说，他不情愿地把体温计递给秀颖，脸上的表情把他没说出口的话刻在脸上：试一个钟头也不发烧，哼！
重新试上表，我的心反而忐忑不安起来。万一不发烧怎么办？这表是不是坏了？原来在连队每到下午秀颖就会发烧，那时我就祈祷般地叨叨：但愿今天秀颖不发烧了，但愿今天不发烧了……可今天下午，我却祈祷：发烧吧，发烧吧！赶紧发烧吧……我紧盯着不远处墙上的挂表，默默地念叨：慢点走、慢点走……
大约过了三分钟，我们小心翼翼地拿出体温计，上面显示37°9，不行，还得继续，要是不够38°不算发烧怎么办。大约五分钟的时候，再拿出体温计看：38°6！谢天谢地，终于发烧了。
我颇带几分得意的样子把体温计递给老大夫，老大夫看过后，再次详细询问了秀颖发病的时间，症状，再次翻看了在红毛鸡的化验单和诊断证明。他跟秀颖交流时，我站在一旁，我真喜欢这个老大夫，他的言谈话语中流露着对秀颖的关怀，他的话语仿佛就是一剂良药，医治着我们心中的伤痛。
老大夫给秀颖开了化验单，让我们先去抽血。老大夫特别安慰秀颖说：不用着急了，化验后拿着结果再来找我。半个小时抽血结果出来了，化验单显示血沉137。
如今我要看到这个数字一定会大吃一惊，一定会以为这是化验室失误多加了一个百位数。现在我知道正常人的血沉指数应该在十三以下。当年我什么都不懂，看化验单如同看天书，拿着化验单往诊室走时，我和秀颖又一次失望了，我们自认为：可能真的没什么大病，我们两个商量，尽量让老大夫多开点药，还是尽早回连队吧。
我和秀颖不报任何希望地站在老大夫面前，谁承想，他接过化验单一看吃了一惊，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怎么会这么高？他又抬头看看秀颖，仿佛不相信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姑娘就是化验的本人。他毫不迟疑地说：你必须马上住院，观察一段才能确诊。
住院？我真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从连队出发到现在，我们从来就没奢望过能住院，刚才我们还商量多开点药回去慢慢治疗呢，这过山车般的起伏变化让我和秀颖都懵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当老大夫把住院证明交到我们手里时，才仿佛大梦初醒般缓过神儿来。老大夫催促我们：时间不早了，你们赶快去办手续，要不又得耽误一天。匆忙中，我们谢过老大夫赶紧去办住院手续，忙乱中竟忘记问老大夫的姓名。
住院手续办得很顺利，掌灯时分，秀颖已经躺在一间十几个人的大病房的床上。想想这一天，过来的真不容易，几次的山穷水尽疑无路，几次在好人的帮助下柳暗花明又一村。
秀颖住院3天后，确诊是急性肾盂肾炎，需要治疗一段时间，看到秀颖得到稳妥安排，我便告别秀颖回连队了。回连队之前，我们在北安拍了这张合影。
我和秀颖在北安（1969年）
我和秀颖在兵团这段时间里，相濡以沫，彼此帮扶，同甘共苦，心心相印。如果不是那件惨剧发生，我们会一直这样相依相靠，平淡地生活下去。
1970年5月28日——我不能忘记那一天，那天我失去了秀颖姐姐，黑龙江水吞噬了七条鲜活的生命，将我和秀颖永隔天上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