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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 直到读完这一长达64页的文章，才明白何为题目中的西儒会融、法道互补，而副标题显然是其问题意识的体现，即典籍中的的文化叙述和行为上的文化实践之间存在明显的不符或张力，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应该从行为上着手，而不能囿于经典文本分析。这里秦晖首先表明了古代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即思想史研究在关注典籍和形而上层面的同时，有必要从“制度化的思想”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也是为何秦晖的论证引用更看重俗语的表达，将其视为社会行为的反应，例如，东汉实现的荐举制，文本上要求举孝廉、贤良方正，但当时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时代俗语很好表达了当时九品中正制的实践效果。这里想到读的秦晖的乐趣，搜集、传唱地方歌谣，其实也是对地方文化的快速了解。 话说回来。秦晖对传统社会思想的论述从儒、法关系谈起。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但法家最受帝王青睐。不论是商鞅变法、百里奚、伍子胥以及后来的李斯等，都是法家思想主导列国变法。法家有自身一套伦理观念、权威形成、君臣关系、官员产生及管理手段、社会管理模式等。秦始皇统一帝国后，这套制度也就广泛推广，帝国官僚制形成，编户齐民社会产生，焚书坑儒使法家思想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但法家这套思想指导下的帝国官僚面临着深刻的问题，导致秦不过二世，其后，在体制上，汉承秦制，但在思想上，尤其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成为主导性思想。那么汉承秦制的制度设计与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秦汉以来，至到清王朝覆灭，帝国官僚制在思想上到底是奉行儒家，还是法家？秦晖指出，儒表法里，当然这个说法并非秦晖最早提出，但秦晖对儒表法里的内容有着深入的分析。 儒家吏治观和法家吏治观比较 从秦至清的整体看，中国吏治传统的主流是“儒表法里”，即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秦晖，2014：153） 实际上就整体而言，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与其说是“儒道互补”，不如说是尊儒表象下的“法、道互补”更确切。其特征是：以追求专制权力为中心，在强权之下唱高调，说假话。强权不及之处，则痞风大盛，道德失范。（秦晖，2014：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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