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版图未被继承？明朝丢千万国土

洪武元年（1368 年），随着明军步步进逼，元顺帝携众北奔，收拾旧部，重建汗廷于漠北，始终与明廷相抗，其后继者亦然。

因此，不同于汉唐的大一统，明朝仅仅取得了对长城以南中国的统治权，对退守草原、仍然马首南向的北元却无能为力，颇多无奈，虽屡败之，却终不能如汉之匈奴一样将其击垮驱逐。

明朝从建国之初到灭亡也没有控制漠北的地域，丢掉了100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其中的奥妙玄机有很多的层面。

一、洪武时期明蒙关系

1、消极抗元从《明太祖实录》等基本官方史料记载来看，这一时期的朱元璋和他的政权势力与蒙元朝廷及其地方势力的接触并不多，规模也不大，及至后期平灭陈、张而北伐之时，方有与蒙元的大规模作战。

这一现象的出现无疑与朱元璋早期所采取的“避元”政策有关——在明军北伐之前与其他诸路反元起义军争夺汉族政权正统性时期，朱元璋消极抗元，对元朝基本上一直采取了回避的政策，即不主动与元朝直接为敌，并与元廷态度暧昧，而群雄间的多年混战和元廷内部的混乱却使北方的蒙古力量在明军北伐时基本保留了下来且大部分得以北撤草原。

自元世祖定鼎中原至顺帝北走，凡历百年。在此过程中，大批蒙古人南下，或随军戍守，或应倡屯田，数代繁衍，至元末，蒙古人与汉人杂居，其“第宅已与民居犬牙相制。”

但是，绝大部分蒙古人仍然留居在北方草原上。

洪武元年（1368年），当徐达大军势如破竹而来时，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率元室重臣和部分蒙古军队退往漠北，元王朝的统治机构、军事建制、军队主力等并没有被消灭，仍保存着较强的势力存在。

2、朱元璋采取军事收缩战略

朱元璋在立国后主要以军事攻伐、经济封锁和政治招抚相结合的手段，试图消弭残元势力的威胁。

在明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元顺帝及后继的元昭宗先自上都迁达里泊（即今呼伦湖，位于呼伦贝尔境内），后又北走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再北奔和林（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西北）。

洪武三年（1370年）和五年（1372年），朱元璋挟明军往战之余威，两次大规模出兵北伐，力图彻底消灭北元主力，以“永清沙漠”。

然而，洪武五年（1372年）大将军徐达在岭北之役中严重失利，左副将军李文忠一路追击、苦战，至称海（今蒙古西北哈腊乌斯湖南）而还，亦损失惨重。

此后朱元璋审时度势，采取了军事收缩战略，对蒙用兵甚慎，而改以政治招抚为主，并利用蒙古各部离心离德、号令不一的形势对蒙古各部王公贵族、将校士卒乃至普通百姓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招降，同时对内稳定政局，恢复经济，充实实力。

终于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内外条件充分有利的形势下，明军于捕鱼儿海一役一击而成，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在逃奔和林途中为部下袭杀，北元汗廷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至此也损失殆尽，以至于黄金家族的政治号召力在此役中亦为之撼动。

二、收服蒙古的雄心受到抑制

1、以招抚为主洪武五年（1372年）北征失利，使朱元璋彻底击败、收服蒙古的“雄心受到抑制”。

朱元璋开始检视自己的对蒙政策，认识到国家肇始，国力还未从战乱中恢复，以武力铲除蒙古威胁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因此开始转变对蒙战略，暂时放弃了主动进攻的政策，而转为以招抚为主，在军事上则采取了积极的防御战略和“守备为本”的边防方针，用兵“持重”，尺寸以进。

但是，明军的失利，使隐没于北境沿边之地的故元残余势力再度活跃。鉴于这些蒙古将领屏藩汗廷、频繁扰边的形势，虽然朱元璋在对北元的用兵上采取“持重”的原则，但还是抓住有利时机出塞作战，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剪除汗廷羽翼。

随着战略重点和策略的调整，洪武五年（1372年）以后，明廷着重拓展和经营其在东北和西北的力量存在，以挤压北元左右两翼。在此期间，对于盘踞近边、出没不常的小规模北元军队，朱元璋一方面令各地都司卫所固守防区，扫清辖区内的蒙古残余；

另一方面，常年分遣徐达等诸将在重要地区练兵备御，以较强的游动性沿边境巡守，与卫所镇守官兵相配合，相机或防御性或主动地出击，以剿平边寇，清野边塞。

2、明朝无法固守漠北草原

经过二十余年的军事征伐，北元军力大为削弱，建国之初环伺明朝边境的蒙古各部势力所造成的严重威胁渐次消除。

蒙古的军事力量在元后期由于承平日久而衰败，但一旦回归草原，其游牧民族彪悍勇武、能征善战的素质在其下一代中很快恢复起来，且由于深入草原作战，远离后方，后勤不济，加之北元军队聚散无常、倏忽不定的机动作战方式，明军很难彻底消灭北元的军事存在并占据草原，即便是明朝在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在能够控制的草原地区和蒙明边境建立的许多羁縻卫所与边防设施，很多也是旋设旋灭，无法固守。

因此，虽然洪武年间明朝在对北元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基本击破了北元“小朝廷”，但汗廷衰微后，自立的蒙古各部又很快发展起来，虽然其中不少对明朝称臣纳贡，但诸部叛服亦常，历明一代，屡与明军处于战争或军事对峙状态。

对此，《明史·鞑靼传》即总结：“（鞑靼）当洪、永、宣世，国家全盛，颇受戎索，然畔服亦靡常。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峙其暴强，迭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始终云。”

三、朱元璋对蒙古的绥抚政策

1、加大对蒙古诸部的招抚力度

政治上的招降和绥抚政策是朱元璋对蒙古的核心政策之一。

固然，从朱元璋的立场来看，对于明王朝的安危来讲，最好的对策莫过于彻底消灭北元政权，并且这也是明朝立国之初一系列军事行动的目的所在。

虽然此间也有多次的诏谕和招抚活动，但仅是作为军事行动的辅助，很大程度上是朱元璋以“天下共主”自居而“加恩”于失国的蒙古上下。

然而在军事征讨失利之后，朱元璋加大了对蒙古诸部的招抚力度，将其提升到与军事征讨同等的地位，两张王牌并行使用，相互配合，以期达到臣服、肢解或覆亡蒙古民族和北元政权的目的。

2、与元朝潜以通好的策略

在夺取政权、驱逐蒙元的过程中，朱元璋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变通手法。

在与群雄争长时期，朱元璋消极抗元，与元廷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以避免在众多义军中成为被元朝打击的“出头鸟”。

如，朱元璋曾数度与坐拥重兵的察罕帖木儿及其子扩廓帖木儿遣使通好乃至求和，甚至一度欲接受元朝官职。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察罕帖木儿用兵山东，招降东平田丰、乐安俞宝等，其势颇盛。”

在此形势下，朱元璋遣使至汴梁，以通好察罕帖木儿，并对左右道：“吾今遣人往与通好，观其所处，何如？”

很明显，这是朱元璋不愿与兵势甚强的察罕直接对抗而采取的投石问路之举，且其这一举动也得到了察罕遣使致书招降的积极回应。

但朱元璋当时正筹备与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间的斗争，通好元朝本就是非常形势下的变通之策，因此，他采取了拖延的办法。

从朱元璋与扩廓的历次书信交往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结交扩廓的意图，试图避免与蒙元的直接军事冲突，而专力与江淮间的战事。

这固然是其基于整个战略局势的考虑，但也反映出了朱元璋务实的态度，并未因对方的蒙人身份而有所芥蒂。

在当时局势尚未明朗、元之国祚未知如何的情况下，朱元璋对所俘的蒙古人大多给予优待，甚至遗资释之。

洪武时期的明蒙关系是建立在元明政权交替的基础上的，因其矛盾的不可调和而表现出很大的对抗性。

朱元璋为了实现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对蒙古在军事、经济、政治乃至文教、法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成败得失其实也反映着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相互关系的动态变化。

无论是经济封锁下的有限交往还是政治对抗下的招抚羁縻，都绝非民族间的正常交流。由此可见民族政权间的对抗绝非是解决彼此矛盾的有效途径。

最终明朝从建国之初到灭亡也没有控制漠北的地域，丢掉了1000万平方公里土地。

参考文献：《元史》《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