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有朋友事先和李文章先生做了本公号的属性简介，但李老还是很客气地叫我“主编”。我赶紧跟李文章先生说，咱这是草根公号、干公号的这俩仨纯是业余爱好，还都是您的晚辈，主编不要叫了，姓氏前面加个“小”就行。李老风趣地称他也是业余的（他说他本来是个汽车兵）。他这一句话，让草根晚辈与资深艺术家或可生出的疏离感破除了不少。李老讲，他很乐意和“业余”的朋友聊天。 
李文章先生
被冷落到被关注 在我看来，汽车兵李文章进入总政干声乐专业，并去上海音乐学院学习都是“被动”听组织安排。“好事”来的有点密集，这种节奏如果编剧，剧本到了这里就会安排一个拐点造新的冲突。恰，李文章先生入行声乐后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剧本。 因文化底子薄、先天声音条件并不出众，李老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进修历程颇为曲折。这段往事他对媒体讲了多次。为了让聊天内容更合适报道给注重声乐内容的朋友，我建议多聊聊他当年的学习细节。 我们的交谈就是从他被上音老师称作“水烟袋”音色开始的。依常理，普通兵士被总政看重调入，总有过人之处，而歌音动人似乎是起码条件，怎么李文章在上海音乐学院开声的效果会被老师们比喻为“水烟袋”呢？文章先生解释这“水烟袋”形容他声音不纯净，有呲呲的杂音。他又讲道，当年歌舞团一路演出到了上海，领导安排他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繁重的演出过后他并没有什么调整，加上自身技能缺失，声带疲态明显。教授们对他歌唱效果未有好评并不意外，但更糟糕的是人家认为他在声乐方面的资质也不够，“成材”可能性低。给出这一鉴定的是声乐系很资深的教授。 文化水平欠佳，声音资质又不理想，目前的状况也难说有什么特点，这些直接导致没有老师愿意教他。接受央视采访时，李文章曾说他徘徊在教学楼，不能进入教室又不想让屋子里的人知道有人在外头，就只能从门缝观摩别人上课。这个细节他讲述得很平淡，但我听了真扎心。电话里我和李老说这个感受，他提到过路的同学对他指指点点，尽管嘀咕的是上海话但是他还是听出来几句大意，有的同情他被这么晾在那儿没人教，有的同学说换成自己早就离校了太尴尬了。
青年战士 李文章 李老说，当时上音教师在挑学生方面待遇有讲究，名望大的老师优先挑选条件好的学生。彼时算年轻教员的温可铮先生接了李文章后，自然也知道他的资质，所以没有允诺什么，一个劲儿地鼓励李文章，军人最不畏惧困难么，师生共同发力冲冲看，睁着一口气。温老师这番鼓动，让李文章看看到希望。我问李老，您和温可铮先生带的其他学生一起上课么？李老回答，最初的一个多月温可铮先生不让他唱什么，而是让他练“乌鸦叫”，并说不用介意难听与否。在其他同学跟着钢琴练唱的时候，李文章却在“啊！啊！啊”，他说，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温老师让做什么他就好好做什么。 笔者在一篇介绍温可铮先生教学的文章中看到，温先生披露，让李文章学“乌鸦叫”是因为李文章唱歌不敢开口，声带闭合不好。李文章练了几周后，“啊”得越来越纯，温可铮开始常规教学。他要求李文章要做好学习笔记，有进步或遇到困难，都要分析清楚。李文章在温可铮悉心的引领下有了很大进步，一个学期过后系里组织音乐会，他圆润明亮的嗓音和纯熟的阐述能力令不少人大吃一惊，这其中就有给出过“水烟袋”评语的蔡绍序先生。李文章先生介绍，他其实是从蔡绍序的班上毕业的，可铮先生适逢另有演出任务没法带他了。 我问李老，两位老师教的差别大么？李老说，温先生纳新意识好敢于尝试很多新的东西，而蔡绍序先生自己就是很棒的男高音，教学经验也比较丰富。他认为温可铮先生为他的发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和蔡老师学习的日子里，他得到了更多歌唱“修辞”方面的指导—— 怎么分析作品，怎么谋篇布局做好声音的规划，怎么按照不同作品的特点进行差异化的描绘。温可铮到蔡绍序两位老师一前一后的指导，构成了他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主要学业输入。李文章先生说，在上音期间周小燕先生也关注他。他回忆，在一个私人场合，周小燕先生对他说，李文章你吐字清楚不能忽视啊，不要开得那么大，已经影响你的吐字了。李文章毕业汇报时候唱了一组风格迥异的歌曲。有宏大气概的颇有戏剧性的大歌，也有抒情细腻的小品。如果不是通过在上音的系统学习，他根本切换不出这么多变的风格。 随着李文章歌唱水平升档，他的社会活动和艺术实践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李老笑呵呵地说，除了在学生会、团组织担任职务外，“上海之春”音乐活动他也参加了。在学校的时候还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年青的一代》配唱了插曲。他特地告诉我，那首歌曲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合唱队，伴奏的是上海交响乐团。下面这个QQ音乐曲库在线音轨标注的信息，李老认为不够确切 ↓  李文章在上海音乐学院完成的“蜕变”，也是学校育人的成功案例。回到总政后，团里安排女高音高娃去上海音乐学院深造，派李文章去上海联系接洽。上音声乐系抓住这个机会，安排了一次报告会，请李文章介绍在校学习心得。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了一个观点—— 学习声乐确实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但不能唯条件论。他讲的都是亲历，很生动、让人信服，听报告的师生用热烈的掌声回应了他。通过李文章先生的例子，我想到，声音条件并非歌者取得成就的唯一前提，高明的教员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包括潜在的强项，通过合适的方式激活它们。一些嗓音条件看似不够出众的学生通过合理的训练也成为大家，多是在妙用个性上具备了深厚的修养。我和李老说了这个感慨，李老认为温可铮先生在这方面是有门道的，他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这个一度怀疑自己的“差生”一点点确立自信，并靠积累的自信克服了一个个困难。
洋教授的大师班 介绍李文章先生的文章提到，他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汇报演出时唱过《绿叶青葱》（Ombra mai fu），我问李老，在上音的时候还练习过哪些外国经典歌曲。李老说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学校的风气是让学员以唱中国歌为主，他记得他重点打磨的多是《松花江上》、《嘉陵江上》以及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歌曲，他说像“ Libiamo, Ne' Lieti Calici ”这样的歌曲，也就是在练习或者内部演出时候唱唱，公开演出是不上的。文章先生的讲述与那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歌者回忆都对得上。可见六十年代中国音乐院校声乐系教学已经不太让学生碰外国作品了。 尽管在作品上不向“西洋”，但并没有关上技术辅导的门。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期间，李文章赶上保加利亚声乐专家布伦巴洛夫来华讲学。布伦巴洛夫在上海音乐学院挑学生时选中了李文章，1963年中国学习西洋唱法的学生能跟随这样阶位的专家学习是难得的机会，能够被这样咖位的专家看重，也是证明自身段位的标尺。
图，自周维民先生的专辑画册 保加利亚专家的这次讲课书面记录罕见，远不及近二十年后意大利歌唱家吉诺·贝基访华那次。我问李文章先生这位专家的教学对听课的那些老师们影响大么。文章先生说，这位专家给中国声乐教学带来的理念变革还是深刻的，他提到，建国后十多年间中国西洋唱法教学近乎“各自为战”，老师们学艺的经历和师门各式各样，教法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比如那时候老师带学生找共鸣感觉，常提到要吸着唱，往后拉，声音在后面打转转，这种提示下出来的声音往往比较闷。 布伦巴洛夫讲课时，他曾经教过的施鸿鄂担任翻译，“施翻译”常提到的是“向前、再向前”。布伦巴洛夫比较明确地提醒喉咙放下、大牙提起来，向前放射，没有后拉过程。李文章跟着布伦巴洛夫上了一个多月的课，感觉这位老师讲课示范得很充分，而且表达也很明确。八十年代吉诺·贝基来华时李文章也去听讲，在李文章先生看，吉诺·贝基在清晰、明确地指导学生方面略逊布洛巴洛夫。 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轮外国专家访华讲学，李老认为带给中国声乐教育的影响力非常深远。布伦巴洛夫是建国“十七年”阶段后期访华的专家，他对苏联学者应用的一些方法并不认同。其主要观点在当时的学界颇为新颖，可惜在华讲学的资料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管和总结，让后人了解那一次讲学的内容出现困难。据李老说，布伦巴洛夫访华期间听课的声乐同仁约有数百人次，受到他观点影响的中国声乐人还是不少的。于李文章先生而言，布伦巴洛夫大师在刻画他透明声音的特质方面起了作用。
毕业了！ 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音乐学院学成归来，总政歌舞团的独唱组多了一位风华正茂的男高音。团领导为了让“西洋”气息浓的李文章更好地在部队发挥作用，打算让孟贵彬先生再带带他。不过，这件事儿没成。 李文章先生说，他回团里正赶上“社教”，按照领导的安排他应该接着跟孟老师继续“进修”，但是他听到周围有了些议论，有人觉得团里光让李文章进修了，似乎不够公允。唯恐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李文章主动打报告要求下农村，改造改造思想。带着男高音新秀光环的李文章一猛子扎到下乡，半年之后回到总政，赶上团里排演时乐濛创作的《长征组歌》。这台《长征组歌》有别于北京部队的那个版本，是一个歌舞形式的“组歌”，李文章先生说当年肖华同志很是满意，八一厂也有意拍片，不过“文革”来了。 ...... 六十年代中起始的那届“大变局”，李文章先生都忙乎了什么？我还没和李老谈起。待续。 关联旧文 【点击右标题阅读 →】汽车兵·男高音|原总政军乐团李文章先生 录音欣赏 天鹅 高峻作词  中华颂 王致銓 作词  尽管我有一个采访提纲，但读者们如果有啥问题想和李文章先生交流，也可以留言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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