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我在巴格达绿区的生活

这里是地球上一片固若金汤的土地，西方盟军驻守于此，宣称将在这里督促伊拉克的重建工作。一部好莱坞电影《绿区》向世人展示了这块位于巴格达的混乱废墟；马丁·弗莱切则记录下人们在这里生活、工作的经历。 　　

2003年4月，美军及其盟军继入侵伊拉克之后，在这块经历了24年独裁统治、战火不断的土地上，开始了重建任务。然而，西方国家想要在胡作非为之后，担负起重建的重担，并非易事：他们轰炸了巴格达境内每一座重要的建筑，任由伊拉克百姓在废墟里肆意抢掠，解散伊拉克的军队和高级行政部门，还下令重兵把守一块七平方英里见方的土地，躲在这块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绝少出去。此外，他们既无重建计划，也没有相关经验的人才。 　　

我在2003年11月第一次来到巴格达。当时，《泰晤士报》在城内租下一座别墅，我们每晚还能出门去餐馆吃饭。然而，想要进入绿区，必须经过三次彻底搜身，五次身份认证。在这堵17英尺的高墙后，在延绵数里的铁丝网内，在森严的瞭望塔、弧光灯、机关枪掩体防守的堡垒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参观绿区时的惊讶之情。当时，一个在这里工作的朋友领着我四处闲逛。宽敞的大道旁，立着炸毁的政府大楼废墟；草坪和桉树被推平砍倒，留出大片空地供直升机起降；仓库和停车场里整齐地停着一辆辆悍马军用车和雪佛兰越野车（虽然伊拉克各地已陷入一片混乱，但这里却严禁随意停车）；仅作观赏而用的水池旁，立着高大的军用帐篷。这片土地的中心，便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共和宫，建筑顶端仍然立着这位被罢黜的独裁者的四座半身像。 　　

1000多名西方官员在这座宏伟的砂岩建筑里工作、生活。当初盟军入侵巴格达后，便一时兴起，占领了这幢大楼。大厅里的书桌茶几全部被塞进办公室里；一间间办公室被砸毁，门墙倒在大理石地面的走廊上；阳台上还竖起了简易木屋；马赛克花纹的地板上，缠绕着电线缆绳；大厅里摆满了一排排床；大楼后的游泳池旁，还立着一座座活动房车和移动厕所。 　　

这座宫殿曾经是中将杰伊·加纳的重建和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又被谑称为“特别倒霉的美国人”办公室），可好景不长，该组织很快被撤销了；紧接着，保罗·布雷默的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入驻此地，接手重建任务。但他们只能在层层盔甲的防守下，小心翼翼地管理这个国家；只能躲在森严的枪炮后和这个民族对话。 　　

这里聚集着一大群各式各样的人：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军人、平民；真才实学的专家、怀抱一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还有不切实际的空想家，除了参加过布什的总统竞选，没有任何经验和资历。 　　

这群人怀着使命般的热情，投入到伊拉克的重建中。但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了解研究过阿拉伯文化。再加上他们刻意与混乱的外界保持距离，在巴格达市内建立起一个封闭的“小美国”，重建任务由此更加步履维艰。许多人从未离开过绿区一步——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只在高墙内听过巴格达的喧嚣，却从未亲眼见过。几乎从未有伊拉克本地人进入过绿区；仆人和工人都是从印度和巴基斯坦运来的；食物来自美国，衣服则送往科威特去清洗。有人曾经将一条警示标语“请看管好行李”误读成“请勿独自离开巴格达”，后一句话其实也很有道理。 　　

拉吉夫·钱德拉塞卡兰在《翡翠城的皇家生活》一书里，描写了一个又一个震撼的故事：一位来自新墨西哥的退休学者奉命重建伊拉克的教育体系，却拒绝阅读有关伊拉克社会文化的任何书籍，因为他想“消除陈规陋习，保持开明头脑”；一位来自马里兰州处理人身伤害案件的律师想把州立法律中的交通法规写在伊拉克的法律中；一位24岁的房地产商因重开巴格达股市而受到起诉；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一名员工被任命为五个部门的主管。这本书被改编成电影《绿区》，由马特·达蒙主演，于2010年3月12日上映。 　　

尽管这座“假伊拉克城”的居民们全心全意地投入进重建工作中，但他们仍然面临着不可克服的障碍。共和党的媒体顾问声嘶力竭地鼓吹盲目乐观的情绪，但真实的伊拉克却势不可挡地陷入无政府状态，完成重建任务已遥遥无期。绿区里的人们也开始感到梦想破灭了。“我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但却在现实面前手足无措，”那位来自新墨西哥的学者不得不承认道。 　　

牧师 　　

45岁的牧师安德鲁·怀特又被人称作“巴格达牧师”。自1998年起，他以考文垂大教堂国际和解中心的主管身份，在伊拉克断断续续地工作了数十年，因此他熟识伊拉克全国所有的宗教领袖。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留在英国剑桥的怀特强烈要求再次返回伊拉克。 　　

“我记得一位英国将军对我说，'你这周不能回来。再给我们几个星期的时间，到时候安全一些。’当然了，社会安全状况根本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 　　“五月初，我终于回来了。当时，我住在底格里斯河旁一幢美丽的房子里，但后来140多个伊拉克内政部的武装人员袭击了我们，抢走了我们的钱和电话。我只好搬去绿区居住，那里一片混乱。” 　　

“人们都睡在走廊里的床垫上。司法部的人就在楼梯下的两张桌子上办公。英国占了一块地下停车场，命名为'海洋之崖’，于是我在那里找了一辆拖车，住了下来。厕所取名为'剑桥大学’。我在萨达姆共和宫的正殿里支起一个祈祷室，王座就成了牧师的椅子。后来叛军开始炮轰绿区，正殿被强制征用，作为士兵的卧室；祈祷室移到了一顶帐篷里。我们做弥撒的时候，经常被迫击炮袭击的警笛打断。” 　　

“我此行的目的是要促进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和解。那年六月的一天，我去拜见保罗·布雷默。我对他说：'特使先生，我们必须解决宗教问题，否则会陷入严重的危机。’他回答道：'噢，安德鲁，我们不用担心宗教问题。这是一个非宗教国家。我们首先要解决水电问题。’几周后，他回来见我时说：'由于宗教争端，我没能解决好水电问题。’” 　　

“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在坦克和部队上花了大笔的钱，却没有为宗教和解投入一分钱。他们就是不明白伊拉克宗教领导权之争的重要性。等他们终于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此时的伊拉克已经陷入一场严重的宗教派别纷争，成千上万的人流血身亡。我在巴格达建立的圣乔治教堂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三四百个教徒死于非命；十一位神职人员在大马路上被阿曼人劫走，至今都不知下落；教堂也被轰炸了十多次，现在已是一片废墟。” 　　

“联军临时管理当局里有很多好人，但是文化分歧太大。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对伊拉克一无所知，只想把这个国家变成另一个美国。他们想修建美式大学，建立美式医疗保健体系和法律体系，他们甚至还搞政教分离；但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在伊拉克。” 　　

“联军的高级宗教顾问是一位女士，她想建立一个委员会，接管伊拉克的宗教事务部门；委员会里不能有宗教领袖，其中一半的成员都是女性。这个想法实在是目中无人，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的。” 　　

“我支持盟军入侵伊拉克，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萨达姆给人民带来的压迫和折磨。但我真的感到很难过，战后我们犯下了这么多错误。来我这里祈求安慰的，不仅是信徒，还有联军的官员。他们怀着创出新天地的雄心壮志来到伊拉克，但却一事无成。” 　　

投机家 　　

伊拉克战争爆发三个月后，28岁的尼克·霍恩辞去工作，来到伊拉克，寻求发财的机会。最后，他竟成了这个国家残缺不全的电力系统负责人。 　　

“我曾经做了七年的电讯顾问，可这份工作从来就不适合我。我想要更多的挑战和冒险，想要做一份有真正价值的工作，想要得到成就感。也许我只是遭遇了'青年危机’而已吧。2003年6月，我搭乘一辆出租车，穿越沙漠，从约旦来到巴格达。一踏上这片土地，我就径直来到联军临时管理当局的总部——总统宫的大门口。” 　　

“第二天，我开始在'固体垃圾管理处’做志愿者，工作任务就是在巴格达的废墟上捡垃圾。我住进绿区内的拉希德饭店。在饭店的酒吧里我认识了一些人，因此就得到了国际发展部门的一次面试机会。紧接着，他们和我签订了一个月的协约，任命我为伊拉克电力部的'政治顾问’。” 　　

“我有些惊讶。说真的，巴格达投降后三个月后，难道没有专家负责这个国家的电力电网重建工作吗？为什么我这个新手如此轻而易举地就拿到了这份工作？我很快就发现，我实际上是插进联军电力部门的一个间谍，这样英国政府就能从我这里得到情报，了解联军一点进展都没有的原因。” 　　

“联军之所以没有什么进展，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战略计划，没能建立起任何电力体系。这个小部门完全就是在混日子，还试图掩盖进展缓慢的真实原因。他们提交给保罗·布雷默的分析报告里充斥着对前景发展的盲目预测，其实全是胡编乱造的。而布雷默再根据这些报告，做出大而空泛的政策决定。” 　　

“三周后，高级顾问休假回国了。这时，我发现自己实际上成了全国电力供应系统的负责人。第二天，一起电力故障引起了东南城市巴士拉的暴动。布雷默严厉斥责我，要求我做出解释。接着，我被火速派往巴士拉，奉命'把问题解决好’。短短一个小时后，我就踏上了一架C-130运输机，与英国大使、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指挥将军坐在昏暗的机舱内，飞往巴士拉。那时的我真搞不懂，自己怎么落入这个境地的。” 　　

“接下来的几周内，一位能力很强的美国人接管了电力部门，我们也迅速地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团队，制定出战略计划。但他们也没问问我，就让我负责组合投资项目，而且只给了我几天时间，让我准备一份投资高达66亿美元的电力重建预算报告，提交给美国国会。我仅仅在达勒姆读大学期间为一次艺术节做过预算，但那只有区区2000英镑啊。” 　　

“我还负责员工的工资发放。这一点儿也不容易。每个月都有几天，我发现自己成了众人又嫉又恨的对象，因为在四万名员工的眼里，我掌握着分配薪水的大权。所以我的翻译不愿意和我出行，害怕我会被人暗杀。” 　　

“虽然外面越来越危险，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出入绿区，不仅仅是为了监督发电站。伊拉克的发电站曾经是世界一流水平，但多数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被轰炸得残缺不全；之后，虽然政府重新启动电站，但由于这十年来国际制裁不断，电站常常停工，如今的电站简直就是末日地狱——生锈的金属管架上淌着剧毒水滴；破旧的烟囱里冒出滚滚黑烟；人们为了庆祝伊拉克的'解放’，大肆劫掠破坏了缆绳和电线。” 　　

“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一周工作七天，有时候三个月没有一天休假。每天乘着黑鹰直升机飞来飞去，和叙利亚人、土耳其人谈生意，参见部长和将军，签署数百万美元的订单。那段日子太荒诞了，现在想想，简直有些不真实。当时的我不知深浅，但还是决定竭尽所能做到最好。最后，我们还是失败了，没能解决好电力和其他所有问题。但是，我们毕竟努力了。” 　　

副手 　　

50岁的安迪·贝尔帕克有六年指挥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重建工作的经验。伊拉克战争爆发两个月后，英国政府任命他协助进展缓慢的重建工作。 　　“

六月份我来到绿区。当时我身上没有任命书，只有一封英国政府任命我为保罗·布雷默的副手介绍信。但是他只接受美国人做自己的副手。因此，我到的那天，他任命我为运营总监，但没告诉我具体该干些什么，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十天后，他又让我做基础设施总监，接着又叫我管理地区事务。所以，我的官衔很长，简称'DIROPSI’。作为一名手下有800名员工的总监，为了在萨达姆的宫殿里占一方办公地，我还得和别人争。在这里，每一处都是战场。” 　　

“重建伊拉克的工作根本没有任何计划。美国国务院在入侵伊拉克前起草过一份，但被国防部否决了。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完全是白手起家。这里混乱极了，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不论你觉得有多么疯狂，反正伊拉克的情况越来越糟。” 　　

“即使有计划，也毫无实施的可能。交通通讯形同虚设；大家都嚷着必须先恢复电力供应。布雷默已经批准了预算，但这之后什么动静也没有，因为我们没有采购系统。” 　　 

“几乎没有人有重建工作的经验。这本是一项行政管理工作，却由军队掌控；大多数员工都是从政党内部派遣过来的。除了共和党那套理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这些人的想法都很疯狂——比如采用邮政编码制度，把伊拉克的所有产业私有化，将股市完全计算机化，可这时的国民经济体系怎么可能运转起来呢？” 　　

“这些人对绿区外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因为暴力不断升级，他们很少有人能够出去。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座首都多么危险，不知道抢劫掳掠造成了什么程度的毁灭，不知道为了购买石油得排多长的队伍。他们在完成12个星期的定额任务之后，就直接飞回家，连伊拉克到底什么样子都没见过。要想和其他地区的办公处联系上，根本不可能，因为邮件发不出去，电话也打不了。” 　　

“到了八月，布雷默发现联军临时管理当局的资金不足了，便开始东拼西凑，起草一份增补开支的预算书。他一开始想向国会伸手要300亿美元，后来又逐渐降到100亿。起草预算的过程太可笑了。每个部门只有短短几天准备各自的预算书。那位主管重建电力系统的官员只有24小时起草一份完全恢复电力的预算计划。我告诉手下的人，只用提交计划大纲就行了——那么短的时间，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有些预算报告根本不切实际，但尽管如此仍被采纳了，比如说，根据计划，有些电力站要修建在燃料无法输送到的地带。” 　　

“我们在报告里总是挑最好的消息写，比如只摘选最乐观的数据资料。但事实上，伊拉克的情况越来越糟。美国空降了许多退休的将军，其中有些人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2004年6月，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被解散，我也很快飞回了家。” 　　

“回想起来，我真的觉得很难过。联军从未稳定好安全局势，因此它注定失败。然而，它本来可以在基本层面上做出一些成就，以改善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比如恢复电力，修缮桥梁等等。我们让他们失望了。” 　　

“我一直竭尽全力完成好任务。但到后来，我开始阻止一些人的疯狂举动，帮助其他人更有效率地完成任务，或者怀着同情心聆听同事的倾诉——这些倒成了我最主要的工作成绩。因为我不受军规约束，办公室里可以放酒，所以最后那段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为那些筋疲力尽的人们提供一小块休憩的地方，喝一杯威士忌，帮助他们放松下来。” 　　

准新娘 　　

23岁的凯瑟琳·考森刚刚完成学位之际，五角大楼为她提供了一个在巴格达的工作机会。她在那里遇见了未来的丈夫皮尔斯·马施纳。 　　

“我是在2004年2月杀出来的。当时我和好几个人一起住在在宫殿后的一辆拖车里。我的职位是新闻办公室主管的特别助手，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安全隐患的确很严峻。我们时不时会遭到迫击炮的袭击。” 　　

“皮尔斯和我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他是巴格达'Hash House越野赛跑俱乐部’的组织者之一——他们每周都会组织大家沿着绿区慢跑，有些人穿着简单的运动服，有些人还裹着防弹服。但我们俩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因为对音乐的共同爱好。皮尔斯会弹吉他和曼陀林，我会唱歌；于是我们一起组成了一支蓝草乐队，这可能是巴格达第一支美国南部乡村音乐乐队吧。绿区里还有一位会弹班卓琴的上校，于是我们三人常常坐在宫殿后的水池旁，弹琴奏乐，直至深夜。我开始领悟到，在巴格达，迫切需要逃避现实的人们能从音乐中得到莫大的安慰和乐趣。” 　　

“周围的人不会不赞同我和皮尔斯交往的，但我们仍然很低调。绿区里没有多少隐私可言，皮尔斯和我有时就在宫殿外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天。我们还会在绿区里散散步，在炸毁的宫殿和政府大楼废墟里一探究竟。” 　　

“我在2004年的圣诞节前回到家；皮尔斯在巴格达多呆了四个月。两年后，我们在美国结婚了。我们的婚礼有点像巴格达的旧友重聚——因为很多在绿区认识的老朋友都来了。” 　　

伊拉克百姓 　　

萨达姆倒台后，45岁的贾巴·阿巴斯在绿区里当守门人。 　　

“我从未想过自己能住在萨达姆·侯赛因的圣殿里，还能在他的儿子库赛的宫殿里建起一座清真寺，但这就是美军入侵后，真真切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的腿在两伊战争中受了伤，因此战争结束后，只能从事非常低贱的工作。当时，我在一个大家族里干活，这个家族曾经和萨达姆闹僵了关系，离开了毗邻共和宫的家族房产。战争爆发后，主人叫我带上妻子和五个孩子，住进他们的家族房产，防止被人打劫或占用。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大、最脏的房子。所有窗户都被炸得粉碎，家具破旧不堪，房间里一片混乱，堆积的尘土厚度有手指般粗细，四处都挂着蜘蛛网，像极了恐怖电影里的场景。” 　　

“有时候，打劫的只是狂敲一阵门，接着便跑掉了。除了抢劫，还有迫击炮的袭击——有时一天四五十次，但有了主的保佑，我们从未被击中过。那些开炮的人称自己的行为是'抵抗’，但生活的确比以前好多了。” 　　

“当时，一位财政部官员认为我们应当在附近建起一座什叶派清真寺。他在库赛的宫殿里占用了一个房间，叫我看管好。后来，这个房间太小了，不够那么多人做祷告。于是，我们便修建了侯赛因尼叶赫清真寺。” 　　 

“我严格按照日出、正午和日落的时间，在扩音器里提醒大家做祷告。若是在萨达姆的统治时期，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每一天，我都感谢主的恩赐。当然，现在仍然有很多问题，但我们至少能无拘无束地做祷告，随时随地批评政府。” 　　

本文节选发表于《海外文摘》2010年6月号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