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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6000年前的那个挖墓人转世，我转世盗墓就是为了让红山文化重见天日。”姚玉忠站在被告席上依旧不忘神化自己。他作为“红山大案”的头号主犯，也确实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盗墓案的几个之最，不仅涉案人数多达225人，而且还追回文物2063件，价值逾5亿。  不过53岁的姚玉忠借“转世”神化自己的同时，也认为自己被抓冥冥中自有天定。公安部为侦破“红山大案”成立“11.26”专案组，没成想这日正是姚玉忠的生日。而警方抓捕姚玉忠是在凌晨三点，又恰逢姚玉忠降生的时辰。还有姚玉忠的落网地点是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的天义宾馆。 难道这一切真的是“天意”所归吗？姚玉忠从盗墓到被捕，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自学而成的“祖师爷”姚玉忠的犯罪脉络，是从老家内蒙赤峰一路盗向辽西的朝阳。“转世”不过是姚玉忠惑众伎俩，但还是有人将其奉为“盗墓界的祖师爷”、“关外第一高手”。 甚至还有人盛传姚玉忠是祖传的摸金校尉，深得父亲真传，习得“寻龙点穴、求风问水”绝技，可以凭借天象、星斗的位置以及手中的罗盘，就可在方圆百里确定一座古墓位置。 外界将姚玉忠传得神乎其神，其实姚家祖传的是篾匠，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织席贩履，而姚玉忠的盗墓技术纯属自学而成。  1962年，姚玉忠出生于内蒙赤峰宁城县新房村一普通农家。父亲除了种地外，就靠编筐技艺养活家中七个孩子。 姚玉忠在家排行老三，自幼聪明机灵，不仅经常走村串巷贩卖皮子、猪鬃之类物品，属于村中头脑活络的人物，而且特喜欢读书，虽只有小学文化，字都未认全，却看过很多“风水”、“易经”之类的书籍，对天文、地理颇有研究。  其实姚玉忠自幼喜欢研究风水，皆与老家的地缘文化有关。赤峰顾名思义就是“红山”，相传远古时期，西王母欲惩罚犯规的九位仙女，吓得九仙女慌乱间打翻了胭脂盒，胭脂洒落人间，形成九座红色的山峰，所以红山又名九女山。 1930年，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在赤峰一带考古，曾发现许多陶片与古代文明遗迹。后来梁思礼将距今五六千年前，在辽河流域因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称为“红山文化”。目前这里已发现墓葬、陶窑、祭祀等1000多处遗址，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以及精美玉器。  可想而知赤峰历史文化底蕴之丰厚。譬如1971年赤峰出土的“红山玉猪龙”，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龙的形象。而姚玉忠所在的村庄新房村，更是随时都有可能看到古董。 据说在新房村，每逢暴雨过后，就能在山上捡到石器或陶片，运气好的还有可能会捡到完整的器皿或玉器，那可都是距今几千年的老古董。  其实这都与红山墓葬习俗有关。红山时期的氏族墓葬形式主要是“积石冢”，也就是用许多石块垒起来的石棺墓，然后再选择埋在高山或山丘的顶部。 这种墓葬一般埋得不深，所以历经几千年风雨，许多墓室经过风化、水土流失或开垦等地质变化，就很容易被发现，以致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玉器等随葬品散落民间。 但当地村民意识不到这些古董价值连城，往往随意毁坏，或是廉价换两袋米面。而头脑灵活的姚玉忠却从中意识到了，一个比当篾匠来钱快千万倍的办法～盗墓。  姚玉忠认准这条路后，除了看书学习外，还热衷于“实地考察”。牛河梁遗址公园、赤峰博物馆、故宫以及清东陵，甚至赤峰、深圳、北京等地的古玩市场都是姚玉忠的重要考察场所。他一方面将书面知识与实际相结合，研究墓葬形制特点；另一方面则通过多看实物，以提高自己的文物鉴赏能力。 不明所以的村民们看到姚玉忠衣着谈吐变得儒雅，不再像农民或小商贩，只以为他迷上了旅游喜欢出去见世面，却未料姚玉忠正在暗中储备盗墓技能。 姚玉忠考察归来后，将理论结合实践，又喜欢上了“爬山”，没事儿就到建平县和凌源市的一些山上转悠，有时一待就是一天。就在姚玉忠被捕的前一天，他还去山上看了一次。其实这就是盗墓圈所谓的“踩点”或“点穴”。 随着红山文化兴起，许多来自西安、洛阳的盗墓者蜂拥而至，但他们都没有盗掘成功。其实并非他们水平不行，而是他们不了解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墓葬特点。  红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当时还没有金属工具，墓葬中皆是陶器、玉器，并无金银以及青铜等金属器皿，所以一般盗墓者拿着现代金属探测仪，根本就找不到那些积石冢的位置。而姚玉忠却可以完全不依赖任何高科技工具准确定位。 据新房村村民回忆，姚玉忠少时与发小们一起放牛，经常玩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孩子在山包这边，耳朵贴在地上，另一个孩子几十步外跺脚，趴在地上的孩子可以听到土层中传来的“咚咚”声。别的孩子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姚玉忠知道此处下面有古墓。 由此可见姚玉忠对墓葬文化悟性极高，再加上后期潜心学习，可以说吃透了红山墓葬的特点，不仅可以准确定位墓葬，而且还能知道墓主人身份是平民还是上等阶层，所以总能找到比别人出货多的古墓。  牛河梁地区的16个红山文化遗址，都惊人地呈现北斗七星的排列布局，可见古人是按照风水学来选定墓址。虽说历经几千年，红山遗址的地质与外部环境可能有变化，但星象不会变，所以姚玉忠就是先凭借星象、风水确定古墓的大致区域，然后再借助民间传说与资料进一步确定古墓大体位置，最后再用其特制的“扎子”探土，最终断定积石冢具体位置。 姚玉忠所用的“扎子”与“三维立体成像仪”等现代高科技手段相比，简单又特殊。“扎子”是由多截钢筋连接而成，不仅携带组装方便，而且性能也要比传统的洛阳铲要高。姚玉忠将“扎子”扎进土里拔出后，通过观察扎头上土层颜色变化，判断下面是否存在“活土”，继而推测下面是否有墓葬。  一般情况下，姚玉忠白天踩点，用“扎子”发现古墓后，当天晚上就开挖。而且姚玉忠比别人高明的是，他还经常随身携带一包草籽。 姚玉忠盗墓多选在夏秋草木生长旺盛之际，每次盗墓就像给墓葬做一个“微创手术”，然后临走时除了回填盗洞，有时还会撒下一把草籽，用不了多久，盗洞口处就会草木茂盛，以免被人察觉。 姚玉忠的这些神技以及盗墓极高的成功率，在同行兼合伙人冯杰的渲染下，一度成为盗墓圈中多人膜拜的“祖师爷”。所以“红山大案”打掉的12个盗墓团伙中，有9个与姚玉忠有联系，许多盗墓团伙头目，以前都曾在姚玉忠手下干过活儿，都幻想有朝一日能像“祖师爷”一般风光，但这位“祖师爷”的人品却不咋地道。  “祖师爷”的贪、精、狠、毒中国盗墓史上曾出现不少门派，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摸金校尉、搬山道人、卸岭力士以及发丘将军等四大门派。这些门派各有特点，有的采用暴力破坏古墓，也有的利用星象风水定位，所以民间素有“发丘有印、摸金有符、搬山有术、卸岭有甲”之说。 而红山文化因处关外，以前鲜有人关注，盗墓者也比较少，所以姚玉忠的横空出世可以说自成一派，并得到当地盗墓圈推崇。不过据当地落网的盗墓团伙成员反映，姚玉忠比较“贪、毒、狠”，不太能合人。 姚玉忠作案频率相当高，2013年～2014年仅一年时间里，他就参与作案200多起。而他每次踩点，都是独自前往，不允许别人跟随。姚玉忠私下聊天也从不涉及踩点的诀窍，甚至连亲弟弟姚玉飞也甚少传授，以致姚玉飞后来一气之下投奔了冯杰团伙。 即便是挖出“货”后，姚玉忠也常常“分赃不均”。其实每次作案，姚玉忠很少亲自动手，都是在旁边指挥。但到文物快要出土时，姚玉忠就支别人去喝水抽烟，他独自下坑拿小刀仔细刮掉文物上的最后一层土后，将文物装进自己口袋。谁也不知道到底挖出什么“货”，也不知道挖出多少货，都是姚玉忠销赃后给多少钱就是多少。 据同案犯董财供述，他们曾在朝阳市农村公路边的山上挖掘过三个地方，地点是姚玉忠确定，让怎么挖就怎么挖。有一位团伙成员因反复询问出土文物的价值，惹得姚玉忠有些不高兴，他竟当场将一个玉圈与一对儿玉镯砸碎扔进包谷地，并威胁同伙以后爱干不干。 姚玉忠的贪婪逐渐引起他人不满，于是许多骨干成员纷纷另立山头，这也是“红山大案”出现多个盗墓团伙的原因所在。 姚玉忠除了贪婪，还有狡猾的特质。一般盗墓都选在半夜进行，一是因为夜色掩护不易察觉，二是因为行间流传墓中东西阴气过重，出土不能见光的说法。 而姚玉忠选择盗墓时机，除了选择半夜外，大多选在夏秋季节，便于用草皮回填盗洞，而且他每次作案前都要看“天气预报”，有时专门选在下雨前作案，以便大雨冲刷掉作案痕迹。 可以说姚玉忠的反侦察意识相当强，不仅如此，他对自己的“狠劲”也鲜有人堪比。有一次，警方在山上蹲守布控，与盗墓贼撞个正着，可有个盗墓贼宁肯跳崖也不愿被抓，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姚玉忠。 姚玉忠那次被摔断三根肋骨，可他怕引起警方怀疑，不敢去医院，竟跑到赌场故意与人起争执，伪造“打架腰部受伤”才去了医院。其实警方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早就知道有个很神、出货很快的老姚存在，但因姚玉忠太过狡猾，警方没有查到更进一步的细节，估计那次如果不是姚玉飞落网，想抓到姚玉忠可能很难。 姚玉忠不仅对自己狠劲儿，即便是同行或合伙人，他同样会下黑手。2014年10月26日晚，王某山等五人在姚玉忠指使下闯进冯杰家中，强行捆住冯杰的手、脚，进行殴打威胁，最终从冯杰的古玩店保险柜中抢走11件红山文物。 因为文物来路不当，冯杰不敢报案，只得让两名心腹暗查到底谁抢了自己。直到落网后，冯杰才知道下手的居然是曾亲密合作过的姚玉忠。 姚玉忠之所以黑吃黑，除了因为分赃不均、以及弟弟姚玉飞投奔冯杰等琐碎矛盾，触犯了他的利益外，最主要是其知道冯杰手中有不少“好东西”，可以用来缓解资金压力。 难道姚玉忠还会缺钱吗？还别说他还真缺钱，据说姚玉忠落网后，司法机关清查其个人账户里居然只有一分钱，其盗掘文物所得赃款都被输在了牌桌上。 姚玉忠在盗墓圈名声显赫，但在赌桌上却是个十赌九输的“老败家”。也许源于数十年昼伏夜出的盗墓生涯，姚玉忠一到晚间就眼睛特别亮，只要不盗墓，就聚到一起赌博，一赌就是一个通宵。 可以说姚玉忠除了盗墓外，最大的生活乐趣就是赌博，可其赌技太差，甚至经常落入圈套。有一次，一个瘸子出老千，让姚玉忠下重注输个精光，最后不得不用自己盗来的玉器抵押。 姚玉忠本人就曾说过，在河北某地下赌场一下子欠下7000多万元赌债，有时来不及出售文物，就直接拿文物抵押，原本值100万的文物折半要50万元，甚至有时直接一折，以10万元低价当场抵押，事后鲜少赎回。 尽管如此，姚玉忠还是认为赌场是最真实的人生，所以他因为输得太多急了眼，才会黑吃黑吃到冯杰头上。 姚玉忠个性孤傲，曾自诩100个考古专家都比不上他一个。也许他对古墓的研究确实有独到之处，但不行正路，终归会善恶到头终有报。 “祖师爷”的没落姚玉忠经过多年经营，已形成了资金提供、设备投入、勘探古墓、盗掘古墓、销售分赃的一条龙产业链。他们疯狂的盗墓行径，也已引起的警方的注意。 2015年，辽宁警方为侦破一系列盗墓案，特成立了“11.26”专案组，一举抓获10个盗墓团伙217人，缴获文物涵盖了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战国时期、汉代、三燕、辽、金、元、明、清等多个时期的出土文物。 因为涉案人数众多，并且案情复杂重大，遂这一系列盗墓案被称为“红山大案”。而姚玉忠因一人犯数罪，成为此系列盗墓案的头号主犯，并于2016年4月14日，被朝阳市中级法院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抢劫罪以及倒卖文物等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但姚玉忠并不打算认账，不仅借用“转世”之说为自己狡辩，甚至还惋惜地说：“我已经找到了秦始皇陵墓入口，还想去秦陵呢，太可惜！” 其实没有认识到盗墓乃犯法行为的不止姚玉忠一人，直到现在姚玉忠老家的亲戚还在说：“姚玉忠被抓太可惜了，他的看山本事，现在人们想学也没地方学了。” 中国自遥远的商代就有灵魂不灭的观念，于是就走了厚葬之风。后来《中庸》又提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简单说就是认为，对待死者要像活着一样，才是真正的孝道。所以人们才会用丰厚的财物给逝去的亲人陪葬。 而厚葬的恶果就是吸引众多盗墓者，甘冒法律制裁风险，不顾道德舆论的谴责，抵制住内心深处的恐惧，在寂静的夜晚将罪恶的斧头伸向古墓。 因为巨大利益诱惑，姚玉忠们意识不到盗墓违法，所以现代不仅存在着盗墓者，而且暂时还无法杜绝。我们唯有加大打击与严惩盗墓贼的力度，以尽可能避免文物的大量流失，以及历史文化考古的断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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