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引 言  毫无疑问，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金瓶梅》都称得上是具有界碑意义的伟大作品。 关于这部伟大作品的作者，现在中外出版的各种《金瓶梅》版本（包括译本）几乎毫无例外的都印上了兰陵笑笑生著，兰陵笑笑生似乎已经获得了《金瓶梅》当然的著作权。 但是，说兰陵笑笑生是《金瓶梅》的作者，这不过是三百多年前一位书商搞的一个大骗局，兰陵笑笑生不是《金瓶梅》的作者，他不过是《新刻金瓶梅词话》的编校者。 现存所谓的“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一种，日本两种全本和一个残本），也不是什么“万历本”，它其实刻于清初。 三百多年前这位书商在其所刻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卷端加上了一篇《欣欣子序》，序中说兰陵笑笑生是《金瓶梅》的作者，这不过是为了赢利的目的，自我标榜，这也是明末清初书商们惯用的伎俩，本不足为怪，他制造这个大骗局的目的最多也不过是“欺世”，即骗骗当时的读者，他其实并不想欺骗后世的人，也万万没有想到会欺骗后世的人。 但是这个骗局却大大地欺骗了三百年后的《金瓶梅》研究者，他们对兰陵笑笑生是《金瓶梅》的作者这一骗局信以为真，化大气力来考证这位兰陵笑笑生，专著继出，论文更是连篇累牍。 人们为“兰陵”究属何地争论不休，为兰陵笑笑生究为何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几乎挥动老拳，熙熙攘攘，整整热闹了二十年，演出了一场大闹剧。 而这大闹剧的演出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抛弃传统的“汉学”精神、鄙视基础研究的直接结果。 演出了历时二十年的大闹剧，这已经够不幸了，而在演出中又出现了那么多令人苦笑不得的“硬伤”，这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场大悲剧。 我们现在就来揭穿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结束这场大闹剧，并逐渐停演这场学术史上的大悲剧。  
《新刻金瓶梅词话》   甲《金瓶梅》版本新论 我们现在要揭穿《金瓶梅》的大骗局，就要讨论《金瓶梅》的版本，而这不能不从头说起，即从《金瓶梅》手抄本说起。 壹 手抄本《金瓶梅》 关于手抄本《金瓶梅》，我在拙作《〈金瓶梅〉抄本考》[1]与《〈金瓶梅〉卷帙与版本之谜》[2]中，曾经阐述过我的看法，现把主要观点引录如下： 在上述拙作中我的结论是《金瓶梅》早期抄本拥有者计十二人，他们是：王世贞、徐文贞、刘承禧、袁中道、沈德符、王肯堂、董其昌、袁宏道、谢肇浙、丘志充、王百谷、文在兹。 虽然不止一个人记述过王世贞手中拥有《金瓶梅》全抄本，但其实记述人均未见过，因此可以不论。 余下的十一人手中的抄本，就其传抄关系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系统，现在分别加以叙述。 第一种子系统为：徐文贞、刘承禧、沈德符、董其昌、袁宏道、谢肇浙、丘志充。 在这个子系统中，拥有所谓“全抄本”的四个人手中的抄本关系是： 徐文贞－→刘承禧－→袁中道－→沈德符 拥有不全抄本的四个人手中的抄本，谢肇浙的抄本来自丘志充和袁宏道，而袁宏道又抄自董其昌。 这个抄本子系统的“全抄本”也好，不全抄本也罢，正是谢肇浙所说的“为卷二十”的系统。 第二种子系统为：王肯堂、王百谷。 记述这种子系统抄本的是屠本 ，他没有说明这种子系统抄本的卷数， 但却说：“书帙与《水浒传》相埒。” 第三种子系统为文在兹。 记述这种子系统抄本的是薛冈，他亦未曾说明其卷帙情况。 下面我们来探究一下这三种子系统抄本之间的关系。 薛冈记述的文在兹的抄本，即第三种子系统的抄本，正同于初刊本《金瓶梅》，而初刊本《金瓶梅》是以第一种子系统的抄本为底本刊印的（详见拙作《金瓶梅抄本考》）。 所以这第三种子系统的抄本实在正与第一种子系统抄本相同，亦应为二十卷本。 第二种子系统抄本由王肯堂与王百谷抄本组成。 王百谷的抄本与丘志充的抄本均为《金瓶梅》后半部抄本，其间之关系难以明了。但王肯堂抄本则与董其昌、文在兹手中的抄本关系密切： 第一，三种抄本均为《金瓶梅》前半部之抄本。 第二，王肯堂的抄本与董其昌的抄本，卷帙相当。 第三，王肯堂与董其昌为同年进士，时为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为二甲第一名，王肯堂为三甲第一百八十四名，又一同被选为庶吉士（王肯堂为庶吉士第一），进了翰林院。而且王肯堂与董其昌情深意笃，交往密切。 文在兹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也被选为庶吉士，进了翰林院。薛冈正是于文在兹供职翰林院时见到其手中的《金瓶梅》抄本的。 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这三人抄本之关系的确凿记载，但由上述三点，我们似不难推断王肯堂之抄本与董其昌、文在兹手中抄本同为一个系统的抄本，即亦为二十卷本。 因此，我以为，《金瓶梅》早期抄本说到底，实为同一系统抄本，即均为二十卷本。  贰 初刊本《金瓶梅》 关于现在存世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台湾故宫博物院一种，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一种、德山毛利氏栖息堂一种、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残本）是否为《金瓶梅》初刊本问题。 众所周知，目前海内外学术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归结起来不外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刊本；一种意见认为它只是初刊本的翻刻本，即为《金瓶梅》第二代词话本。 我在拙作《金瓶梅抄本本考》、《从〈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3]等文章中，已经阐述过我的看法，即现在存世的上述《新刻金瓶梅词话》为初刊本《金瓶梅》之翻刻本，为第二代词话本。 不但可以确认在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前，的确有一种词话本《金瓶梅》刻印过，而且可以对其大致情形加以勾勒： 第一，这个初刊本《金瓶梅》是词话本。 这不仅有“崇祯本”系统《金瓶梅》卷题七、九可以作证，有“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中绝大部分内容与词话本相同（甚至错误之处亦相同）可以作证，还有丁耀亢《续金瓶梅后集凡例》可以作证： 小说类有诗词，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今因题附以新词，参入正论，较之他作，颇多佳句，不至有套腐鄙俚之病。 而我在上边提到的拙作《从〈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一文中，已经论证过丁氏所谓的“前集”，并不是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本。 第二，初刊本《金瓶梅》是以刘承禧系统抄本为底本刻印的（详见拙作《金瓶梅抄本考》），它是二十卷本，而非十卷本。 第三，初刊本《金瓶梅》的名称当为《金瓶梅词话》，这有“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卷题七、九可证另有明代崇祯二年己巳（1629）西湖碧山卧樵纂辑的《幽怪诗谭》卷首的听石居士所写的《小引》可证： ……其余或仙或禅，或茗或酒，或美人或剑客，以幽怪之致与诸家相掩映者，不可殚述，而总之以百回小说作七十家之语。不观夫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4] 第四，初刊本《金瓶梅》就是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所说的“吴中悬之国门”的刻本。其刻印时间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这不仅有“弄珠客”的序言可证，有沈德符“未几，而吴中悬之国门”可证，还有薛冈的话可证。 初刊本《金瓶梅》卷端只有“东吴弄珠客序”，而无欣欣子序、廿公跋，也没有开头的四首《行香子》引词和四贪诗。（详见拙作《从〈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
《万历野获编》 叁 “崇祯本”《金瓶梅》 “崇祯本”有两种子系统，第一种子系统即每半页10行，每行22字，无廿公跋的系统，这种系统以通州王氏藏本为最善、最早，可惜今已不知下落，现存者当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代表；第二种子系统，即每半页11行，每行28 字，有廿公跋的系统，这种系统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代表。 多年从事过“崇祯本”系统研究的黄霖先生与王汝梅先生都认为，“崇祯本”第一种子系统早于第二种子系统。 他们的结论都是通过对“崇祯本”系统内部各种版本的校勘对比得出的。 关于这两种子系统的“崇祯本”《金瓶梅》刻印的先后，我现在再作些补充论证： 北京大学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四十六回是第十卷的开始，本应作“第十卷”，但却刻作“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九”。 天津图书馆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本，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也是如此，唯内阁文库本及首都图书馆藏本才印作“第十卷”。 北京大学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七十六回应是第十六卷之起始，但却印作“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五”；上海图书馆藏乙本亦如此，而其馆藏甲本则印作“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之十”。内阁文库本及首都图书馆藏本方印作“卷之十六”。 北京大学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五十一回应为第十一卷之开始，按惯例应刻作“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十一”，但它却漏掉了“之十一”这个卷数，似乎刻印者不知此处应为多少卷。 内阁文库本方补上了“之十一”这个卷数。内阁文库本后出，所以改正了前者的错误。 关于以内阁文库本为代表的“崇祯本”《金瓶梅》，我下面还要具体加以论证。
本衙藏板 肆 现存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 关于现存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我现在要加以论证的是：《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刻于明万历年间，而是刻于清顺治年间或康熙初年。 一 《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年代是要害 众所周知，最早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现在存世的共有三种全本（个别缺页不计）和一种残本。这些藏本除一种全本现存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之外，其余几种均在日本。 目前中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上述几种早期《新刻金瓶梅词话》为同版，只是印刷时间不同。对于这几种藏本的刻印年代，学者们曾作过版本鉴定： 郑振铎先生以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是“万历间的北方刻本，白绵纸印”；[5]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氏据字样推定日本慈眼堂藏本为崇祯年间刻本。[6] 大多数学者以为上述这几种早期藏本是“万历本”，个别学者以为可能是天启年间的刻本，而没有一个人不认为它们是明代刻本的。 但我却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当刻于清初的顺治年间或康熙初年。对此，我们不能不作认真的考证。 《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年代的上限是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因为该书卷端的东吴弄珠客序题署的时间就是这一年；其下限不会晚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因为日本德山毛利氏藏本就在这一年被著录于书目之中了。 这一时段跨度较大，要考证其具体年代，我以为应该从《新刻金瓶梅词话》与“崇祯本”《金瓶梅》之间的关系入手。 二 《新刻金瓶梅词话》与“崇祯本”《金瓶梅》之关系 关于《新刻金瓶梅词话》与“崇祯本”《金瓶梅》之关系，以往的中外学者都以为后者是据前者改写的。对此，五十年代，美国的韩南博士曾提出异议，[7]此后中国学者也有人提出过异议，但都拿不出可靠的依据或者语焉不详。 八十年代末，我曾经写过一篇《从〈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刊于《吉林大学学报》1989年2期，已经透露过我的看法，即《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时间比较晚，但具体晚到什么时间没有弄清楚。 而正在此时，香港的梅节先生对此问题的研究却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 梅节先生通过对《新刻金瓶梅词话》与“崇祯本”《金瓶梅》的反复校勘对比得出结论，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金瓶梅》。 他最重要的论据是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中有很多“重文”，这些“重文”来自“崇祯本”《金瓶梅》，是刻印时校入的。如： （王婆将金莲卖给武二，得了一百两身价钱，寻思要落他大半），他家大娘子身（只）交我发脱，又没和我定价钱。我今胡乱与他一二十两银子满纂的就是了。绑着鬼也落他多一半养家。（八十七回） “满纂的”为北方方言，意为“满顶了”，“崇祯本”改写者怕读者不懂，改为“就是了”。 《新刻金瓶梅词话》却都采用了，造成语意重复，是谓“重文”。 另一种“重文”是，按《新刻金瓶梅词话》之通例是一事一赞，但其28回开头写西门庆与潘金莲淫乐却同时用了词和诗，这首词即来之“崇祯本”《金瓶梅》。又如： （应伯爵说贲四）“一向撰的钱也勾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拿言语错了他错儿，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来求我，送了我这三两银子。我且买了几匹布，勾孩子们冬衣了。” 正是：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毕竟不知后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正是：只恨闲愁成懊恼，如（始）处伶俐不如痴。（三十五回） 这段文字的结尾处，从第一个“正是”到“且听下回分解”是《新刻金瓶梅词话》结尾的惯例；从第二个“正是”到末尾是“崇祯本”之惯例，但《新刻金瓶梅词话》却两用之，即把“崇祯本”的这一段的结尾也抄上了，这是床上加床，且自乱体例。 应该说梅节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梅节先生最后却说：“至于今本词话所据校的，是现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还是它的原刻本或底本，则可以研究。” 梅节先生所据校的是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但却留下了这样的疑问，可见梅节先生忽视了“廿公跋”这个关键，因此不容易使人信服。[9]
万历本 三 “廿公跋”是关键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端有三篇序言（跋），即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我以为要探讨《新刻金瓶梅词话》与“崇祯本”《金瓶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这三篇序言的关系入手，即通过判明这三篇序言写作时间的早晚来加以判断，而这中间，“廿公跋”则是关键。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三篇序言的内在关系。 “廿公跋”的矛头是直接指向“东吴弄珠客”序的。 “东吴弄珠客”序题写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廿公跋”题写于崇祯十四年到十六年之间（详下）。 三百五十多年过去了，却很少有人认真去思考一下这两个序言之间的关系。经过认真分析，我认为“廿公跋”的矛头是直接指向“东吴弄珠客”序的，是对“东吴弄珠客”序的批判。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先来看看这两篇序言所表述的主要内容。 先看看“弄珠客”序的主要内容： 起：“《金瓶梅》，秽书也。”这是该序的中心论点。 承：“袁石公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直承“秽书”而来，不能因为袁中郎极口称赞，就改变其“秽书”之性质。 转：“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指出作者虽作此“秽书”，但目的是为了戒世。 合：“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 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如果不“识得此意”呢？那么，《金瓶梅》作者和袁中郎就无疑都成了“导淫宣欲之尤矣”。 我们不难看出，“弄珠客”序虽然提示人们，《金瓶梅》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是戒世的，但不可否认，《金瓶梅》是“秽书”。 如果我们把“弄珠客”序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关于《金瓶梅》的那段话对照起来看，会看得更为清楚。沈德符说： “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予曰：'此等书必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匣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沈德符说《金瓶梅》是“秽书”，一旦板行，则坏人心术，罪不可赦。“弄珠客”序超出沈德符的地方是以为《金瓶梅》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戒世，但不否认《金瓶梅》是“秽书”。 我们再来看看“廿公跋”的观点： 起：“《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这是中心论点。 承：“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这是说《金瓶梅》中虽然有淫秽之处，但正如《诗经》中的“郑卫”之风，连孔夫子都不删。 转：“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这是说《金瓶梅》作者、刻印者都功德无量。 合：“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这是说把《金瓶梅》看作“淫书”（“秽书”），这是无知，这是既不了解作者心意，也冤屈了刻印者。
《金瓶梅序》 把“廿公跋”与“弄珠客”序进行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廿公跋”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弄珠客”序言的：“不知者竟目为淫书”是针对“《金瓶梅》，秽书也”； “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是针对“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盖有所刺也”是针对“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是针对“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 “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是针对“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 应该承认“弄珠客”序不仅已经认为《金瓶梅》作者是有意戒世的，而且已经看到了书中所描画的以西门庆、应伯爵以及诸丑妇为代表的社会丑类，“令人读之汗下”。 但其着眼点或侧重点则仍在书中的淫秽描写，所以始终不能跳出《金瓶梅》是“秽书”的圈子；因此耽心此书流行可能会有“导淫宣欲”之结果。 但“廿公”比他站得更高，强调《金瓶梅》不是秽书；强调《金瓶梅》是“有所刺”；认为《金瓶梅》之流行将功德无量。 他所最为不满意于“弄珠客”的就是“弄珠客”给《金瓶梅》所下的“秽书”的断语，其立论之出发点或基础也正在于此。 四 “欣欣子”序与“廿公跋”和“弄珠客”序之关系 “廿公跋”是“弄珠客”序与“欣欣子”序之间的桥梁。 分析一下“欣欣子”序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该序开始是紧承“廿公跋”而来，其“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直承“廿公跋”之“盖有所刺也”；其“《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议论则直承“廿公跋”之“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 也就是说“欣欣子”序充分肯定了“廿公跋”的《金瓶梅》不是淫书的观点。但“欣欣子”序并没有停留在“廿公跋”的基点上，他又大大地加以发挥与升华，他把“欲”与“情”与“人生”连在了一起；不仅如此，他还把个人命运和家国之治，同“时运代谢”连在了一起；他还并不就停留在人生与政治的层面，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 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 这就不仅直承和呼应“廿公跋”，而且从更高的层次批评了“弄珠客”之序。 就风格而言，“弄珠客”序虽亦庄亦谐，但不免时露轻佻与油滑；“廿公跋”则充满激情与义愤，其“特为白之”则近于呐喊；“欣欣子”序则放纵恣肆，而不失旷达。 而如果从上述沈德符的那段关于《金瓶梅》的议论开始，到“弄珠客”序，到“廿公跋”，再到“欣欣子”序，这中间认识进步的层次性与前后因果承袭的连续性昭然若揭。 但以往的研究者，却以为“弄珠客”序、“廿公跋”与“欣欣子”序是同一时间的东西，把《新刻金瓶梅词话》当作《金瓶梅》的初刻本，认为这三个序跋同时出现在这个初刻本上，因此便不能回答这样的诘问：“崇祯本”的改写者既然见到了“欣欣子”序，为什么却不予收录？魏子云先生说“非不见也，隐不言也”。 王汝梅先生已经看到了“欣欣子”序与“弄珠客”序的观点不同，这是其灼见，但因为不清楚二者之间的前因后果，却把因果弄颠倒了。[11] 上面我从《金瓶梅》三序跋内容入手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现在我再从《金瓶梅》书名的角度来看看《欣欣子序》和《廿公跋》之间的内在关系。 明清两代人谈到《金瓶梅》时，除个别人称其为《金瓶梅词话》外，绝大多数人都将书名写作《金瓶梅》，惟有《欣欣子序》和《廿公跋》将书名写作《金瓶梅传》。 这一序一跋关于《金瓶梅》书名的特别称谓的一致性，正是二者有着内在的前后承袭关系的内证，也是铁证。 既然《欣欣子序》和《廿公跋》之间存在着前后承袭的关系，那么这二者到底谁先谁后？谁是始作俑者？
《金瓶梅词话序》 我以为《廿公跋》先出，《欣欣子序》后出并承袭了《廿公跋》的一些说法，这同样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对于《欣欣子序》在内容上对《廿公跋》的承袭，我在上面已经阐述过了。为了令人信服，我现在再提出一个证据。 《欣欣子序》和《廿公跋》一开头都谈到了《金瓶梅》的作者，《欣欣子序》明言《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但《廿公跋》却说是“世庙时一巨公”，并不知其姓名或别号。 如果《欣欣子序》先出，《廿公跋》是承袭了《欣欣子序》，那么《廿公跋》绝不应避开《欣欣子序》明确提出的《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不谈，而另提出并不确定的“世庙时一巨公”这样的作者。 况且《欣欣子序》中的“兰陵笑笑生”不会是甚么“巨公”。《欣欣子序》和《廿公跋》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提法，明确地昭示了它们之间的先后关系。 因此，《廿公跋》作于前，《欣欣子序》写于其后，这同样也是不争的铁一般的事实。 弄清楚了“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三者之间的前因后果，则《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金瓶梅》就比较好理解了。 五 “廿公跋”写于崇祯14—16年，作者是杭州书商鲁重民或其友人 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证，详见拙作《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刊于《烟台师范学学报》1999年第4期。 大意为“崇祯本”《金瓶梅》又可以大别为两种子系统：一为每半页10行，每行22字，无《廿公跋》；一为每半页11行，每行28字，有《廿公跋》，后者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代表，后者晚于前者。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在装订时装订为20册，其封面是用该书肆刻印的别的书的废书页折叠起来的。 日本学者荒木猛先生已经查明这些废书页是该书肆刻印的《十三经类语》等书中的，并论证了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即为杭州书商鲁重民所刻。 《十三经类语》的序言的写作时间为崇祯十三年。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当刻于崇祯十四——十六年。我以为《廿公跋》亦作于此时，作者为鲁重民或其友人。
《十三经类语》 六《新刻金瓶梅词话》当刻印于清初 1 《欣欣子序》写于崇祯十四——十六年之后 内阁文库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刻于《十三经类语》之后，那么其刻印时间已经到了崇祯末年（从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只有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而崇祯十七年也就是顺治元年）。 《新刻金瓶梅词话》收入了“廿公跋”，证明它又晚于日本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则其刻印时间最早只能是顺治年间。 《欣欣子序》正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时加上去的。 2 《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时无任何避讳 如上所述，《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时间的上限不会早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其下限不会晚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 从明万历到清康熙这一时期中，刻书很重避讳的是天启、崇祯、康熙，不十分讲究避讳的是万历与顺治（康熙初年也不特严）。 《新刻金瓶梅词话》无任何避讳，证明它只可能刻于万历或顺治（或康熙初年）。 3 “欣欣子”已经透露了自己写作序言的时间 “欣欣子”序言中说：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辉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 眼光敏锐的郑振铎先生已经发现了“欣欣子”序言中这段文字的矛盾，所以他对这段文字加了如下的按语： 按《效颦集》、《怀春集》、《秉烛清谈》等书，皆著录于《百川书志》，都只是成、弘之间作。 丘琼山卒于弘治八年。插入周静轩诗的《三国志演义》，万历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称成、弘间的人物为“前代骚人”而和元微之同类并举，嘉靖间人，当不会是如此的。 盖嘉靖离弘治不过二十多年，离成化不过五十多年，欣欣子何得以“前代骚人”称丘浚、周礼（静轩）辈！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时代，放在万历间（假定《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的罢），则丘浚辈离开他们已有一百多年，确是很辽远的够得上称为“前代骚人”的了。 又序中所引《如意传》，当即《如意君传》；《于湖记》当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盖都是在万历间而始盛传于世的。[12] 但由于郑振铎先生寓于《新刻金瓶梅词话》当刻于万历中期的成见，所以他虽然发现了“欣欣子”序言中这段话的矛盾，却并没有真正予以解决，而自己又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万历年间的人把万历年间的人称为“前代骚人”。 我以为： 第一，从上下文的语气来看，“欣欣子”的这段话里的“前代骚人”是包括《如意君传》和《于湖记》的作者在内的。 第二，这些“前代骚人”中，《莺莺传》的作者元微之是唐朝人，《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是宋元人（那时人们认为罗贯中是宋元人，至少是元人），其余的作者则是明代人。 第三，如果我们把“前代骚人”中的“代”字解为“朝”字，而把“欣欣子”写序的时间放在清代，那么这些“前代骚人”中有唐人，有宋元人，有明代人，这就豁然贯通了。 又，《欣欣子序》说： 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 这里的所谓“世运代谢”、“凶祸”、“蒙耻辱”正是指清人之入关杀戮，明清易帜、改朝换代。 综上所述，我以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当刻于清顺治年间或康熙初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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